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轉捩處的經驗失序與自我修正——田耳《縱浪》讀札
盧卡契在《敘述與描寫》一文中說,“真正的敘事作品藝術的懸念永遠在于人的命運。”在《縱浪》第一部的“楔子”里,田耳也為整個故事引入了一個關于人物經驗、命運的頗具詰問性的視角:
……想法當然很好,我大半輩子經歷,你濃縮成幾分鐘的短視頻。視頻里面那個動漫形象,從小孩到少年,再到青年、中年,依稀是有我的過往,但我知道那不是我。我也寧愿那是我,但不是。他比我可愛,比我帥氣,比我更多一些陽光和勇毅。再說,我的經歷你壓縮成三分鐘,視頻做得再好,生命一旦被高度濃縮,立時悲從中來。現在文生圖軟件越來越多,相關的視頻也看了不少,抖音和微信視頻里,許多名人的一生都被用兩三分鐘概括起來,再慢慢拓展到普通人。但幾句話能夠概括的人生,又如何抹去那一股吊唁的氣味?誰的一生,能在如此有限篇幅里變豐滿,成為獨特的“自我”?
初讀之余,讀者不免為這種敘述腔調所疑惑。從字面意思看,俞以琢的這段自述,顯然既闡釋了寫作、記錄等行為本身所承載的意義,也構成了這部小說在故事敘述上的合法性起點。然而,就整個故事的敘述而言,這種“懸置”具體對話目標,且將敘述者“對象化”的敘述形式,其功能卻更加偏向于一種對關于小說敘述腔調、敘述視角以及敘述方法的基調或節奏調試。換句話說,它既是小說敘事的一部分,也是溢出小說敘事之外的“副文本”。在閱讀與觀感上,這些超逾故事整體線索,將線索與內容“前置”的敘事,除了作為一種區別性的文本為讀者提示出整個故事的骨架之外,更多的卻是為我們制造出一種陌生化的感覺。直到小說第四部融入整個敘事線索而成為小說敘事鏈的一部分后,讀者才發現,這些前置的敘述中的喃喃自語式獨白,原來出自主人公俞以琢和他的人形機器人“鏡沅”(小說人物路金瑗筆名)對如何記錄、整理他個人的生命經驗,以及如何敘錄其駁雜錯亂的個人記憶等相關問題的探討。而在這個充滿辯詰的情節與形式中,那個因腦出血而陷入記憶(經驗)混亂的俞以琢,正是借助于他的人形機器人“鏡沅”才得以完整向我們講述了那個獨屬于他的人生故事。
至此,小說才真正顯露出它頗具匠心的語法與結構。
據田耳透露,《縱浪》的構思始于十年前的一個浪漫傳聞:“他曾聽說有一對情人,會離開各自所居住的城市,定期到另一個陌生城市約會。這些城市處在他們居住地的中間地帶,且是火車的一個個站點。”這個道聽途說的浪漫情節隨即引發了他的猜想,“他倆會否拋骰子決定要去的城市,而骰子上每個數字都對應一個站點、一個城市?”而這個猜想,后來既奠定了《縱浪》的創作起點,也成為小說里一個至關重要的故事情節。
就《縱浪》的主線敘事而言,故事的整體框架主要被放置在俞以琢個人的成長路徑及其與路金瑗彼此交織又相互錯位的倫理關系之中。少年俞以琢與遠在東北的路金媛,因一次偶然的讀者來信進入彼此的生活。此后數十年,近八百封書信往來貫穿于他們漫長的成長歲月,逐步改變了二人的生命軌跡。他們相識、相見,各自進入婚姻和家庭,卻也在現實生活的交集與牽扯中若即若離。這種斷斷續續、明明滅滅的情愫,無疑是《縱浪》情感線索的用力點。然而,如果揭開這層關乎人性、倫理乃至欲望的面紗,回到俞以琢個人的成長敘事和小說整體的敘事結構便不難發現,這條情感線索實際上僅僅是溝通故事線索的引子。埋在引子之中并促使整部小說的敘事內涵發生轉捩的關節,指向的其實是俞以琢這代人如何在坍塌與破碎的經驗失序(俞以琢記憶混亂)中修正自我這一命題。
關于這一點,田耳以“縱浪”二字為其作品命名,本身即為我們提供了進入這部小說重要切口。不消說,“縱浪”二字,出自于陶淵明那句“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于陶淵明而言,這是一種通達人生化境的回望式人生觀,是他在生命經驗累積到一定的厚度與境界后,對自我的回顧與總結。回到這個人機交互的AI時代,當這個古老命題以一種開放的形式進入田耳的小說,并與它所對應的加速變化的信息傳遞方式、不斷調整的社會結構以及反復失準的人生預期發生聯系時,它所打開的思想空間,同樣輻射出一種關于生命的體認和感悟。這種投射之于田耳本人,未嘗不是他的寫作在抵達一定階段、一定累積之后,展開的一種回顧、整理個人經驗的“自我觀照”。
在時代的浪潮中起起伏伏的俞以琢,自然不是通常意義上的反抗者,他也似乎并非這個時代的英雄。從少年到中年,他的人生軌跡與多數人可謂別無二致,大體都是沿著普通人的人生軌跡運轉著。上學、工作、戀愛、結婚、生育,然后再離婚,其中穿插幾段未竟的情感關系。早年與路金媛通信時,俞以琢也未曾意料到,他會和一個來自遠方的陌生人產生那么多交集。路金媛和他的這段書信往來處在他生活的“暗處”,是俞以琢在現實之外保留的另一個空間。從另一個層面來看,路金媛其實是他生活的另一面,是俞以琢用來確認另一個自我的對象。換言之,他在書信中進入的那種狀態,以及獲得的那些理解世界的能力,或可被視為那個只有在路金媛面前才能成立的自己——那是俞以琢超越現實規定的另一種形態。田耳在這段關系中,發現了蘊藏在俞以琢身上的分裂和悖論。一方面,俞以琢沒有能力改變自身的處境,另一方面,他卻不斷試圖在這種既定的生活秩序或人生處境中制造一點縫隙。這是他人生悲劇的本源,也是普通人生活世界和精神結構之間存在的一道悖反。這種悖反引出的是生命個體在兩個時代的錯位中遭遇的人生“失準”。
田耳在談及《縱浪》時說,“時代的飛速發展令我們都有一種若隱若現的趕不上它的感覺,與之相匹配的心態,唯有‘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從技術或媒介的角度著眼,《縱浪》實際上蘊含著一種特別的歷史意識。面對越來越不可預期的未來,普通人看到自己命運軌跡和來路的方式往往源于一次次挫敗、碰撞和“失準”,歷經此番種種方開啟自我校準。而這種自我校準背后所凝定的,往往是生命個體在時代轉捩處的經驗失序與自我修正。在《縱浪》中,這種關于日常的歷史意識,便是通過兩個時代的“器物”和媒介的對照而被傳遞出來的。田耳在創作談中說:
我且做自我回顧,不難發現對機器人伴侶的想象是從我對車的依賴,對手機的依賴順延而來。在機器人之前,機器介入生活已久,我們對它們日漸信任直至須臾不能離開。再一想,現在我所居的住處,何嘗還是傳統意義上的“家”?它被各種機器填滿,機器的質量、檔次和智能化程度,直接對應著生活品質。這個“家”有點像是為我定制、生產日常生活的“工廠”。想想二三十年前的生活場景,恍如隔世。那時我們憧憬的未來什么樣,我們也搞不清如何就來到此時此地。往深里想,這穿越又如呼吸一般真實可感。
——《在過去與未來的交匯點——談長篇新作〈縱浪〉》(《人民日報海外版》2026年7月16日第7版)
于日常生活中看到它的歷時性,于歷史性中又能看到它的日常,出色的敘事或書寫能達到的邏輯高點即在這里。而田耳的關注點,則顯然在這些已經改變了我們生活的日常性之中。在《縱浪》中,田耳試圖將一個人在不同時期、不同階段的內心之中疊加的“器物”與媒介經驗,寫進小說的人物關系和敘述過程。在具體的敘述中,田耳則將這些經驗轉化為主人公俞以琢受傷養病期間與護理機器人互動交流的故事情節,以及與之相伴隨的小說在技術層面所展開的人稱、視角乃至虛構性的藝術切換。這一切都讓小說的交流結構有了雙向性。一方面,俞以琢為了開啟機器人心智,向它講述自己的人生往事;另一方面,俞以琢在向機器人講述往事的過程中,又促使他本人重新觸及那些已經發生、卻未必真正理解的經驗。如此一來,對一度陷入記憶混亂的俞以琢而言,他漸次展開的記憶長卷實際上也就帶上了兩個時間方向的辯證。就關于個人經驗與“過往”的敘述而言,俞以琢的敘述雖然解釋了他何以成為今天的自己,但當下出現的新關系事實上又改變了他解釋過去的方式。換言之,在俞以琢身上,所謂的“過去”其實并沒有封閉完成,它仍在那些帶著情感對話的“信件”以及那些關于自我的敘述中被一再追問。與此同時,“當下”也已通過機器人的轉述和敘錄,參與了他對過往的理解。田耳在創作談中提及的兩個“交匯點”對小說敘事的意義或許即在于此。
如果說處理人與“器物”的關系是《縱浪》凸顯歷史意識的重要線索,那么小說涉及的和技術發展相對應的媒介變革,則是彰顯時代轉變的另一條線索。事實上,就媒介自身的屬性而言,每一種媒介背后其實都對應著一種具體的生活方式,對應著一種人與人之間的溝通、交流、相處的方法,也對應著一代人得以“存在”的時代痕跡。從書信到電報、手機,再到AI時代的人形機器人,信息的傳遞方式不斷發生變化,人的感知經驗和思維方式也隨之獲得新的維度。在此意義上,媒介的嬗變無疑構成了留存、記錄俞以琢這代人人生蹤跡的精神考古層。而田耳正是在種漸次呈現的媒介對照中,寫出了俞以琢們面臨的精神困境與時代轉折。
值得注意的是,田耳并沒有將這些關于精神與時代變遷的思考簡單停留在小說的主題或故事層面,而是以一種類似于科幻小說的寓言形式,成功地將敘事主題升華為關于語言、敘事和人機互動關系的倫理命題。對俞以琢們而言,這個問題的核心即是他們這一代人在目睹自己的坍塌與潰敗后,如何以一種貼切自洽的形式重新整理、敘述自己,而技術與個體生命之間彼此延伸的復雜關聯,無疑為這種整理與敘述提供了新的可能。由此觀之,我們也就不難理解那個經過“語言習得”和“敘事調試”的人形機器人,如何通過對俞以琢口述內容和書信故事的整理,將《縱浪》內部那些充斥著“敘述協商”的副文本融進整飭的故事敘述中,又如何通過對陷入錯亂記憶的俞以琢的人生經驗的敘錄和整理,完整呈現出俞以琢這一代人遭遇的人生“失準”及其自我修正。
作者現供職于江蘇省作家協會創研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