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震云 X 張英:“一地雞毛”中的陽光與溫暖

劉震云,作家、編劇、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著有《一地雞毛》《一句頂一萬句》《咸的玩笑》等。曾獲茅盾文學獎等。現居北京。

張英,媒體人,閱文探照燈讀書主編。著有《文學人生》《文學的力量》《中國文化現場》《金庸訪談錄》等。現居北京。
我眼里有兩個劉震云。
前一個是杰出的小說家劉震云,曾獲茅盾文學獎、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等。他用一只手寫歷史與故鄉,如《故鄉天下黃花》《故鄉相處流傳》
《故鄉面和花朵》《溫故一九四二》《一句頂一萬句》《一日三秋》等,以他生長的河南老家為背景,千百年的滄桑變遷、故鄉祖祖輩輩的苦難命運、歷史的風云變化,都落在了那塊貧瘠、多災多難的黃土地上;另外一只手寫當下生活,如《一地雞毛》《頭人》《單位》《官場》《官人》《手機》《一腔廢話》《我不是潘金蓮》《我叫劉躍進》《吃瓜時代的兒女們》《咸的玩笑》等,講述城市生活和城里人的傳奇故事,這類小說暗合了劉震云的日常生活和對現實生活的思考,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反響。
后一個是杰出的影視編劇劉震云,曾獲中國電影華表獎優秀改編劇本獎、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改編劇本獎等。1989年劉震云加入“海馬影視創作中心”,從電視劇本《海馬歌舞廳》開始參與劇本寫作,獨立創作從電視劇本《一地雞毛》開始,一直到專注電影劇本《手機》《我叫劉躍進》《一九四二》《我不是潘金蓮》《一句頂一萬句》等的寫作。
結伴去汴梁
張英(以下簡稱“張”):您寫劇本很早,上世紀80年代末,王朔牽頭發起,您和海巖、莫言、史鐵生、池莉、劉恒、蘇童等眾多知名作家加入了海馬影視創作室,當時被媒體戲稱為“中國第一編劇工會”,目標是通過高品質的作品和市場化的創作模式改變當時國內影視內容平庸的現狀。當時海馬影視創作室推出了《渴望》《編輯部的故事》《海馬歌舞廳》等熱門電視劇。您第一次寫劇本,正是從《海馬歌舞廳》開始的。這個故事是怎么找到的?
劉震云(以下簡稱“劉”):時間太久了,我都不記得詳細的情況了。二十多個作家集體參與創作,擠在招待所和小飯店聊劇本、聊社會觀察,氛圍很熱鬧。《海馬歌舞廳》40集,我只寫了《大腕風波》這一集,其余劇集由其他海馬作家完成。
張:《一地雞毛》是您寫的中篇小說,發表以后獲獎,先被張藝謀看中要拍電影,結果因故停拍;后來小說又被王朔看中了,策劃成電視劇,您當編劇,這是您第一次獨立完成的電視劇本,也是您唯一的電視劇本。
劉:《一地雞毛》發表出來,我從沒想過要改成影視。這個小說的影視化改編也是歷經坎坷,多災多難。當時張藝謀和王斌看上了小說,提出想把《一地雞毛》改成電影,找了曹禺的女兒萬方寫劇本,然后劇組都成立了,主演是鞏俐,外景勘探好,在重慶那邊開拍,結果最后遇到困難,電影不拍了。
后來時間過去一年多,我在《農民日報》工作的老同事高山,找我想把《一地雞毛》拍成電視劇。我寫了劇本,立項后當時找了好多導演,當時我倆連電影導演和電視劇導演是不同的都不知道,先找到了央視拍《話說長江》的夏俊,他說我不懂電視劇,拒絕;后來我們又找到吳文光,他說自己是拍紀錄片的,不懂電視劇,推薦了另一位導演。
時間又過去了一年,我跟高山吃飯,他還是想拍這個電視劇。后來王朔和馮小剛合伙成立了好夢影視公司。我碰到王朔,他看了劇本說行啊,他們公司接手拍電視劇,馮小剛當導演。小剛當時剛拍完《北京人在紐約》,做執行導演。小剛最難得的一點,是懂市井普通人,懂文字里藏的幽默與心酸。他拍東西不刻意拔高、不渲染苦難,擅長捕捉老百姓柴米油鹽里的擰巴,剛好貼合《一地雞毛》想表達的東西。那是我們第一次正式合作,從那時候我就知道,他能讀懂我文字底層的東西,不是只看表面故事。
對于我來說,人比事更重要。就因為我跟高山是好朋友,說得來。如果是陌生人,我真要考慮考慮,我們對世界的整體看法,對作品的看法,看的深度是否相同。如果這方面無法溝通,差距太大,合作在很多層面就會出現矛盾,溝通的成本太大,合作太煎熬,這樣的事情我決不干。畢竟,我寫作是因為愉快,而不是痛苦難受。
《一地雞毛》電視劇的總投入大概100萬,那時候1集10萬算大投入了。我聽高山說,光賣給香港的播出版權的價格就收回成本還賺到錢了。這部電視劇是陳道明在表演上最成功的代表作品,全國播出后好評不斷。
張:《一地雞毛》這個電視劇不僅讓您賺到錢了,還讓您當編劇有了自信心。
劉:《一地雞毛》的劇本是我在德國訪問的時候寫出來的。當時我在國外,待了快一個月,跟蘇童一起,他整天逛街,我整天待在屋子里寫劇本,當時也不知道劇本怎樣寫。蘇童又得意又同情地對我說:人和人的生活,咋就這么不一樣?
《一地雞毛》我當時拿的稿費,1集是6000元,是當時全國最高價格,加上原著版權,好像最后給了我12萬。我記得那天高山戴著蛤蟆鏡,穿一風衣,拿一大提包錢給我。當時我沒見過那么多錢,人民幣還沒有100的票子,最大面額都是10塊的。
我在農村長大,對生活要求不高。我能深刻體會苦難。日常生活中,我沒有太大的壓力,對物質的欲望也不多,怎么著都能吃到一碗涼皮,足矣。孔子說過,身居陋巷,回也不改其樂。
張:《一地雞毛》改編成電視劇播出以后,獲得了非常好的收視率和很高的評價,已經成為了中國電視劇的經典代表作品。寫小說和寫劇本,有什么不一樣?
劉:小說被改編成影視,我覺得首先是兩種不同東西的嫁接,因為文學作品和影視作品是兩種不同的藝術形式,關注的面是非常不一樣的。影視首先是集體創作,有導演、編劇,還有攝影、演員,是所有這些人集體的創作,每一個環節都是非常重要的。而文學作品是特別個體的創作。影視作品注重特別表面化的東西,比如人物語言、動作語言,然后故事的行進,節奏感非常重要,而這些東西恰恰對文學作品是不重要的。文學作品重視的是這些表面東西的背后。
如果影視作品是一盤菜的話,它要求直接上到餐桌上,色香味俱全,拿著筷子就可以吃。而文學作品不重視這個,它重視的是在廚房里操作的過程,剝蔥剝蒜,所有的菜往鍋里邊一放,騰起來那種煙霧、火焰,它重視的是這樣一些視覺性的動作、畫面。
我現在主要寫長篇小說,長篇小說更能抒發我自己的胸臆,它不是小規模的游擊隊,碰上三五個鬼子,而是千軍萬馬的戰爭。這本身要求對篇幅對內容的注重,要調動作者才情的各方面,對作者來說更過癮。
寫作對我來說不純粹是謀生,而是因為快感,寫的時候肯定要追求愉快最大化,能夠最大化的就是小說。寫完小說再改劇本,已經千軍萬馬打過,派出一個尖刀團,殺幾個小敵,這個興趣還是有的。
對我個人來說,我主要是作者,不是編劇,有主次之分。如果我是編劇,那劇本的形式肯定吸引我。我就像是廚師,不是前臺服務員。炒完再送上去,我也沒問題,但不能只做服務員。我只寫我自己的小說改成的劇本。
張:為什么?
劉:電影劇本對一個作者來說,天地太狹窄,最多四萬字。劇本不要背后的東西,只要一盤菜,這對一個小說作者非常痛苦。不讓我說背后的事情,只盯著表面和視覺,這不是我的習慣。
小說和電影是完全不同的動物。電影改編對小說沒有任何影響,因為它是另外一種動物。將小說改成電影,是特別艱苦的過程。就像把一頭豬改成一匹駱駝,非常困難,不是卸完重裝就行了。兩種動物吃的東西不同,要去的地方也不同。一個在豬圈,一個在沙漠。
我寫小說時跟筆下的人物有感情,就像我多次說的一個說法:結伴去汴梁。這時有導演說要改編我的小說,我沒抗拒心,既然陪著這個人去了汴梁,再去一下長安,也可以。
但如果讓我直接寫一個電影劇本,或者改編他人的小說,是特別麻煩的事情。我不知道導演交給我的這個人,會不會和我發生感情。如果兩個人是包辦婚姻,沒感情還要生孩子,那非常痛苦。
張:從小說到電視劇,《一地雞毛》發生了怎樣的改變?
劉:《一地雞毛》的小說和劇本,現在在大學影視學院是教課用的,因為它跟別的劇本特別不一樣。
小說《一地雞毛》對我的寫作來說是一個轉折點。我開始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寫作。當時我在北京的大街上發現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就是日常生活中人的外貌千差萬別,每個人的性格、家庭都不同,但是一到上下班的時候,成千上萬的人騎著自行車在街上走,他們的面部神情是一樣的,非常的麻木、疲憊不堪。我看著這個場面,覺得非常恐怖。因為世界上百分之九十的人是底層勞動人民,他們今天知道明天要干什么,明天知道后天要干什么,就是這么日復一日地重復地生活。
對這大部分人來講,他們的精神支柱在哪里?每天生活這么重復,如果沒有一個人為實現的價值和意義,他們是活不下來的。他們不可能每天到機場去迎接外國元首,或者哪座大樓落成了讓他們去剪彩。這種實現價值的地方沒有他們,那么他們靠什么生活下來?最后我在一個地方找到了答案,那就是菜市場。所有的人進了菜市場,馬上換了一個狀態,跟在街上騎自行車是非常不一樣的。韭菜多少錢一斤?一毛五。能不能一毛三?所有的人都在討價還價,其實就是二分錢的鋼镚兒,寸步不讓,說你怎么賣一毛五呢?我剛才看那邊韭菜就是一毛三。其實剛才的韭菜是不存在的。這就證明這二分錢的爭奪肯定超過了二分錢的價值。
當一個人拎著一毛三的韭菜往家走的時候,我覺著他肯定跟美國總統開八國首腦會議拎回去一籃子經濟計劃是一樣的。在這一點上,他們的心境和境界達到了同樣的高度。當我從菜市場發現這一點的時候,我覺著天上灑下來一縷特別燦爛的光芒。
當電視劇《一地雞毛》播出的時候,有人說稍微灰暗了一些,他們問我是不是灰暗?我說一點都不灰暗。其實《一地雞毛》還可以改成另外一個名字,就叫《一地陽光》。
張:所以小林就是沉默的大多數,甚至在小說里沒有具體的名字。
劉:許多人認為小林是一個普通的公務員,日復一日地生活,把日子過成了一地雞毛,其實這個想法是錯誤的。《一地雞毛》里的小林是一個普通的公務員,但是他的認識和其他公務員不一樣。別人都認為世界領袖、政治家是重要的,但是小林不這么想,他認為家里那塊豆腐餿了,比八國首腦會議重要。豆腐餿了,老婆發現回來問他:“小林,豆腐為什么餿了?怎么會忘記放冰箱里?你不買豆腐也就算了,你買了豆腐又讓它餿了是何居心?” 小林回擊:“一塊豆腐餿了算什么?上一回你往冰箱上放暖水瓶,一下沒放好失手碎了,我又說什么了?”他老婆回答:“行,咱不說豆腐,也不說暖水瓶了,說上一回你偷給你媽錢是怎么回事?我眼瞎了找你這個農村人,你以為你干的事我不知道?你們家哪個人是好人?”
然后,矛盾持續升級,家庭戰爭由一塊豆腐牽扯到整個家族。這個時候電視正在播放八國首腦會議,所有在座的總統、總理、首相都在談論“世界往何處去”。小林看著電視說了一句“fuck”。這是《一地雞毛》核心的靈魂,小林這個認知跟其他公務員有了很大的不同。
小林在日常生活中唯一的樂趣是什么?生活中的樂趣,在他身上是一點點流失的。上大學的時候他愛看足球,1990年世界杯上,決賽是阿根廷隊對荷蘭隊,馬拉多納帶領阿根廷參加。因為有時差,決賽在中國北京時間是半夜,小林家是一個一居室,他當天下班后趕緊把屋里的衛生搞得特別干凈,又炒了幾個菜,拿了瓶紅酒,打算等老婆孩子都睡了,半夜看足球。結果老婆回來看到家里如此干凈,家務活干得那么利索,就懷著惡意想有什么不好的事吧?小林向老婆解釋:“半夜世界杯決賽,我想起來看馬拉多納,電視機聲音讓它小點,聲音全關了也行。”他老婆說:“想看馬拉多納,成,但是你能不能也幫我辦件事?”小林說:“只要你讓我看馬拉多納,十件事我都幫你做。”老婆說:“很簡單,你能不能明天上午讓馬拉多納給咱們家買點煤球?”
我一開始寫東西的時候,以為故事是重要的。它有點像流淌的河,一個河水八道彎,顯得非常好看,河面上還不斷濺著浪花,在創作中叫激情。但是寫著寫著你會發現:這個河是不重要的,再往前流的話是海,海是不動的。海的表面看不出什么來,但是海的下面有那種洶涌的渦流和潛流,它們決定著這個海的潮起潮落,包括和月亮、太陽之間的關系,這才是有魅力和重要的。
影視像河流,而小說像大海
張:迄今為止,作為編劇,您和馮小剛合作是最多的,從電視劇《一地雞毛》開始,到電影《手機》《一九四二》《我不是潘金蓮》等,合作時間也最長,您為什么會和馮小剛合作這么長時間?
劉:就是信任,經過這么多年的合作,可以放心地把劇本交給他。從小說到劇本,最后演員、制作團隊參與,拍成電影,集體合作特別困難,全靠導演把控。
年輕的時候, 我和王朔、梁左、馮小剛4個人經常聚在一起聊天,現在回想,特別懷念那段日子。1984 年小剛剛做美術,劇組里他總忍不住給導演提鏡頭、敘事的建議,很多人當時還笑他 “別瞎摻和”,現在回頭看,那些零碎的想法,全是天生的導演思維萌芽。別人做美術只盯畫面布景,他會琢磨故事節奏、人物情緒怎么靠鏡頭托出來,骨子里就是想講故事的人。從美術到編劇,再到獨立導演拍《一地雞毛》、王朔電影,再到賀歲片、《一九四二》,這條路他走了快四十年,是一步一步熬出來的。
小剛40歲之前特別時尚,愛戴導演的帽子,有時候戴個軍帽,上面有個五角星,是一種時尚和追求,不關心天氣冷熱和自己是否出汗。40歲以后,他西裝革履,搭中式圍巾,像一個老派的知識分子。
小剛是一個特別與眾不同的人。他說話內容跟別人不同,他關注生活的方向、內容也與別人不同。一個村子,別人關心的是村東頭的水井,他關心的是村西頭的寡婦。說話風格、遣詞造句都不同。
孔子說,“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我比孔子幸運,碰到幾個知己。小剛的作品成為一個文化元素,是非常正常的,不是無本之木和無源之水。
張:您說過,馮小剛很尊重創作者,會將心比心、齊心協力把電影做好。
劉:我們長期合作下來,小剛非常尊重寫作者,十幾版劇本來回修改,他不會強行按照商業邏輯篡改故事原本的表達。愿意為電影《一九四二》項目耗上十幾年時間。在電影這條長跑路上,他始終沒有停下,不管順境逆境,都堅持拍自己想拍、值得留給觀眾的故事。
小剛拍喜劇,能抓住普通人虛偽、瑣碎的笑點;拍歷史苦難,又能沉下心,克制、莊重,不刻意煽情。很多創作者只能駕馭單一風格,但小剛能兼顧通俗與深刻,心里裝著對歷史、普通人苦難的共情,不管是都市小人物,還是災荒年代的災民,他看得透人心里的虛榮、無奈、善良。
別人拍電影先算票房、熱度,他會先琢磨一件事:這個故事有沒有必要留給觀眾、留給時代。《一九四二》不是商業討好型的故事,但他認定這段歷史不能被遺忘,一堅持就是十九年,這份情懷特別難得。為了《一九四二》劇本,我們一起去河南、山西實地采風,尋訪當年的逃荒幸存者,每一個人物、每一句臺詞,他都會和我反復商量,把文字里藏的幽默、苦難平衡好。他不光懂電影鏡頭、敘事節奏,更懂鏡頭背后藏著的世道人心,能看穿普通人、一個民族底層的精神處境,這份洞察力很難得。
張:我采訪馮小剛的時候,他說想拍的其實是您的小說《溫故一九四二》,后來因為劇本的難度太大,先拍了電影《手機》。而且《手機》的誕生非常有戲劇性,是您在馮小剛工作室開會時,看見副導演接電話時誕生的靈感。
劉:在生活中,我發現大家聊天的時候,很多人都在玩手機,而這就會使話題聊不下去。本來用手機是為了給大家說話帶來方便,但是慢慢地卻發現手機本身似乎就有生命,它好像在控制著每一個人,控制著大家說話的時間,控制著話語量,甚至控制著話語里面所包含的成分。突然之間,手機好像離人們的生活特別近,它改變了人和人之間的關系,改變了人們的說話方式和習慣。這個發現讓我覺得很有意思。
張:《手機》的主題是說話。
劉:同一個人在有的場合不愛說話,在有的場合說的是實話,有的時候說的是假話,有的時候話中有話,還有的時候說心里話。主人公嚴守一主持的節目叫《有一說一》,以說真話見長,他的生活中卻四處埋設了謊言。這些謊言和一個現代化的手機聯系在一起的時候,手機就變成了手雷,手雷就爆炸了。
張:在很多場合,您表示最喜歡小說的第三部分。我覺得同前兩部分相比,到了第三部分您是用減法在寫。
劉:在《手機》里,這一部分我把這些外在的東西都脫掉了。我寫人跟人的那種最根本的關系和交往方式。這個小說寫到前兩章,我還沒有找到感覺,寫到第三部分的時候,我覺得很舒服,像一個人把外面穿的衣服全部都脫掉了,顯露出來的就是活生生的人,可見本性。
《一地雞毛》是面對物質世界的,屬于有話就說,相當于人每天說的2700多句話;《故鄉面和花朵》《一腔廢話》則是進入到人的思想,那個說話狀態可能是每天說27000多句;而《手機》則是寫人的嘴,嘴和心的關系,許多嘴都在說話,但是說著說著突然噎住了,欲言又止,大概只有700多句。而在這700多句里,有用的可能只有10句話。
我在寫的時候就按這10句有用的話在寫,特別還原人的本質和本性,基本上把社會的外衣和其他的東西剝掉了,只剩下人與人,他和他怎么認識的。比如說我接觸上海有兩種渠道,一種渠道是我先到《文匯報》工作,通過單位的安排認識了上海;另外一種渠道是我認識你,你再認識周毅。前者是社會渠道,你看到的都是上海的外表;第二種渠道是人的渠道,比如我們先聊點家長里短啊,這樣的認識可能是城市內部的,更加真實。一個民工,他到上海打工,一般找的都是親戚和同鄉,融入這個城市,他不會去找那些單位和機關。也可以這樣說,通過《手機》,我找到了這樣的寫作方法。
《一地雞毛》《故鄉面和花朵》里有很多外在的東西,社會形態帶來的屬性、作家的主觀批判性也非常強。但在《手機》中,我把語言還原到了人間、人群、人,把人身上人為加的東西都排斥掉了,只是很家常地說話,說的是關于人的話題,而不是其他什么,觀照的是被繁華、喧囂遮蔽的東西。
張:《手機》的小說和電影有哪些不同?
劉: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小說和電影是兩種完全不一樣的載體。如果用水打比方,影視像奔騰的河流,講究速度、沖突、落差,有落差才有瀑布,能瞬間抓住觀眾情緒,鏡頭、配樂、畫面沖擊力,這些都是小說文字替代不了的。比如電影里一段配樂、一個鏡頭轉場,那種微妙的情緒烘托,再多文字描寫都達不到同等效果。
小說不一樣,小說更像大海,海面的浪花、表層情節不重要,真正支撐作品重量的是海底的潛流、潮汐,是人物長時間、深層次的內心活動、反復糾結的思考。小說可以大段鋪陳人物的心理拉扯,慢慢鋪墊漫長的人生境遇,這是電影受時長限制很難做到的。
張:《手機》先寫劇本,再寫小說,這里面的娛樂性會影響你的小說寫作嗎?
劉:其實先有電影后有小說,是特別好的事情,你站在一個好的臺階上,反而可以把小說寫得更好。寫劇本的經驗,讓我的小說換了另外一種方式說話,獲取了很多敘述技巧和方法經驗。
大部分時候,小說在前面,電影劇本在后面,小說把所有選擇都體現出來了,劇本可以比著小說裁剪擇出需要的內容來。但有的時候,如果電影劇本在前面,小說在后面,那我必須把小說寫得比劇本好,因為我已經擁有很多材料,在這個多次實驗的基礎上,重新寫小說,肯定有優勢。
保留小說的幽默性
張:《一九四二》大概是中國電影歷史上經歷最多困難拍出的電影。小說最早發表于1993年的《作家》雜志,由王朔推薦給馮小剛拍電影,馮小剛念念不忘,您也寫好了劇本,但電影拍攝籌備取消,反反復復,電影劇本一改再改。 2012年電影《一九四二》公開上映,時間已經過去了整整19年。《溫故一九四二》這個小說是怎么誕生的呢?
劉:與當時的《南方周末》副主編錢鋼有關,他是我的好朋友,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他的眼睛能看到別人沒有看到的地方,別人忽略的地方。任何一個民族的生活都有被遺忘的角落。這些被遺忘的角落里面藏著民族的歷史。災難長年累月伴隨各個民族,也是生活的組成部分。差別無非是這些災難不同,形形色色。
1990年的時候,錢鋼要編一本《二十世紀中國重災百錄》。他就把1942年河南大旱派給我寫,偶然性是他要做這件事情,必然性是因為我是河南人。我是一個寫小說的作家,從來沒有想過寫這種非虛構類的作品,我一開始也沒有意識到這是一個多么大的事。
當我真正深入1942年的時候,到圖書館里把所有涉及1942年河南旱災的這些書和報紙都找來。這些資料光書的話可能有一百多本。報紙是當時錢鋼陪我在北京圖書館查了好幾天,這是一種方法;另外一種方法就是回到還幸存的經歷過1942年的人中間去,這些人就是我的鄉親。回去之后,特別是回到具體人中間的時候給我一個最大的震動就是,他們都忘了1942年,覺得不是一個多么大的事,包括我姥姥。我說姥姥咱說說1942年,她說1942年是哪一年,我說餓死人的那一年,她說餓死人的年頭多得很,你到底說的是哪一年。
張:這個小說采用的是調查體寫的,看上去是非虛構。
劉:我第一次采訪是為寫一個文學作品。文學作品可以有多種寫法,如果是小說,它應該有人物、有故事、有情節。但是因為它是一個調查體、紀實性的文體,完全可以沒有人物、沒有故事、沒有情節。你要的是什么呢?我覺得要的是“心氣”,就是為什么親臨者和他的后代會把1942年給遺忘了。
張:中國人經歷的苦難太多了,只有忘記這些苦難才能夠活下去。
劉:我當年在北京圖書館看當時的報紙,《大公報》《中央日報》《河南民國日報》等等,還讀到了外國人的記錄,比如那些傳教士的書信、駐華大使的公文、記者白修德的報道和自傳,你會發現面對同一場災難,每個人的體驗都不一樣。
電影跟文學作品不一樣,它必須有人物,有故事,必須有情節、細節、臺詞,不然的話,《一九四二》就拍成紀錄片了。
張:馮小剛對我說,劇本反反復復、前前后后已經記不清有多少版本了。
劉:《一九四二》電影劇本創作過程特別艱苦,前面幾稿劇本把特別嚴峻的歷史事實寫出來了,但是嚴肅的事實是不是電影需要的?一個人在災荒年份受了特別多的苦,大家都知道,這是一個常識,新發現在哪里?小說把這么嚴峻的事用那么幽默的口氣寫出來。為什么?我們需要的不是作者在小說里的態度是幽默的,而是這300萬人對死的態度是什么?這是特別重要的,當我找到這點才知道我找到“鑰匙”了,我才知道世界上最幽默的人是河南人。大家以為他們會悲傷、憤怒,妻離子散,生離死別,他臨死的時候給世界留下最后一絲幽默,他說我要死了,想的不是妻離子散,是想到我的好朋友兩天前死了,我多活兩天,我值了。這種悲劇中產生出的幽默,比悲劇本身更悲劇,比幽默本身更幽默。
小說的幽默性非常重要,要保留。幽默性在敘述人身上,要保留。所以我們在劇本里保留了一個調查者,本子寫了三分之二,在重慶,一個晚上,突然大家都覺得這個劇本特別糟糕。臨睡之前,我們一般要吃一碗面條,那晚就覺得面條不對味,覺得《一九四二》這么做特別不對味。后來發現問題的原因在于調查者的存在,調查者與被調查者是排異的,是多余的人,如果拿掉,劇本要重新開始寫。那誰是主人公?于是又重新寫劇本。
寫作是修煉的過程。當一個作品有生命之后,就有了自己的命運,不是作者能掌控的,我不知道它最后的命運是怎樣的。我覺得我寫的東西跟我一樣都是命運多舛。表面看,挺好,但是具體到每一個作品,都沒有直接說我好的。所以我現在也不能說死豬不怕開水燙,反正是習慣了。有時候受到的指責是意想不到的,多方面的什么樣的意見都有,但是我知道,一年以后就能好點。
張:為寫的劇本加入人物和細節,您和馮小剛一起實地探訪,路上最深切的感受是什么?
劉:我在采訪路上獲得了很多感受。有時候在路途中,我對馮小剛說,咱別開車,走一個上午試試,我們真的就走,吃飽了飯開始走,走一個上午,覺得特別累,我們還沒背東西。走累了特別不想說話,因為人在餓的情況下說話費力氣,不說話可以節省體力。所以你看到電影《一九四二》的時候,災民的臺詞都很短,不像《哈姆雷特》《羅密歐與朱麗葉》一樣,出來大段的心理獨白,然后來一個詠嘆調。
在逃荒的路上,零下二十多度,沒吃沒喝的時候,災民是一個什么樣的狀態?他的情感是粗糙的,因為每天都在死人,每天都在賣兒賣女。你就能知道那個時候人的情感是什么樣的。
張:用幽默的態度去面對黑暗,用樂觀去抗爭,反抗命運的不公。
劉:這次小剛拍《一九四二》有一點做得非常偉大,他在電影里堅持節制和粗糙,這里面的災民沒有鋪天蓋地地哭,麻木,粗糙,像寒風中巖石里面長出來的那些小草,我覺得這一點做得相當真實。
老舍先生曾經說過一句話,他說我特別想寫一部悲劇,在這里面充滿了笑聲,這是大作家說的話。《一九四二》在試映的時候,有人在座上笑,我覺得這個作品的目的就達到了。在慘絕人寰的時候,它里面的東西會讓人笑,它一定比慘絕人寰更讓人冰冷入骨。但再冰冷,也一定有溫暖,有一個東西在觸動著觀眾,打動著你,觸動你心里特別柔軟的地方。我覺得這個柔軟的地方就是通過《一九四二》,觀眾對國民性、民族性、人性有了了解,這是我們和別的民族不同的地方。
張:很多年前,有評論家撰文說你是大作家,現在很多年過去了,你是一個偉大作家了嗎?
劉:我離偉大作家還有一段路要走,走了一半。很自信。原因有一點,我寫作不辛苦,很愉快。上午兩個半鐘頭,下午兩個半鐘頭,不寫我反而很煩躁不安,焦慮,寫作對我是一種治療。
另外,我明白我要去哪里,而且越來越明白。我知道要找誰,無非還沒找到。我也知道我還要去好幾個地方,找好幾個人,這幾個人在哪里,我也知道。我能走下去。
張:文學界有一種觀念,人們總覺得作家去寫劇本,或者把小說改編成電影對小說是會形成傷害的。
劉:在小說改電影的問題上,不存在清高,如果清高,他完全可以不同意別人改。莫言、余華、蘇童,都有改編成功的電影。
我特別討厭這樣的說法。小說的文字已經是定型了的,它改編成電影與小說本身無關,這是兩碼事,電影是不會傷害小說的,而且經過好的改編之后,電影可以讓小說再插上另一雙翅膀,飛向更廣闊的領域。
張:在圖書出版的發行和銷售環節,當下影視劇對小說的影響越來越大了。
劉:文學是電影的土壤。文學長久扎根于普通人的生活,沉淀了大量對人性、時代的記錄,這是很多倉促完成的原創劇本缺少的厚度。當然不是說原創劇本不好,只是長期脫離文學,只靠網絡段子、碎片化素材創作,作品容易單薄。優秀的文學作品能幫影視創作者沉下心,看見宏大敘事之外,每個普通人微小又沉重的人生,這對拍任何類型的電影都有幫助。
作為我個人來說,電影電視劇不會對我的小說有什么傷害。判斷一部小說適不適合影視化,核心看兩點:一是有沒有真實的人,人物的糾結、困境是所有人能共情的;二是文本里有沒有藏著樸素的道理,不是空洞的說教,而是從普通人日常里生長出來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