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詩意的棲居”到生命的守望——西部生態文學的生命意識
近年來,隨著生態文明建設取得巨大成就,生態文學也緊跟時代步伐,思想內核由“人類中心主義”向“生態整體主義”轉型。從劉亮程《一個人的村莊》到李娟《我的阿勒泰》《羊道》三部曲,再到楊志軍《雪山大地》、阿舍《阿娜河畔》、索南才讓《野色》等,作為中國生態文學的一個代表,西部生態文學佳作頻頻。不同于帶有“問題意識”的生態文學創作,也不同于一般游記、科普類生態寫作,西部作家常年扎根基層,以真實細膩的筆觸記述游牧之艱辛,以赤誠的心靈捕捉萬物生靈之根,指向對生命的哲思與追問,創作出具有生命意識的生態文學作品,備受讀者青睞,有力促進了生態文明大眾傳播。
西部生態文學的突出貢獻在于對當代生態文學命題“詩意的棲居”的構建。海德格爾認為,“棲居”是“終有一死的人”“在大地上逗留”,而“詩意”則是棲居的本質,因人以天空所象征的神性來度量自身所產生。簡言之,“詩意的棲居”即人本質的存在。“詩意”是人之神圣特征的流露,而“棲居”是人對大地的態度。“詩意的棲居”作為人之本真的存在方式,基于人對生命本質的了悟,更是生命之本能的渴望。無論是劉亮程、李娟對文學新疆的塑造,還是索南才讓、楊志軍對青藏高原的書寫,無不蘊含著對“詩意的棲居”生存理想的營建,顯示出多維的生命意識,構成西部生態文學重要的思想特征。
筆者在《生命意識與文化傳播》一書中曾指出,所謂“生命意識”指的是“具有意識能動性的生命體在身體、心理及靈魂層面對生命本身及其與外界關系的認識與反應”。身體指向外部世界,心理指向精神世界,而靈魂生命意識則指向人心靈深處的需要,代表生命本質的存在。西部生態文學多關注人心靈深處的渴求,指向靈魂生命意識的覺醒。劉亮程在《一切都沒有過去》中說:“我渴望在一種人們過舊的年月里安置心靈和身體。”他之所以多年堅守對詩意鄉村的描摹,就是要尋找心靈居所,不只為人類,也為萬物。在他筆下,無論是驢、馬、鵝還是坎土曼、古幣乃至古城,都有“心靈”,都需要歸宿。他在《龜茲驢志》中寫道:“散亂的人群需要一個共同的心靈居所,無論是上天的神圣呼喚,還是一頭小黑毛驢的天真鳴叫,人聽到了,都會前往,全身心地奔赴。”當靈魂生命意識被開啟,心靈棲息地得以呈現,萬物生靈皆愿前往。所以,在《一個人的村莊》里,作家隔了遙遠的時間距離在孤獨中回望并執守他的鄉村,那不僅是對鄉土文明的守護,更是對心靈歸宿的追尋。《大地落日》《馮四》《修門》等文均表達了這一追尋歷程,它是一段漫長的熬煉。如《逃跑的馬》中所說:“馬老得走不動時,或許才會明白世上的許多事情,才會知道世上許多路該如何去走。”然而,它已經老得走不動了。這就是生命,有其與生俱來的缺失與遺憾、哀嘆與悲慟,唯有尋到心靈居所,才能被撫慰并得以成熟。
如果說劉亮程在為萬物找“魂”,李娟則是在為生命找“根”。她在《羊道·前山夏牧場》中提起牧民轉場的艱辛時寫道:“但又怎么能說……這樣的生活沒有根呢?它明明比世上任何一種生存方式都更為深入大地”。是的,李娟筆下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正是其深入大地的明證:他們餐風露宿,順時而遷徙,不正是“詩意的棲居”生動的呈現嗎?無論是那個初為人母的病弱小母親對命運的忍耐,還是彌留之際的大黑牛對死亡的接受,都是萬物生靈對自然天命的認識與順服。深諳大地,忍受苦難,節制悲傷,不懼死亡——敬畏自然的牧民正是在這種棲居的生活方式中發現了賴以生存的精神力量。就此而言,牧民艱辛的游牧生活不僅是對人類本真生存方式的踐行,更是對自然天命的信仰與對生命本真的守望。當作家意識到此時,她“不知該站出來不顧一切地高聲贊美,還是失聲痛哭、滿心悲涼”。原來,“詩意的棲居”不僅是一種生存方式,更是一種生命態度與生命需要,來自人對生命本質的認知與覺醒。當這個生命需要被發現并被滿足,“詩意的棲居”便得以實現,生態問題的根源也得以解決。由是觀之,西部生態文學已然超越了外部生態書寫,指向人類終極命運的探討,以文學揭示并滿足人類本真的生命需求,以其深厚的生命意識推動了西部生態文明的普及。
西部生態文學的發展并未止步,當它把“詩意的棲居”從“人與自然”拓展到“人與人”的和諧共處,把“生命意識”從個體生命認知升華到群體意識,便使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具有了情感厚度。無論是劉亮程筆下的蒙古族,還是李娟文中的哈薩克族,索南才讓、楊志軍小說中的藏族,阿舍筆下的維吾爾族,都與其他民族和衷共濟。在《雪山大地》中,漢藏兩個家庭以生命為紐帶,成為骨肉至親。“父親”與藏族頭人角巴爺爺生死相交,“母親”為救治藏民而犧牲,作為漢族人的“我”放棄城市回到草原承繼父輩的夢想,三代人血脈交融的經歷與奉獻自我的行動,成為國家歷史、時代精神與民族情懷的構成部分。小說以詩意的語言開篇:“向上的路銜接著冰白與蔚藍,生命的制高點如此地光亮啊,愛與太陽跟蹤而來,向他說一聲扎西德勒。”這是“父親”前往草原途中所見:冰白與蔚藍如一幅壯麗的畫卷展開向上的路,飛奔于路上的父親感受到生命制高點的光亮——它來自太陽一般熱烈、無私的愛,充溢著理想主義基調。在小說中,作為漢族干部的父親常年深入草原,與藏民同吃住,創辦了沁多草原上的第一所學校、第一家貿易公司,并積極推動生態移民與自然保護區建設,竭力籌措資金在雪山深處修建第一個麻風病醫療所……父親以其特有的遠見卓識與舍我其誰的英雄膽氣,守護著高原上的萬物生靈,為我們呈現一幅漢藏共處、人與自然共生的和諧圖景;他對牧民現實生活的關切、對高原生命的敬畏,正是其生命意識的體現。可以說,“父親”所代表的一輩人正是因強烈的個體生命意識,生發出對高原的熱愛,而多民族共同生活形成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成為其獻身高原的信念支撐。從“詩意的棲居”到生命的守望,再到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高揚,西部生態文學以詩意的表達、深邃的哲思與純粹的理想直抵人心深處,探索生態文明傳播之路,呈現出生態文學發展的更多可能。
(作者系應急管理大學應急文化傳播與法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