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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琰嬌:“愛女”話語與承認的悖論 ——對一種網絡文學批評倫理的反思
來源:《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 陳琰嬌  2026年09月18日08:21

摘要:“愛女”觀念的形成是為了反思女頻網文中的“虐女?厭女”敘事,意在通過強化女性共同體意識來推動網絡文學性別意識的發展。但在實踐過程中,“愛女”批評一定程度上轉化為一種閱讀審查機制,形成既強調女性主體性、又限制其表達的悖論?!皭叟币庾R也在拓展女性共同體書寫的同時,陷入了主觀理性的工具化困境。在此背景下,“愛女”話語雖通過規訓與分離確立了自身的合法性,但這種基于主觀理性的排斥程序也導致了批評倫理的異化;對此,《零諾》《女主對此感到厭煩》等代表性作品深入文本內部,以新型共同體的想象在實踐層面回應并超越了這一話語困境,從而凸顯了重建一種更具包容性的批評倫理的必要性。

關鍵詞:“愛女”;厭女;網絡文學;批評倫理

愛女文學”的誕生和女頻網文的讀者興趣變化密切相關。“愛女”觀念的形成有三個特征:一是社群化的生成過程,“愛女”是在目前影響力最大的女頻網文社區豆瓣小組“小說打分器”的組內討論中逐步形成的,并進一步擴大到其他網絡社區;二是理念化的閱讀實踐,“愛女”是在網文閱讀中誕生的批評理念,既體現了讀者性別意識的發展,也要求我們對網絡文學女性敘事進行反思;三是鏡像化的概念群組,“愛女”并不是一個單獨的概念,它既處于“虐女?厭女?愛女”的邏輯轉化鏈上,同時也構成了“厭女/愛女”“愛男/愛女”的對照表達。換言之,“愛女文學”事實上并不是一種基于敘事形態劃分的網文類型,而是內在于既有類型的性別標簽,體現了女頻讀者對女性向網文的新期許。然而與這一理念形成對照的是,不僅符合評價標準的優質“愛女文”屈指可數,而且“愛女”觀念本身也逐漸滋生出負面的社會影響。

躍出社群之外的“愛女文學”給大眾帶來了一種矛盾的觀感,一方面它體現了對傳統浪漫愛和親密關系的反思,激發出了只有網文才能創造的對“女性世界”的新想象;另一方面,它又在接受層面被固化為一種寫作規范,給創作者帶來了預料之外的“舊作”審查危機。這意味著,旨在尋回女性寫作主體意識的積極話語,卻在形塑主體的過程中抑制了女性寫作。這種反差與張力構成了本文的問題意識。本文的目的不是對矛盾進行簡單判斷,而是試圖深入這一話語實踐的內部,考察其生成機制與運作邏輯,在此基礎上重新思考網絡文學的性別想象與批評倫理——裹挾于厭女文化中的“愛女”何以可能?

本文同樣將“愛女”劃分為指向創作實踐的“愛女文學”和作為批評觀念的“愛女”閱讀兩個層面,但同時又在兩方面區別于此前的討論。其一,將“愛女文學”延展到文化現象和網文類型之外,納入女性寫作的整體脈絡中。其二,將“愛女”視為一種文學批評實踐,將其與文學研究中的重返/重讀并置。新世紀以來,當代文學進行了大量的重讀式研究(如“重返八十年代”“再談80后”等),試圖在重返過程中完成文學史的增補與修訂。在這個意義上,“愛女”批評實際上可以看作是來自網絡社群的“重返女頻文”。盡管理念化的批評在實踐中縮減為一種回溯性的規范,造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但大眾讀者的重讀訴求本身具有合理性。理解了這一點,才能更好地剖析其困境所在。

基于此,本文首先聚焦“愛女”話語的生成機制,剖析其如何通過規訓與分離確立自身的合法性;進而深入文本內部,考察《零諾》《女主對此感到厭煩》等代表性作品如何通過新型共同體想象回應這一話語訴求;最后將視線轉回批評現場,從批判理論視角反思這種基于主觀理性的排他性批評如何導致了倫理的異化,由此呼喚一種更具包容性的批評倫理。

一、規訓與分離:“愛女”話語的生成機制

從字面上看,“愛女”是一種基于情感的倫理呼吁,即“愛護女性”“支持女性”。但從網絡文學的消費場域來看,它又超越了單純的情感維度,逐漸演變為一種具有明確指向性的批評話語。作為鏡像概念,“愛女”與厭女密切相關,既是對厭女文化的情感回擊,也體現了厭女理論的社會影響。隨著社會性別意識的發展,女性受眾逐漸意識到文藝創作中長期存在性別失衡問題,因此對作品的性別觀念提出了更高要求,這一現象在全球文化的階段性發展中均有體現。在這個意義上,“愛女”并不特別。其特殊之處在于,在愛的倡導下,“愛女”批評卻轉化為了一種更為激進的、具有規訓性質的寫作要求。

在形塑“愛女”話語的過程中,“小說打分器”小組的“愛女文學寫作綱要”搬運帖作為標志性事件,表明了其核心訴求。它不僅展示了讀者的閱讀期待,更可視作一種在虛擬社區中自發形成的“立法”嘗試:

1.女本位:女性視角,主角是女性。女性角色戲份至少占60%……如果對標男權標準,應該占到80%。同時,女權文追求應該比男權更高,應該勇于創造一個無男的全女世界。

……

4.拒絕戀男霸權,愛情戲碼不要和男人綁定。

……

7.強調女性聯合,女性需要盡一切力量內部抱團。

……

11.讓女性角色多追逐自己的欲望,哪怕這欲望僅僅是出于私欲。

……

“綱要”共21條,涉及女性形象(女性應是絕對主角)、親密關系(反對性緣霸權)和社會行動(強調女性互助、“女勝男敗”)等各方面,語言雖然樸素,但卻完整描繪了“愛女”話語的運行邏輯:通過設立一系列禁令和規范來明確文本性別意識的合法界限。但問題也在這里,當“綱要”將女性處境簡化為二元應對關系——與異性之間的關系被劃入父權制與厭女禁區必須予以切割,和女性之間的共同體關系需作為真理加以強化——愛的倫理學便轉化為了一種??乱饬x上的“排斥程序”。

排斥程序由一種強烈的“真理意志”驅動:只有切斷與父權的聯系、建立全女世界才是女性解放的唯一真理。這種真理意志通過制度化的力量(如吐槽帖、排雷帖)對不符合標準的復雜文本(如描寫女性軟弱或依戀男性)進行區隔,并將其視為異己(如“愛男”“沾男”)。在這種嚴密的話語秩序中,“愛女”便由個人的閱讀偏好轉化為了針對創作者的全景檢視:對舊作進行回溯式審查,對新作提出預判式要求。這種無處不在的審視壓力,迫使作者將外部的審查目光內化為寫作時的自我規訓,任何越界的嘗試都要考慮是否會被貼上“厭女”標簽,進而被驅逐出合法閱讀視野。

應該說,悖論話語的生成本身就是對厭女的結構性困境的焦慮轉化。前文提到,“愛女”意識內嵌于“虐女?厭女?愛女”的情感鏈中,其轉化過程也體現了大眾對厭女理論的學習實踐。上野千鶴子在《厭女:日本的女性嫌惡》一書中的思考對厭女理論的普及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她指出不僅所有人都內嵌于厭女的制度性結構中,厭女的癥狀還有明顯的性別差異,“在男人身上表現為‘女性蔑視’,在女人身上則表現為‘自我厭惡’”。女性應該擺脫自我厭惡,學會自愛與互愛,也由此成為“愛女”思想的基本前提和邏輯起點。這也引出了需要進一步追問的核心問題:厭女和“愛女”是否真的歸屬同一問題域?

作為傳統性別觀念的基本結構秩序,厭女既包括可見的暴力,也包括隱性的話語策略,是一種植根于深層社會結構的總體性困境。如果說暴力是造成具體傷害的明確事實,那么話語系統則內嵌于無形的倫理觀念和社會意識中,個體往往只需適應即可在無意識中習得。相反,意在打破父權結構的厭女批評雖然目標明確,卻需要個體進行艱難的知識學習,才能完成復雜的思想重構。因此,在厭女的結構性困境尚未被打破的前提下,“愛女”的總體性愿景也就被遠遠地隔離在了這條柵欄之后。雖然它將共同體理念傳遞給了更多女性讀者,但因為無法松動現實中的厭女文化,這種焦慮便內爆為了一種真理性審查。在這個意義上,厭女與“愛女”并不是真正的鏡像關系,前者是外向的總體性困境,后者是內向的局部行動,前者向外蔓延,后者向內收縮,最終在文本層面凝結為一種嚴苛的防御機制。

這種防御機制在隨后出現的“厭男”話語中得到了進一步映證。隨著《她厭男,她是我女友》和《我,厭男》等作品的譯介出版,“厭男”作為一種情緒回應進入大眾視野。有研究者指出:“‘厭男’是女性深嵌在不平等的性別結構中遭遇‘厭女’行為傷害的一種情緒回應,表現可以是抵觸、厭惡、憤怒、恐懼或回避這些表現糟糕的男性,大多情況下是性別結構下弱勢方的應激反應?!苯栌蛇@種繼發性關系的解讀,我們得以窺見性別困境難以打破的核心原因:從根本上來說,無論經歷幾重反轉,性別歧視都是厭女的結果,而不是原因。如果不能顛倒這一因果邏輯,嘗試打破困境的性別平等之辯就會淪為證據鏈之爭,雖然明確了具體事件的道德結果,卻無法推動總體困境的轉化。也就是說,既不存在剝離父權制的厭女,也不存在剝離厭女的“愛女”,更不可能越過厭女完成“愛女”。實證主義的“愛女/厭男”在這里陷入了一種啟蒙辯證法式的困境:當意在打破桎梏的“愛女”成為一種工具性規范,“愛女”意識便被固化為了新的神話,最終同樣被納入厭女的話語秩序里。

網絡文學是天然性別化的文學,無論是代入式的讀者閱讀體驗,還是作者在平臺、類型、標簽中完成的性別化選擇,都意味著網文作品在誕生的那一刻就完成了一次性別分離。成熟的網文工業迫使作者以技術理性的姿態來面對性別化的寫作,并將每一次技術調整內化為類型與風格的塑造。“愛女”話語最被詬病之處也在這里,它是典型設定為與道德傾向強綁定、價值觀下降到形式層面的技術制造。也就是說,強設定之下的排他性讓女性讀者和期許中的女性角色同時成為了“單向度的女人”,越剝離對立面,越喪失超越性。這種話語生成機制也帶來了二度性別分離,既要與男性分離,也要與不符合“標準”的女性經驗分離。

然而,文化工業的內在張力也在這里,單純依靠“排雷”標準篩選出的“完美作品”往往難以產生真正的情感共鳴。類型文學的發展規律證明,獲得大量讀者的成功作品并不是對某種理念的機械執行,而是對既有規則的創造性背離。這意味著,“愛女”也不應止步于一種防御性的規訓話語,而要在文學實踐中創造新的生命力。這也引出了下一部分要探討的核心問題,如何在規訓與分離的夾縫中通過重構共同體來尋找突圍的可能性。

二、離散與抗爭:共同體想象與“愛女”意識實踐

強設定、類型化與爽文體驗是網絡小說區別于嚴肅文學的核心特點,網文也因此在很長時間里被認為只能滿足讀者幻想,缺乏深度體驗。但事實上,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網絡文學的思想內涵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從早期的“網絡語言創生”到蓬勃發展的“文體類型創造”再到當下的“重設現實敘事”,“寫體系”階段的網絡文學迎來了想象界的大爆發,此時的爽文不再是“爛俗爽文”,而是爽點與痛點并置的“痛爽文”,優秀的作品讓讀者充分感受到了一種“處在痛苦中的爽”。在這個意義上,痛爽正是“愛女文學”的內在要求,只有作者真正寫出了女性在困境中的痛苦,讀者才能感受到打破枷鎖的快樂。痛爽之下的女性共同體書寫,因此也就不再只是情感的慰藉,更是應對結構性痛苦的生存方案。

女性共同體的書寫在百年中國文學發展中,經歷了從描繪內部的姐妹情誼到刻畫具有召喚力的女性群像的變化過程。五四時期,走出父母家庭的青年女性通過書信與自傳性小說來完成自我追問與精神共同體的塑造。作者將女友看作自己精神上的孿生姐妹,呈現鏡像認同的親密性,但同時鏡像關系又處在隨時會被愛情與婚姻拆解的不穩定狀態中。不僅如此,在這個世紀之交的歷史時段里,女性出版物也第一次形成了潮流,動員“我們女同胞”行動起來改變自身。這意味著現代中國女性寫作從一開始就具有精神書寫與社會動員兩個層面,在此后的寫作中,如何處理精神立場與現實處境也是所有女作家必須面對的難題。未完成的自我認同與性別書寫在融入國族敘事和革命話語時逐漸隱沒,國家政權的建立保證了女性在法律政策上獲得平等的地位,國家話語的強大整合力也將女性的身體和欲望納入了自身的表征系統,從而實現階級身份和女性身份的融合。這一時期的女性寫作走出了前一階段的“鏡像共同體”,在婦女解放的總體目標下進入書寫社會主義新人與革命共同體的階段。在這一過程中,“小我”(婦女解放)與“大我”(人民革命)之間的張力也逐漸顯影。進入新時期,女性寫作再次面臨自我身份的審視,呈現出一種糾結狀態:既要通過拒絕性別身份來展現作為社會文化主體的自信,但這種拒絕本身又包含了深刻的匱乏,因為一旦回避女性獨特的主體性,也就無法賦予角色現實層面的“合法性”。在簡略回顧中我們看到,現代中國文學的女性書寫經歷了從精神共同體到革命共同體再到矛盾共同體的變化過程。

女性形象當然并不只由女作家書寫,新文學史上許多成功的女性形象都是由男性作家寫就的,不同的性別表述共同構成了現代主體的身份建構。不同之處在于,當男性文本很大程度上被視為主流文本時,女性寫作還需要有意識地完成對內在世界和現實處境的整合。如果說嚴肅文學是一種精英化的個人寫作,那么類型化的網絡文學要處理的共同體意識則明顯不同?;仡櫖F當代中國文學的女性寫作,很多小說都以女性成長中的困惑與傷痛為核心主題,以家庭為原點來處理人物與社會關系,因此往往表現出結構化的憂郁與傷感氣質?!皭叟膶W”的不同之處就在于,它所塑造的女性群像既是對前述女性共同體脈絡的續寫,但又從一開始就剝離了以家庭和情感為原點的話語場,試圖完成一種斷裂書寫。

也是在這個意義上,“愛女文學”展現了當下女性寫作的主體意識:打破從自我出發又不斷回返自身的驅力,走向更廣闊的結構性認同,在設定式書寫中構想新的連接方式。為了深入考察這一實踐過程,本文以《零諾》與《女主對此感到厭煩》(以下簡稱《女主》)作為分析樣本。選取的依據在于,這兩部作品都被讀者視為“愛女文學”代表作,作者也均在作品介紹中明確表達了自身的公共意識轉向。更為重要的是,兩部作品也恰好構成了“愛女文學”敘事光譜的兩極:《零諾》作為現實題材的代表,展示了女性如何在既定的資本邏輯與職場規則內部,通過“向內挖掘”實現主體性的確認;而《女主》作為幻想題材的代表,則展現了女性如何在架空的異世界與游戲規則外部,通過“向外抗爭”完成社會理想的重構。

行煙煙的《零諾》以“90后”宋零諾、“80后”施謹、“70后”季夏三位女性為縮影,展現了不同代際與階層的女性如何在時尚行業的職業困境中互相激勵并最終成就自己?!读阒Z》的獨特之處在于,塑造了女性向網文中少見的不討喜的女性形象,但這些角色又憑借自身的魅力征服了讀者,讓“她不需要任何人的喜歡”成為當下的“新女性”宣言。宋零諾、施謹、季夏三人處在不同的社會階層,既非傳統意義上的女性同盟,也從未真正進入對方的生活,但彼此之間卻展現出了一種充滿魅力的精神引力。在第20章《約會》中,年輕的宋零諾獲得了一個和行業前輩季夏吃飯的機會,對方記得當天是她的生日,并準備了禮物,宋零諾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開心。但作者想強調的并不是一份禮物能讓人多開心,而是如何“把自己作為標尺”。季夏并沒有直接回答宋零諾提出的情感和欲望無法平衡的難題,而是教給宋零諾一種新的情感計量方式:把此刻感受到的開心當做親密關系可接受度的標尺,如果不能獲得同樣的快樂,那就不必再糾結。這意味著,女性之間的情感經驗可以既是具身的,也是超越的。

不僅如此,作者還著力刻畫了宋零諾的摳門和天真、施謹在親密關系中的忠誠障礙、季夏在事業上的激進與對絕對權力的癡迷,描寫了年輕女性之間既吸引又嫉妒的復雜關系。正是這些有瑕疵的人物和關系展示了一種新的共同體形態:看似松散卻又內含張力的“離散共同體”。在這一場域中,個體不再通過讓渡邊界來換取緊密同盟,而是作為流動的“離散錨點”互為參照;未必同行,卻能通過觀察對方來調整自己的人生航向。也就是說,離散共同體的連接基礎不是求同,而是存異。

莎倫·馬庫斯(Sharon Marcus)在《女人之間:維多利亞時代的女性、友誼與欲望》(Between Women: Friendship, Desire, and Marriage in Victorian England)中提出了一種看待女性關系的新視角。她挑戰了傳統性別研究中將女性友誼與異性戀制度二元化的觀點,認為它反而是促成和鞏固婚姻的關鍵力量,女性友誼在小說中承擔著“敘事矩陣”(an arrative matrix)的作用,是生成情節、維持敘事動力運轉的基礎網絡。通過這一傳導機制,女性也在觀察同性和確認自身中完成了社會化過程。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愛女文學”雖然延續了將女性關系作為核心敘事動力的傳統,其目的卻是為了打破制度化的生活,這種斷裂也是離散共同體的起點。在《零諾》中,女性之間的關系不再以婚姻、家庭作為參照系,而是演變為一種“去中心化網絡”,個體成為獨立的連接點。在這個離散的共同體中,嫉妒、競爭甚至相互利用都被重新編碼,它們不再是破壞關系的誘因,而是個體重新確認自身位置的坐標。更重要的是,離散共同體同時也是現代個體結構性困境的顯現。正如齊格蒙特·鮑曼(Zygmunt Bauman)在《流動的現代性》(Liquid Modernity)中所描繪的,隨著現代社會的轉型,人際聯結退化為了一種短暫的表演性的“衣帽間共同體”(cloak room community),人們短暫聚合又隨即散去。離散共同體的不同之處也在這里,雖然在形態上符合鮑曼所描述的流動性與非制度化特征,但在精神上卻形成了對前者的超越。女性之間的離散聯結并非娛樂性聚合,而是為了在缺乏固定坐標的液態社會中,通過他者來校準自身。換言之,要結成離散共同體首先要學會向他者開放自己。在柯遙42的科幻作品《為什么它永無止境》中,作者也將女主角赫斯塔身邊的其他女性人物設置為了重要的錨點,彼此之間的相處可能會因為戰斗的到來隨時中斷,但精神上的觀照卻始終在場,每個人都既影響她也被她影響,每個人都向她展示了一種“生活的可能性”。離散共同體中的女性既承認關系的易逝性,同時也在流動的連接中尋找共振與確認,不再強調制度性的承諾,更追求彈性的精神網絡。

有別于《零諾》的離散共同體,妚鶴的《女主》則在游戲世界里構建了像荊棘一樣彼此依存的“抗爭共同體”?!杜鳌纷赃B載以來就被視為“愛女文學”的重要文本,它講述了一個游戲化的抗爭故事:玩家6237486穿越進一款名為《女神錄》的乙女游戲成為女主莉莉絲,在沒有存檔點的游戲中不斷重復。直到最后一輪,莉莉絲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厭煩,決意打碎選項,不再迎合男主的世界。小說上部以“逃離伊甸園”為主題,講述莉莉絲如何在王國內部展開反抗;下部以“建立新王國”為主題講述莉莉絲如何將逃亡之路變成結盟之旅,以通恩城為據點,她和林賽女巫建立了新的城邦,開始書寫屬于女性的規則?!杜鳌冯m然不是現實題材,但卻展現了游戲化的“鏡像現實”:不同人設代表了類型化的社會形象,用游戲規則類比社會規訓話語,主角在游戲世界中的無力感也呼應了現實世界的女性困境。莉莉絲離開父親的家,沒有進入丈夫的家,在出走中不斷地聯合,創建新的規則。從這個意義上說,抗爭共同體和曾經的革命共同體在社會動員性上展示了相似性。不同之處在于,在《女主》中扮演啟蒙者角色的是女性自己。對于一般的穿越故事而言,主角既是穿越者,同時也是被傳送的知識系統,爽感通常來自現代知識體系對前現代社會的改造。這意味著,穿越文事實上提供了一種穩定的回溯性想象,重寫過去也就是復現當下?!杜鳌返牟煌巹t在于,在以往的多輪游戲中,莉莉絲所攜帶的穿越者知識系統為其帶來的是厄運而不是好運,直到最后一輪游戲中莉莉絲聯盟攻占了通恩城開始城邦建設,這些知識才有了被實踐的可能。這個特別的設定提示讀者,穿越者的知識話語需要與權力系統相一致才能順利展開。在這個意義上,《女主》重寫過去恰恰是為了改寫當下。

至此我們看到,兩部作品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展示了女性的主體性:《零諾》表明在資本體系中,女性可以調用比男性更強大的工具理性;《女主》則從力量和智識上強調了女性可以承擔啟蒙理性的角色。二者由此在內在邏輯上達成了一致:是區隔造成了性別化的困境,而不是性別差異必然帶來客觀的能力差異。也是在這個意義上,優秀的“愛女文學”作品實現了女性寫作的突破,既不回避對痛苦和困境的描寫,也不停留于內心體驗,當女性經驗不再只是“自身”的經驗,女性的故事也就成為了人類命運的回響。

三、主觀理性的越界與批評倫理的異化

然而,當我們將視線從文本內部移向文本外部時,一種新的張力便開始顯現?!皭叟膶W”的先鋒性賦予了作品一種“文學實驗”的色彩。不同之處在于,思想實驗通常是剝離日常復雜性的抽象思考,在極端的假設中召喚讀者思考關于人類、社會和世界的根本性問題。如果我們把以上兩部作品同樣看作虛構的社會實驗,那么二者試圖傳達給讀者的則是一種經驗預演而不是對認知程序的構想。在《零諾》連載的過程中,許多讀者在評論區分享了自己的閱讀體驗,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與這種“經驗假設”有關——如果能早點讀到這部作品,自己的人生或許會有不同?!杜鳌返木W絡影響力更大,在經驗分享之外,評論區的論戰也更多,不僅有兩性關系的論爭,也涉及諸如“單女/婚女”的身份區隔之爭。這也引出了接下來要討論的問題,如果對作者而言,“愛女”是對男性角色的祛魅和對女性主體性的重構,那么對讀者而言,“愛女”又為什么會演變成一種新的女性思想審查機制?

這一矛盾在批評層面,首先體現為一種話語權力的結構性越界。在網絡文學獨特的生產機制中,閱讀不再是單向接收,而是演變為了一種“參與性類社會互動”(participatory parasocial interaction),這種互動消弭了作者與讀者的界限,讓讀者在情感投入的同時產生了一種“共同創作者”的幻覺,正是這種來自情感投入的權力獲得感賦予了讀者對文本進行“立法”的底氣。在批判理論視角下,這種由社群權力驅動的規訓,恰好對應了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在《理性之蝕》(Eclipse of Reason)中提出的主觀理性和客觀理性的區分。主觀理性是世俗化的理性,理性的事物也就是有用的事物,于是實現理性的過程就被轉化為了運用工具理性的過程??陀^理性則更像一種總體理性,“旨在發展出一種包含所有存在者(beings)的綜合體系或分級結構”,即在人和他的目的之上還要考慮與總體存在之間的和諧程度。簡言之,主觀理性更在意實現目的的手段,客觀理性則更在意社會發展與人類命運這樣的終極目標。將這一理論框架引入對網絡文學批評的考察,我們便會發現,“愛女”批評所面臨的倫理危機,本質上是批評理性的工具化危機。在文本內部,女性角色運用理性的目的總是為了反抗壓迫,在這個意義上,主觀理性總是服務于“解放”這一客觀理性的終極目標。但在文本之外的批評話語中,情形卻正好相反。如果我們僅僅把“愛女”看作一種標準,以厭女批評為目標的“愛女”就面臨淪為工具的危險。預設單一價值尺度的批評不再關注作品與審美的雙重復雜性,而是將閱讀固化為一種強調“排雷/避雷”的安全檢查,這種對“文本潔癖”的追求也隨之變成了確認自身立場正確性的工具。理性一旦被制度化,就難以在智識層面容納復雜的生命體驗了。這種工具化的批評傾向,在審視經典作品或不完美角色時表現得尤為突出。這不僅是一種批評倫理的越界,更帶來了認知偏差。認為經典作品中的傳統價值應該被全盤接受和試圖擦除過去作品中錯誤價值觀的做法,實際上犯了同樣的錯誤,那就是都將作品與其生成的時代剝離了。利奧·洛文塔爾(Leo Lowenthal)在其文學社會學研究中指出,對作品展開社會學解讀之所以必要,是因為虛構人物的經歷總是和特定的歷史情境有著復雜關聯,作品中那些理所當然的細節,往往是社會意識的某種痕跡。

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因此就不能對作品做出評判,而是強調評判應當是一個思辨的過程,而不是把自己作為一種主觀理性的裝置,在投向作品的過程中尋求驗證。這同時也揭示了重讀的困境,一方面舊的作品永遠需要新的解讀,否則我們也不會意識到女頻作品中“虐女?厭女”之間的復雜關系。但另一方面,回溯式的苛責之所以收效甚微就在于,充當“歷史矯正物”的不該是具體的人,而應是一種思辨的觀念。過去的意識結構并不是漂浮的可以被單獨提取的符號,而是具體歷史中的一部分。在文學社會學的視角下,部分基于閱讀實踐的“愛女”批評實際上陷入了一種誤認困境。這種誤認假設作者擁有單一的、超越歷史的個人寫作史,由此可以對其進行一種本質化的解讀。這種本質化解讀拒絕承認歷史局限性與復雜性,強行要求他者符合當下的道德律令,因此帶來了一種倫理的暴力。這也正是悖論之所在,當我們厭棄制度性的不公,試圖通過確立“愛女”的標準來尋求女性主體性的承認時,卻可能建立了一種新的制度性排斥。

因此,重建批評倫理的關鍵,或許就在于尋找主觀理性和客觀理性之間的結合度。比如,在霸總文消費中也存在著某種“批評性閱讀”,女性讀者可以通過歪讀、跳讀和對抗閱讀與不完美的文本進行個人協商,既獲得情感撫慰,又保持一定的批判性。這既意味著網文創作與網文閱讀都處在市場、作者、讀者的動態協商中,同時也表明,追求性別平等也是一個無法一蹴而就、需要在協商中曲折前進的過程?!皭叟膶W”的誕生并非偶然,既內嵌于全球文化的性別平等意識發展中,也是網絡文學性別觀念變化的階段性體現。其進步之處在于,不僅揭示了“虐女?厭女”之間的扭結關系,也推動了女性共同體寫作的發展,由此倡導一種新的愿景:網絡文學中的女性角色應該擁有更豐富的生命經驗。在這一整體語境下,許多沒有納入“愛女文”視野的作品,事實上也都在有意識地書寫著女性與社會之間的深度連接。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理應尋求與其相匹配的包含豐富性與解放性的批評倫理。

“愛女”源于對厭女文化的深刻反思與情感回擊,但卻在生成機制上不自覺地復制了父權制的二元對立邏輯,通過規訓與分離來確立自身的合法性;在創作實踐中它激發了《零諾》《女主對此感到厭煩》等優秀作品對女性共同體的嶄新想象,但同時又在批評場域中因為工具化的主觀理性而陷入倫理困境。這也正是本文所剖析的“承認的悖論”,“愛女”批評所追求的對女性主體性的承認,在被固化為一套排他性的審查標準后,反而構成了對女性寫作豐富性的遮蔽。

因此,“愛女文學”的價值不在于提供了一份關于女性意識的標準答案,其引發的爭議也不應當回避。作為一種充滿生產性的“癥狀”,它迫使我們直面網絡文學批評倫理中最艱難的課題:如何在反抗一種霸權秩序的同時,避免創造另一種同樣具有壓迫性的秩序。在這個意義上,重建一種基于理解而非審判、基于主體間性而非工具理性的批評倫理,或許比確立某種正確的文學類型更為迫切。因為只有在一種更加寬容和思辨的批評視野中,那些屬于女性的復雜經驗與真實痛苦才能真正被“看見”與“承認”,這也正是網絡文學女性書寫從“防御”走向“自由”的必經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