龐羽x童欣:向著時間與命運的浩渺深處遠航

龐羽,1993年生,畢業于南京大學。在《人民文學》《收獲》《十月》《花城》《鐘山》等刊物發表小說80萬字。曾獲“紫金·人民文學之星”短篇小說獎、紫金山文學獎等。作品入選“21世紀文學之星叢書”2017年卷。已出版短篇小說集《一只胳膊的拳擊》《我們馳騁的悲傷》《劉珍與范明》《我不是尹麗川》等
“睡醒起來又是一個新的我”
童 欣:龐羽你好!之前我們聊你最新的小說集《劉珍與范明》時,你給對談活動定了一個主題,“南京是個圈”,劉珍與范明的故事幾乎都發生在南京。你為何如此偏愛這座城市?南京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構成了你的“在地”寫作?
龐 羽:寫南京故事,一方面是因為我生活在南京,對南京城熟悉,另一方面則是我欣賞南京這座傷痕累累又生機勃勃、古老而時髦的城市。我是從南京大學戲劇影視文學系畢業的,深知戲劇性的重要,而南京的特質里,充滿了戲劇張力與矛盾性。都說“南京大蘿卜”,南京人爽朗、樂觀,大笑的時候眼睛都看不見。就是這種滿滿的生活感,讓我覺得劉珍與范明就應該生活在南京。這對“90后”情侶有南京人“斬只鴨子”的幽默感,有南京人下館子吃皮肚面的“活人感”,也有南京人早早熄燈睡美容覺、夜生活比較平淡的踏實感。這是我想給劉珍與范明的生活定的基調,也是我對現代年輕人的一點淺顯的理解。
童 欣:城市和人是相互滋養的。南京為劉珍與范明的故事提供了現實落腳點,錨定了小說生活流的敘事風格,這對小夫妻的愛情也為南京涂上一抹青春的浪漫色調,他們的喜怒哀樂映照出城市表情的千萬分之一。
我發現,與家庭劇常見的“重男輕女的婆婆、缺席的老公和破碎的她”模式不同,你極少寫聲嘶力竭的爭吵,也很少將人物置于劇烈沖突中,而是反復摩挲婚姻中細小的裂痕。你是怎么看待劉珍和范明的婚姻愛情的?為什么選擇這種靜水流深的表現方式?
龐 羽:我們這代人從小看瓊瑤、金庸的劇長大,認為愛情是轟轟烈烈的,生存是打打殺殺的。實際上,生活就像一瓶摻了水的牛奶,喝了覺得淡,不喝又覺得自己缺鈣。唐代詩人賈島有一個關于“推敲”的故事,是“僧推月下門”還是“僧敲月下門”,他“推敲”了很久。我對這個故事印象深刻,這就是“咀嚼”和“反復摩挲”,我也在努力向賈島學習。
我們在生活中,其實很少有機會去體會劇烈沖突的瞬間,更多的是在細水長流般的日子里,碰到一些礁石,嘩啦啦響幾聲,又默不作聲地繞過去。在這種細小裂痕碎了又補、補了又碎的生活中,劉珍的拳頭攥緊又松開,與生活無奈和解。
劉珍與范明的愛情和婚姻,和他們的父輩祖輩是不同的,多了一些年輕人的瀟灑與看破,同時又和父輩祖輩一樣,在生活的左右夾擊里,學會把后背交給彼此。
童 欣:除了《劉珍與范明》中收錄的作品,你至少還有20多篇小說以這對夫妻為主人公。為什么會這樣設定?同為“90后”,劉珍和范明身上是否傳達了某種同代人的經驗?他們最打動你的是什么?
龐 羽:“劉珍與范明”這一系列的創作,受到了“春嬌與志明”的啟發。我很想寫寫我們這代人。這代人的愛恨情仇是淡淡的,對夢想、對實現自我價值的追求又是深深的。我以前也說過,我們是“不那么浪漫”的一代人,面臨嚴峻的生存壓力,買房要“掏空六個人的口袋”;受過良好的教育,看過太多情感糾紛,我們知道的太多,相信的又太少。劉珍與范明,他們的婚姻愛情多了一點“看破”,彼此需要,但又不是非誰不可。“90后”大多是獨生子女,因為孤獨,我們會談戀愛、報社團、結伴旅游、約朋友喝下午茶,在做這些事時,心情也是“淡淡的”。因為“淡淡的”,我們對他人的要求不高,自然也少了很多矛盾。
劉珍與范明最打動我的一點,就是“睡醒起來又是一個新的我”。他們不是沒有失望和痛苦,而是選擇像水一樣,不受力,勇敢地讓每一道傷疤裸露,直至被新的水流填滿、治愈。
拓寬對人生的各種“許可”
童 欣:劉珍與范明這對最普通的小夫妻,在平行世界里體驗各種人生,演繹婚姻愛情的無數種可能。這一系列故事幾乎都是從劉珍的視角展開敘述的,你經常以蒙太奇手法在成人劉珍和“小劉珍”之間進行切換對照,這么安排是出于某種寫作策略嗎?你是如何理解從“小劉珍”到成人劉珍的身份轉化的?
龐 羽:在創作《劉珍與范明》時,我運用了一些學過的電影手法來增加畫面感,通過蒙太奇手法進行時空切換。我想嘗試創新一下,增強故事敘述的真實感。在這些故事里,劉珍的視角比較多,但我也從劉珍出發,寫了祖輩父輩幾代人的故事。之所以經常提到“小劉珍”,就像我們和朋友坐在火鍋前講故事的時候,并不會完全直線敘述,而是經常穿插“我想起來了”“那個時候我……”之類的話語。從原始人坐在篝火前講故事起,這些句子就經常出現。我們平時思考時,哪怕發呆時,思維都是跳躍性的。
至于從“小劉珍”到成人劉珍的轉變,我也提供了多種視角。小劉珍的生活,劉珍怎么看?劉珍的生活,小劉珍怎么看?這就涉及對哪些東西變了、哪些東西沒變的思考。我希望每個讀者都有自己的答案,畢竟我和朋友面對面吃火鍋,我倆對一句話的理解也會不一樣。
童 欣:“小劉珍”的出現既是敘事者開始回憶的標志,也體現了作家對筆下之人的憐愛之情。每一個小小的、無憂無慮的孩童,最后都要長成堅強的、單槍匹馬對抗世界的大人。用你書里的比喻,世界是個巨大的泳池,劉珍一邊溺水,一邊學會了游泳。而女性在成長過程中,最初的自我認知往往來自身體的變化。你有不少小說都涉及生育經驗,女性因生育而重新認識自我,并由此重塑看待世界的眼光。現實中你有一個可愛的兒子,請問生育對你的創作觀和寫作視角有影響嗎?
龐 羽:生育對我最大的影響,是拓寬了我對人生的各種“許可”,我給生命里的很多人、很多事都頒發了“許可證”。生育之前,我對各種人、事、物充滿了評判,這個人是不對的,那個人違背了做人的原則,等等。有了孩子之后,他的無理取鬧、撒潑打滾,我都得溫柔地接住,我會告訴他“不用怕”。帶著這樣的視角再看生活里的人,有些人傷害了我,但這些常常與“我”這個人無關,他們只是剛好今天心情差。也許他們需要的,也只是一句充滿理解與包容的“不用怕”。做了母親之后,我對我的人生經歷都頒發了“許可證”,創作道路也給我頒發了“準入證”,我對世界的理解更加寬廣了。
童 欣:除了生育這一特殊經驗,你的很多小說都充分展現了女性對自己身體感官的發掘和運用。你是否特別關注女性的身體經驗?
龐 羽:其實,在成長過程中,我也嫌棄過我的女性身份:力氣小,害怕上體育課,比男性更容易受到傷害……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卻覺得,女性身份對我的寫作之路而言,是一種饋贈。我能更敏銳地感受到他人的痛苦,也能更豐沛地感受到別人的幸福與激動。我認為,對身體感官的發掘與運用,是女性作家的一種優勢,我們能準確地辨識到自身因何而痛,眾多他者又因何而痛。
童 欣:就像蝸牛伸出小小的觸角來勘探世界,女作家擅長通過傾聽和表達自己的身體感受來傳遞情感、理解生活。你的目光并未局限于劉珍一人,而是塑造了時間中的女性群像。在《我不是尹麗川》中,你追溯了母親和外婆的往事,4年后的《他們在跳舞》以“失去孩子”的經歷串聯起劉珍、劉珍母親、范明母親、小佟母親4位女性。你筆下的女性似乎正在走向一種性別認同,因分享相似的經歷而形成一個女性共同體。
龐 羽:“母性”是我現在比較感興趣的主題。我們都借助母親來到這個世界,很多女性也會有做母親的體驗。這件事很奇妙:在十個月時間內,兩個陌生人會分享一具身體,而一具身體里面,會同時有兩顆心臟跳動。
女性需要承擔懷孕之苦、分娩之苦、育兒之苦,做了母親之后,我又多了擔心孩子之苦,擔心孩子吃不飽、學習差、受欺負。對于一個母親而言,失去孩子之苦可能是她心中最怕、最痛的苦。隨著孩子的成長,我也理解了我的父母。在過去,中國許多家庭都是“單身母親帶娃”的模式,父親陪伴孩子的時間很少,母親與孩子相依為命。因此,一個失去孩子的母親,會感到失去了自己的后半生,也失去了生活的重心。在《他們在跳舞》中,我讓這些經歷了剜心之痛的女性自己訴說,劉珍母親因為小佟母親而失去孩子,小佟母親因為送劉珍母親去引產而失去小佟,范明母親也有類似的命運。在結局里,劉珍母親與小佟母親一起打毛線,長長的毛線就像長長的臍帶。
腳踏實地,日拱一卒
童 欣:你是何時意識到自己的女性身份或女作家身份的?你認為自己這代女性最獨特的寫作關切是什么?
龐 羽:我第一次意識到自己的女性身份,是頓悟不必為外界對女性的審美規訓而苦惱的那天。我有過和許多女性一樣的經歷,敏感而自卑,因為敏感而暴食,因為暴食而肥胖,因為肥胖而更加自卑、敏感。大一時,我被選中排練話劇《謀殺歌謠》,那時我很胖,而張姬宰導演選中我當第四幕主演,她一直在鼓勵我。演出的那幾天,我完全忘記了我的贅肉,演出結束后,掌聲讓我感受到了站在大地上的扎實感。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歌唱家,每一代人也有每一代人的“流浪者”。我們與我們的父輩祖輩有相似的苦惱:理想與現實、愛情與婚姻。我們也有與他們不一樣的生活方式:我們的選擇權變多了,可以灑脫地和痛苦說再見,可以不在乎很多世俗的東西。
童 欣:《野豬先生:南京故事集》和《白貓一閃》打造了“人間動物園”,動物成為小說人物的精神鏡像;《劉珍與范明》則從動物敘事轉向真實生活,直面年輕人在婚姻中的酸甜苦辣。你認為自己的小說和之前相比有什么變化?是什么促成了這一轉變?
龐 羽:我已到而立之年,創作也到了瓶頸期。畢飛宇老師說過,作家要“兩條腿走路”。如果說“動物”系列是一個女青年的文學想象,那“劉珍與范明”系列,就是我直面現實、腳踏實地的日拱一卒。寫小說是一個不斷克服寫作困難的過程,最終可以幫助我們發現并塑造更加強大的自我。這些年,我結婚、生娃、育兒,婚姻里的問題,我基本都經歷了一遍。在這些現實問題面前,我讓自己沉淀下來。我沉進了生活的底部,學會了精打細算、討價還價,學會了與他人戰斗、承擔責任,也學會了自我接洽。我現在的小說與之前相比,是更具備了“壓手感”。我以前的小說是輕的、飄的,某種意義上是脫離現實的。現在的小說,則是努力扎根于生活之中的。我從一個愛穿長裙的文藝女青年,長成了一個喜歡和人嘮嗑的“文學大媽”。我很感謝這一轉變,也感謝這幾年的生活,讓我從一個自我陶醉的“獨唱者”,變成了一個現實的“觀察者”。我也希望這樣的轉變能幫助我突破瓶頸期。
童 欣:你曾說過希望自己有一副好牙,能一口咬住生活暗面的影子。除聚焦女性命運外,《消失的骨頭》等作品更展示了你向歷史幽微處開掘、講述家族秘史的野心。你是如何構思這部小說的?
龐 羽:《消失的骨頭》講的是20世紀特殊時期兩個家庭之間的故事。劉珍的父母間接導致老教授的獨子溺亡,而老教授在去世前,交代了劉珍哥哥的下落。劉珍哥哥失蹤后,老教授告訴眾人,他乘火車去建設大西北了,而老教授的家里有一只一直指向下午4點的鐘,指針的方向暗示了劉珍哥哥真正的去處:東南方,大海的方向。由此看來,歷史充滿了因果。
童 欣:一定程度上,你的寫作已經呈現出從個人史到家族史的自覺過渡。對青年作家而言,主動將自身寫作置于歷史的延長線上考察,敢于對人性發出詰問并作出回應,這種探索相當可貴。
我覺得你的小說里有一種可貴的“不確定”和“不滿足”。你筆下的女性以自己的身體與情感為鑰匙,解鎖兩性關系、家族歷史、人類命運的秘密,同時在跌跌撞撞的對抗中重塑自我,這種直面未知、自由生長的能力非常動人。我相信,新的女性寫作必將催生新的美學原則。新一代女作家從女性視角出發,卻不會止步于此,她們把自己鍛作舟楫,向著時間與命運的浩渺深處遠航。
(童欣系《揚子江文學評論》編輯部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