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心的響動,或一座城市的心跳——從《往事蹤影迷蒙》談起
一
王嘯峰的新作《往事蹤影迷蒙》從一通充滿緊迫感的電話寫起。彩鈴聲打斷了耳機中的音樂旋律,張成蹊皺眉接起,被父親張廣輝急召回廠。等待他的是曾經的愛人唐亦如,以及合作方蔡金元破產跑路后一筆足以壓垮企業的貸款危機。一個下午、一間辦公室、三個人,這一狹小的時空切片里濃縮了張成蹊童年時期的種種經歷、與唐亦如的感情羈絆、企業發展變故等前塵往事,而支撐起這繁復內容的是一套精微的物象系統,它們滲透在故事的每一個縫隙里,成為人物內心世界的外化表征與情節推動的催化劑。
金瓜錘是小說中兩代人命運預演的“元意象”。張成蹊童年時曾目睹父親修補金瓜錘,父親承諾下午“給你舞兩下”,卻因劇團“要得急”而食言,張成蹊因此被同學起外號“大話蹊”。于是,這把錘子承載了三重意味:首先,它是父子關系破裂的“原點”,一道橫亙多年的心靈隔閡扎根于此,也預示著張成蹊未能繼承家業的故事走向。其次,金瓜錘是手藝世界的象征。在父親張廣輝打造的劇裝戲具王國中,做戲具、補道具、舞錘弄棒,代表著能工巧匠的手藝傳統。小說中關于“盔帽車間”“圖案車間”“成合車間”的精致摹寫和專業術語的密集呈現,與作者王嘯峰的親身經歷有關。他出身于一個以生產紅木家具而聞名的鄉鎮,親戚朋友中有很多都是木匠和漆匠,他也曾南下在木工行業奮斗多年,對匠人的勞作節奏與心理紋路了如指掌。最后,金瓜錘是張成蹊人格缺陷的預兆。“大話蹊”不僅是同學的戲稱,更如咒語般應驗在他的人生里。他許諾為女友唐亦如開發一款可以設計畫圖的軟件,卻不了了之;他沒有抵住誘惑出軌了一個高個子女人,對舊情草草收場。這把沉默的金瓜錘就這樣暗示了父子兩人都未曾完成的人生課題。鳊魚鱗也是小說中相當精彩的細節。“一片鳊魚鱗黏在發泡餐盒邊,閃著銀光,跟盔帽上抖動的珠花一樣,讓人掂出角色分量。”這個比喻打通了兩個世界:吃盒飯的日常和做戲具的舞臺,柴米油鹽與唱念做打。王嘯峰向來擅長寫美食,從《芥末辣椒醬》到《家宴》,不僅僅是寫食物的口感、香氣、色澤、火候,更通過解碼舌尖的秘密牽連出人心、人性與人情。在《芥末辣椒醬》中,失去孩子的父親陳澤自創蘸料,“酸著鼻子流眼淚、笑著說真過癮”,一口下去,人生的五味雜陳全在里面;《家宴》里,中年男人趙青松借著一桌子菜,撕開了親情的體面外衣,將成人世界的狡黠算計都端上了臺面。《往事蹤影迷蒙》中,張成蹊盯著那片鱗,忽然明白:唐亦如就是這個角色。他由此頓悟,自己一直以來輕視的這個女性是如此可貴且關鍵,像魚鱗之于魚體,是沉默的護甲與自愈的肌理;像珠花之于盔帽,是不可或缺的點睛之筆。在“寫字樓、咖啡機、新風系統、西裝領帶、曲線箭頭、文檔報告”所建構的舒適圈以外,“異質”的唐亦如是一面照出虛偽的鏡子,讓他不得不直視鏡中那個面目模糊的自己。雨更是貫穿全文的核心意象,從“濕漉漉的石板街”到“玄淵湖的水腥味”,從“雨點輕打在窗臺上”到“雨水蒙上銅牌”。雨讓視線模糊,讓往事氤氳,讓心緒變得潮濕而難以捉摸。小說結尾,張成蹊“跑進雨里,傘沒來得及打開”“似乎喊了她名字”。“似乎”是神來一筆,張成蹊甚至不確定自己有沒有喊出聲,因為他總是在“似乎”的狀態里,似乎愛過,似乎后悔,但從未真正行動過,就像那把沒來得及撐開的傘。雨在王嘯峰的小說中,常常承載著曖昧與含混,具有超越氣象本身的敘事功能。在《隱秘花園》中,雨水打濕了少年窺探的月洞門,讓真實與夢境的邊界變得模糊;在《井底之藍》中,雨天是藍衣人傳說被講述的時刻,雨水攜帶著代代相傳的秘密。《往事蹤影迷蒙》則將雨的象征意涵從敘事背景下沉到人物的一句呢喃中,更為精煉,也更具穿透力。
當金瓜錘、鳊魚鱗與雨織成一張意義的網,陷于其中的是王嘯峰筆下反復出現的困頓者。在《島中三日》里,沈云濤置身于現任妻子葉麗珠、前妻史金春與兒子史立強構成的情感債務網中,試圖平衡地周旋其間,卻最終發現“全是空的”;在《雙魚鑰》中,司機張勇軍、領導與被撞女孩形成撲朔迷離的敘事圈套,善惡在一念之間流轉,真相卻懸置在多重可能性之中;在《米蘭和茉莉》里,“我”、米蘭與茉莉構成少年時代的愛情三角,茉莉的妒恨設計破壞了“我”與米蘭的關系,多年后“米蘭快回來了”的許諾終究沒有兌現。從這些人物關系網的延伸來看,王嘯峰的許多小說其實都是在探討“選擇”這一恒久命題。王嘯峰擅長書寫普通人站立于命運岔路口時選擇的猶疑、行動的遲滯。就像《往事蹤影迷蒙》中,張成蹊在每一個需要他做出決斷的關口,都逃避、拖延或干脆不作為。因此,所謂“迷蒙”,或許也指向了行動力的湮滅,在水汽氤氳的蘇州老街巷里,在濕漉漉的雨幕中,一個又一個張成蹊停在了“似乎”的邊界,進退兩難。當然,迷惘與躊躇并非這篇小說的全部。表面來看,《往事蹤影迷蒙》的主題是劇裝戲具這一國家級非遺的傳承困境。小說中提供了大量關于這門手藝的知識:從明朝王鏊《姑蘇志》中的記載,到八七版《紅樓夢》劇裝的制作,再到“開料、圖案設計、刺繡、成合”四道工序,王嘯峰顯然做了扎實的田野調查。將手藝作為人生的隱喻,最精妙之處在于“成合”,即四道工序的最后一道,將各部分組合成完整戲衣。小說的另一主要人物唐亦如正是“成合”的踐行者,她將設計師的創造力、管理者的執行力、傳承人的使命感熔為一爐:她是張廣輝最信賴的徒弟,是劇裝戲具廠在危機中的定海神針,是在其他人說“隨便”時依然清醒篤定。在這層意義上,非遺書寫抵達了比“文化傳承”更深的層面。我們不禁思考:在日益碎片化的時代中,如何選擇才能像唐亦如一般“成合”為完整的“自我”?
二
“迷蒙”是王嘯峰的敘事標識,它既是一種風格——語言的朦朧、意象的氤氳、敘事的碎片化,也是一種世界觀——生活的真相本就是模糊的,確定性與非確定性之間那條邊界,從來都不是涇渭分明。我們可以確信,王嘯峰精心構筑的充滿“東方神秘主義詩學”的“隱秘花園”,昭示著他自覺的美學選擇。
仍從《往事蹤影迷蒙》說起,從時間維度來看,其敘事結構是當下行動與記憶閃回的無縫交織。全部事件發生在一個下午之內,卻嵌入了至少五個時間截面,立足敘述人張成蹊的視角:擁堵快速路上的昏睡觸發對父親帶他看戲的回憶;面對日漸蒼老的父親,他想起自己少年時代嚇破膽的往事;唐亦如垂下的幾綹頭發觸發對過往戀情的懷念;三人靜坐的場景觸發對曾經搬遷危機的追憶;與父親的爭辯后,和唐亦如分手的場景也在記憶的暗房里逐漸顯影。這些“浮光流年”沒有任何炫技的時間標記,而這類處理方式早在《隱秘花園》《雙魚鑰》《抄表記》中已有實踐。從空間維度看,小說中的空間變化構成了一條隱秘的情感軌跡。狀元府是童年記憶的淵藪。這座清末狀元府第改建的廠房,因張成蹊在那里“撞邪”看到一條像“一個穿白帔的女子”的白影,從此被傳像“閻王府”。這座老宅承載著他與父親最初的溫情,也見證了那道再也無法彌合的裂痕。劇裝戲具廠是無法駐留、選擇逃離的空間,張成蹊與它的關系已經變質,他從“在月洞門里彈玻璃珠子”的孩童,變成了“站在窗外看”的成年人。玄淵湖則是未曾到過的“遠方”,新廠搬遷后,玄淵湖新廠不僅在地理位置上偏僻,在情感認知上也愈發邊緣化,漸漸在張成蹊腦子里變成一個概念。三個空間構成了張成蹊心靈世界的地圖,也勾畫出他對于家業從“在場”到“旁觀”再到“缺席”的精神位移。王嘯峰小說的另一敘事智慧是寫實與虛構的深度融合。《往事蹤影迷蒙》中,劇裝戲具的制作工藝、蘇州的地理空間、非遺傳承的現實困境,是高度寫實的。但人物的內心世界、記憶的呈現方式又是完全虛構的。這種虛實并置的敘事策略在其多部作品中均有體現:《雙魚鑰》以無法確證的肇事真相顛覆讀者對“事實”的認知;《回到那個初夏》以主人公兩難情境下的內心纏斗來推動情節;《黑斑》揭示了職場人際關系的荒誕與人在權利中的異化。就《往事蹤影迷蒙》而言,文本中的諸多留白,如蔡金元的破產原因、張成蹊的職業與情感走向、貸款危機的解決方案,均未獲得明確交代,結尾僅以“聽到自己內心響動”戛然而止。這種開放性的敘事姿態是短篇小說的文體魅力所在,也是王嘯峰一以貫之的寫作倫理。
“迷蒙美學”在王嘯峰的創作中有一個清晰的演變過程。早期作品如《井底之藍》《隱秘花園》《角色》,更多依賴于“少年視角”和“鬼氣”氛圍來營造朦朧感,將夢魘、傳說、臆想等虛構元素“嵌入”真實的日常生活圖景。蘇童評價其“蘇州屋檐下的故事,多少有些濕氣”;汪政則提煉為“陰翳的美學”。如在《隱秘花園》中,唱戲女子的身影游走在夢境與現實的邊界;在《井底之藍》中,藍衣人的傳說代代相傳,真假莫辨;在《角色》中,紅衣女子在廊上行,“我”甚至不確定是否真的看見了她。這些混沌、幽暗、神秘的美學趣味引發了讀者與評論家的持續關注。而在小說集《四時成歲》后,我們明顯感受到王嘯峰的敘事焦點逐漸從靈異轉向日常。當童年經驗退居幕后,陰翳氣息大大削弱。于是,迷蒙與恐懼不再關乎某些超自然力量,而是源于人與人間的隔閡、代際的誤解、無法言說的虧欠,最終凝結為當代人普遍的“精神圍城”。我們也可以這樣聯想,那個在鐵線弄、狀元府里游蕩,用一雙充滿好奇的眼睛打量世界的“街角少年”長大了,可能變成了《四時自成歲》中被家庭瑣事撕扯卻甘之如飴的周偉、《引力波》中剛離異又遭逢養老院里老父親執意再婚打擊的鄭小軍、《島中三日》中在情感債務中周旋的沈云濤。當然,懸疑感并未完全消失,但《往事蹤影迷蒙》中狀元府“一條白影”的往事只存在于記憶的遠景中,真正推動情節、制造興波的是人物的內心抉擇。可見,諸多因人、因事、因情而產生的“不確定性”取代了早期的“鬼魅之感”,成為王嘯峰敘事張力的新來源。
三
值得一提的還有王嘯峰的創作與蘇州深厚的文化淵源。蘇州的志怪小說傳統并非新興產物,而是一條從古至今、若隱若現的創作脈絡。文人筆下那個曲巷深弄的蘇州,似乎天然就適合生長出各種奇詭迷離的故事。明代蘇州文人錢希言的《獪園》、祝允明的《志怪錄》、陸粲的《庚巳編》等,都是這一傳統的典型代表。志怪不僅是獵奇之談,更是對人情世態的曲折書寫。到了現代,蘇州作為中國現代通俗文學的重要發源地之一,延續了這座城市與奇異敘事之間的天然親緣。以鴛鴦蝴蝶派為代表的通俗文學群體,主要作家多為蘇州人或長期定居蘇州,他們在創作上追求娛樂性、消遣性、趣味性,面向通俗市民階層。如被譽為“今之淳于髡、東方朔”的程瞻廬,其《茶寮小史》《唐祝文周四杰傳》以幽默筆觸描摹市井百態,書寫蘇州的世俗風情。志怪、偵探、言情諸種類型小說爭奇斗艷,使蘇州成為中國現代通俗文學的城市象征。
這條從志怪到通俗、從獵奇到寫實的敘事脈絡,在王嘯峰的創作實踐中獲得了當代回響。對此一脈絡的承接與轉化,王嘯峰處理得舉重若輕——蘇州之于王嘯峰不僅是地理意義上的故鄉,更是靈魂探詢的坐標點。在王嘯峰筆下,蘇州既具化為街巷、園林、里弄與舊廠房的物質地貌,又升華為承載記憶、隱忍與失落的精神原鄉。在《蘇州煙雨》《吳門夢憶》中,蘇州尚以抒情性的文化懷舊為主調;而至《吳城往事》《不憶蘇州》等作品,志怪元素已從外在的獵奇裝置,內化為觀照日常裂隙與人性幽微的敘事本身。曾經那些湮沒在小街小弄里的傳說和野話,是王嘯峰對城市記憶的打撈,漸漸地,這種打撈從“外部”轉向“內部”,更多地挖掘人物內心與這座城市的有機聯結。在王嘯峰看來,“城市表面平靜、有序,但所謂‘人海闊,無日不風波’”,王嘯峰書寫城市的方式,正是從這些普通人的隱秘心事與坎坷經歷出發,讓他們的喜怒哀樂成為城市文學的敘事重心。
最后還是回到《往事蹤影迷蒙》這篇小說本身,其中的蘇州城市文化錨點尤為密集:狀元府、玄淵湖、石板街……這些不是作為“風景”被描寫,而是作為人物記憶的載體、感受的觸發點、心理狀態而存在。如關于玄淵湖的講述——新廠搬到“遠郊玄淵湖邊”十多年,張成蹊說“我好久沒去玄淵湖了”,唐亦如回應“其實我也只去過湖邊兩三趟。十多年一晃過去了”。玄淵湖成為一個若即若離的存在,近在咫尺,卻從未被真正抵達。對于張成蹊而言,玄淵湖是與故鄉、與父親、與傳統工藝間那層“迷蒙”的隔膜。小說結尾,東風“正攪動玄淵湖水”,他“聽到自己內心響動”,暗示了一種沉睡已久的情感與記憶的蘇醒,或許也是隔膜被打破、封閉的心靈重新敞開的“前奏”。這篇小說再次印證了王嘯峰對自己創作的定位:“江南文化背景下的城市文學寫作,是全新的寫作,是漸漸脫離農耕時代背景下的新概念寫作。江南已不是傳統意義中的江南,而是向現代化、國際化邁進的新江南。”新江南不再是小橋流水的靜態畫卷,而是開放與失落并存、變革與懷舊糾纏的動態現場。在這樣的新江南中,書寫者的任務或許就是開掘一條小徑,從而通向當代城市文學一個至關重要的命題:如何以敘事重建個體與地方,與正在消逝的情感地標的聯結。當玄淵湖的水被東風吹動,張成蹊終于聽見自己內心的響動,那聲音同樣也是一座城市的心跳。
(為方便閱讀,本次推送注釋省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