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奕:“刷臉”是寫作者的共同困境
寫《刷臉》,最初并非起于一個完整的構思。
我只是反復想到一個不時遇到的場景:一個人被擋在在閘機前,機器對著那張臉說——“人證不符”。
我們早已見慣不驚的是:一個人明明體貌正常,身份證不存在造假,過往行止無任何不端,親友熟人皆能為其作證,卻仍然需要經過某種技術裝置的確認,才能被允許通行。
于是,問題從“機器為什么不認真人”,轉向另一個更根本的困惑:人和證本是兩樣東西,我們什么時候開始用證來定義人?
《刷臉》正始于這一問號。當然,它并非一篇關于AI技術的說明,也非對人臉識別的簡單批判。技術本身無善惡,真正值得警惕的,是技術背后不斷越位的判斷欲:它試圖把人變成可以測量、比對、歸檔、預測和調用的對象;而人也在獲得便利的同時,逐漸習慣于把自己的身體、表情、情緒和記憶,交給系統去獲取合法性。
臉在日常生活中原本具有多重意義。或是親屬關系的憑據,或是情感經驗的容器,或是記憶錨點,或是歲月的留痕。我們認出一個人,并不只因為認出了他的眉眼、鼻梁和下頜線,也因為認出了他的聲音、氣味、動作、習慣,以及稍縱即逝的微表情。
但技術系統需要的不是這些。系統需要的是一張穩定、可比對、支持反復通過的臉。
因此,系統所承認的“本人”,不是完整意義上的人,而是符合某種標準的人臉樣本。一個人發生變化,系統便要求他向過去證明自己;而變化恰恰是生命最無法取消、也最賴以為繼的部分。
衰老、受傷、疾病、整容、疲憊、哭泣、浮腫、表情失控——這些都是身體在時間中留下的真實印記,可在識別系統里,它們卻常常被歸入“特征漂移”“低質量樣本”“身份異?!薄?/p>
小說最基本的矛盾點在此:人必須不斷變化,系統卻要求人保持穩定;人因變化而成為自己,系統卻因變化而懷疑人不是自己。
小說中屢屢刷臉失敗的女人,正是這一矛盾的集中體現。她一次次向窗口遞交材料,實際上是在遞交自己的身體履歷表。可是這些材料最終仍然無法自動生成“本人”,因為“本人”從來不是材料的簡單集合。
這也是小說所依托的“殼核”關系:臉是殼,經歷是核;身份文件是殼,人生經驗是核;系統的算法判定是殼,人的自我確認是核。
然而,殼與核并不是穩定分離的。殼會反過來塑造核。一個人長期被要求按照系統的方式證明自己,最終很可能會轉向也用系統的眼光看待自己。
我無意把系統寫成一個臉譜化的反派。它的掌管者也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惡人,相反說的很多話都合理,甚至具有專業性。并未有一種顯而易見的暴力被實施,相反是一套高度自洽的邏輯在運行。
小說的結尾,落在審核員的同情心被轉化為更柔性的算法參數上,這不是為了制造一個悲觀的結論,而是想呈現一種更對應現實的困局:系統未必需要消滅人的反抗,它只需把反抗轉化為下一輪系統升級的投料即可。
今天談人工智能,很容易落入兩個極端:要么把AI想象成即將取代一切的巨大威脅,要么把它視為純粹中性的工具,仿佛一切問題都只取決于使用者。對這個問題很難做出絕對的判斷。但在創作中,我越來越強烈地感到,AI時代最值得書寫的,恰恰是人是否正在主動把自己改造成機器更容易理解的樣子。
《刷臉》歸屬“身體敘事系列”,但身體在這里并不只是外貌或生理狀態。身體是一個人無法徹底脫離的敘事現場。我們可以修改簡歷,可以更換姓名,可以遷移賬戶,可以清空聊天記錄,但身體仍然會以衰老、疼痛、疲倦、疤痕、變形、遲疑和記憶的方式,返回我們試圖清空的場域。
如果說技術擅長把身體變成數據,那小說則必須讓身體重新恢復它的復雜性。每個人都有很多細微的面部特征無法被人臉識別系統讀取,但卻構成了我們認出彼此的更深層方式。
打開身體的維度,并不是為了強調身體的脆弱,而是為了確認身體仍然擁有不可被徹底替換的經驗。
《刷臉》無意給AI時代的文學提供某種答案。我甚至不確定,文學是否應該急于得到答案。當新的技術不斷改變我們對身份、身體、記憶、勞動和情感的理解時,文學首先要做的,或許不是趕在技術之前宣布立場,而是慢一點,再慢一點,去看那些被技術流程遮住的人,去聽那些沒有進入數據庫的聲音,去保存一些看似無效、卻無法從生命中刪除的細節。
由此生發開去,在今天,寫作者同樣面臨著“刷臉”。
我們被要求擁有穩定的風格、清晰的標簽、準確的類型、可預測的受眾和可復制的生產能力。作品需要迅速被識別,創作者也需要迅速被歸類。
可是,文學的價值有時恰恰在于它不能被一次性識別。一部作品當然需要結構,但結構不是為了消滅不確定性,而是為了讓不確定性有空間發生。故事的外殼不是為了把主題包裝得更漂亮,而是為了讓主題在人物命運中自然顯影。規則不是創作的終點,規則發揮的最佳作用,是它恰恰能夠把創作者帶到規則失效的地方。
如果一部作品從頭到尾都“正確”,它也許完成了寫作,卻未必完成了文學。
文學不一定要反對技術,也不一定要維護人的一切缺陷。它只是應當為那些尚未被解釋、尚未被命名、尚未被優化的部分保留空位。
因為有些東西一旦被解釋得過于徹底,就不再屬于人;有些傷口一旦被處理得過于平滑,就失去了它作為經歷的證據;有些表情一旦被固化成模板,就不再是某個人在某一刻真正做出的選擇。
《刷臉》寫到最后,是一張重新對準攝像頭的臉。不必把這一刻理解為徹底的失敗,也不必把它理解為馬上到來的勝利。她仍然站在門禁前,仍然需要被識別,仍然困在系統規定的程序中??墒?,在那一聲滴鳴之前,她短暫地試著笑了一下——一個不標準的、屬于她自己的笑。它也許會被記錄,也許會被復制,也許會成為下一代識別系統的訓練素材。但在它被復制之前,它確實發生過一次。這一次發生,或許就是小說能夠替人保留下來的最小尊嚴。
文學的通行證,并不在于它能夠順利通過所有門禁,而在于它有時必須停在門前,讓那扇門暴露出自身并非天然正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