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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百年前大東書局的出版之道
來源:中華讀書報 | 王建輝  2026年09月17日08:06

大東書局舊影 (圖片來源:《大東書局史料初編》)

大東書局店徽

1916年成立的大東書局到今年正好一百一十周年。過去有“商中世大開”之說,這是民國時期大出版社的排名,既是幾家出版社成立的先后順序,更是這幾家出版社在中小學教科書市場份額的排名。如今,這五家大出版社中的四家,人們了解得比較多,研究得也比較充分,惟其中的大東書局我們了解很少,尤其是其除教科書以外其他方面的情況我們更是所知無多。

大東書局到1949年存世三十三年,到1955年合并于上海科技出版社,則為四十年。在成立后經營的四十年里,大東書局為何能迅速崛起于出版界?從資本、人才、生產鏈與經營之道等方面看,確有一定的特點和優勢。

大東書局創辦時,由四位合伙人出資三萬元,1924年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資本十萬元,1925年增資到二十萬元,1930后四十萬元,1932年增資為六十萬元。抗戰勝利后,1947總股本為五十億國幣(幣值變化而來),國民黨人陶百川掌控了大東書局,杜月笙做了董事長,后又兼任總經理。因為有官僚資本的進入,上世紀50年代實行軍管。之后撤并到其他出版社。1947年的公司章程對歷次資本變化而產生的執照變更記載甚詳。

創業團隊一流,對于大東書局影響巨大。如同商務印書館一樣,大東書局也是四位組成創業團隊。呂子泉、王幼堂,沈駿聲和王均卿都是江浙人士,這四人在創辦大東書局時已有在其他出版企業包括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的任職經歷。呂子泉曾由夏瑞芳請為商務最早的發行團隊,王幼堂任過中華書局的協理,王均卿和沈駿聲一起辦過進步編譯所,該所并入中華書局故又在中華做過編輯主任。在大東書局,呂子泉管經營,王均卿任總編輯,有說他是具名而已,按他去世時《訃告集》里的行述是到60歲才脫離大東。大東書局創業團隊主要人員出任總經理的時間比較長,第一任總經理呂子泉當任時間是1916-1928年,第二任總經理沈駿聲任職時間是1928-1943,長時間任職保證了經營的穩定性。除了這四位創始人外,大東書局的其他重要干部也比較得力。孟壽春長期擔任編譯所所長,徐志仁也長期擔任印刷所所長。

大東書局的起點比較高,產業鏈比較齊全。產業鏈上逐漸形成有編輯、印刷、發行等較為完整的環節,是大出版社的格局。這三個環節都由公司人物掌管,都有不錯的業績。

編輯環節是大東起家的第一步。大東書局曾聲稱:“本公司以出版為主要事業。”這個出版的概念是指出書,出書的第一個環節是編輯。大東書局的教材編寫雖然在日后占有很大分量,抗戰時期在重慶更加入國定本教科書聯合發行,鎖定占比為8%,但大東并不是像中華書局那樣一開始便做教科書。大東書局的教科書出版在當時出版業中占到第4位,這自然有各個環節的功勞,但首先在于編輯要編出自己的教科書。就一般圖書而言,大東書局的門類也比較廣泛,包括法律、國學、中醫、文藝、社會科學、兒童、科技等方面,所出比較有影響的書如《四庫全書總目》(陳乃乾校),尤其是1931年出版的郭沫若的《甲骨文研究》。后來大東書局還出版了郭沫若的《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郭沫若著鈐印手寫體)一函二冊全。大東書局的雜志亦有七八種,《現代學生》1931年的數據是“銷路已達三萬以上,可謂廣矣”,還有《紫羅蘭》(周瘦鵑主編)、《星期》(包天笑主編)、《游戲世界》(周瘦鵑、趙苕狂主編)。

大東書局在1919年開始設立自己的印刷廠,逐漸地設備較為齊全,還兼并過幾家印刷公司,到大東書局創辦15周年時,其印刷有凸版、凹版、平板三種技術形態,能承印政府印花債券及各銀行鈔票以及商標等,如此業務齊備在當時的大出版社里也只有商務、中華、大東等三四家。1931年店慶15周年時,大東書局的紀念冊中對于自己的印刷很是驕傲:“本公司印刷之聲譽,數年以來,較之出版,有過之而無不及,誠本公司印刷設備之完全,出口之精良,在在俱高人一籌”“在印刷業中,已獲得有相當之地位與榮譽,此社會之所公認,而亦本公司之所深自慶幸者也!”這一年《申報》的一篇文章中說,“現在大東又恢復了以印刷為生命線的原狀”,這說明印刷在大東生產鏈中的地位。到30年代,大東書局的印刷就更為突出,1934年大東書局對印刷有這樣的自評:“凡印刷之工作,平版、凸版、凹版三種技術可以包括無余。本局總廠對于該三項印刷設備無不具全,大小機器百余架,職工四百余人,任何印件俱可視其工細難易,分別制作。在印刷工業不甚發達之我國,本局雖不敢以牛耳自居,然如此完美之設備,全中國亦惟一而已,此實所可引以自豪者也!”至戰后,大東的印刷更在全國出版業印刷里占有前二的位置,除印刷書籍外,曾為當時的政府印過鈔票、印花稅,是贏利較大的部門。

大東書局的發行比較強大,世界書局成立初期沒有自己的門點,所出圖書便交由大東書局發行。至上世紀20年代,除總局(店)外,大東書局還有全國分支。以1922年最早開設的廣州和漢口為起點,在全國設16處分局。1931年大東書局新發行所大樓啟用時,上海多家報刊曾發消息,《申報》的消息是:“大東書局總發行所,因原址不敷應用,已在四馬路望平街口,覓定四開間三層樓新鋪位。連日糾工改建門面,布置內部,日以繼夜,大約在月內即可遷移新址營業矣。聞新鋪位一切建筑設計,俱由陳永興營造廠承辦,該廠主富于美術思想。故門面之富麗遹呈,裝修之精美華貴,在四馬路實可推首選云。”

生產主鏈之外,大東還有其他產業,最有名者如30年代開辦的東方輿在學社(簡稱東學社)與法律函授社。其機構設置大致與生產主鏈相同,初中期以總務處總其成,另有分局、印刷所、編譯所、總店四大塊。1934年改為總管理處、總廠、總店三個機構,其中總店為編輯發行等出版業務。至戰后則為總管理處下設管理。出版、印刷、發行,分管相關的業務。

大東書局的經理團隊懂得經營之道。書店(出版社)的經營要義在于生意經與文化經的協調,第二任總經理沈駿聲在十五周年紀念刊上有一篇文章《出版界應有的努力》,文內說:“駿服務本局以來,蠡測所及,深知出版界責任重大,實握文化漸進之樞機,十五年來,兢兢惕惕,不敢自忘其職志,然以頻年內戰,影響所及,收效未宏。”

作為總編輯的孟壽椿也在這個紀念刊上發文說,一個國家“究竟要怎么樣才能得到國際地位的真正平等”,可以摘要地回答:“努力文化事業,是唯一不二的法門。”那么這責任的承擔,“負有促進文化使命的學者及專門家自不待言,尤其是共同負有促進文化使命的出版界責無旁貸”。他說他作為書局的總編輯,把貢獻世界文化和挽回國際地位的真平等這兩個重大責任,要自告奮勇地挑起來。

在15周年之際,一般編輯和職員也都表達了對于自身應有的文化責任感。有人說“學術前途之發展,更有賴于本局者甚大”“在營業方面可以不負股東付托之重,在文化方面亦可不負社會期望之殷”。

懂得經營之道的生意經,故而一手抓教科書,這是現代大出版業的生命線,再輔之于花樣百出的營銷手段,大東書局的生意堪稱紅火;懂得經營之道的文化經,故而另一手抓出好書,這是大出版業獲得恒久價值的根基。大東書局在這兩方面都立起來了。

作為經營之道的輔助,大東書局還曾重金征集出版標記。又根據業務的發展,重視遷地經營。其門市部有過兩次搬遷,最初在上海福州路晝錦里口,后移到福州路110號。印刷所也數遷,先后在蒙古路森開里和北西藏路公益里、牯嶺路101號和北福建路2號,總店也遷移過,后在福州路山東路口310號。

大東書局最后的輝煌大約是依賴官僚資本的介入(其主要人物是陶百川),戰后復原的一段時間里上海一地職工人數過千人,標榜“日出一新書”,加上其印鈔與印票據的高額利潤,業務居然有比較迅猛的發展。

1956年,大東書局的職工并入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新華書店、大東印刷廠。到這年底,大東書局的幾家印刷廠奉命支援西南遷往廣西南寧,組建廣西民族印刷廠,該廠1957年正式建成。

前面提到大東書局曾經征求出版標徽,這里再說大東書局的店招。1931年大東書局成立15周年并大東書局新屋落成,在時事新報上刊出《大東書局特刊》,由蔡元培題定特刊名,但不是店招。從歷史圖片看,大東書局大樓的大門上方有店招,但不知何人所寫。其出版物出版機構署名有幾種方式,既有書法體的,也有美術字,還有宋體字的。

大東書局是否還有另一個原創辦人?這個問題是《上海出版志》帶出來的。此書在介紹大東書局之起時,說由呂子泉等四人合資創辦。但在介紹民國發行機構時,對大東書局發行所有這樣的敘述:“由創辦人狄平子呂子泉、王幼堂、沈駿聲、王均暈四人合資經營”,這一句狄平子與呂子泉之間無標點符號,句中又說有四人,初疑是否羼入文字,但此段文字后又有“原創辦人狄平子晚年信佛,因而在門市房屋改建時在山東路轉角處建有塔形建筑一處,成為書店標志”,狄平子即狄楚青的號,他創辦過有正書局,是否創辦過大東書局,我未找到其他材料,姑存疑。

本文若干歷史資料源自——葉新、潘俊辰編:《大東書局史料初編》,知識產權出版社,2025年;《上海出版志》,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0年;陶亢德:《陶庵回憶錄》,中華書局,202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