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世界去”與“在世界中”的中國文學
對20世紀以來的中國與中國文學而言,“到世界去”無疑是具有貫穿性的命題,中國文學在“到世界去”的困惑與焦慮中展開了其特殊的旅程。時至今日,一方面我們似乎可憑借愈發從容的姿態重新界定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的關系,但曾經深重的焦慮并未真正散去,那個問題依舊等待著回應:中國文學真的“在世界中”嗎?本期“現場”欄目,青年學者張博實、王雨將對此做出獨到分析。而操樂鵬則以一個饒有意味的視角試圖說明,改革開放以來渴望“被看到”的中國文學又是怎樣“看”世界的。
——顧奕俊(浙江財經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講師)
漫談百年來中國文學的“引進來”與“走出去”
張博實
1996年,在我國“改革開放”需要進一步深化的關鍵節點,黨中央提出了“引進來”與“走出去”的戰略:首先,要通過積極引入外來的先進經驗發展自己;同時不失時機“走出去”。而這個原屬于經濟發展戰略的精義,卻同時在其他行業里被不斷地重申與強調,其中文學藝術領域自是這兩大舉措的關鍵落實之處?;仡櫚倌陙憩F當代中國文學的演變軌跡時,能體察到“引進來”與“走出去”的互動與辯證關系。特別是對比自“改革開放”初期的70年代末迄今和百年前的“五四”前后,尤其能讓大家感受到兩者間交錯于歷史與現實深處的脈動。
某種程度上講,20世紀70年代末域外文學“引進來”的狀況,可以與“五四”時期相關狀況類比。當然,“五四”前后的思想觀念顯得更為激進,很多知識分子甚至要“照搬西方”的觀念與相關規則,重塑國人的思維方式與中國的社會秩序。而再以現今的視角審視以往的很多主張,固然能體會到其具有極端且過于理想化的一面,但在當時社會歷史背景下,卻有著可適用的“土壤”。畢竟自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不斷敗于外來列強并簽訂不平等條約,最終在20世紀初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狀態。同時,中國不斷派員到域外考察交流,目睹與國外在社會經濟、軍事、法治等方面的巨大差距,也讓國內知識界大受震撼。在這種窘境下,加之當時國內的落后與統治階層的腐敗,文化精英自然本能地“別求新聲于異邦”。很多人在上述思維方式的“指引”下,甚至覺得中國在文學寫作方面也落后于列強,需要多引進、學習甚至完全“移植”外來的技法、思想,重構中國文學寫作模式。
即使人們可以明顯感受到,上述征引知識分子的思考方式與方法過于急躁且不切實際,但從“五四”前后與七十年代末以來的文學寫作實際成就來看,知識界的普遍焦慮與外來思潮的引入,確實在客觀上給中國文學注入了“活水”,促進文學寫作朝著更獨特的方向演進。更重要的是,優秀中國作家們在寫作實踐中積極地吸收外來因素的同時,也自覺地進行“本土化”、個性化的實踐,讓其作品更加散發出中國特質與落地的現實感。如魯迅曾在雜文《我怎么做起小說來》中提到,他“大約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過的百來篇外國作品和一點醫學上的知識,此外的準備,一點也沒有”。而茅盾從不避諱他對大仲馬和托爾斯泰的喜愛,他更驚嘆于托爾斯泰“驚人的藝術力量概括了極其紛繁的社會現象,并且揭示出各種復雜現象之間的內在聯系,提出許多重大的社會問題?!钡麄兗橙⊥鈦頎I養的同時,卻始終立足于個性與中國大地,最終寫出具有中國特質的優秀作品,得到世界文學界的廣泛認可。
在八十年代前后,當時的中國學人,同樣面對蜂擁而至的信息與思想海洋,也如之前那樣積極地學習、吸收并轉化來自外部的營養。對此,阿來在其文章《我只感到世界撲面而來》中,詳細回顧了他在八十年代初的真實感受。他覺得“那時,一直被禁閉的精神之門訇然開啟,不是我們走向世界,而是世界向著我們撲面而來。外部世界精神領域中的那些偉大而又新奇的成果像洶涌的浪頭,像洶涌的光向著我們迎面撲來,使我們熱情激蕩,又使我們頭暈目眩?!憋@然,上述的“熱情激蕩”與“頭暈目?!?,不僅僅是阿來一個人的體悟,也是整個文化、知識群體在那個激蕩年代的共鳴。他們渴望積極地吸收世界各地、尤其是發達國家的優秀文化成果,即以“他山之石”進行“中國化”改造,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蛘哒f,他們與之前的“五四”作家相似點之一,就是期待將中國文學“現代化”,當作促進國家“現代化”的重要突破口。如韓少功等也是在吸取外來經驗后,將自己的文學創作根植于悠久而深厚的中華民族文化的土壤,尤其在敘事層面,更能借用異域的寫作理念和形式進行“呼應”。他在“文化尋根”的理論思考和創作實踐中,寫出同“尋根宣言”相呼應的小說文本《爸爸爸》《歸去來》,與阿城、鄭萬隆、鄭義等人的一些小說文本一同成為“文化尋根小說”的標志性作品。他們認為,更新審美意識可以重新發掘民族、歷史、文化的根脈,重新認識本民族自身最真實的那部分文化特征。進一步講,無論“引進來”的內容如何沖擊作家的思維,最終還體現為其文學精神及其文本的存在意義,終究無法離開作家們對中國本土歷史、現實觀念和人性維度的重新考量。而“中國故事”的再現,也是依賴著這些元素的重構與調和。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就是百年來中國文學獲得的成就,顯然與其“走出去”的程度不成正比,同時與“引進來”的比例也較為失衡。這其中有著各種復雜原因。除此之外,還要注意到若干不可回避的原因與事實,它們足以構成中國作家如何“走出去”的巨大挑戰。首先是翻譯者對文學審美的把握能力。畢竟,文學有著審美的“專屬”特性,無論是對外國還是國內的翻譯者,都提出了多方面的較高標準。換言之,在譯本中體現出更好的審美特質,不僅要求翻譯者體會作品的美感,還能對作品書寫的生活、人性的細部有著深刻理解。而具有這方面“雙重素質”的譯者十分難覓,這往往會導致翻譯文字要么生氣不足,要么缺乏現實的“體感”。其次是漢語本身的復雜性與“不可譯”性。當然,這也是眾所周知的事實:相比于國際上通用的英語、西班牙語與法語等,漢語學習的難度遠超上述語種,加之漢語在世界各地的通用性并沒有達到預期,也導致外譯漢語作品的能力大打折扣。另外,外國翻譯者面對獨具中國地方性的表述,以他們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大都市的有限的生活經驗,很難對這樣的作品產生共鳴,使得作品的審美性在翻譯體下大打折扣。還有就是中國本土翻譯者,即使外文水平再高,也很難靈活運用與別國文化相適配的文學審美方式,即很難用外文表述出具有中國特色的譯文,如此導致讀者寥寥,難以迅速達到中國文學在“走出去”戰略方面的預期。
雖然中國文學“走出去”面臨多方面挑戰,但我們要堅定一個最基本的認知,那就是20世紀以來的中國文學,在自身努力與“引進來”策略的助推下已然獲得了可觀的成就,足以成為世界文學秩序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其“第一性”的審美價值之確立,更成為“走出去”戰略的基礎。換言之,百年來中國文學“走出去”,是在第一階層——審美價值——得到確立后,衍生出第二階層的問題。這些疑難亟需中國軟、硬實力的不斷增長與時間的積累,才能逐漸得到相應的完善。同時按照歷時性的維度來看,目前中國文學作品在海外的傳播與影響力,較之前相比確實有著重大進展。
總之,我們非常期待中國文學繼續保持寫作銳氣,不斷通過“引進來”吸收各種異質元素,提升自身的審美屬性與創作靈感,為作品“走出去”奠定美學上的基礎。另一方面,人們也希望中國文學的“軟實力”能在“走出去”過程中,凝聚全球的審美共識,彼此摒除不必要的偏見與隔閡,讓世界各地的讀者深入了解、理解來自中國大地之上的“神奇故事”。無疑,后者更需要時間的積累與歷史的沉淀,這樣才能逐漸與“引進來”所帶來的成就相協調,最終實現兩者的“雙飛”。
(作者系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走出去”何以成為焦慮?
王雨
2012年8月,學者吳俊發文指出“走向世界”已經成為中國文學的一種普遍性焦慮,且似乎只有諾貝爾文學獎才能“治愈”這一“病癥”。頗具戲劇性的是,同年10月,瑞典文學院正式宣布莫言榮獲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順勢填補了在此獎項上的缺憾。諾獎公布后,不少學者稱“中國文學終于可以放下包袱,踏踏實實發展自身”。但就近四十年來看,莫言獲諾獎,其后劉慈欣摘得雨果獎、曹文軒摘得國際安徒生獎的突破只是消除了些對這些獎項的執念,作家、翻譯家、批評家、出版人群體對于中國文學“走出去”的焦慮似乎并未得到有效緩解。若要對此現象作出解釋,則可歸因于上述獎項的獲得沒有為中國文學“走出去”提供一條清晰的可供參照的路徑,反而令“什么樣的作品能夠構成成功的海外傳播”這一問題愈加撲朔迷離。
2023年做客俞敏洪的抖音直播間時,劉慈欣被主持人問及為何《三體》能在海外獲得極大的認可。對于這一問題,劉慈欣表示自己也不甚清楚。此后,劉慈欣反復強調《三體》的成功是“多種復雜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其中不乏偶然機遇”。作為近年來中國文學“走出去”的成功案例,麥家的感受也與劉慈欣極為相似:“其中有巨大的偶然性。如果我的譯者當初沒有在機場書店看到我的書,她的爺爺沒有從事情報工作,可能這些事情都不會發生了?!币簿褪钦f,新時代中國文學海外傳播領域中這兩位“走得較遠”的作家在面對自身的成功時,給出的竟然是這樣一份近乎“不可知論”的答案。在成功者本人都無法清晰歸納自身經驗的情況下,此時再追問新時代中國文學“走出去”究竟有沒有一套可被辨識、被復制的路徑,似乎已經失去了獲得解答的可能。與此同時,學界針對“促成成功的中國文學海外傳播的因素是什么”這一問題同樣未能給出可供作家直接參照的清晰方案。近年,一些準則被提煉出來作為此問題的回應并獲得了學界的普遍認可。例如,“本土性”被視為中國文學“走出去”過程中能夠展現出差異性及核心競爭力的重要元素,“講好故事”則被反復確認為文學作品跨越文化壁壘的基本條件。但是這些原則本質上是從成功的作品中反向提取出的抽象“標準”,它們雖能提供一些大方向上的啟示,卻不能直接針對作家的創作形成手把手的指導。
內部沒有可供復制的經驗,外部也沒有總結出一套具體指導寫作的方法,正是在此背景下,創作者在探尋新時代中國文學“走出去”的路徑問題時便不可避免地容易陷入焦慮。與此同時,這種焦慮是結構性的:它不獨屬于作家群體,也不局限于某一環節,而是存在于中國文學“走出去”的各個階段。從本質上來說,產生焦慮感的緣由在于中國文學進入世界文學體系的過程中,因評價標準、傳播機制和話語權分配均未達成共識,從而在生產、轉換、推介、輸出等環節普遍存在一種方法論上的不確定感,且造成這種不確定感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兩個層面:
其一,中國文學“走出去”的效果評估始終面臨著時間上的錯位。中國文學在海外圖書市場的影響力需要時間的沉淀才能逐漸顯現,但相應的評估機制想要看見的卻是即時可見的數據。雖然近年來的確存在像麥家、劉慈欣這樣譯本一經推出就在海外獲得極大關注的作家,但大多數寫作者在海外的“被看見”還是經歷了一個逐漸累積的過程。然而,版權代理人需要在一個周期內看到自身前期投入的各項成本是否獲得回報,出版商則習慣根據年度銷量做出相應的商業調整,這些需求均是憑借短時的數據或反饋催生出相應的決策。當滯后的傳播遭遇即時的評估時,彌漫于各群體間的焦慮感自然產生。
其二,中國文學的“走出去”始終處于一個權力不對等的話語場域之中。2023年兩會期間,麥家作為全國人大代表接受訪談時曾言“中國作家很少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并不是說中國的文學作品不好”,只是因為“任何獎項都會帶有感情甚至政治色彩,諾貝爾文學獎是以西方的價值觀為評判標準的”。事實上不僅是諾貝爾文學獎,能否進入《紐約時報》等著名報紙的評論視野,被權威出版社選中,或是被吸納進西方高校的文學教材,均是目前評判中國文學海外傳播的重要憑證,但這些“標尺”無一不由西方文化機構所掌握。當中國文學“走出去”的裁定權始終掌握在他人手中時,“怎樣才算成功”便永遠是一個只能由外部給出的答案。(下轉第12版)(上接第9版)由此,評價權力不對等便成了中國文學“走出去”的“結構性焦慮”中最為堅硬的那層底色。
時間的錯位使得當下的經驗無法被即時驗證,權力的不對等導致任何“成功標準”都無法由己方確立,二者疊加,致使中國文學“走出去”的路徑始終處于一種不可歸納、不可復制的狀態。相關焦慮的根源,正在于此。在明確了這一點后,對于希望中國文學成功傳播至海外的各類人群而言,緩解焦慮的方法只能是確立與這種不確定性相處的方式,或者說是積極思索如何在充滿不確定性的大環境中找到確定的努力方向。借由這一思路,應對的方式或許可從以下三個方向進行思考:
首先,新時代中國文學“走出去”的路徑雖然模糊,但學界始終在致力于描摹“成功者”的畫像,試圖為諸多文學從業者提供一種相對“確定”的事后參照標準。近年來針對中國文學海外傳播的成功案例的定量分析,多從海外的圖書館館藏數據、讀者評價數據、譯本數量及其語種分布等判斷標準切入。只是上述評估角度的困境在于,使用者往往試圖以一種尺度去丈量多種指標,例如館藏數據僅僅回答的是“到達率”的問題,它無法告知研究者這本書究竟被翻開了幾次;讀者評論雖對應的是該書的反饋量,但無法完整地展示這本書究竟在讀者心中留下了何種印跡。當這些有限的判斷方式被用于“證明”中國文學“走出去”的“進度”時,自然造成了判斷的失效。故而緩解中國文學“走出去”的路徑焦慮的第一步,就是承認各種量化指標的限度。每一種尺度的適用邊界被厘清之后,雖然仍不能完整評估“走出去”成功與否,但至少可以讓行動者不再被有限的數據“綁架”,從而卸下一部分不必要的焦慮。
其次,中國文學真正“走出去”的前提是被西方視為一種值得被嚴肅對待的文化形態。中國作家若想實現其作品在海外的始終“在場”,需要時刻思考自身的寫作究竟能為海外讀者提供一種怎樣的精神資源,由此解決不同文化語境下人類共同面臨的精神困境。當一位作家將自身的精力從如何“走出去”的焦慮中收回,轉而追問這一問題時,他便為自己找到了一種不依賴外部驗證的創作動力。在2012年接受《中華讀書報》采訪時,畢飛宇曾向記者袒露自己面對作品的海外傳播的想法:“作品翻譯出去了,它在哪個點上‘停下來’,當事人永遠也做不了主。隨它去吧。所以我說,我只對可以掌控的事情負責,寫,這個我可以掌控,翻,我永遠也掌控不了。”畢飛宇所強調的“只對可以掌控的事情負責”,指的就是作家要專注于對作品本身精神品質的把握。認識到這一點后,中國文學創作者在規劃自身作品“走出去”的過程中才能找到一個相對穩定的支點,以此抵抗由不確定感帶來的恐慌。
除此以外,國內文學從業者要更主動地以協商者的姿態參與“世界文學”的討論與建構。學者季進在《世界中的當代文學》中強調:“在‘全球世界文學’語境中,當代文學與世界文學的對話,并沒有一位超然中立的仲裁者,而只有若干苦苦協商的中間人?!币簿褪钦f,每一位在場者均擁有定義“世界文學”的可能性,只是此前中國文學從業者始終處于權力不對等的場域之中難以發出自身的聲音罷了。隨著新時代以來中國國力的不斷增強以及文學事業的不斷發展,中國文學在海外已經取得突破性的象征資本及規?;氖袌鰞瀯荩@為中國文學從業者加入“世界文學”的協商隊伍提供了一定的資本。只要相關人群積極走入建構“世界文學”的現場,“世界文學”便不再是一個由單一中心定義的概念,而是會轉變為有國內文學從業者積極介入的,在多元對話中不斷生成的共享空間。也只有如此,中國文學從業者才能卸下在“被評價”的焦慮中長時間等待結果的消極承受者身份,真正轉變為“走出去”的積極行動者。
(作者系江蘇省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世界華文文學論壇》編輯)
通往“她”處的星際譯途
操樂鵬
新時期以降,世界女性科幻文學在中國的譯介與出版,自零散掇拾漸臻繁盛之貌。及至新世紀尤其是近年來,在女性寫作崛起、類型文學興盛、圖書出版市場細化分流、全民閱讀體系持續推進的多重合力之下,女性科幻文學遂形成了一條清晰可辨的“星際譯途”。
女性科幻的早期譯介
若論世界女性科幻在新時期的蹤跡,加拿大作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是不可繞開的節點。1983年《世界文學》第3期刊載了英語文學譯者商永振譯《從火星上來的人》,同期一并譯介了加拿大學者山·索萊基的《加拿大英語文學介紹》,定位了阿特伍德詩人、小說家、評論家的復合型身份。其后,翻譯家藍仁哲編選《加拿大短篇小說選》(重慶出版社1985年)收入該作,仍置于加拿大英語文學之脈絡。本書為“楓葉叢書”之一,譯者隊伍來自中國加拿大研究會。該會1984年成立于重慶的四川外國語學院,藍仁哲為第一任會長。川渝與科幻之結緣,此亦一草蛇灰線的佐證。20世紀90年代,阿特伍德進一步進入“女性文學”視野,英語文學譯者趙璊選譯《加拿大女作家短篇小說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收入《緊急關頭》《舞女》兩篇,其前言贊揚加拿大女作家“群星燦爛”,并稱所收作品為“女人寫女人的典型”;“作者簡介”尤強調阿特伍德作品中“強烈的女性意識和現代意識”。彼時女性科幻文本始終隱匿于國別文學、女性文學選本之內,并未完全獲得獨立文類身份。日本作家多和田葉子的早期漢譯大抵如此。2001年夏,中日女作家會議在北京舉辦,遲子建、殘雪等人深度參與?!妒澜缥膶W》同年第4期推出“日本中青年女作家作品小輯”,刊有日語文學翻譯家于榮勝譯《失去腳后跟》;同年中國文聯出版社“中日女作家新作大系”叢書收錄多和田葉子《三人關系》。該叢書以“日本方陣”與“中國方陣”并置,凸顯的是女作家之間的跨國對話(前者有津島佑子、中澤惠、高樹信子等;后者有王安憶、陳染、徐坤等),而非科幻文類的辨識。
近年情形已大不相同。阿特伍德、多和田葉子等人的作品,被不斷重版、增訂或新增引入,搭建起專屬于女性科幻的出版譜系。美國科幻作家厄休拉·勒古恩在“讀客文化”“理想國”以至繪本童書“蒲公英童書館”等品牌內均有系統推出;《西岸傳奇三部曲》初次引入中文版,更標志著經典譜系的繼續擴展。多和田葉子《白鶴亮翅》(林拳譯,譯林出版社2025年)則作為其最新小說首度引進。阿特伍德“逆寫”莎翁《暴風雨》的《女巫的子孫》(沈希譯,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7年)被收于“霍加斯·莎士比亞經典改寫系列”。
女性科幻譯介的全球圖譜
步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更年輕世代作家的集中引入,構成女性科幻熱潮的重要維度。韓國“75后”作家金寶英被譽為“最具有科幻精神的科幻作家”,《金寶英星際三部曲》于2026年由譯林出版社納入“譯林幻系列”。1993年出生、被稱為“韓國科幻領軍人物”的金草葉,其《剛剛離開的世界》(王瑾譯,國文出版社2026年)和《地球盡頭的溫室》(胡椒筒譯,花城出版社2023年)收于“大魚讀品·韓國文學”叢書(該叢書匯聚崔恩榮、趙南柱、申京淑等在國內引起巨大反響的“韓女”作家群落)?!笆澜缈苹么髱焻矔笔沼小杜汕舱邆儭罚ㄐ禧惣t譯,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2026年)和《如果我們無法以光速前行》(春喜譯,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2022年),后者入選豆瓣2022年度科幻奇幻圖書榜,獲第34屆中國科幻銀河獎最受歡迎外國作家獎,書前還有金草葉致中國讀者信:“我想在故事中表達的情感和色彩,跨越國界依然在大家心中閃耀?!?/p>
“世界科幻大師叢書”專辟“亞洲女性科幻作家系列”,金草葉之外,還引入了日本科幻大賞得主上田早夕里的《尋夢蘆笛》(丁丁蟲譯,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2019年)、《魚舟·獸舟》(阿凱譯,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2023年)。 (下轉第12版)(上接第9版)她的另一本《播磨國妖綺譚》(張樂譯,天地出版社2025年)則同美國作家喬治·R·R·馬丁的作品一起列于“世界奇幻大師叢書”。德國作家特蕾莎·漢尼根的《泛托邦》進入浙江文藝出版社“越境”叢書,該叢書關注女性聲音與經驗,打破類型的藩籬。與之相配套的《一個女人認為自己是行星》更以選本方式匯集勒古恩、喬安娜·拉斯、奧克塔維亞·巴特勒等作家,幾成女性科幻經典譜系。俄羅斯方面,葉夫根尼婭·克雷托娃的《太空艦隊》由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推出,則提示女性科幻亦可經由青少年文學渠道進入閱讀市場。
制造女性科幻“暢銷書”
相較八九十年代粗放式、節譯式、改寫式的域外文學譯介,近年女性科幻翻譯更趨精細化、學術化,一個顯著現象便是譯注的普遍增強。無論青年譯者姚瑤所譯勒古恩《無暇他顧》之頁下譯注,還是多和田葉子《母語之外的旅行》《白鶴亮翅》諸譯者對語言背景、文化典故等的細致說明,對以異質文化、未來想象、術語系統見長的女性科幻而言,這種增添腳注、附錄、譯后記的細膩處理,實有助于達成陌生化與可讀性之間的動態平衡。被稱為“世界系作家”的多和田葉子中學時學習德語,作為德日雙語寫作者,其作品所關涉者不僅是敘事內容,更是語言邊界本身的伸縮、碰撞與反諷。若譯者沒能充分意識到其雙語書寫的復雜肌理,譯本便極易流于平面化。
至于宣傳策略,則又是另一番景象。一方面,借“韓女作家”在國內已形成的閱讀熱度拓展受眾,正是目下出版市場最切實的運作邏輯之一;女性科幻的宣傳策略,不外如是。另一方面,今日圖書營銷,多借學者、作家、書評人的“安利”,來確立作品的文學身位或價值等級。于是乎,戴錦華、阿來、韓松等人頻繁見于腰封,如韓松稱贊金寶英的“震撼”與“偉大”,皆屬此類。其效用自不待言,既能打通嚴肅文學與類型文學的讀者圈層,也可提升外來作品在本土場域中的可見度。誠如美國翻譯理論家勞倫斯·韋努蒂的觀察:全球出版社都在尋找可以獲得商業成功的異域作品。這種以作家、評論家、獎項、榜單、腰封贊語共同塑造閱讀期待的方式,正是異域文學暢銷書化的典型路徑。
以《尋獲與失落:勒古恩中篇小說集》(周華明等譯,河南文藝出版社2022年)“翻譯事件”為例。出版方邀請王侃瑜、陳楸帆、三豐等中文科幻寫作者跨界翻譯,自可形成話題效應。但是,所謂“科幻作家譯科幻”并不天然等于譯文質量可靠。作者身份、圈內名望與翻譯能力、語言素養,不宜混而為一。至于個別科幻寫手的“營銷”文字,如對勒古恩“寬廣”“不評判”等特征的概括,固非全無見地,只是這類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贊語,未必真正觸及其敘事倫理與思想結構之復雜處。
世界女性科幻的接受新趨向
世界女性科幻文學在中國的接受,已不囿于專業讀者、小眾圈層或學術研究,正向廣闊的文化空間伸展,深度勾連起寫作教學、青年亞文化、全民閱讀等領域,構筑更平等、多元、完整的科幻閱讀生態。
其一,女性科幻文論的“創意寫作”化?!秾懶≌f最重要的十件事》(楊軻譯,江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作為勒古恩1996年成立的寫作工作坊“掌舵的藝術”講義,目標讀者是“志在寫作,而且為之付出良多的人”,“每個章節都包含對主題的討論以及幾個優秀作家的相應實例,以此引導讀者避開陷阱,為讀者提供循序漸進的練習,寫作的愉悅感和參與這場真實、盛大的詞語游戲的滿足感?!痹摃沼凇昂罄藙撘鈱懽鹘淌摇睍?,同一系列尚有梅塔·瓦格納《發現你的創造力類型》、勞倫斯·布洛克《小說的八百萬種寫法》等。2007年,阿特伍德的小說講稿即有中譯。到2019年,該書被納入“創意寫作書系”,書名改為《與逝者協商:布克獎得主瑪格麗特·阿特伍德談寫作》(趙俊海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5年再版時更為直接,書名徑直譯為《阿特伍德寫作課》(趙俊海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以貼合國內創意寫作風潮,適配高校寫作課程教學用書定位。她們把文學經典轉化為寫作資源,也是接受史上的特殊癥候。
其二,聯動影視IP的青年亞文化傳播路徑。阿特伍德作品等依托影視劇改編熱度,衍生線下角色Cosplay文化實踐,文本虛構人物走出書頁,進入青年公共文化場景。它使女性科幻文學得以實現破圈效應,在身體、影像與公共空間中重新被感知和經驗。
其三,女性科幻進入更廣闊的全民閱讀視野。相較傳統青少年閱讀書目中偏重男性冒險、科學啟蒙的格局(劉慈欣的作品既有篇目入選部編語文教材,《三體》被列入高中學生閱讀指導書目,本土男性科幻已然嵌進國民基礎教育體系),女性科幻能夠提供更豐富的未來想象、性別意識與審美熏陶。就此而言,將部分成熟且適讀的女性科幻作品納入中小學閱讀書單,以達成更具深度的全民閱讀制度框架(郭英劍、張煜焉:《從倡導到立法:建構全民閱讀的制度框架》),實有其必要。勒古恩、阿特伍德、金草葉等作家的若干篇什,皆可成為培養青年想象力、批判力與共情力的優良文本。其意義,或許,正如翻譯家李文俊近40年前斷言:“《侍女的故事》對中國人來說又豈止是一部紙上的‘警世通言’”(李文俊:《雪女王的警世通言》)。
(作者系浙江財經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