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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文學:混雜的南中國現代性及其表達
來源:《南方文壇》 | 黃子平  2026年09月17日09:44

平原兄“有聲的中國”,創造性地反用了近百年前魯迅在香港的著名演講的命題。從“無聲”到“有聲”的百年歷程,聲景、聲境、聲情流轉疊變,國人歷歷在耳且在心。我想特別指出的是,當年魯迅用紹興口音的官話發表演講,是經由許廣平翻譯成粵語傳達給在場的香港文學青年的。而魯迅強調已經唱完的“老調子”,卻在他回到廣州不久,由時任港督金文泰(Cecil Clementi)借著港大設立漢文科時的演講,再次“唱響”——這位英國人,演講用的是地道的粵語。登載在香港《循環日報》上的這篇演講,魯迅全文抄在他的《而已集》里,并仔細對其中的粵語俗字加了注解。《而已集》和《循環日報》,都是“印刷資本主義”相當成熟的產物。百年前隔空發生的“聲音政治”非常有意思,我想正好拿來做我發言的引子。

01

1918年胡適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提出的“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命題,將文學革命與現代民族國家的建構深度綁定,通過確立白話文學的正統地位來奠定漢民族共同語的文學基礎。其時,胡適發現相對于他所謂文言文“死文學”,白話文學(“活文學”)全都是最接地氣的方言文學。雖然對吳語文學情有獨鐘(粵語文學就明顯“弱勢”),但要奠定國語,顧全大局,還是京話文學來得強勢。他引用意大利獨尊佛羅倫薩方言來建構國語,再以但丁《神曲》鞏固了意大利國語的歷史經驗,認為當下還是要以京話文學為“中堅分子”,其余方言文學只能作為“自然資源”吸收到國語文學中來。這一效法歐洲民族國家“印刷資本主義”與方言書面化催生民族意識的經驗,在宏觀上推動了統一,卻不可避免地將晚清勢頭甚好的方言文學(如《海上花列傳》等吳語文學)邊緣化,粵語文學則淪為邊緣中的邊緣。然而,中國的“國語運動”并非如胡適最初所設想的方言的自然演替,而是通過行政力量將北京官話確立為“公用之話”,進而通過葉圣陶、鄭振鐸等作家編纂的教科書確立了北方敘事的美學領導權。

02

在這種結構性的壓制下,粵語書寫并未消亡,而是借由百越文化的深厚資源、多種媒體的協同效應以及商業化推力,在書面文化中具現為一場綿延百年的“聲音政治”。從清末民初招子庸的《粵謳》開始,粵語書面化便經歷了第一次高度自覺的雅化嘗試,它利用粵語特有的九聲調創造出一種黏稠且近乎呻吟的節奏,使底層瞽師與妓女的聲音進入文人視野,形成了早期的情感共同體。招子庸于道光年間(約1828年)編撰《粵謳》一卷,收錄作品122首,是現存最早、最系統整理粵語民間說唱的文人著作。鄭振鐸在《中國俗文學史》中評價說:“妙語如珠,即不懂粵語者讀之,也為之神移!”1904年,英國學者、后任香港總督的金文泰將《粵謳》譯為英文Cantonese Love-Songs在倫敦出版。金文泰評價《粵謳》“與古代希伯來情歌一樣,有不朽的價值”,推動粵語文學進入了西方學術視野。《粵謳》與木魚、龍舟、南音共同構成廣東粵曲藝術的四大歌謠體系,并成為日后粵劇、粵曲中板腔體系的常用曲牌。招子庸《粵謳》的核心意義在于:首次系統地將粵語口語轉化為可刊行、可傳播的書面文學,既保留了方言的生動性與地域性,又賦予其文學的審美價值與思想深度。它不僅是粵語文學書寫的里程碑,更在俗文學提升、曲藝體系構建、跨文化傳播等方面產生了深遠影響,為近代粵語文學的多元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

隨后出現的“三及第”文體(文言、白話、粵語混合)則是殖民統治信息生態下的功能性產物,旨在同時對接清朝遺老、新式青年與底層勞工。“三及第”文體并非一種純粹的美學實驗,而是殖民統治信息生態下的功能性選擇。1905年,鄭貫公在《有所謂報》中大規模運用此文體。其邏輯極其務實:在一個既有清朝遺老、又有受新式教育青年、更有廣大底層勞工的香港,單一的語體無法達成有效的“大眾傳播”。文言(典):對接傳統士紳的審美慣性,維持言論的“莊嚴性”。白話(通):對接新文化運動后的標準語,確保信息的跨地域傳播。粵語(俗):對接本地市民的生命經驗,制造情感共鳴與幽靈般的“現場感”。1940年代,作家陳勁(筆名:我是山人)在《佛山贊先生》等武俠小說中,自覺地運用文言敘事、白話雜糅并直接引述粵語對話,借此取長補短,達到繪聲繪影的效果。

1950年代三蘇(高雄)在《經紀日記》中將此文體推向極致:“余今日在茶樓遇老陳,見其頭耷耷,似有難言之隱。余問之:‘做乜咁嘅樣?’佢話:‘股票插水,老婆又嘈,真系攞命。’嗚呼,人生如寄,得失無常……”——通過多重語言成分絲滑的語碼切換,制造出一種荒誕的喜劇感,既諷刺了虛偽的文人姿態,也傳達了香港“世界仔”在殖民統治縫隙中靈活穿梭的生存機智。這種語言的制度化,使得粵語書面化在報刊時代形成了穩定的都市感性。這種語碼切換(Code-switching)揭示了香港人的身份特質:他們幾乎是天生的“語言翻譯者”,在殖民者、民族國家與本土生存之間靈活穿梭。

03

抗戰勝利后,一批居留香港的左翼文藝工作者(如黃繩、司馬文森等)發起“方言文學”討論,主張以粵語、閩南語等南方方言創作,以實現文藝“大眾化”。茅盾在總結這一短暫的“方言運動”時指出:“五四”白話文實際以北方方言為基礎,并非真正的“全民語言”;北方語成為“文學語言正宗”,使南方方言區作者處于“學習—模仿”的從屬地位;書面白話與口語脫節,重演文言時代“言文分離”的弊端。他主張在“大眾化”框架下,各地人民的口語(方言)才是“現實的大眾語”。茅盾進而批判胡適的經典口號:“‘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這一說法,其根源實為大一統的思想,并且和政治上的所謂‘法統’乃至武力統一的思想,有不可分離的血緣的關系。這樣不正確的觀念,現在應當加以糾正。”他直接挑戰了胡適以來“國語文學”的正統性,將語言問題置于國家建構、地方認同與階級政治的三重張力中。同一時期,左翼學者重提朱自清的“母舌”概念,將方言與身體經驗、鄉土記憶深度綁定,使粵語方言寫作從一種“缺陷”轉化為一種“武器”。

黃谷柳的《蝦球傳》是這一時期的巔峰之作,它采取了一種“框架—嵌入”的語言策略,以規范白話文為骨架,有機地嵌入粵語動詞與市井黑話。“蝦球,你個衰仔又去咗邊度?成日喺碼頭同啲撈家撈埋一堆,遲早畀差人拉去坐監?!你阿媽等你翻嚟食飯,唔好再成日執生啦。”“伙計高聲叫:‘一盅兩件,靚女坐窗邊!’蝦球縮喺角落,睇住隔臺幾個西裝友傾偈,講嘅系‘撈偏門’‘走數’‘拍檔’,一句都聽唔明。”“街市啲人嘈喧巴閉,賣魚嘅、斬雞嘅、拉車嘅,邊個唔系為咗兩餐?蝦球諗:我咁細個都要撈世界,點解人哋可以安安樂樂坐喺茶樓睇報?”在描寫碼頭生活時,書中出現的“佢(他)喺(在)碼頭揼(丟)咗個袋”,利用“佢”“喺”等高頻虛詞與極具打擊感的動詞“揼”,在確保非粵語讀者可讀性的同時,精準捕捉了嶺南底層社會的生存動感。這種半透明的雜糅敘事,證明了粵語文學具備跨地域流通的可能,使其在經典化機制中獲得了合法的席位。

04

20世紀中葉,唐滌生對粵劇劇本的改良(如《帝女花》《紫釵記》)是粵語文學史上的里程碑。“孤清清,路靜靜,呢朵劫后帝女花,怎能受斜風雪凄勁。滄桑一載里,餐風雨,續我殘余命,鴛鴦劫后此生更不復染傷春癥,心好似月掛銀河靜,身好似夜鬼誰能認……”“呢朵”“斜風雪凄勁”等方言詞匯保留市井氣息,增強人物實感。劇本可在舞臺演出,亦可在案頭閱讀。劇本在追求“辭采華美”的同時,保留粵語的俚俗張力。這種“文白雜糅”的實驗,成為粵語戲劇文化中亦雅亦俗的經典。

粵語書寫的現實與可能都在多媒體時代得到了意外的加固,粵語流行曲中近乎苛刻的“協音”要求——即填詞必須服從旋律音高以防“倒字”——成為方言書寫的天然防腐劑。黃霑在《上海灘》中利用文言單字在粵語音韻中的擲地有聲感,重塑了“南方的古典性”:“浪奔,浪流,萬里滔滔江水永不休。”他證明了粵語書面語可以擺脫市井的“油膩感”,通過嚴密的協音,讓方言漢字產生一種如青銅器般的莊嚴節奏。鄭國江則在《漣漪》中以規范漢字寫出極地道的聽覺體驗,維持了雅化標準:“生活靜靜似是湖水,全為你泛起生氣。”在鄭國江筆下,粵語的虛詞(如“似是”“全為”)被處理得極其絲滑。他極少使用粗鄙的俚語,但他所選取的每一個漢字,其粵語發音都精準地落在了旋律的每一個波峰與波谷。鄭國江的詞作維持了粵語書面語的“雅化標準”。他向大眾證明:即便不使用“我手寫我口”的純口語字(如“喺”“咗”),依然可以用規范漢字寫出極其地道的粵語聽覺體驗。這種格律化訓練迫使詞人提煉語言,使粵語書寫進化出一種極其精準的表達范式,成為跨越地理邊界的聲波共同體。

粵語時代曲在華人所在地的流行(演唱會、錄音帶、卡拉OK),極大推進了這一“聲波共同體”的擴展。港產片的黃金時代,電影加字幕的官方要求使得聽覺的粵語和視覺的國語與英語同步呈現。視聽文化“倒逼”書面文化,乃無遠弗屆的一大趨勢。

區別于其他方言文學嚴重的“有音無字”現狀,百年來粵語書寫系統借鑒了傳統漢語文獻與“六書”造字法,造出了許多“香港字”:或透過考證歷史文獻,找出方言對應的古字,如“睇”(看)、“黐”(黏)等;或用會意法,根據方言邏輯重新組合意義,如“奀”(瘦小)、“冇”(沒有)、“孭”(背負)、“乸”(雌性)等。而形聲字是方言造字中最靈活的方法,通常以“形(義)”作為分類標簽,并以“粵音”為聲符,例如“叨”“尐”“恰”。在粵語造字中,大量使用“口”字旁來標示該字為方言音或虛詞,例如“咗”“呃”“咁”“唔”“嗮”“嘅”。最令寫作者鼓舞的是,中文電腦的普及使“香港字”堂皇納入unicode,粵語文學的書寫如虎添翼。

“技術”在方言文化和文學的發展中所起的作用,仍需作更多田野取樣和專門研究。

05

進入當代,粵語書寫經歷了從“生動”到“莊嚴”的存在主義轉型。在長期的文學成見中,粵語被等同于“生動”“活潑”“鬼馬”。但黃碧云在《烈女圖》與《烈佬傳》中,徹底顛覆了這種印象。她證明了:粵語可以用來書寫最深重的痛苦與最冷冽的尊嚴。“行啊,行啊,行到腳底穿窿都唔知停。諗起佢走嗰陣,連件衫都冇留低,真系黐線。風一吹,連鬼都冇得捉。”理性推進和情緒溢出的節奏錯位。標準書面語傾向線性因果,而粵語口語的重復與跳躍模仿創傷記憶的閃回特征;“黐線”“冇得捉”等俚語將心理失控外化為市井自嘲,使敘事在“克制陳述”與“口語潰散”之間拉扯,形成心理現實主義張力。王德威在《歷史與怪獸:歷史,暴力,敘事》中分析此類寫法:“粵語的句法不是裝飾,而是時間本身的裂縫。黃碧云讓口語的‘不流暢’成為歷史斷裂的聲學等價物。”

在《烈佬傳》這部關于灣仔吸毒者的小說中,黃碧云運用了一種極致精簡的粵語。這種語言去掉了所有修辭的粉飾,像一塊被海水反復沖刷的石頭。“我唔識字。但我記得。記得就系時間。”黃碧云在《烈佬傳》中運用極致精簡、去修辭化的粵語,使邊緣人擺脫了被觀察的地位,轉而成為觀察世界的莊嚴主體。當粵語不再為了取悅讀者而表現得“幽靈有趣”,它才真正獲得了文學上的主體性。

董啟章在《時間繁史:啞瓷之光》中大膽實驗,讓角色在茶餐廳里用粵語進行形而上學辯論,以此揭示標準語在學術話語中的隱形暴力,賦予抽象概念以身體感。如果說黃碧云處理的是身體與記憶,董啟章在《時間繁史:啞瓷之光》中則處理的是智性與哲學。他挑戰了一個核心禁區:能不能用粵語來討論“熵”?能不能用粵語來解構康德?在小說中,角色們在茶餐廳里用粵語爭論時間的本質。這種做法產生了一種奇特的“疏離效果”(Defamiliarization):它揭示了“標準語”在學術話語中的壟斷地位其實是一種隱形暴力。它讓高深的哲學概念獲得了某種“身體感”。

這種實驗雖然造成了非粵語讀者的閱讀障礙,但這種“障礙”本身就是一種文學行動——它強迫讀者意識到:沒有任何一種語言(包括國語)是透明的,所有語言都是帶有特定歷史溫度的工具。

與此同時,陳冠中在《金都茶餐廳》中將茶餐廳視為語言采樣場,讓粵語、英語與普通話實時切換。通過這種復調景觀,混雜被表現為一種后殖民時代的生存技能,從而消解了本質主義的語言想象,將粵語重構為一種流動且開放的城市操作系統。如果說黃碧云處理的是底層尊嚴,董啟章挑戰的是形而上思辨,那么陳冠中在《金都茶餐廳》中則展示了粵語作為一種“城市表達系統”的極高包容性與雜糅特質。陳冠中將金都茶餐廳設定為一個語言的交匯點,讓粵語、英語與普通話在菜單、伙計的吆喝以及顧客的閑談中實現實時切換。這種寫法不僅是對現實聲音的還原,更通過這種復調景觀,勾勒出香港日常的真實生態。語碼切換(Code-switching)作為生存技能,文本中的第一人稱敘事者以一種有限的視角,觀察著語言如何在不同階層與場合間流動。在陳冠中的筆下,粵語不再是孤立的方言,而是與外來語、官方語高度互動的動態系統。這種語言的混雜被視為香港人的一種“生存技能”,從而有力地消解了關于“正宗粵語”的本質主義想象。通過對茶餐廳這一微觀生態的語言學采樣,陳冠中證明了粵語文學可以跳出“鄉土”或“市井”的狹隘范疇。它轉化為一種流動的城市語法,為本土身份提供了一個既非完全排外、也非完全同化的開放接口,展現了粵語書寫在重構城市感性方面的獨特可能。

06

《金都茶餐廳》將餐飲場所轉化為香港混雜現代性的敘事引擎。通過空間拼貼、語言多聲部、時間錯位與身份去中心化,陳冠中以克制的散文筆法,呈現了一種“不宣稱自身、卻在日常中持續生成”的都市現代性。這正是香港粵語文學對全球化語境中“地方性如何文學化”的獨特回應。語言不是交流工具,而是身份協商的聲學現場。敘述者不翻譯、不注釋,讓多語并置本身成為敘事內容,呈現香港“無統一國語”卻“可溝通”的語言生態。語碼轉換的節奏控制,伙計叫單用簡短粵語+數字,熟客閑聊夾雜英文俚語,新移民提問用普通話,形成語域分層的文本韻律。文學上以“聽覺蒙太奇”取代統一敘述者聲音,使茶餐廳成為多聲部合唱場,隱喻香港主體的碎片化與適應性。

“粵語作為方法”,在于跳出“中心/邊緣”的思維框架,從語言層面反思現代中國文學的混雜性。多元化描述的是一種狀態,混雜性則強調這些元素“相互碰撞、融合,形成了奇特的景觀”那種懸浮、不確定的狀態。它不是簡單的并列,而是將殖民地標與本土日常攪動在一起的“拼貼”。這也關乎權力關系與身份政治,包容性可能掩蓋了權力的不平等,混雜性則直接指向“權力協商”。它是在制度性壓制下,透過方言書寫和聲音政治開鑿出的文化空間。它是一種在鐵板一塊的敘述中鑿出的“透光的縫隙”。

“粵語作為方法”的價值,不在于懷舊式的保存古音,不在于炫示“地方色彩”,而在于其作為一種拆解單一現代性的思想工具,在英語、文言與北方官話的夾縫中創造出難以被收編的文化空間。它持續以混雜姿態提醒我們中國現代性是復數的,而標準語的透明只是一種誤解。在南中國地理版圖不斷被強調的當下,這種保持異質性的、帶有體溫的聲音政治,依然是華文文學中不可或缺的批判視角。

(注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