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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信使與島嶼:孫甘露印象記
來源:《揚子江文學評論》 | 項靜  2026年09月20日09:37

一

我第一次看到孫甘露老師的名字,是在2003年,在考研指定的當代文學教材上。一個來自魯西北的內陸小城、雙非高校里的青年,除了在大學教材上看到“先鋒文學”代表作家,代表作品為《訪問夢境》《信使之函》《我是少年酒壇子》等這種條目之外,很難獲得其他有實質性內容的文學信息。文學史教材和教授們所講述的作為專業定位的語言游戲、先鋒寫作之類的說法,會讓人覺得那是一種正確如機器般的詞語,除了作為考試答題的工具,很難變成一個讀者切身的閱讀感受。

真正接觸一部作品或者一個作家,往往帶有某種神秘主義氣息,經常是一位同學看了一篇作品,告訴你值得看看,或者坐在隔壁的同學向你推薦一位作家,就像騎士交換匕首一樣交換一點文學信息。我的大學校友中有一位校園詩人,在幾乎沒有人談文學的考研生活中,他經常在午休時間跟我聊兩句上海的作家。作為詩人他特別推崇孫甘露的語言,除此之外,他還借給我韓東、朱文、辛波斯卡的詩集和小說,它們毫無規則地排列在一起。因為要準備考上海的研究生,我就把孫甘露的小說放在桌洞里,休息的時候翻幾頁,好像是為了預習未來的上海生活,雖然很少獲得關于上海的具體信息。焦慮而重復的備考生活,讓書中的詞語顯得更加華麗與魅惑,讓小說中那些形銷骨立、表情淡漠的人物講出的語調更加迷人,他們姿態優雅地與一個具體的世界緩慢周旋。盡管內心非常疑惑同為人類,他們為什么過著這種生活,這是更高級的文學的一種嗎?現實中有人過著這樣的精神生活嗎?但我們談論的、驚嘆的(或者說復述的)其實只是其中的句子。那時候我第一次感受到什么是句子的森林,它們物種豐富、層次疊加、四處蔓延,大自然是沒有規則的,剛為一棵樹的偉岸驚嘆,又被一株花的秀美吸引,以至于不知道要尋找什么,而當你遠離這片森林,又能看到一片完整的風景。大量的排比句,潛藏在小說中的文學與藝術,古今不分,中外相連,它們自成一個世界。

多年之后,這位大學時期的校園詩人特地讓我找孫甘露老師簽了一套書,這是來自偏遠之地的文學愛好者的奇幻之旅,也是我個人生活中某種文學信號的一次閉環。后來為我認識了很多“70后”“80后”作家,聽他們提及孫甘露早期小說對自己閱讀的影響。教書以后,我經常接觸到喜歡先鋒小說的大學生,他們以一種跳脫的方式來表達對這種小說的喜歡,那時候的作家為什么可以這樣寫小說,我們也想寫這樣的作品。他們并不在意文學研究界的意義與突破,只是以一種自我體驗為主的方式去看待這些文學作品。人在青年時代對文學的接觸經常是偶然的,就像被空投到巨大的文學場中,除了偶然性,也帶有很大的挑戰性,并不是被投到一個作家那里就一定會喜歡這個作家。他們不了解文學史的線索,不關心文學現場的博弈,相對于責任、視野和故事,更容易喜歡文學的語言、姿態和格調。孫甘露在一篇訪談中說,“寫作就像隔著一個什么東西招呼一個人一樣,但你也聽不到那邊有什么動靜,看一看,也看不到什么”[1]。無論是在縣城、鄉鎮還是上海,無論“70后”,還是“00后”,總有人在懵懂中共享“先鋒文學”的招呼,相對于主流和暢銷書的動靜,它們也更不容易被覺察。

當我們重新思考什么是文學,什么是“先鋒文學”,什么是孫甘露的先鋒寫作的時候,不在文學場中的普通青年讀者的感受,可能會改寫部分答案。在視頻、直播的即時性反饋時代,我們反而很難看到這種充滿偶然和浪漫氣息的文學傳遞方式,“先鋒文學”的意義和價值可能在新時代會有重新解讀的空間,它們無法被輕易地說清楚,無法找到確鑿的對應物。相對于蘇童、余華、格非、殘雪等先鋒派作家筆下的“重”,甚至后續各種其他先鋒寫作的脈絡,孫甘露以語言的豐饒和專注塑造其“輕”“廣”與“魅”,同時也抵達了“先鋒文學”最遠的堡壘。語言看起來是解構掉傳統文學的最后一步,它又是最具包容性和輻射度的策略。模糊、混沌與懵懂的時代,迷惘的年齡具有極大的適配性,而先鋒寫作的輕敘事性文本一般都是拒絕巨細靡遺,“小說只能提供暗示,然后由讀者自行去填滿所有的縫隙。說到底,每一個文本都是一部疏懶的機器,要求讀者也分擔部分工作”[2]。在孫甘露早期的小說中,讀者分擔了部分工作,與此同時也獲得了更多的主體性,從而去發現和創造更多的消息,就像《信使之函》開頭所引用的卡夫卡的那一段話,“他不過是一個信使,而且不知道他所傳遞的信件的內容,但是他的眼色、笑容以及舉止都透露著一種消息,盡管他可能對此一無所知”[3]。

二

2003年中秋節,因為是在上海度過的第一個節日,所以我記得特別清楚,在大部分同學都返家過節的冷清中,我閱讀了《憶秦娥》,可能因為身處上海,小說中的人物、情調和歷史,都獲得了具體可感的上海形象,曾經的繁華浪漫、隱藏的秘密傷痛、時間的悄然落幕與輾轉再生,讓小說的整體氛圍有一種島嶼感,它們自成一體,遺世獨立。當時,在上海讀中文系的研究生,很少有人不看《上海壹周》,它就像一個文學信息的巨大碼頭,也因此經??吹綄O甘露的文化隨筆、書評、城市觀察、藝術評論等,這是小說家形象之外的時尚前衛的作家形象。我第一次見到孫老師,是在上海大學樂乎樓的會議室,一次文學會議的現場,孫老師姍姍來遲,當時會議室已經滿員,他需要穿過人群擠到自己的位置上去,印象最深的是他當時拿著一把紙折扇,因為是夏天加上人員爆滿,扇子在那間空氣流動不足的會議室中真是既時尚又實用。旁邊的同學提醒我:“看呀,孫甘露戴了一枚綠寶石戒指”,這個花絮成為會議結束后學生們議論的重點,走在時尚前沿的作家,而他在會議上的發言,我還是懵懵懂懂,以聽導師們的評價為主,他們說孫甘露是作家中最能討論學術話題的人。這些零碎的閱讀和往事,組成了我對孫甘露老師最初的“上海”作家印象。

2000年初期那段時間,先鋒派作家們基本都經歷了向現實主義寫作的轉型,比如余華、蘇童、格非,而且獲得了超越先鋒派的社會關注和認可。同時,文學體制本身也在壓縮先鋒寫作的空間,先鋒寫作在評獎機制、影視改編和讀者接受中都不占優勢,當然讀者也本能地期待看到走得最遠的先鋒派會如何發展、如何轉型。從1990年代初期到新世紀初的二十年,作為一個作家他應該承受了很多壓力,作為一名形式主義者,他篤信小說就是小說,它只是一種形式,一種關于人、關于生命、關于死亡的有意味的形式,而作為一名文學生產者,卻很難外在于整體的文學氛圍和期待。2009年,我在上海作協實習期間,從填寫的一份創作項目表格中,第一次看到《千里江山圖》的書名和創作計劃,而我無論如何也想不到這本跟上海有關的長篇小說要歷經十多年,直到2022年才能出版。對于普通人來說時間如流水,對于寫作者來說,則是漫長的等待。

在“先鋒文學”式微到2022年之間的漫長時間中,孫甘露最為大家提及的作品是長篇小說《呼吸》和日記體隨筆《上海流水》,從回望者的視角看,其中已經埋伏了轉型的痕跡。長篇小說《呼吸》與之前的作品《訪問夢境》《我是少年酒壇子》《請女人猜謎》等有著共同的可供辨認的先鋒氣息,但從這部作品的結構和思想中,可以看到一種整體性,有較為穩定的故事發生地上海,有貫穿始終的核心人物羅克,有大致清晰的生活空間和故事格局(愛欲與離散)、主題(戰爭與日常)。如果從一個作家整體發展的時間軸里看,《呼吸》是一次總結和收束,是對落腳點的尋找。《上海流水》則直接回到作家的生活世界——一部上海文藝生活指南,里面的內容基本應合孫甘露這一時段的寫作、閱讀和公眾形象,他回到了不那么符合文學界定義的“日?!保阂粋€把文學或者藝術當作日常的作家世界。從這兩部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上海和日常生活這兩個要素變得極為重要,它們從符號、情調、隱秘逐漸化身為在地的生活。

在以現實主義為主的文學界,《千里江山圖》是一次先鋒作家回歸現實主義的實驗,使用諜戰小說是最合適的選擇。諜戰與懸疑大概是最能接近“先鋒文學”的類型寫作,博爾赫斯、卡爾維諾這類作家都非常推崇懸疑和諜戰。雖然看起來使用的是寫實、準確的語言,但類型寫作中模式的變與不變、強烈的戲劇化,使得它們超越簡單的寫實,而擁有超越性和裝置性,能夠容納思辨、歷史和空間。1976年,博爾赫斯在偵探小說已經不再那么盛行的時刻,隆重贊揚過偵探小說, “我們的文學在趨向混亂,在趨向寫自由體的散文。因為散文比起格律嚴謹的韻文來容易寫;但事實是散文非常難寫。我們的文學在趨向取消人物,取消情節,一切都變得含糊不清。在我們這個混亂不堪的年代里,還有某些東西仍然默默地保持著傳統美德,那就是偵探小說;因為找不到一篇偵探小說是沒頭沒腦,缺乏主要內容,沒有結尾的。這些偵探小說有的是二三流作家寫的,有的則是出類拔萃的作家寫的,如狄更斯、斯蒂文森,尤其是柯林斯。我要說,應當捍衛不需要捍衛的偵探小說,因為這一文學體裁正在一個雜亂無章的時代里拯救秩序”[4]。實際上這也可以看作是對所有類型小說的贊揚,偵探小說完全可以置換為諜戰小說,先鋒小說是對原有小說秩序的蓄意顛覆,而諜戰小說可以看作是對秩序興味盎然地重新搭建,甚至是強迫癥似地再造和回歸,但它的本意可能并不僅僅是用準確和寫實的方式還原歷史。

卡爾維諾曾經定義過小說中的準確,“指對時間與空間中的事件進行嚴格的、可測量的、可計算的安排。在敘事中,時間的流逝必須與現實中的時間流逝完全吻合,不能有任何的壓縮、拉伸或省略。具體到對話,每一句話的持續時間,必須與現實中說出這句話所需要的物理時間絕對一致;人物的每一個動作、每一次停頓、每一步行走,都必須在真實的時間軸上有其精確的位置。比如,一個人從輪船上走下來,進門,走路,他的步伐長度、速度、停頓的時長,都必須與現實中發生的一模一樣。對話不能快于動作,也不能慢于動作,對話的節奏必須與動作的節奏、與現實時間的節奏嚴絲合縫”[5]。在空間或者上海的意義上,《千里江山圖》好像就是按照這種比例和尺度去寫的,小說中遍布各種經得起查證的黨史、軍史知識,以及來自老報紙、回憶錄的各種做舊、如舊的軼聞舊事,讓緊張的諜戰故事仿佛扎根于處處有據可查的現場。記得有一次跟孫老師乘坐黃平的車,夜間從市區去閔行,孫老師發揮了遠比導航更強大的記憶功能,他腦海中早就有一幅關于上海的精細地圖,連什么時候變道都能記清楚,所以他在諜戰中對上海地標性建筑、街道、區間的精準設定,除了知識考古般地做過功課,還來自工匠般的熟悉。

新時期以來,在關于上海的寫作中,這些熟悉的上海建筑、街道、故事和符號已經反復出現和渲染,但把他們放在諜戰的戰車上運轉起來,還是別有一番景象,看起來非常熟悉,但近看又不是同一回事兒,這也是《千里江山圖》的另一種效果,可以把它放在各種系統(現實、歷史、諜戰和上海書寫等)里去解讀,但它跟各種系統都并非完全貼合,保留著一點想象空間。上海這個被敘述的空間跟諜戰類型一樣,也具有了裝置性,像一個被敘事者凝視的島嶼,隨著敘事者的視線,忽近忽遠。

三

我因為工作的原因,跟孫甘露老師成為同事,在日常工作接觸中,我更多感受到的是他嚴謹、周到和務實的工作風格。我看《千里江山圖》的時候,會自然聯想到孫老師的行事風格,一個思慮不周全的人很難寫出這種千頭萬緒的故事。每年一度的上海國際文學周,思南讀書會和《思南文學選刊》,上海作協和創意寫作研究院的一些日常的工作,每一項工作,都需要跟眾人交涉,都需要從線頭繁多的現有狀況走向有條不紊的“中途”,抵達塵埃落定的“結尾”。在這些工作中,孫老師帶給我最大的影響是他經常說的一句話,寫作者應該去做點事務性的工作,要去做點事。我個人的理解,事務性或者服務性的工作,會讓一個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及其運行的邏輯,另外也會避免始終處于單純寫作所帶來的單一狀態。他經常提到魯迅、巴金那一代作家的生活方式,他們在寫作之余,要組織參與各種社會活動,成立出版機構,創辦雜志,還要兼顧文學翻譯,既要寫小說,也寫散文、評論、詩歌,每一個人都有很多面,既能做事務,也能做文人,這大概是他理想中作家的形象。

在我工作的前十年中,記憶最深的是一些聊天的畫面。經常是周一的中午,午餐結束,大家陸續從一樓上來,走進上海作協二樓最西側的《上海文化》辦公室。在那個堆滿各種書籍和雜志的辦公室里,吳亮老師一邊抽他的雪茄,一邊笑瞇瞇地看著大家,孫甘露老師坐在門口的沙發上,定浩、德海、木葉、偉長有坐有立,大家有一搭沒一搭地聊天。聊幾句某個作家的新作,公眾號上發表的文章,哪個人又有什么觀點和看法,我每一次都覺得有很多人名、故事和書名,在空氣中跳來跳去。當然很多工作也是在這個聊天場景中,有了最初的分工和解決方式,比如為會議論壇和雜志欄目選一個名字,為小說改一個題目,如此等等。我后來偶然看到孫甘露老師講法國文學對自己的影響,“不是敘事方式,也不是世界觀,倒是日常層面的東西,是日常生活的。但正像你看到的法國電影、法國小說,它這個日常生活是代表了好多東西的,態度、哲學……態度是一個比較突出的方面,還有就是文風,就是那種優雅的……因為這是你的生活中沒有的東西,你的生活中沒有人這樣講話,沒有人這樣打招呼,也沒有人這樣談論內心的問題,盡管這些問題是無法解決的,但還是要談論,這是法國文學很大的一個特點。這些可能影響了你日后作為一個人的,不僅僅是寫作的,也包括日常生活的狀態。你可能會喜歡沒事情找人瞎聊天,其實都是談些無用的東西,但是談是重要的,不是說談完了結果怎樣”[6]。無論面向文學,還是針對現實與歷史,還要談論、繼續談論都是一種看起來不那么積極明確,但又至關重要的態度,就像還要寫作,還要工作、生活一樣。從先鋒寫作的代表性作家到時尚報紙策劃人、機關工作,到《千里江山圖》的寫作轉型,孫甘露始終以包容和優雅的姿態“繼續談論”,完成了很多難以想象的任務。

生活在時間河流中,人們向前看往往是一片迷霧森林,而回望的動作卻總能創造出各種線索和故事。我們習慣性地以作家今日的作品作為原點,去鉤沉往事,去印證所有來時路,他們的出身經歷、閱讀傳承,創作的緣起、發展、巔峰、沉寂與轉型,好像都變成某種線索,這有其合理的部分,但其中也一定有言不及義的地方,所以對一個作家的印象,有時候也經常是誤讀的一面之詞,就跟我們對作品的閱讀一樣,但好的作家和作品總是經得起各種誤讀。孫甘露老師在我心目中是一位不斷撒播文學消息的信使,同時又是一位持續深耕個人島嶼的講故事的人。

注釋

[1][6]韓博:《文學培養了你看世界的方式——孫甘露訪談錄》,《書城》2004年第11期。

[2][意]安貝托·艾柯:《悠游小說林》,黃寤蘭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6頁。

[3]孫甘露:《我是少年酒壇子》,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40頁。

[4][阿根廷]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博爾赫斯,口述》,黃志良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72—73頁。

[5][意]伊塔洛·卡爾維諾:《美國講稿》,蕭天佑譯,譯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68—6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