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自己”:樊駿認識的老舍
樊駿是中國現代文學領域的“學科魂”,關于文學史、學術史的評議文章高屋建瓴,引領學科的建設發展;在數量有限的作家作品研究中,與老舍相關的文章占據半壁,是新時期老舍研究領域的領軍人物。樊駿回顧自己的學科評議文章時講的話意味深長:“無論從哪一個方面來說,把這作為研究課題和專業方向,都不是出于我自己的選擇。”不知不覺扮演起“學術警察”的角色是出于對學科建設的“責任感”。反過來講,樊駿投入大量精力研究老舍可能出于“自己的選擇”。
“自己的選擇”在樊駿留下的文字中出現頻率不高,卻是貫穿他最后三十年學術生涯的核心精神。樊駿對王瑤評價樂黛云的一段話感慨尤深:“每個人如果能根據自己的精神素質和知識結構、思維特點和美學愛好等因素來選擇適合自己特點的研究對象、角度和方法,那就能夠比較充分地發揮自己的才智,從而獲得更好的成就。”樊駿也多次引用王瑤評價吳福輝的一段文字:“作者自覺地‘尋找自己’……尋找適合自己的研究對象,研究的角度與方法,以開拓自己前進的道路,形成自己的研究風格。”根據研究對象做自己的選擇,形成自己的學術風格,是王瑤、樊駿等人在20世紀80年代的集體反思,也是宏大話語解構期憧憬的學術精神。
樊駿在新時期鐘情于老舍研究是自己的選擇,“尋找自己”是他研究老舍時的關鍵詞。《老舍的“尋找”》在樊駿的系列文章中值得格外重視,該文不只是透過歷史塵霧尋找消失已久的老舍,更是借老舍之酒杯澆自我塊壘,在時代洪流中尋找一度迷失的自己。所以慈明亮將該文解讀成“樊駿先生對自己的尋找”。樊駿的老舍研究亦是尋找自己的心路歷程。
一、認識祥子
樊駿《論〈駱駝祥子〉的現實主義—紀念老舍先生八十誕辰》發表在《文學評論》1979年第1期,撰寫時間應在1978年。這一年老舍平反,《駱駝祥子》由人民文學出版社重排出版;6月3日舉行“老舍先生骨灰安放儀式”—墓里只安放一副眼鏡、一枝筆和一包茶葉,沒有骨灰。國家領導人敬獻花圈,茅盾、巴金、曹禺等友人出席致哀,規格之高,可謂空前。不知樊駿是否親臨現場,但從各界哀悼的氛圍中可以感受文藝解凍的早春氣息。當時文化界尚未舉辦大型紀念老舍活動,樊駿的這篇文章空谷足音,被譽為新時期老舍研究的開山之作。
老舍在新中國初期的文學活動十分活躍,在同時期的老作家中成績最突出;然而《龍須溝》《茶館》等作品榮獲稱譽的同時招致不少非議。老舍自從登上文壇便在滿是分歧的評價中謹慎前行,最終以沉湖方式辭世。如何正確地認識老舍,客觀評價老舍的文學創作是樊駿等學人需要直面的時代課題。認識祥子是認識老舍的前哨。樊駿并未局限于單部作品,而是在現代文學史的框架下重新認識老舍的文學創作。重新認識意味著一場對話,是對從前認識的補充、修正乃至顛覆。圍繞老舍與《駱駝祥子》,王瑤是樊駿的對話者之一。不知二人是否就此有過當面交流,以目前掌握的材料判斷,唐弢版《中國現代文學史》里的老舍一節留下二人的對話痕跡。
1978年9月,唐弢聯系嚴家炎、樊駿等學者重建“中國現代文學史”編寫組,延續中斷十四年的工作。這本當年由周揚掛帥、唐弢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歷時三年,完成約六十萬字的書稿。王瑤負責執筆“巴金和他的‘激流三部曲’”“老舍和他的《駱駝祥子》”“曹禺和他的《雷雨》《日出》”等章節;樊駿負責執筆無產階級文藝運動部分。上半部書稿因打印交與相關作家、學者討論得以幸存(以下稱“討論稿”),下半部書稿在動亂年代遺失。此番重新組織人力,將上半部修訂后拆成兩冊,重寫下半部,作為“高等學校文科教材”分別于1979年6月、1979年11月、1980年12月出版。這便是學科史上影響深遠的唐弢版《中國現代文學史》。第三冊撰寫時間始于1978年冬,前兩冊應在此前定稿,與樊駿撰寫《論〈駱駝祥子〉的現實主義》在同一時段。按“編寫組”介紹的分工情況:“上冊修訂工作除由嚴家炎全面負責外,樊駿協助修改了‘左聯’部分,蔡清富、吳子敏協助修改了某些章節。”王瑤未參加編寫組。對比唐版教材“老舍和他的《駱駝祥子》”與王瑤執筆的“討論稿”,教材僅對修辭、關聯詞等作小幅修訂,將《駱駝祥子》的定位由“批判現實主義”改為“現實主義”,基本保留王瑤的原稿風貌。然而王瑤“討論稿”(包括唐版教材)對老舍的評價存在不和諧的分歧,影響新時期以來老舍研究的不同路徑。
王瑤早期評論老舍的文字主要見于《中國新文學史稿》,千余字,在“城市生活的面影”下簡略介紹老舍的創作情況,認為在他的作品中《駱駝祥子》“是最好的一部”。1964年執筆的“討論稿”保留“城市生活”“城市居民”等概念,卻加入一段更具時代特征的表述方式:“他從小就熟悉城市貧民的生活激起他對于社會惡勢力的憤懣和對于生活在底層者的同情。”“城市生活”“城市居民”與“城市底層”“城市貧民”作為兩組概念有重要重合,卻指向不同的政治話語,彰顯不同的老舍面影。或許出于教材編寫者的客觀立場,王瑤原稿兼收兩組不算和諧的表述,征求意見,擇取其一。至于王瑤本人,無疑認為老舍小說的表現對象是北京“城市生活”,正因如此,新時期指導趙園的碩士論文題目是《老舍—北京市民社會的表現者與批判者》。樊駿則強調老舍“把城市底層社會這個不怎么為人們熟悉的世界,把城市貧民這個常常為人們忽視的社會階層的命運,引進藝術的領域,并且取得了成功。”“城市生活”“城市居民”與“城市底層”“城市貧民”的表述差異反映新時期以來王瑤、趙園與樊駿認識老舍的不同路徑。趙園延伸了王瑤的思考,強調老舍對北京市民社會百科全書式的發掘,“達到了對于民族性格,民族命運的一定程度的藝術概括”。1982年王瑤出版修訂本《中國新文學史稿》,大篇幅擴充老舍一節,強調老舍對“北京市民生活十分熟悉”。數年后,王瑤為《老舍選集》作序,推崇老舍是“現代中國杰出的‘市民詩人’”。王瑤頒給老舍的這頂“市民詩人”桂冠贏得更多認同,由此形成“老舍與京味兒文學”的經典命題。樊駿的解讀帶有左翼色彩,認為老舍的小說“不只是記述個別人物的生活經歷,而且真實地再現城市底層的生活場景,不只是同情個別人物的痛苦遭遇,而且尖銳地提出城市貧民擺脫悲慘命運的社會課題”。類似筆調同樣見于嚴家炎、王富仁等學人的老舍論述,至今不乏同路知音。
樊駿與王瑤對《駱駝祥子》思想主題的認識同樣存在分歧。祥子無論如何努力,最終走向沉淪,作品缺少一條光明的尾巴,悲涼、絕望,令人窒息。老舍為此招致不少詬病。但是一些評論者從小馬爺爺的話中看到積極元素:
干苦活兒的打算獨自一個人混好,比登天還難。一個人能有什么蹦兒?看見過螞蚱吧?獨自一個兒也蹦得怪遠的,可是教個小孩子逮住,用線兒拴上,連飛也飛不起來。趕到成了群,打成陣,哼,一陣就把整頃的莊稼吃凈,誰也沒法兒治它們!
王瑤“討論稿”認為這段話可以看作是“老舍探索勞動人民解放道路所得出的一個嶄新的結論,顯示出他過去作品中所沒有的一種可貴的進展”。《中國新文學史稿》通過對祥子是個人主義末路鬼的分析已指出老舍的思想“傾向于集體主義的進展”,“討論稿”則明顯邁進一步,是在特殊歷史時期對老舍的善意評價。樊駿《論〈駱駝祥子〉的現實主義》對此提出商榷意見:“老馬的話,的確在一定程度上表達了作家的觀點。但這是用來批判祥子個人奮斗的道路的,很難說還有其他的含義。……作品并沒有描寫他們從此走上新的道路,可見作家并不認為這就是引導被壓迫者走上解放道路的真理。”為進一步闡明觀點,樊駿引用老舍本人的陳述:“在‘祥子’剛發表后,就有工人質問我:‘祥子若是那樣的死去,我們還有什么希望呢?’我無言對答。”樊駿認為工人的疑問“正是由于從小說中看不到勞動人民的任何前途引起的”,老舍的無言對答“說明他不但在作品中沒有寫到祥子的出路,他本人在生活中也確實沒有找到這樣的道路,還不懂得什么是勞動人民走向解放的正確道路”。有趣的是,樊駿引用的材料和觀點同樣見于王瑤“討論稿”,并且一同收入唐版教材。問題是時隔許多年,王瑤如何理解小馬爺爺的這段話?1982年版《中國新文學史稿》給出了答案:“在這些地方是表現出作者對勞動人民怎樣才能獲得解放的社會理想的。”
王瑤執筆的“討論稿”兼收兩種矛盾的觀點,因未定稿,可以理解。唐版教材卻同時收錄,一篇文章,兩種聲調,按理想的教材判斷不能說不是一種“失誤”。然而“失誤”本身可能藏有豐富的故事。換個角度看,不同觀點存在于同一本教材,在不同層面啟發讀者對“老舍與《駱駝祥子》”的思考,未必是壞事。樊駿《論〈駱駝祥子〉的現實主義》作為新時期老舍研究的開山之作,部分觀點來自20世紀60年代王瑤執筆的“老舍和他的《駱駝祥子》”,有其堅實的研究基礎。“城市底層”是樊駿在20世紀80年代認識老舍的重要概念,直到1996年發表《認識老舍》,才以“北京市民”解讀老舍的文學創作,稱其贏得“市民詩人”的桂冠。
二、尋找老舍
1996年紀念老舍逝世三十周年,樊駿在《文學評論》連載長文《認識老舍》。文章分六節,每節討論一個話題,連綴成篇,形成一個總話題,深邃宏闊,體大思精,是樊駿研究老舍的集大成之作。文章首先回顧老舍文學生涯的接受歷程,肯定與否定、贊美與批評“幾乎伴隨了作家一生”。如何認識老舍接受史上的分歧,總結經驗,進而正確地認識老舍,是樊駿嘗試探討的問題。樊駿將老舍的文學創作置于五四啟蒙傳統,強調老舍是繼魯迅之后踐行五四使命的現代作家。老舍從“文化層面上觀察與描寫人物,揭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探討民族的命運”,書寫對象是北京城,描寫北京城的人與事,形成獨具魅力的京味兒風格,筆下的人物故事“貼近生活的原生形態,顯示出生活冷峻嚴酷的一面”,形成樸素本色的現實主義風格。最后總結老舍的文學創作,以幽默為手段展開文化批判,思想根底如魯迅一樣持絕望的反抗。樊駿認識老舍的方法是在現代文學格局下樹立多個參照維度,透過顯微鏡般的鏡頭仔細觀察,剝繭抽絲,層層推進,最終探到老舍的精神內核。文章見刊后有學者斷言,老舍研究超過樊駿,沒有相當時日,不會出現的。數年后該文收入《走近老舍》,樊駿略作修改并加說明:“本文原為1986年老舍學術討論會上的發言《老舍二十年祭》中的一部分。”從發言稿至最終定稿,歷時十五年,實屬罕見。
樊駿發言稿原題《老舍逝世二十年祭》,是1986年3月全國第三次老舍學術討論會上的專題發言,從“老舍之死”“老舍熱”“尋找自己和尋找時代”“對同一個老舍的不同發現和不同評價”四個方面“系統地回顧了老舍的創作道路和老舍研究的歷史”。會上便有學者關心文章何時見刊,結果一拖十年。從主題內容判斷,《認識老舍》是后兩部分的擴充整理。梳理樊駿的著作年表,與老舍相關的文章主要集中在20世紀80年代中前期,他此后雖然關注老舍的研究動態,文章量卻大幅減少。在這一系列文章中,《老舍的“尋找”》承前啟后,關鍵詞和行文思路緊扣發言稿的“尋找自己和尋找時代”。可以推斷,《老舍的“尋找”》與《認識老舍》均脫胎于發言稿。可以說,樊駿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基本完成對老舍的“尋找”與“認識”。
《老舍的“尋找”》講出一段真實的閱讀體驗:“不少讀者有過這樣的感受,盡管與這位作家毫無交往,卻能通過作品結識他,而且如同一位相交已久的好友那般熟悉和親近。”熟悉老舍的不止有讀者,也有交往的朋友,然而認真追問,大家對老舍的了解到底有多少?大抵茫然。1979年3月《人民文學》連載《正紅旗下》,胡絜青、舒乙等根據作品提供的地理坐標找到老舍的誕生地—小羊圈胡同。即便是老舍親人也是此時才知道老舍自幼成長的地方。1980年12月,遼寧大學舉辦“滿族文學史學術年會”,舒乙宣講《老舍和滿族文學》時坦言:“這個題目以前沒碰見過,他本人在世的時候好像沒這么個提法,去世以后也很少聽見。”家屬對老舍的成長環境、族群背景尚且茫然,何況其他人?早在老舍成名之初,文壇便已好奇老舍的身世:“‘老舍’在今文壇中,有好多人是要渴欲知道的,但‘老舍’又是不肯讓人知道他的。”“關于他的早年生活,老舍本人從不講起,也從沒有寫過”。林語堂主持的《人間世》推出“今人志”專欄,王斤役負責老舍傳,林語堂認為“似欠詳盡”,“擬請老舍先生知友羅莘田先生另寫一篇,以饗讀者”。此后進入抗戰階段,有人認為老舍是山東人,有人知曉老舍的旗族身份卻想象他是滿洲貴族,辛亥后家道中落。可以說直到老舍去世,留在世間的印象仍是一個“熟悉的陌生人”。按“文如其人”“知人論世”的理念,茫然于老舍的身世,勢必難以真正理解他的作品。正因如此,樊駿等有動力和興趣撥開歷史的迷霧尋找老舍,走近老舍。
老舍的生平和創作存在于特定的歷史時空,如何科學地認識老舍是樊駿的基本追求。樊駿為“尋找”方法做了理論界定:“在創作中處理好主體與客體、個體與整體、藝術與思想、如何寫與寫什么、審美功能與教育功能等關系的藝術實踐。”這是典型的主客體辯證統一的唯物辯證法,然而樊駿的文章主體特征過于鮮明,“尋找”過程不時顯露“自己”的存在,這個“自己”有時指老舍,有時是樊駿的自我投射。“人們在老舍的作品中首先感受到和捕捉住他的‘自己’的,是他的語言”。“自己”打了引號,指老舍的創作個性—用北京話寫北京事。作家理應操持自己的語言進行寫作,但在學習群眾語言的時代主潮下,寫作者首先喪失的正是自己的語言,在“領導出思想,作家出技術”的主導下,寫作者進一步喪失自己的創作個性,樊駿等學人一度同樣從事沒有“自己”的文學批評。樊駿以個性為主導,尋找的老舍附帶強烈的個人色彩。語言風格是識別作家的路標,使用北京話創作是老舍“作為‘尋找自己’的重要內容”。循此路徑,樊駿尋找到獨屬于老舍的北京城、北京人以及幽默風格等,揭示老舍通過創作尋找自己的歷史過程。老舍的創作是由內而外的自我實現,樊駿的尋找是由外而內的觀察,主客體合一,圓融無間,是理想的研究路徑。樊駿認同的自我實現是個人的價值追求與社會、時代契合,契合度越高便是越好地實現自我。樊駿讀到老舍在美國創作的《鼓書藝人》,發現老舍的小我與時代召喚的大我合一,指出這是老舍創作道路的關鍵一躍,進而呈現老舍如何從一位底層出身的貧苦者發展為書寫時代精神的大作家。然而樊駿尋找的“老舍”過于契合歷史目的性,與其說是老舍的文學追求,不如說是樊駿思想在老舍身上的投射—作家應保持創作個性且與時代的脈搏同頻共振。可是當老舍以沉湖方式告別那個年代,樊駿的尋找遭遇難以解決的邏輯困境。1986年的學術會議上樊駿首談“老舍之死”,可惜原稿無存,幾年后撰寫的《老舍小傳》透露了樊駿的思想焦慮:
老舍以一個巨大的“!”作為自己一生的終止號,同時在后死者的心中喚起一個又一個難解的“?”。
“!”與“?”不只打在樊駿的心里,也打在世人心間。一個人可以某種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老舍的自殺可以解讀為偶發事件,但是樊駿認為老舍之死有其必然性,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老舍的文學觀、價值觀與主流的分歧和沖突。樊駿站在反思的時代當口審視那一段歷史,不止看到老舍沉冤的身影,也看到曾經的自己。樊駿以客觀的、科學的方法尋找老舍,最終找到的是一位帶有個人色彩的“老舍”。與其說樊駿在尋找歷史中的老舍,不如說是尋找一度失落的自己。樊駿思考的老舍“有著知識者集體性的焦慮,是一代研究者思考的精神性記錄”。
三、一個大角度
樊駿發現老舍創作于不同歷史時期的兩部小說,“有助于說明老舍是如何在對于人生、社會、時代的追求中,對應地發展充實‘自己’的”,一部是全面抗戰前夕的《小人物自述》,一部是20世紀60年代初的《正紅旗下》。兩部小說從“我”的誕生寫起,家庭關系、地理環境、故事線索以及情節、細節等基本一致,情感內涵、審美風格卻迥然不同。這是老舍一生最想創作卻未完成的家族自敘傳小說。然而老舍以同樣的敘事方式處理相同的題材何以呈現截然不同的藝術效果?樊駿指出問題的關鍵,“原先有意完全回避了‘我’是旗人的基本事實,在新作中卻淋漓盡致地渲染了旗人社會在滿族貴族統治行將崩潰時的生活動向”。樊駿用“差距之大”評價兩部作品,肯定老舍回歸旗人身份后的文學成就:“六十年代初期的老舍的‘自己’,已經大大超越了三十年代中期的老舍的‘自己’了。”由此不難判斷:以1949年為界,老舍的文學生涯分前后兩個階段,前期隱瞞壓抑自己的族群身份,后期回歸彰顯自己的族群認同。《茶館》中松二爺、常四爺直接道出北京旗人在不同歷史時期的人生境況,秦二爺、馬五爺、二德子、宋恩子、吳祥子等雖未標明旗人身份,同樣寫出北京旗人的社會群像。因此對老舍的認識不只在于探討早期為何壓抑自己的京旗身份,而是在京旗視野下重新認識老舍的文學創作。《駱駝祥子》《四世同堂》等作品可能像《小人物自述》一樣被老舍加上一層文化篩漏,有意篩掉旗人標識,若像《正紅旗下》一樣從容書寫,可能呈現很不一樣的文學作品。從血管里出來的都是血,從云到霧不改水的本色,《駱駝祥子》等前期作品雖然隱去京旗風韻,書寫的依然是北京旗人的故事。樊駿由此論斷老舍“不管在創作過程中,如何克制回避,既不會改變作家自身的滿族素質,也不會根絕作品中旗人文化的內涵”。問題是人們往往只能看到自己想看的東西,認識的濾鏡不止來自性別、階層、教育、政治、宗教、文化等,也來自族群差異。如何突破漢民族視角的文化濾鏡是能否準確認識老舍的關鍵。樊駿是新時期以來率先直面且高度重視老舍民族身份的學人,相關思考不止限于老舍,而是拓展至中國現代文學的學科領域。
樊駿對老舍民族身份的認識始于1982年3月山東大學主辦的第一屆全國老舍學術討論會。當時尚未邁出校門的關紀新提交參會論文《當代滿族文學的瑰麗珍寶—試探老舍〈正紅旗下〉的創作》。與會者有人認為將老舍的文學成就與少數民族發生關聯有“貶低”老舍之嫌,肯定者認為不過是“發現了一個小小的角度”,樊駿卻認為“這是一個大大的角度”,“會把我們面對老舍的鏡頭焦距調得更準”。兩年后在青島舉辦全國第二次老舍學術討論會,關紀新提交論文《老舍創作個性中的滿族素質》。自此,“滿族素質”成為樊駿探討老舍與滿族文化時的關鍵詞。例如:“‘京味’之于老舍,還包含了滿族素質與旗人文化的內容。”“他的作品能否視為滿族文學,……不也正好需要從他的身上和作品中是否具有滿族素質和特征的具體剖析入手嗎?”然而老舍與滿族文化的專題研究遲遲沒有進展。1984年,關紀新入職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樊駿不時鼓勵、指點關紀新推進相關研究。直到1996年,樊駿代重慶出版社向關紀新約稿《老舍評傳》,強調“寫出民族文學研究者觀察老舍的獨到視角”。關紀新在既有研究基礎上完成四十多萬字的《老舍評傳》,“后記”寫下對樊駿的感激之情:
是他,本著提掖后學的精神,代出版社約我寫這部書稿;又是他,從我寫完這部稿子的當天,便一字一句極認真地審讀了全部書稿,并就其中有關立論、觀點、語言、用字,向我提出了詳備的意見。現在交給出版社的文稿,里面確已融進了他的心血。
1999年7月,中國老舍研究會、中國社會科學院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等單位在北京舉辦“《老舍評傳》學術座談會”,樊駿作長篇發言。錄音筆損壞,未能留下會場實錄,“座談會綜述”據樊駿為《老舍評傳》作的評審報告補錄:
這本《評傳》是一部全面分析老舍生平創作的專著,它的最大特色和突出成就,在于揭示這位作家身上的滿族(旗人)素質,尤其注意他創作中豐富的民族意蘊和鮮明的民族特征。
這部《評傳》不僅在老舍創作的個案研究中,以切實的成果超越了前人,而且對于如何認識把握文學創作的民族素質民族特征,在打開思路和方法論方面,也提供了一些有益的經驗。
樊駿將“老舍與滿族文化”的研究期待寄托于關紀新,十余年的鼓勵、提掖終于見到可喜成績。樊駿指出《老舍評傳》的學術價值不只限于老舍研究,而且在理論與方法方面為研究現代文學領域內的少數民族作家提供有益經驗。至此才可理解樊駿稱老舍與滿族文化“是一個大大的角度”的真正分量。樊駿指出:“由于歷史的原因,從事中國文學研究的學者,一直把中國文學等同于漢族(或漢語)文學,無視其中不同的民族文學成分,特別是完全忽略了那些在生活、文化上與漢族多有融合,又使用漢語寫作的作家的特性。長期以來,老舍就是受到這般對待、被混同于漢族的一位作家。這樣做,學術上不夠科學,政治上也有害。”這段文字并非樊駿的即興之辭,而是歷經十余年的學術思考。
樊駿與關紀新等多次參加少數民族文學會議,撰寫理論性長文及少數民族作家論。樊駿并非持跨學科興趣關注少數民族文學,而是在現代文學學科內部思考民族文學問題。當時學界多從國別角度研究現代文學接受西方影響的多源路徑,然而中國內部由多民族構成,各民族的文化進程不盡一致,對現代化的反映不盡相同,總體卻是邁向多元一體的現代國家,如何在外部多源而內部多元的角度考察中國現代文學發展歷程是從業者需要直面的問題。1989年《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創刊十周年,樊駿在回顧辦刊歷程時指出這一問題:“現代中國各少數民族的文學,同樣是本門學科的盲區和空白。自有這門學科以來,所謂的中國現代文學,實際上只是漢族(或者說漢語)現代文學,因此顯然是名實不符的。……《叢刊》發表了不少關于老舍的文章,但對于這位滿族作家也沒有一篇從民族文學的角度進行探討的。……這些工作,都有待各族的研究者承擔起來,《叢刊》也有責任和義務為此提供園地。”老舍、蕭乾、沈從文、端木蕻良、舒群等作家的民族身份與文學創作難以分割,從民族角度展開研究是現代文學學科的應有之義。1994年5月,在西安舉辦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第六屆年會,樊駿代表學會作長篇報告,再次強調:“把少數民族文學提上研究工作日程,使我們的學科成為名符其實的中國的而不僅僅是漢族(或漢語)的現代文學研究,自然是學科建設的一大進展。”樊駿由老舍研究引發民族文學的思考在現代文學領域空谷足音,影響深遠。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等學者編寫文學史時已然思考少數民族文學問題,具體實踐卻不理想。時至今日各類通行的文學史教材,老舍、沈從文、端木蕻良等作家的民族身份仍是一個標簽,對作品的解讀依然缺乏民族視角。樊駿三十年前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學科建設高瞻遠矚,無論在當時、現在以及將來都是科學的、理性的,至于落在實處,任重而道遠。
四、尋找自己
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群星璀璨,樊駿何以鐘情于老舍?朋友們認為他與老舍溫和寬厚的性格相近,人文理念及重要歷史關口的選擇也大體一致。通過老舍可以獲得一個認識樊駿的窗口,解讀樊駿的立身原則及其在中國當代學人譜系中的文化定位和人文姿態。
老舍在20世紀30代講:“一個寫家把他久想寫的文章撂在心里,撂著,甚至于撂一輩子,而他所寫出的那些倒是偶然想到的。”最想講的藏于心底,講出的未必是謊話,卻是偶然的或經過偽飾的言語。魯迅講:“當我沉默著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感知作家撂在心里未寫的或是沉默的部分是一種樂趣,感知的結果可能也是沉默,學人也有說與不說的困境。學人的言說空間受限于研究對象,但是可以通過研究對象適當透露自己的思想,詮釋自我人格。樊駿長期研究老舍,應有豐富的人生感悟和靈魂共鳴,當前所見諸篇僅是部分感悟成果。樊駿感興趣的老舍,除性格、思想、幽默、民族等方面,基督教文化也是不可忽視的卻屬沉默的部分。
樊駿的朋友們無不被他高尚的人格折服。嚴家炎對樊駿人生態度的分析比較全面:一是傳統文化中的儒家、墨家仁愛精神,二是馬克思主義的熏陶,三是基督教文化的影響。更多人認為樊駿公而忘私、奉獻社會的人格可能來自基督教文化。樊駿1944年秋至1949年夏就讀的上海麥倫學校是所教會中學。巧合的是,麥倫學校與老舍接受洗禮的北京缸瓦市教堂同屬英國倫敦教會。倫敦教會的教義教規對老舍和樊駿的人格可能有潛在的影響。1949年的歷史關口,樊駿撰寫《是基督教覺醒的時候了》《革命的基督教》《奮起!上主之民》《論今后基督教文藝的方向》等,在新的時代來臨前思考基督教的未來走向,也是在思考個人的文化抉擇。基督教文化在現代中國主體文化的建構中趨于邊緣,老舍的言行逐漸隱去相關痕跡,樊駿同樣如此,然而有意無意之間仍可泄露蛛絲馬跡。老舍與基督教文化是一個重要話題,樊駿理應看到這一點,卻未落筆成文,甚至刻意回避。1944年10月,老舍紀念“雙十節”時回想曾在南開中學任教時的演講,將“雙十節”解讀為兩個十字架:
為了民主政治,為了國民的共同福利,我們每個人須負起兩個十字架——耶穌只負起一個;為破壞、鏟除舊的惡習、積弊,與像大煙癮那樣有毒的文化,我們必須預備犧牲,負起一架十字架。同時,因為創造新的社會與文化,我們也須準備犧牲,再負起一架十字架。
樊駿的《老舍小傳》引用這段文字,刪掉兩個“十字架”,留下兩個“犧牲”,后來為《老舍名作欣賞》撰寫前言時同樣如此刪留。《認識老舍》恢復了兩個“十字架”,數年后修改時增加一段文字:“一度信奉過基督教的老舍,借用基督教教義中既代表至高無上的神圣、又象征受苦受難的‘十字架’的意象,來表明他最關注的是民族的文化心態精神面貌,包括它的落后與新生,以及不惜為此獻身的人生志趣。”老舍的兩個十字架不知在樊駿心里背負了多少年,晚年寫下的這段文字既是評論老舍的啟蒙精神,也是夫子自道。樊駿平時極少談論基督教文化,如同老舍一度諱言旗人身份,然而立身行事不時顯露相關跡象。張中良《荊棘上的生命》完稿,樊駿私下的批評意見是:“怎么分了十三章,多不吉利!若是加上一章總論,不是好些?”“十三”在基督教文化中是不吉利數字,樊駿的批評意見顯露潛藏深處的文化無意識。從基督教的博愛主義和犧牲精神或可更好地認識樊駿人格。
樊駿的最后二十年幾乎將所有精力投入閱讀學術著作,思考學科的建設、發展,被譽為現代文學界的“學術警察”。換一個角度來看,稱樊駿為“學術牧師”也很恰切。樊駿犧牲著書立說的機會,獻身公共的學術事業,身體力行詮釋職業精神。當職業責任與個人興趣沖突,犧牲個人興趣而為職業獻身同樣是“自己的選擇”,這種選擇來自“自律”而非“他律”。樊駿的學術評議文章與老舍研究一同構成他的學術人格,缺一不可。另一件為學界稱道的事,樊駿將繼承的兩百萬遺產匿名設立學術基金—王瑤獎和勤英獎,要求不透露自己的名字。不為名,不圖利,只知奉獻,不求回報的立身原則在學界顯得獨特,卻是“樊駿式學人”的魅力所在。趙園認為樊駿屬于另一時代,若逢其時,會是一個貴族知識分子。在老舍塑造的人物長廊中,《黑白李》中的黑李與樊駿神似,是一個古人,研究宗教,對待愛情、生活持有精致的潔癖,肯為他人做全方位犧牲。白李代表未來的文化走向,老舍和樊駿更眷戀黑李代表的人文精神。樊駿的立身原則亦可聯想到老舍的字—舍予,舍棄自我,向眾而生,一個徹底的利他主義者。樊駿踐行的正是“舍予”精神。
樊駿終身奉行獨身主義,朋友每每相勸,便不答話,神態固執,毫無商量余地。即便談論婚姻也是笑著搖頭:“太煩了!太煩了!”商金林記述樊駿的獨身原因:“知道自己不能成為一個稱職的丈夫,更不能成為一個稱職的父親,也就不敢有戀愛結婚的念頭。”身邊的朋友講:“他不能想象假如給別人帶來不幸自己如何承受。他更害怕不能專心地搞研究……一加一有時候并不等于二,弄不好的話可能是等于三和四!”“煩”是樊駿想到婚姻生活的關鍵詞。樊駿堅守獨身的原因:一是責任心,須對妻子、兒女盡職盡責,擔心無此能力,不敢成婚;二是恐懼婚姻的煩瑣日常,無法專心讀書問學。老舍的婚姻觀與樊駿不無相似之處。
老舍赴英倫教書時已二十五歲,母親、兄長及羅常培、白滌洲等友人一直熱心老舍的終身大事,偶有議婚,均被嚴詞拒絕。老舍在信中表示“弟非輕視女子”,并明言自己不愿結婚的原因:“對任何女子尚未曾發過戀愛,因我之性情與女人不相投。……我沒有相當心目中的女子,因為我不交女朋友,怎能相愛呢?”老舍歸國,在齊魯大學任教時已三十二歲,終于在羅常培等友人的幫助下步入婚姻生活。值得注意的是,老舍婚后一年創作的小說是《離婚》,山東時期創作的小說存在一個敘事模式:想要的得不到,不想要的推不掉。老李憧憬鄰居馬少奶奶,可望而得不到;厭煩身邊的妻子,責任在肩推不掉。祥子憧憬小福子,心有余力不足,厭煩身邊的虎妞,卻像被蛛網縛住無法掙脫。老舍通過婚姻生活寫出個體的無奈存在,透著悲劇意味。老舍年輕時癡戀劉壽綿次女,中年與趙清閣相戀,可見老舍并非獨身主義者。老舍一再拒絕的是為了婚姻而結婚,期待由戀愛步入婚姻殿堂,思想根底如黑李,信奉神圣的愛情。通常認為祥子因買車三起三落而墮落,這是物質層面解讀,實則因小福子自殺—失去可望而不可即的愛情而沉淪。老舍一半恨一半笑地看世界,嘲諷的對象很多,唯獨沒有嘲諷愛情。愛情本身包含犧牲之義,犧牲的對象是所愛之人。樊駿熟悉老舍的生平和作品,可以看到老舍婚姻日常中的煩惱,亦可看到他推崇的神圣愛情。樊駿奉行的獨身主義是世俗表象,排斥為了婚姻而結婚的庸俗婚姻,期待心靈契合的靈魂伴侶。然而茫茫人海遇見靈魂伴侶絕非易事。老舍堅守了三十年終于向俗世妥協,樊駿堅守了一生。
文學作品是公平的,平等地向每一位讀者開放;文學作品也不公平,在不同時代、不同地域、不同族群、不同個體的面前展現的世界不盡相同。一千個讀者眼中有一千個哈姆萊特,一千個讀者眼中也有一千個祥子。每一位嚴肅的學者均持客觀態度,以科學精神直面作家,撥開歷史積淀的迷霧,將碎片影像拼接成接近本真的歷史現場,還原一個真實的作者。然而向高山呼喊,聽到的是自己的聲音;向深淵凝望,見到的是自己的眼神。即便持科學的態度,主體介入越深,可能越是窺見自己的靈魂。不止在老舍研究領域,魯迅研究領域更是明顯。所謂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一切人文研究最終指向個人。研究者站在新的歷史起點回望過往時空,多是探尋自身期待獲得的思想,解決當下自身纏繞的精神焦慮。樊駿評論陳荒煤的一段話饒有意味:“書生出身的革命者身上保留著書生氣,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呢?更無可厚非,卻像宗教主義所說的‘原罪’那樣,成了他們不得不一輩子都夾著尾巴做人的根源。”分析陳荒煤的晚年散文,樊駿“揭示出連他們本人都不一定清醒地意識到的他們性格中的悲劇底蘊”。陳荒煤的“原罪”是書生氣,樊駿的“原罪”可能更復雜,同須夾著尾巴做人。所謂夾著尾巴做人是低調守護自己的靈魂。樊駿在新時期積極尋找老舍,認識老舍,帶有這一代人的經驗困惑。錢中文談到樊駿時講:“一群與同他年齡相仿的人,何嘗沒有王瑤先生、唐弢先生式的命運與苦惱啊,只是程度深淺不同罷了!”樊駿尋找的“老舍”終歸是尋找一度失落的自己。幸運的是,他尋找到自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