變形后動物感傷,親愛的動物生活——讀胡弦組詩《變形虎》
胡弦組詩《變形虎》中采取了一種獨特的動物敘事:他將詩歌史上的動物寓言盡數剝離,空曠的獵場、失去意義的猛獸、變形的精神……詩人在詩歌中告別一個已經高度意義化的猛獸時代,叩問一個新的精神誕生方法。組詩《變形虎》拆解著動物(尤其是猛獸),又將感受擴散到小獸、草木與社會人生中,低處起手,從細微編織著通往幸福的詩學路徑,胡弦組詩《變形虎》促使我們思考,如何走向平衡,如何一面將老虎變形千面,一面作為一只變形虎,回答為什么“這已是親愛的生活”。
猛獸是人類精神的重要詩歌象征,《詩經·邶風·簡兮》有“有力如虎,執轡如組”,德國詩人里爾克凝視著巴黎植物園中的豹,探討文明的困獸之境。阿根廷作家博爾赫斯鐘情于老虎,將其視為精神與信仰的象征:“那初始的金黃。/啊,夕陽的彩霞,/啊,老虎的毛皮,/啊,神話和史詩的光澤”(1)。但在胡弦組詩《變形虎》中,詩人仿佛在宣告,猛獸精神的時代正在悄然結束,強烈的情緒正在被時代的模塊打碎、重組。組詩雖多以猛獸命名,但其中常常不見猛獸的身影,在胡弦的筆下,野地縈繞著危險卻又空蕩的缺席感。如詩歌《獅子》中“灌木叢里,從沒發現過一具獅子的尸體”;《沙漠》中:“濃重的陰影如過剩的經驗,/在重估獅子如癡如醉的心”;詩歌《獵熊記》中,詩人將鏡頭的重心放置在沒有猛獸的“空地”上:“美洲獅、花豹、受傷的熊,都在打轉。/山林郁郁蔥蔥。美洲獅、花豹、受傷的熊,/經過同一片空地。殺戮/開始之前和之后,這空地上的/空曠感都是放縱的。”在詩歌《變形虎》中,可以尋找到各種虎的變形體,如布偶虎、飼養虎、汽車虎、機械虎、發條虎,卻無法找到一只原生的虎,真正的猛獸,正如胡弦在結尾概括道:“栩栩如生,攜帶著虎族/捉摸不定的模糊性”。詩歌《獵熊記》中的熊失去了猛獸的氣質,小熊的媽媽被獵人殺掉,老熊中彈后前來復仇,卻“利爪沒有落下”便離開,而代表著猛獸未來的小熊也“毫無危害”,“他帶著它去追蹤一頭受傷的老熊”,“它跟隨著獵人,被驅趕了多次才最終/停下腳步”。
這些的確是值得傷感的事情,但胡弦顯然沒有停止于這種“里爾克”式的悲傷,再次回味他在詩歌《變形虎》開篇所坦言的“這已是親愛的生活”。虎、虎的野性已經距離十分遙遠,但對虎的悼念與失落卻在促使精神的復燃:“老虎變得抽象:一個重要概念的殘余,/既沒有存留,也沒有遁去。/當我們思考它,/就像在呼吸中辨認異樣的空氣。”再如詩歌《獵熊記》的結尾,詩人正面寫道“雪堆積在洞口,就要阻斷/一個山洞和世界的聯系”,但獵人與熊、馴化與獵殺已經揭示了“山洞和世界的聯系”正在不斷加深,猛獸精神已經無法獨善其身的驕傲下去了。虎,還是變形虎,胡弦略帶傷感地拋出了一個時代性的問題與焦慮,也暗示了一條自己長久以來踏出的詩學小徑。
“感受”,一種音調低、重本體觀察的感受,詩人試圖從低處出發,從自我的感知中再次誕生,來營救這個猛獸不再的詩歌時代。胡弦曾在訪談中提到:“我寫的是一種更重視‘看見’的詩,一種趨向于沉默的詩。”(2)老詩人葉櫓稱贊他的詩“是在感知的過程中,逐步引人進入體驗的情景,從而深化了詩性的感染力”(3)。在組詩《變形虎》中,胡弦對于“感受”的強調是他面對“猛獸缺席”的詩學回應。這體現在對動物喻義的取消上,從上古圖騰到當下的玩偶、虛擬形象,動物是人類精神情感最親密的伙伴,代表著人類享有的絕對的詮釋權力。而在組詩《變形虎》中,胡弦對人類賦予動物的意義進行了努力的清除工作,這并非為了動物權益,而是對人類“野獸之心”的澄清和復返。如詩歌《獅子》中多次取消意義,取消了悲傷“獅子的眼角有深深的淚槽,仿佛痛哭所致。”取消了權力“當它踞坐山頂,荒野里沒有加冕。”取消了孤獨“風吹拂著它的鬃毛,帶走的是獅子的氣味兒,而非孤獨本身。”取消了思考“它們甚至沒有簡單的認知”。再如詩歌《面無表情》中,詩人直接指出“野生的物種都不需要表情。”面對猛獸變形,刻板的、一如既往的思考顯然是一種負累,胡弦的取消提醒著意義的失效與重新思考的必要。在低處起語的詩歌中,一些草木、石頭露了出來,胡弦素來對此情有獨鐘“作為一個整體,火會死去,但石塊/會一直醒著”(4)。這些靜置在動物兇猛結尾的石頭草木,如《獵熊記》中“松樹披著雪,河里滿是冰。/所有的石頭,都在寒冷中睡去。”以及《面無表情》中“所有草木都面無表情”,將感受的聲響進一步壓低,以自然空間中產生的細微而廣泛的回響,來取代意義對感受的直率占有。
文學充斥著動物性的寓言,作家也在創作中生成著動物性,正如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指出:“寫作是一種生成,寫作之中滲透著異樣的生成,它們不是生成—作家,而是生成—老鼠,生成—昆蟲,生成—狼,等等。”(5)閱讀組詩《變形虎》,我感到有兩種動物或許采取了“感受”的姿態,寄寓著胡弦感知的“生成”,即《鼴鼠的夜晚》中的鼴鼠與《雪原》中的赤狐。詩歌《鼴鼠的夜晚》中,詩人塑造了一只“幸福之中”的鼴鼠,鼴鼠的幸福并非由于環境的安全,而是有賴于其自身敏銳的感受:“你是危險的,光可怕,你要用/鼴鼠的詭秘、敏捷,和非凡的/嗅覺與聽力,才能再次回來。”以自身的感知構筑世界,在后續段落中詩人不斷賦予鼴鼠“人的意象”,如臺燈、空調機、鞋子等,以強化啟示性,直至詩歌末段,鼴鼠的感知與現代都市人生的體驗逐漸形成密切共振:
終于,像只剩下嗅覺和聽力。
洞穴,蜿蜒在十六層的天空中,
黑暗在里面發酵,你在溶解。
——擺脫的舊我像一個寂靜箱體,吊在
電梯井內。你走到陽臺,
輕得像一件睡袍。
詩歌《雪原》集中描繪了赤狐捕獵的場景。詩歌開頭便塑造了赤狐敏銳、謹慎的形象:“赤狐站立不動,它在聽腳下/草甸鼠的動靜,/當它聽得真切,就會突然躍起,頭朝下/朝雪層下扎去。”不僅如此,詩人還詳細敘述了赤狐如何利用運氣捕食,微妙地將讀者與赤狐的感知捏合起來。詩歌末段再次強化了赤狐聽的敏銳,這是動物性的生存之道,也是胡弦從細處調動情感、激發感受的關鍵詩鑰:“洞穴鎖住空氣,卻鎖不住/所有聲音——小心爬行的窸窣/或咀嚼聲/傳向地球表面,微弱,但就要觸及/赤狐的耳廓。”從胡弦筆下的鼴鼠與赤狐,或許可以見出一種相對與“猛獸精神”的“小獸精神”:在高昂、驕傲的猛獸聲音(如《變形虎》中“剩下的虎,喉嚨里的雷鳴,更深,更落寞”)不再奏效時,善于觀察、感知,利用自身智慧求取生存的小獸或許可以成為精神共鳴的對象。而詩人將猛獸的變形與小獸的諦聽放置于組詩之中,也達成了高昂與低沉、詮釋與感受、宏大與細微的詩學平衡。
組詩在語言方面也展現出鮮明的胡弦風格。組詩常以清晰的陳述句推進,展現出冷靜、克制、紀錄的語言風格,這放大了動物題材詩歌的感知力,如《獵熊記》中“小熊對危險缺乏預感。/媽媽已被獵人殺掉。獵人/繼續狩獵,帶著從它媽媽身上剝下的皮。”再如《面無表情》中“一條蟒蛇吞下一只猴子,/那是一只小猴子,只剩下頭還露在外面”。在以陳述句為主的詩行中,胡弦幾乎摒棄了形容詞,為表達情緒,他將形容詞的功能糅合在名詞與動詞中,將不同種類的虛實詞匯并置,形成了一種低聲摩擦、感觸鋒利的詩歌語言,例如詩歌《變形虎》中:
這也是奇跡:當鋼鐵、布片、丙烯腈,
或成分不明的工業材料
都能誕下子嗣,能讓
整個動物界在激動中爆發靈感,
或陷入動漫的囈語。
造假者,你還能為我們的渴求
帶來什么,當一只
小老虎體內只剩下
發條的心痛?
環形鐵軌在圈起它的宗教,在它周圍
世界一動不動,
像患上了神秘主義后遺癥。
這段詩歌中,鋼鐵、布片、丙烯腈、發條、鐵軌等工業詞匯,子嗣、老虎等自然詞匯以及奇跡、宗教、神秘主義等抽象詞匯并置,在語言層面上實現了對變形主題的演繹。在詩歌密集、雜糅的詞匯中,詩歌情緒主要通過詞語的內涵、指向傳達出來,這展現了胡弦詩歌對詩歌語言的定向精進與實驗,也體現了詩人對詩歌語言朝向生命、日常經驗不斷開放的態度。正如詩人概括道:“我讓這種語言保持不要離口語太遠,我估量它對聽力和視力不知不覺地俘獲,以及從中誕生的陌生感和復雜性。”(6)
組詩《變形虎》傳授著時代性的焦慮,廓大的精神,勇敢的比喻或許已經難以動人心弦,傳奇可以被改變為觸手可及的銀幕巨作,也可以在五分鐘的短視頻中一閃而過,也許還會被AI短片做成詭異而快樂的舞蹈。同時,組詩《變形虎》也直接叩問著詩歌變形虎時代的焦慮,現在還能寫一首偉大的詩歌嗎,在寫出一頭猛虎時,是否也有走向布偶、玩具、動漫的焦慮與不安呢。在已經見過詩歌的“猛獸時代”后,還能原封不動的創造一頭野獸嗎。作為詩人,胡弦已經開始審視那顆詩歌的猛獸之心,面對無法拋卻的危險與焦慮,用心把自己縮小、縮小,縮小到一種感覺,在低處:
所有聲音——小心爬行的窸窣
或咀嚼聲
傳向地球表面,微弱,但就要觸及
赤狐的耳廓。
注釋
[1][阿]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著,林之木譯:《老虎的金黃》,上海譯文出版社2016年版,第123頁。
[2] 胡弦、孫冬:《河道消失,“道”留了下來——詩集〈水調歌頭〉二人談》,《中國現代文學論叢》2024年第2期。
[3] 葉櫓:《胡弦論》,《揚子江文學評論》2021年第1期。
[4] 胡弦:《空樓梯》,中國青年出版社2017年版,第31頁。
[5] [法]德勒茲·加塔利著,姜宇輝譯:《資本主義與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上海書店出版社2010年版,第338頁。
[6] 胡弦、孫冬:《河道消失,“道”留了下來——詩集〈水調歌頭〉二人談》,《中國現代文學論叢》2024年第2期。
作者系山東大學文學院博士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