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可風(fēng)談電影與風(fēng)水

杜可風(fēng)(蔣立冬 繪)
近日,攝影師杜可風(fēng)出版新著《可瘋》,以文字與拼貼回望自己的生活和創(chuàng)作。從悉尼郊區(qū)的書店到遠洋輪船,從學(xué)習(xí)中文、用中文做夢,到走進華語電影的片場,他將這段人生形容為“一連串意外的疊加”。Christopher Doyle與杜可風(fēng),兩個名字所承載的文化與經(jīng)驗,也始終在他身上相互審視、激發(fā)。
影迷熟悉他鏡頭下的色彩、光影與人物,他卻更愿意用“風(fēng)水”解釋電影:一個人為什么站在那個角落,一處空間如何生出故事,攝影師又怎樣將演員的“氣”傳遞給觀眾。那些被視為個人風(fēng)格的影像,往往誕生于天氣、預(yù)算、體力與偶然的共同作用,也離不開他讀過的書、聽過的音樂和親身度過的日子。
借新書出版之機,《上海書評》專訪了杜可風(fēng),談名字與語言、技藝與直覺、他與導(dǎo)演的合作,也談電影行業(yè)現(xiàn)狀、人工智能、拼貼、老去及上海的街頭生活。在“你只能這樣嗎”的追問與學(xué)會放手之間,他不斷尋找創(chuàng)作的可能,也嘗試讓我們重新理解觀看。

《可瘋》,[澳]杜可風(fēng)著,中信出版集團,2026年8月出版,272頁,138.00元
名字、語言、創(chuàng)傷
您在《可瘋》中提到了自己的天主教家庭:醫(yī)生父親、護士母親,以及三位命運迥異的妹妹(前修女、原住民義工、早逝的大妹)和小弟。在悉尼讀男校時,您常常翹課躲進書店,向往著長出翅膀飛走。當時是否已經(jīng)預(yù)感到了自己日后“水手”與“藝術(shù)家”的命運?
杜可風(fēng):完全沒有。我出生長大的地方,是一個很普通的澳洲郊區(qū),典型的中產(chǎn)階級環(huán)境。我妹妹們后來走的基本是很常規(guī)的路,在那種環(huán)境里長大,順理成章會跟隨父母的軌跡,沿著既定的職業(yè)方向走下去。我從來沒想過自己會離開那個國家,更沒想過今天會坐在這里。這整個人生軌跡,完全是一連串意外的疊加。
不過說到底,我覺得還是因為讀書。書給了我空間,也給了我啟發(fā)。它不斷提醒我,除了自己生活了十二年的狹小天地,外面還有那么大一個世界。是書把我推向了遠方。那會我什么都看,最感興趣的是小說。正趕上“垮掉的一代”大行其道,像凱魯亞克、金斯堡這些美國作家,對年輕人特別有號召力。
不過說到底,我覺得還是因為讀書。書給了我空間,也給了我啟發(fā)。它不斷提醒我,除了自己生活了十二年的狹小天地,外面還有那么大一個世界。是書把我推向了遠方。那會我什么都看,最感興趣的是小說。正趕上“垮掉的一代”大行其道,像凱魯亞克、金斯堡這些美國作家,對年輕人特別有號召力。
所以,這一切都離不開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時代背景。那個年代的西方社會,在政治思潮與社會氛圍上相當開放包容,東方文化開始西渡,諸如佛學(xué)(特別是禪宗)、瑜伽甚至風(fēng)水方面的書紛紛涌現(xiàn)。我也讀了一堆,等于接受了一套全新的思考方式和生活哲學(xué)。那真是一個思想劇烈震蕩的年代。我們都期盼著世界能像我們一樣,變得更開放、更自由、更樂觀。整整一代人,都沉浸在“一切皆有可能”的憧憬之中。我是那場時代浪潮中的一分子。
您的本名“Christopher”可以理解為“背著基督的人”,中文名“杜可風(fēng)”來自《論語》的“君子之德風(fēng)”。兩個名字都像負有某種責(zé)任,指向一種倫理標準。“杜可風(fēng)”是逃離原本自我(Chris)的保護殼嗎?
杜可風(fēng):你在西方可能常常見到,很多人車里會掛一個圣克里斯托弗(Saint Christopher)的小塑像,用來保佑出行平安,就跟佛教的護身符差不多。傳說中,克里斯托弗原本只是個普通人,專門幫人擺渡。有一晚,一個小孩敲門,請他背自己過河。克里斯托弗背上孩子走入河中,卻越走越沉,忍不住說:你怎么這么重?孩子回答:因為我背負著世人的罪惡,現(xiàn)在,你也替我分擔(dān)了這重負。所以西方有很多人叫Christopher,這是一個天主教文化里非常典型的名字。
而“杜可風(fēng)”這個名字則完全扎根于中國文化,也容易讓人聯(lián)想到杜甫。當年為我贈名的老師是一位詩人。我想,老師大概是希望自己的學(xué)生能葆有某種品格,對做人有要求吧。這里始終帶著一種樂觀主義,關(guān)乎人的尊嚴,也關(guān)乎思考與處世的方式。這個名字既是一種鞭策,也是一份期許。
對我而言,兩個名字構(gòu)成了很有意思的對照:一個來自西方天主教傳統(tǒng),另一個頗具中國文人底色。恰好,這兩種身份如今在我身上融成了一體。它們并不是虛妄的,而是始終在彼此碰撞審視,又相互接納、激發(fā)。它們就像一對老朋友,偶爾會有不同的情緒與考量,對對方帶著疑問、要求、期待,但自有一種默契與親近。我覺得,兩個身份并存至關(guān)重要。一個真正的藝術(shù)家必須同時具備主觀與客觀的視角,既毫無保留地投入創(chuàng)作,又能抽離出來,冷峻審視作品究竟夠不夠好。我最大的便利,是很自然地擁有兩個身份,因而擁有了兩種可能:作為“杜可風(fēng)”,我能毫無芥蒂地和中國人一起做事,但我也可以退回“Christopher Doyle”的西方視域,從外部旁觀“杜可風(fēng)”到底做得如何。這賦予了我非常大的自由,一種常人很難獲得的自由,因為這兩個人同時活著,就在我這具軀殼里。
您當年為什么離開印度到香港?
杜可風(fēng):那個時候我沒有任何計劃。到印度時,已經(jīng)二十幾歲了,身上背了不少原本文化的包袱。我在印度待了三年,非常喜歡那里,但印度文化實在太龐雜了,光是語言就有那么多種,我懂一些,又算不上真懂,總覺得自己像是半路插進來的局外人。我意識到,必須將自己徹底清零,從一門嶄新的語言重新起步,才能更徹底地扎進一種文化。正是這個念頭,最終將我引向了香港,引向了中國。
《可瘋》直接以中文面向讀者,以第一人稱為主,也有一些篇章通篇使用第三人稱,再加上幾篇Chris和杜可風(fēng)的對話,我們能讀到說話位置的變化。您覺得用母語以外的語言去思考時,是在重塑自我,還是在發(fā)現(xiàn)另一個原本就存在的自己?
杜可風(fēng):每逢拍戲,我習(xí)慣先讀中文劇本,再用英文做筆記。我也說不清,自己的腦袋好像分成兩半:邏輯的一半是英文的,感性的一半是中文的。我必須先把文本咀嚼、消化掉,然后才能把那些文字通通拋開。
我常說一句話叫“Away with Words”(采訪者注:這也是杜可風(fēng)1999年導(dǎo)演的電影《三條人》的英文名),語言是必經(jīng)的渡口,但抵達之后,你最終必須超越語言。面對文學(xué)也是這樣。很多不愛讀書的人,很難體會到這種自由:文字提供了一種可能,但如何與之同行,全憑你個人的經(jīng)驗。你讀這本書,和我讀這本書,是完全不同的兩場相遇。甚至你小時候讀的一本書,等你成年后再翻開,它已經(jīng)變成了另一本全新的書。
我年輕時對納博科夫迷得不行。現(xiàn)在再看,卻覺得有點過了:他太文藝,太強調(diào)字句的機巧。我依然承認他的偉大,但按現(xiàn)在的品味,那些雕琢未免太滿了。我現(xiàn)在寧可讀偵探小說。以前我根本看不進去,覺得那是小孩子讀的消遣,沒什么嚴肅價值。現(xiàn)在卻喜歡得不得了。我自己也納悶:當年不是嫌它沒水準嗎?也許是我的品位降級了。也可能只是人到了一定階段,趣味自然變了。
我至今還保持每天讀書的習(xí)慣,基本上隔一兩天就能翻完一本,手邊剛好就在讀偵探小說。阿加莎·克里斯蒂、柯南·道爾……各種都看,有時候也會挑一些風(fēng)格特別強烈的。說到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反正大家都姓“道爾”(Doyle),我可以假裝他是我的老祖宗。雖然說類型文學(xué)往往有一套固定的套路和規(guī)矩,但落在不同的文化土壤里,不管是日本的社會派、本格派,還是美國的硬漢派,或者置于不同的歷史時期,都會烙上獨有的印記。所以即便戴著類型的鐐銬,它內(nèi)部依然有寬廣的空間,足夠你去欣賞,把它消化成自己的養(yǎng)分。
如您所說,語言首先是經(jīng)驗。《可瘋》寫道,“當某天夜里,我開始用中文做夢的那一刻,我便知道,自己做出了一個足以改變一生的抉擇”。在您看來,把一句話翻譯成另一種語言,損失的是什么?
杜可風(fēng):如果一句話在嘴邊總得先經(jīng)過翻譯,那它就還算不上是你的語言。現(xiàn)在我根本不需要在腦子里先翻譯了。我說中文時的狀態(tài),跟我說英文時完全是兩個人。講的可能是一回事,表達方式、調(diào)動的語言儲備、底下的情緒,全都變了。說英文的時候,我比較俏皮,更愛開玩笑。講中文時我也喜歡玩雙關(guān),喜歡找那些帶點幽默感的句式和表達。但二者畢竟不同。
學(xué)外語的人或許都有過這種體會:當你開始在夢里用這門語言說話,你就知道自己差不多掌握它了。我做夢偶爾會滿嘴講中文,有時也會脫口而出幾句法語來。這大概跟夢的具體情境,跟過去的哪段生活過有關(guān)。人的每一段經(jīng)歷,都屬于那個特定時期的你,也帶著那一門語言特有的質(zhì)感。語言與語言之間,從來不是一張嚴絲合縫的網(wǎng),很多詞是沒法直譯的。比如中文里的“青”,它究竟是什么顏色,在英文里找不出一個絕對對等的詞。同樣,英文里的“sophisticated”,中文也很難只用一個詞精準翻譯:它既可以是考究、文雅,也可以是老練世故,又隱隱帶著一層居高臨下的優(yōu)越感。英文里一個詞就能傳達的微妙語感,中文可能要費許多周折來解釋。每一種語言、每一句話,都有屬于自己的留白與可能。
三歲前被父親丟進泳池,這件事對您而言是創(chuàng)傷還是禮物?還是兩者都是?
杜可風(fēng):年代太久遠,很多細節(jié)我也只能靠猜。我父親常年和另外兩個朋友混在一起,旅行、喝酒,形影不離。所以八成也是他們?nèi)齻€人在那兒起哄打賭:這小子到底會不會游泳?我爸就把我丟水里去了。結(jié)果邪門的是,我還真就會了。我有時候想,大概人類最古老的祖先本來就是魚吧,我們身上說不定還殘存著魚鰾的記憶。誰知道呢?反正撲騰兩下,我立馬就會游了。
這事我為什么至今念念不忘,還老掛在嘴邊?因為那次經(jīng)歷對我來說,絕對是一個極微妙的轉(zhuǎn)捩點,哪怕那時候我才那么丁點大。很多年后,我們?yōu)榕摹队⑿邸啡タ本埃谏衬钐幫挥錾潮D顷噭菡娌恢滥懿荒芑钕聛恚嚴锏乃緳C當場嚇昏過去了,我心頭卻有種荒誕的奇異感:我竟然一點都不害怕。當時我大概五十歲出頭吧?那是一場折磨,吸一口氣沙子都直往肺里灌。誰都清楚,困在里面出不去,風(fēng)暴要是不停,命就交待在那里了。可我居然特別抽離,特別客觀地看著每個人的反應(yīng)。我充滿好奇:怎么每個人的表現(xiàn)會如此截然不同?我從沒想過自己在生死關(guān)頭會這么冷靜。
換成車禍我未必能這樣,但偏偏有些極端狀況,會把你體內(nèi)某種意想不到的本能激發(fā)出來,那甚至不是冷靜,而是一種享受,一種面對存在的態(tài)度。當年當水手也是這樣,大海上要么狂風(fēng)暴雨呼嘯而至,要么死寂一片無風(fēng)無浪,船就那么僵在原地,都是家常便飯。所以我才叫“可風(fēng)”嘛。風(fēng)有時候往這邊刮,有時候往那邊吹,全由天定。這個名字串起了我的半生,也成了我做人的作風(fēng)。我見過有人被臺風(fēng)卷走,見過活生生的人咽氣……算下來,大概有三次,生命因為各種緣由,在我眼前猝然終結(jié)。
技藝、空間、演員
《可瘋》寫您第一次拍片,拍了二十幾天,最后看回放時,幾乎全黑;后來拍《阿飛正傳》,張國榮和劉嘉玲一段五分鐘不間斷的自由發(fā)揮長鏡頭,拍了五十多條后,您說自己終于“開竅”了:過程必須越簡單越好,最重要的是場景里的能量。您覺得所謂直覺,到底是對技術(shù)的祛魅,還是技術(shù)練到極致后,被身體遺忘掉?
杜可風(fēng):第一次拍攝時,我對膠片和感光度一無所知,根本不明白高感光與低感光膠片對光線的敏感度有什么區(qū)別。我不懂任何光學(xué)理論,很天真地以為,凡是人眼能看見的,攝影機就能拍下來。現(xiàn)在的數(shù)碼機器自然不可同日而語,但當年的膠片可沒那么敏銳。光線一旦欠缺,底片就咬不住光,畫面全黑。當年臺灣鄉(xiāng)下還沒通電,現(xiàn)場最多就有一盞微弱的油燈。肉眼看得到周圍,機器卻什么都記不下來。
可到了戶外,情況截然相反。我完全沒料到天空與云層的對比會那么強烈而鮮明,也沒想到老房子的磚石在膠片上會顯出那么驚艷的紅。說到底,直到今天我依然在面對同樣的問題:我所目睹的世界,怎樣才能更明確地呈現(xiàn)在畫面中?是不是要補一束光?又或者,該借由怎樣的角度去成全它的美?背光時,那張臉上的光影會如何起伏?這就是我每天的工作,多么過癮。我永遠在勞作,永遠在享受,永遠在捕捉世間千姿百態(tài)的美。我說的“美”是一種造化的奇妙,是事物本身的特質(zhì)、引力與肌理。至于那第一次經(jīng)歷,室內(nèi)的部分確實搞砸了。
當時我正好沒有固定工作,有大把時間。朋友要做個記錄,塞給我一臺機器,我便陪著他們環(huán)游中國臺灣拍了二十天。回頭看,那真是一個很重要的契機,沒有那二十天,我今天根本不會坐在這里。我撞進了那個大時代。那是臺灣電影新浪潮破土而出的年代,楊德昌、侯孝賢、賴聲川都在年輕的階段。他們對社會、文化和自身,都帶著一種屬于那個時空的銳氣與期許。我覺得特別微妙,我后來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年代,一次又一次經(jīng)歷了類似的過程。
很多人提過所謂的一萬小時定律:一個人真正要把一門行當摸透,往往得花上一萬個小時。我自己也差不多磨了整整十年,也就是一萬個小時左右。沒有人是一出場就無所不能的。當下最紅的霉霉(Taylor Swift)也并非一夜成名,而是從小唱到二十多歲才成為巨星。所以無論是筆還是攝影機,在它真正變成你身體的延展之前,你必須耐著性子去馴服它、懂得它。直到邁過那一關(guān),機器徹底與你合二為一,屬于你自己的表達才會自然流淌出來。這真是一場修行,就像“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還是山”,三重境界走完,才算開竅。最后之所以重新“看山是山”,是因為工具已經(jīng)成了你的一部分。這需要歲月沉淀,需要態(tài)度,更需要你日復(fù)一日跟它較勁。
以往我們腦子里總有教條:一個鏡頭非得這么拍,才算達成了效果。但如果現(xiàn)場實現(xiàn)不了呢?繼續(xù)硬頂?可以,這是一種辦法,或者反問一句:只能這樣嗎?我們換個思路。這不叫妥協(xié),而是換一個角度,去抵達同樣的靈魂,甚至碰出另一種可能。編劇常常想當然地寫:“徐匯的一棟法式老洋房,后院有個泳池,門前立著三棵樹。”寫起來容易,可你到哪去找?怎么可能正好有棟法式建筑,后面恰好有泳池,前面又正好整整齊齊長了三棵樹?可能城東的洋房有泳池,城西的院子有三棵樹,它們根本不在一處。那怎么辦?你真正要的是那三棵樹、那個泳池,還是那股法國感?
文字并不能框定一切。許多人說劇本是第一位的。沒錯,劇本是藍本,但也只是藍本。我太太寫過一個本子,她自己導(dǎo),我來拍。本子里足足寫了六場雨戲,可實際拍攝時,一滴雨都沒下。可她當初為什么非要寫“那天下雨”?不過是因為角色那一刻情緒低落。為了表達角色的陰郁,難道非得靠降水嗎?動不動就下雨未免太老套了,人人都會這樣寫。誰都知道落雨暗示著情緒的轉(zhuǎn)折,或者某種宿命的節(jié)點。我們能不能另辟蹊徑,用光影或構(gòu)圖抵達同樣的氣氛或情緒?這才是攝影師的工作。這也是我一直講的“away with words”——把字面表達扔到一邊,先弄清它真正想說什么、內(nèi)里是什么,而不是死死抓著那幾個字不放。
再比如你提到的這場戲,人從室外走進來,兩人有些交涉,再倒在床上擁抱。按常規(guī),你大可以切成三四個鏡頭,把流程交代清楚。這樣設(shè)計固然合情合理,可正因為我太執(zhí)著于畫面的含義,背負了太多技術(shù)的自覺,就免不了對自己過于苛刻。坦白講,我對空間有自己的執(zhí)念,調(diào)度稍有差池,或者節(jié)奏感不對,我就必須把原先的方案推翻。最終我發(fā)現(xiàn),只要交代演員進來,人在床上,就夠了。
那時候王家衛(wèi)也很有耐性,由著我去琢磨。前面反反復(fù)復(fù)磨了那么多條,等到演員的耐性快磨光,隱隱要發(fā)火了,我立刻說:“可以了。”攝影師的工作絕不只是架機位、打燈光,天氣的陰晴、演員的情緒,全都在你的權(quán)衡里。尤其是錢,它從來都是電影創(chuàng)作最嚴酷、最現(xiàn)實的邊界。
您說,電影就是風(fēng)水。這話怎么理解?《重慶森林》倚重長鏡頭,《墮落天使》則廣泛使用超廣角,是因為這兩部電影的風(fēng)水不同嗎?
杜可風(fēng):我指的是人與空間的關(guān)系。在一場戲里,一個人為什么站在那個角落?或許是想避開其他人,或許只是借著一扇窗眺望遠方。總有一個理由。就像此刻,為什么我坐在這個位置?因為你在拍我,你需要我身后的景深。你要的是層次,是空間前后拉開的錯落。
《重慶森林》有大量場景是在香港街頭拍的。街上的人流、光影、雜亂的色彩,你根本無法掌控,所以長焦是一個理所當然的選擇。而既然我們已經(jīng)用一種方式去感知、剖析、交代那個故事里的空間了,到了《墮落天使》,面對近乎相同的空間,我們能不能換一種途徑去接近它、滲透它?這也是動機之一。何況那時,我們對人物、空間,或者說我所謂的風(fēng)水,掌控力也比拍前一部電影時更從容了一些。
還有一點,我們幾個人彼此已經(jīng)非常熟悉,合作了那么多次、那么久,鏡頭語言自然而然會順著某個方向流淌。其實我跟其他人合作大體也是這樣——風(fēng)水至關(guān)重要:當你踏進一個空間,隱隱感到它自帶某種敘事感、潛力和氣質(zhì),那就順著它的勢頭走,而不是強行去造作什么。就像我前面舉的法式洋房例子,不是劇本上寫成什么樣,我們就非得復(fù)制照搬。跟我搭檔的創(chuàng)作者,大多既是導(dǎo)演又是編劇,我會盡量在劇本孵化階段,就多跟他們來往。最理想的狀態(tài),是一道去勘景。這樣磨出來的劇本,才會把風(fēng)水寫進去。我們往往會在現(xiàn)場撞見一個比紙上寫得更妙、更生動的空間,甚至當場就能盤算:這里可以這么拍,那邊同時也能用,只要鏡頭不穿幫,不把那個角落交代出去,換一場戲,它就能充當另一處景,這又省了一筆開銷。電影就是這么拍出來的。一個成熟的電影工作者時刻都在權(quán)衡:怎樣做得更劃算、更個人化,能逼出這部電影獨一無二的氣味。
能不能說,您與王家衛(wèi)的默契建立在一種微妙的碰撞上?
杜可風(fēng):我其實一直活在主觀與客觀的拉扯之中,兩者缺一不可。我在書里提過王家衛(wèi)常說的一句話:“你只能這樣嗎?”我覺得這句話分量很重,因為它在不停地追問:你真的只能做到這種地步嗎?有時候,受限于年紀、體力、語言,我的確“只能這樣”;但更多時候,不過是因為自己不夠?qū)Wⅰ⒉粔蛲度耄阍究梢宰龅酶茫皇俏幢M全力,才落得個“只能這樣”。“你真的只能這樣嗎?”無論是創(chuàng)作還是做人,這都是一句至關(guān)重要的設(shè)問。面對一個角色、一種狀態(tài)或一場變故,我們都該這樣反復(fù)質(zhì)問自己。很多時候,你可以做得更好,或者至少做得不一樣。
您覺得無止境的自我要求的界限在哪里?拒絕再來一次是否也是一種成熟?
杜可風(fēng):界限就是體力啊。當然有時是思考的余地,有時是態(tài)度問題,有時也關(guān)乎智慧。我會先在心里拷問一番,確認我真的只能到這里了——體力見底了,思想也窮盡了,再去給他答案。他那句話是有作用的,至于你怎么去接,全看你當下的真實狀態(tài)與本能反應(yīng)。
當我拍戲拍久了,自己對空間越來越有把握,也琢磨透了一個道理:世上沒有百分之百的完美。如果眼前的鏡頭已經(jīng)能拿到七十五分,那就行了,已經(jīng)相當漂亮了。學(xué)會放手其實特別難。當然了,要是連七十五分都還沒摸到,那我肯定不會罷休,繼續(xù)拍。
您前面已經(jīng)談到“美”,可能更多是在“風(fēng)水”的意義上。那您覺得什么樣的演員是美的?
杜可風(fēng):所謂的美,絕不是整容流水線上那種精致的皮囊,那是假的。對演員來說,最關(guān)鍵的是氣勢。真正好的演員,是懂得把自己的“氣”分給你、渡給你的。這才是核心,而不是皮相漂不漂亮。那是內(nèi)在的東西,是對自己長期的苛求,是一點點養(yǎng)出來的氣魄。這東西很稀罕,真沒幾個人能有。所以我從不以表象審視演員。我會盡量跟演員在精神上交匯、互換彼此的“氣”,互相激發(fā)。我所謂“擁抱”演員,從來不局限于肢體動作,而是一種精神上的同頻,是彼此的托舉、敬重和鼓舞。
我常講,一部電影里其實只有三個人:鏡頭前的人、屏幕前的觀眾,以及夾在中間的我。如果我和鏡頭前的那個人沒有真正的能量往復(fù),觀眾就根本感應(yīng)不到——拍攝現(xiàn)場必須有我在場。就像現(xiàn)在做訪問,如果讓我一個人干巴巴地對著攝像機自說自話,我講不出來。就算能講,狀態(tài)也完全不同。正因為有你在對面提問,有你這個鮮活的人在,我才會有當下這樣的反應(yīng)和表達。所以,鏡頭前演員的“氣”要想抵達銀幕外的觀眾,中間必須經(jīng)過攝影師。攝影最根本的使命就是“引氣”,做一個通透的管道,讓那股氣流暢無阻地穿透過去。
據(jù)說拍《春光乍泄》時,梁朝偉站在伊瓜蘇瀑布邊,連自己也不知道為什么停在那里。演員自己還不知道時,您從他的身體上先看見了什么?
杜可風(fēng):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是我們在技術(shù)上不知道該怎么處理。瀑布的水汽漫天飛,跟下雨一樣,空氣里到處都是,根本控制不了。后來我們索性想,算了。這其實也是一種開竅:技術(shù)上束手無策,要不要干脆放棄——換句話說,順水推舟?結(jié)果我們反而發(fā)現(xiàn),這樣拍其實特別好看,有它獨特的氣質(zhì),甚至更能襯托人物當時的心境。這種感覺你在紙上是寫不出來的,就算寫得出來,現(xiàn)場也不一定做得到。
所以那次完全是反過來的。我們無路可走,反而撞見了一種全新的可能,而且比原先設(shè)想的更好,連我們自己都沒想到。頂尖的音樂家常說,關(guān)鍵不在于你吹沒吹錯一個音,而在于你怎么順著那個“錯音”繼續(xù)演下去。邁爾斯·戴維斯也說過,沒有對錯,只有可能性。最重要的就是可能性——你撞見了一種可能,跟著它走下去。爵士樂對我的影響極深,而且我合作的大多數(shù)導(dǎo)演,多多少少都懂音樂,有的本身就是音樂家。對我而言,電影風(fēng)格最重要的精神養(yǎng)分不是其他電影,而是文學(xué)與音樂,它們真正決定了我電影的骨架、肌理和氣質(zhì)。
失誤、數(shù)字、行業(yè)
《可瘋》里有一篇《世間沒有失誤,只有未曾預(yù)料的可能》。可如果今天故意保留“失誤”“岔子”“意外”來制造“杜可風(fēng)感”,這些所謂錯誤會不會也變成套路?
杜可風(fēng):我要問的是:你為什么要模仿我?你可以把這些解釋成某種風(fēng)格,但他學(xué)我,你也學(xué)我,你們之間還有什么區(qū)別?投資人為什么非要找你呢?你必須走出自己的路。全世界每年從電影學(xué)院畢業(yè)的學(xué)生少說也有幾萬甚至幾百萬人,但真正拍出好電影的能有幾個?幾十個?世界上這么多人,頂尖的導(dǎo)演寥寥無幾,這是殘酷的現(xiàn)實。既然這樣,你為什么不努力,走你自己的路?
我之所以這樣拍戲,是因為我就是這么生活的。我沒正經(jīng)念過電影,沒上過課,也從未做過攝影助理,第一次拿攝影機,直接就當了攝影師。但我有自己的生活觀念、閱歷,有我讀過的書、我自己的品味和體魄。這些全是我的,不是你的。你得做你自己。怎么做?多下點功夫,經(jīng)常問自己:你真的只能這樣嗎?最重要的是去生活。電影的技術(shù)和理論誰都能學(xué),但唯獨你的生活方式是無可替代的。世上絕不會有第二個人跟你過著一模一樣的日子,擁有跟你完全一致的想法、審美和智慧。這些是你獨有的,你為什么不去揮灑它們?
很多藝術(shù)家都明白,作品并非終點,藝術(shù)家自身才是那件終極作品。就像達利,他的技法何其精湛絕倫、風(fēng)格鮮明,繪畫造詣極高,但他自己說過,他畢生最偉大的杰作,就是“薩爾瓦多·達利”這個人本身。
您現(xiàn)在工作時會使用AI嗎?
杜可風(fēng):我完全不懂。我連微信都不玩,電話也不用。我從小就討厭打電話。更別說現(xiàn)在了——那些走在路上一直低頭看手機的人,三天兩頭撞到我。我出門走路都得這樣側(cè)著身喊:讓一讓,借過借過。
換個角度看,當年有聲片取代默片時,人們也以為舊時代徹底終結(jié)了,可電影并未消失。膠片轉(zhuǎn)向數(shù)碼時,也有人哀嘆電影已死,結(jié)果呢?首先電影沒死,其次現(xiàn)在照樣有人在用膠片。還有黑膠唱片,原本都快絕跡了,如今反而紅得不得了。
AI當然有它的用處。你問它一句,它就吐給你一個答案、一段解說。但它給不了你智慧。智慧來自你的生活體驗、人生態(tài)度、受過的教育,來自社會和環(huán)境的浸染,是所有這些沉淀出的你這個人,而不是冷冰冰的機器運算。這就回到我們剛才聊的:這個鏡頭不是機器拍的,是你拍的;一本書也不是筆或電影寫的,而是我寫的。
在杜可風(fēng)和Chris的對話中,杜可風(fēng)說:每部片子都是時空膠囊,拆封重釀就沒那個味兒了;電影拍完后,它是觀眾的,不再是我的了。您怎么看對電影的修復(fù)煥新?
杜可風(fēng):有的人交卷了就徹底放下,有的人終身沉浸在未完成狀態(tài)里。很多作家寫了一輩子書,其實都在寫同一本,有些人一輩子也就在磨同一件事。
反倒是不少憑一首歌走紅的歌星,我常覺得他們挺可憐,年輕時靠它成名,老了還在臺上反復(fù)唱那同一首歌。可他明明箱底里還有那么多別的好歌啊。
您說,人眼與機器的算法視覺是兩套系統(tǒng)。在今天這個算法主導(dǎo)的視覺時代,機器難道不是在改造人眼嗎?
杜可風(fēng):現(xiàn)實的確是這樣。一方面,現(xiàn)在人人都是攝影師。如今哪怕五歲的小朋友都會指揮:給我拍個橫的。尤其在我們徐匯那一帶,我經(jīng)常撞見很多小姑娘在街邊拍照:頭發(fā)撥一下,好,站過去,側(cè)一點身,等等,別動,這里光線特別好,對對,就是這樣……十幾歲的小妹妹全懂這些,是不是?所以我說,如果專業(yè)攝影師不夠突出、沒有自己的辨識度,誰都能做你的工作。
我寫這本書,其實也想提醒大家:看電影不僅僅是看故事,你還可以去感知它的結(jié)構(gòu)、節(jié)奏、所謂的風(fēng)水,去感受色彩的質(zhì)地,以及表演本身的節(jié)律和舞蹈感。全球絕大多數(shù)影評家其實都在評論電影的內(nèi)容。幾乎所有人聊起電影,甚至包括很多攝影師,都會講劇本是最關(guān)鍵的。我完全不同意。我更想提供另一種審視電影的視角。這本書絕不是為了宣泄自我,或者單純向別人兜售我的生平。我只是希望通過這些故事,讓讀者多多少少體察到我的某種出發(fā)點、創(chuàng)作的來路,以及一個創(chuàng)作者到底該對自己提出怎樣的要求。
您怎么看電影行業(yè)的未來?
杜可風(fēng):電影現(xiàn)在正處在一個挺微妙的階段,特別是這幾年。制片人、導(dǎo)演,甚至連觀眾,大家腦子里其實都畫著問號,不知道接下來該往哪兒走。尤其是拍那種傳統(tǒng)大片的,投那么多錢,面對未知的風(fēng)險,誰不猶豫?
電影行業(yè)當然不會消亡,但它一定會變,包括行業(yè)的生態(tài)、它的結(jié)構(gòu)和存在方式。至于怎么變,這得看年輕人。我最開心的,是到了我現(xiàn)在這個年紀,居然還有那么多年輕人樂意找我合作。說真的,他們才是帶動下一輪浪潮的人,我畢竟屬于上一個世代。我能做的就是去感受、去搭把手,用我那套手藝幫他們呈現(xiàn)出來。年輕人大概也摸透了我的脾氣,知道我有點經(jīng)驗,但從來沒把我看成一個高高在上、有距離的老頭子。能和他們玩到一起,真讓我覺得特別高興,比什么都高興。
其實,大家今天不還是照樣去教堂做禮拜,照樣去聽音樂會、去球場看足球賽嗎?現(xiàn)在的演唱會甚至越開越大,越辦越瘋。人還是需要這種聚在一起的共同體驗。在我年輕時的那個年代,周末去電影院幾乎是雷打不動的習(xí)慣。我們這些住在郊區(qū)的小孩,周末一大幫人特意跑到城里,就為了看一場電影。去電影院看電影從不是單純看個片子,它更像是一種儀式,是把所有人聚在一個黑盒子里,一起呼吸、一起分享的時刻。
拼貼、老去、上海
《可瘋》里收了大量拼貼畫。書里還寫到了您對中國紙張歷史的迷戀,以及對酒和李白的偏愛。為什么要做這些實體拼貼?您說,電影要留白,但您的拼貼卻總填滿,您想填補什么?
杜可風(fēng):有人說書是“portable magic”,可以隨身攜帶的魔法,我雙手贊成。就像剛才聊到的黑膠和膠片,我迷戀一切有質(zhì)感的東西,喜歡指尖碰觸不同材質(zhì)的感覺。我的那些拼貼畫全是一剪刀一剪刀剪下來,再一點點粘上去的,是最原始的手工剪貼。
《可瘋》中所有拼貼作品都是杜可風(fēng)在家中的浴室、客廳、臥室、陽臺,以及各地各國的酒店,在電影拍攝之余,所創(chuàng)作完成的。
為什么要去擺弄拼貼呢?拍電影是會把人的精氣神徹底掏空的。一部戲殺青,不少人起碼得大病兩周。那是因為在片場時,你整個人像被擰緊的弦,所有的心智、體力全押在同一件事上。你根本睡不安穩(wěn),閉上眼睛,白天的機位、光影、畫面還在腦子里瘋狂打轉(zhuǎn)。收工后,不管是拍了八小時、十小時還是十二個小時,你總得偷出幾個小時來給自己松綁。很多人會結(jié)伴去喝幾杯,離家近的就趕著回家;而我呢,就坐下來剪剪貼貼,或者翻翻書。對我而言,這是最徹底的釋放。你必須讓自己軟下來,必須把片場里遭遇的那些狂喜、憤怒、較勁和失落,一點一點消化掉。
接下來還會寫書嗎?
杜可風(fēng):我想做下一本書,主題是關(guān)于“armchair travel”——我不知道中文該怎么準確翻譯。所謂“扶手椅漫游”或“臥游”,其實就像看書一樣,你整個人窩在一把扶手椅里,思緒卻已經(jīng)在世界各地神游了。仔細想想,看電影何嘗不是一場旅行?看書是旅行,做夢也是旅行。我想順著這個感覺做點東西,可能會畫些水墨,或者繼續(xù)做拼貼。現(xiàn)在我已經(jīng)動手了,也在圍繞這個概念寫些碎片文字,不過一切都還在慢慢發(fā)酵中。
您在書中談到了王爾德的《道林·格雷的畫像》,那您自己是怎么看變老這件事的?
杜可風(fēng):越老越好!你也趕快老吧!我們小時候總有些荒唐念頭。我記得自己十三歲那會兒就在想:哇,二十歲?二十歲是個什么概念啊?那時候我真以為人一過二十,生活就到頭了,沒什么意思了,該經(jīng)歷的都經(jīng)歷完了。后來到了人生的中途,整個人又陷入各種搖擺:懷疑這個,焦慮那個。但真等到年紀越來越大,你反而會覺得——Too late!反正也來不及后悔了嘛。我現(xiàn)在覺得非常舒服,老了其實比年輕時更自由、更通透。
以前年輕時做個決定,總在心里打鼓:我選對了嗎?萬一選錯了怎么辦?是不是換個走法會更好?現(xiàn)在年紀一大,你會很坦然:就這樣,認了。拍電影尤其需要這種心態(tài)。你的判斷也許會失誤,但只要是你下的決定,你就得認賬,不能一出問題就全賴別人。你憑什么能擔(dān)得起這個責(zé)任?因為你有了一輩子的經(jīng)驗和修養(yǎng)。對自己有要求、把工作當成自己的延伸,你才敢站在那里承擔(dān)責(zé)任。有時一個決定未必是百分之百完美的,但在那個當口,它有它的道理和價值,甚至可能是唯一的出路。年輕時擺著兩三個岔路,人往往左右為難,到了這個歲數(shù),你把心一橫:我必須做一個選擇。這就是一個人最重要的成長。
《可瘋》里有很多寫上海的文章。您覺得自己還是上海的局外人嗎?談?wù)勀瓷虾5难酃狻?/span>
杜可風(fēng):我在上海住了快五年了,早些年也在這兒拍過不少戲。
我最迷戀的城市全跟海脫不開干系。我出生、長大的悉尼是這樣,我在歐洲最偏愛的阿姆斯特丹也是座港口。海總能給人一種新鮮感,那關(guān)乎氣候,關(guān)乎空氣里的咸濕味兒,也關(guān)乎海邊人的活法。澳大利亞的大城市幾乎全沖著大海,悉尼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都擠在海邊那幾個片區(qū)。
上海當然也跟海相通,名字里就寫著“海”嘛。更重要的是,這里有水,到處都是活水。我常常去西岸那一帶跑步,太喜歡那里的生活節(jié)奏了。我特別看重一個地方適不適合散步,討厭馬路寬到望不到頭的地方。再說我也不會開車,連澳洲很多地方我都摸不透,因為沒車根本寸步難行。空間一旦被拉得太大,人與人之間的心理距離也就被拉遠了。我只喜歡能靠雙腳丈量的尺度,能隨性拐彎,走走停停。當人比較密集地生活在一起,故事才會瘋長,才會形成旺盛的市井生機。要是人們只是上班下班,開車穿梭通勤,生活就變味了,那些街頭的偶遇、擦肩而過的火花,還有那些因碰撞而生的故事,可就全沒了。
您經(jīng)常在上海的馬路上被路人認出來?
杜可風(fēng):天天都有。有人迎面走來想拍我,我其實很開心。
但說實在的,你認不認識“杜可風(fēng)”這個人,其實無關(guān)緊要。真正要緊的是,因為我的存在,你看電影的眼光、走進影院的由頭,哪怕只是自己平時舉起手機拍照的視角,能發(fā)生那么一點點改變,那我就太高興了。這意味著我對這片土地的文化、社會,對眼前這些具體的人,總算有了一點點貢獻。這大概也跟我從小受到的天主教熏陶有關(guān)。其實天下大部分的宗教底色都是相通的:待人要好。我覺得,人這一生總得想明白自己究竟因何而存在,這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