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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的文朋詩友
來源:學習時報 | 晏建懷  2026年09月18日09:02

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33歲的范仲淹任泰州西溪(今江蘇東臺)鹽倉監,在這一時期與滕子京、胡瑗、富弼等人成為好友,曾作《書海陵滕從事文會堂》一詩表達交游的歡娛與快樂之情。詩曰:“東南滄海郡,幕府清風堂。詩書對周孔,琴瑟親羲黃。君子不獨樂,我朋來遠方。言蘭一相接,豈特十步香。德星一相聚,直有千載光。道味清可挹,文思高若翔。笙磬得同聲,精色皆激揚。栽培盡桃李,棲止皆鸞皇。琢玉作鎮圭,鑄金為干將。猗哉滕子京,此意久而芳。”詩中“君子不獨樂”,堪稱他秉持一生的“交友觀”。

范仲淹敬重高風亮節之士,如林逋。林逋恬淡好學,不趨榮利,隱居西湖孤山,20年不涉足城市,乃當時名士,范仲淹很是仰慕。他在《寄贈林逋處士》詩中云:“唐虞重逸人,束帛降何頻。風俗因君厚,文章至老淳。”盛贊了林逋的品格。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年),時任大理寺丞、興化知縣的范仲淹去孤山拜訪林逋,因暴雨無法渡湖而作罷,遺憾地寫下《與人約訪林處士阻雨因寄》一詩曰:“閑約諸公扣隱扃,江天風雨忽飄零。方憐春滿王孫草,可忍云遮處士星。蕙帳未容登末席,蘭舟無賴寄前汀。湖山早晚逢晴霽,重待尋仙入翠屏。”他相信,再大的風雨也遮擋不住這位至性君子的奪目光輝。

天圣五年(1027年),范仲淹給朝廷上了一份萬言書——《上執政書》,針對時弊叢生的朝政提出改革建議,得到了宋仁宗的重視,引起了朝野轟動,一時洛陽紙貴。林逋也讀到了,驚異于范仲淹的見地和膽識,特賦《送范寺丞仲淹》詩曰:“中林蕭寂款吾廬,亹亹猶歡接緒余。去棹看當辨江樹,離尊聊為摘園蔬。馬卿才大常能賦,梅福官卑數上書。黼座垂精正求治,何時條對召公車?”將范仲淹比喻為漢代才華橫溢的司馬相如和位卑卻敢于直諫的南昌“仙尉”梅福,既有欽佩,又有期許。

范仲淹與晏殊的交往,堪稱良師益友典范。《宋史·范仲淹傳》載:“母喪去官。晏殊知應天府,聞仲淹名,召寘府學……服除,以(晏)殊薦,為秘閣校理。”晏殊十分賞識范仲淹的品格和才華,范仲淹丁母憂期間,居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丘),時為南京留守的晏殊聘請范仲淹到應天府學教書。服除后,晏殊又推薦他入京出任秘閣校理。晏、范二人亦師亦友,多有詩文贈答。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61歲的范仲淹由鄧州(今河南鄧州)知州調任杭州知州,赴任路上特繞道陳州(今河南周口),看望以刑部尚書知陳州的晏殊,詩酒相從,歡聚數日,范仲淹作《過陳州上晏相公》詩曰:“曩由清舉玉宸知,今覺光榮冠一時。曾入黃扉陪國論,重來絳帳就師資。談文講道渾無倦,養浩存真絕不衰。獨愧鑄顏恩未報,捧觴為壽獻聲詩。”回憶過往,感慨當下,對其知遇之恩沒齒不忘。

范仲淹交往時間最長,堪稱其一生知己者,非滕子京莫屬。就人生經歷而言,范仲淹與滕子京至少有三同:同年、同事、同遭貶謫。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與滕子京同登蔡齊榜進士。宋仁宗天圣年間,范仲淹與滕子京一起任職泰州。范仲淹主持修筑泰州捍海堤時,滕子京襄贊其事,大力協助。雖然后來老百姓感念范仲淹,將捍海堤取名“范公堤”,但滕子京功不可沒。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范仲淹受命擔任陜西邊帥,率軍抵抗西夏,滕子京是他的部下,再度成為同事。工作上的交集,增進了了解,加深了友誼。

二人友誼之深,在范仲淹創作《岳陽樓記》的前后最為體現。宋仁宗慶歷三年(1043年),西夏元昊主動議和,西北邊事稍寧。迫于“積貧積弱”困局的宋仁宗將范仲淹召回京,派其出任參知政事(副宰相),主持以增加財政收入、提高軍備力量、減少冗官、冗兵、冗費問題為目標的政治改革,史稱“慶歷新政”。但改革觸動了既得利益者,改革越深入,反對聲越大,因而遭到圍攻。右正言錢明逸上書彈劾范仲淹的罪狀:“更張綱紀,紛擾國經,凡所推薦,多挾朋黨。”改革功敗垂成。宋仁宗慶歷五年(1045年),57歲的范仲淹被排擠出朝,先貶邠州(今陜西彬州),再貶鄧州。然而就在上年,滕子京亦貶官岳州(今湖南岳陽)。

滕子京“謫守巴陵郡”,并未沉淪,而是勵精圖治,經過兩年多的精心治理,岳州“政通人和,百廢俱興”,于是“重修岳陽樓”。宋仁宗慶歷六年(1046年)秋,煥然一新的岳陽樓落成,滕子京請這位在士大夫間聲譽極高的同年為剛剛重修落成的岳陽樓寫一篇記,他寫了一封求援信,隨札附《洞庭晚秋圖》,命人快馬加鞭送至鄧州。是年九月十五晚,范仲淹讀過滕子京的來信,端詳完《洞庭晚秋圖》,徘徊在自己新建的花洲書院的庭院里,望月光如水,思前因后果,突然靈光一現,頭腦中感覺到一種前所未有的澄明,他似乎找到了一片與心境完全契合的風景。于是,因為改革的道路布滿荊棘和坎坷,便有《岳陽樓記》中的“陰風怒號,濁浪排空”“薄暮冥冥,虎嘯猿啼”。因為志士蒙冤,忠臣見棄,便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然而邦國興衰、黎民冷暖如影相隨,范仲淹忘卻了個人得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使他在“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堅定信念中勇敢前行。

《岳陽樓記》既是范仲淹“心憂天下”的外在表達,也是他與滕子京君子之交的意外收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