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之學,貴乎博而能約”
【傳統文論好句今讀】
“君子之學,貴乎博而能約。博而不得其要,則渙漫而無歸;徒約而不盡乎博,則局滯而無術。”此語出自明代大儒方孝孺《讀〈博物志〉》的開篇,短短數語道出一個歷久彌新的話題,即博與約的辯證關系。他以“博而能約”為君子之學的至高境界,既批評“博而不得其要”的散漫,也警示“徒約而不盡乎博”的拘謹。
博與約是相互容納的有機統一
博約之辯從思想源頭上可溯至孔子。《論語·雍也》曰:“君子博學于文,約之以禮。”所謂“博文約禮”,在這里,“博”指向的是廣泛的知識獲取,“約”則強調以禮義來統攝、約束所學。孟子進一步加以深化,《孟子·離婁下》云:“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其中,“博學而詳說”是廣求博取、深入闡釋的過程,“反說約”則是返歸簡要、把握根本的歸宿。孟子將“博”與“約”理解為一種由博返約的遞進關系,博是手段,約是目的,博是過程,約是結果。孔孟的博約思想對后代影響甚廣,歷來闡釋引申不絕,宋儒明儒尤其多,博約也逐漸從孔孟的“文禮”思辨發展成為一套統攝學問、文章的方法論,乃至是關乎學者和文人主體性建構的哲學命題。
方孝孺以評騭晉代張華《博物志》為契機,闡述自己的“博約觀”,他首先確立博約關系的理想狀態:“盡萬物之變,而能會之于一心,窮萬事之情,而能折之以一理,此圣賢之所貴也。”在他的理解中,博與約不是簡單的先后關系,而是一種相互容納的有機統一體。與之相對的是“博而不得其要”和“徒約而不盡乎博”這兩種偏差,前者貪多務得,搜羅萬物卻不知提煉宗旨,后者故步自封,株守一隅錯失見聞機會。不過,由于此論是由《博物志》引發,所以方孝孺論述的重心或曰批評的矛頭指向的都是張華式的“博物”。《博物志》“記異境奇物與古代瑣聞雜事”“汲汲焉纂述惟恐其不詳”。方孝孺并不否認鳥獸草木之名狀、異言怪說之類知識自有其價值,但他認為這些不是學問的根本,“此物之至要,而不可不求其理者也。至于鳥獸草木之名狀,與古者之異言怪說,有所不知,何病其為君子?”換言之,知識的根本在于求“物”之法則,而非博采奇聞異事,張華卻“于至要而當知者反無所明”,以“炫俗驚世”,恰恰違背“博而能約”的真義。
《博物志》的典型特征在于以羅列為基本的敘事手段。全書將山川地理、奇禽異獸、草木蟲魚、神仙方術各歸其類,每類之下條列條目,條目之間缺乏情節上的因果關聯,唯有“物”的類屬將它們維系在一起。魯迅也曾經批評《博物志》“刺取故書,殊乏新異,不能副其名”。方孝孺指出張華“博而不得其要”的弊病,不過我們也必須承認:《博物志》所代表的,實乃中國敘事文學中一條淵源有自且形式特別的傳統。
從《山海經》的神異地理志,到《穆天子傳》的巡游紀聞,再到張華《博物志》的雜采眾說,這條脈絡構成中國古典小說的重要源頭之一。可以說,“博物”的觀念始終滲透在中國小說的演進歷程之中,與敘事“構成一種彼此互訓的關系”,正如研究者楊志平所說:“古代士人往往通過虛擬構建的文學世界,來呈現自身的廣博見識,以期贏得‘博物洽聞’的美譽。在此情形下,作為文學敘事形態的‘博物’即得以形成。”這種敘事保存大量古代的地理知識、民俗信仰、方術傳說,為后世提供豐厚的文化記憶和敘事資源,它以開放性的結構容納各種蕪雜、異質的材料,形成一種辭典式的敘事風格,對小說文體、類書編纂等都產生深遠的影響。方孝孺以“道”衡“物”,提醒博物寫作可能的局限和偏失,但同時也可能掩蓋“博物”本身作為一種知識視野和敘事傳統的獨立意義。
因此,倘若從文章體式的角度來討論方孝孺的“博約觀”,應當在充分領悟其價值的前提下,追問一個更具建設性的問題:博物敘事如何在保持“博”的開放性和趣味性的同時,避免“渙漫而無歸”的散碎?如何將千匯萬狀的“物”之鋪陳收束于一個有意義的精神框架?這不僅是古典博物寫作面臨的問題,也是當代創作者必須面對的命題。
讓物的鋪陳與思的凝練相互交融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寫作者以講好中國故事、構建中國敘事話語為旨歸,志在激活中國本土的敘事傳統,改變“以西例律我國小說”的認知慣性,創作不少具有傳統博物氣相的筆記小說和非虛構作品,如賈平凹的《消息》《秦嶺記》《河山傳》、張煒的《我的原野盛宴》、阿來的《成都物候記》《西高地行記》、霍香結的《靈的編年史》《銅座全集》、燕壘生的《神州志異·燕壘怪談》、盛文強的《海怪簡史》《漁具列傳》等。這些作品接續《山海經》《博物志》《酉陽雜俎》的文脈,將山川地理、草木鳥獸、民俗器物、方志異聞、市井百態、鄉土俗規攏于筆端,盡顯中華大地的浩大氣象。在精神層面,它們倡導人與自然共生、萬物有靈的理念,為當代人提供安頓心靈的文學路徑;在文體層面,這批作品打破固有的文體邊界,以碎片化、百科全書式的書寫形態,豐富當代文學的文體樣式。
但以“博而能約”的辯證標準審視,當下博物敘事創作依然未能完全擺脫古典博物書寫面臨的困境,同時也滋長出新的創作偏差。
比如部分創作者一味追求物象的廣博與獵奇,沉迷于草木辨識、器物考據、異聞搜羅的細節鋪陳,堆砌大量博物知識與風物素材,卻缺乏清晰的人文內核,全篇淪為物象清單與知識匯編,看似包羅萬象,實則只有“狀物之博”,不見思想溫度,文學的感染力也就無從談起。其病在于將“博”當作終點而非起點,仿佛羅列越多越見功力,殊不知,脫離精神統攝的羅列,只是材料的堆積而非藝術的創造。也有創作者脫離風物本身的特質與規律,主題先行、刻意說教,強行植入人文反思,使得“博”的審美視野與“約”的思想價值彼此脫節。此外,部分創作存在同質化嚴重的問題,山野草木、都市風物、志怪異聞的書寫套路固化,物象鋪陳趨同,實則既無廣博的創新視野,亦無深刻的核心主旨,不過是平庸的流水線創作。這三種偏差,歸根結底都是博約失衡的表現,或博而無約,或有約無博,或博約俱乏。
當代博物敘事想要突破創作瓶頸、抵達“博而能約”的理想境界,首先要堅守“博”之底色。創作者需要堅守立足田野,秉持求真的態度,不斷拓寬書寫的題材邊界,既吸納自然科學的精準認知,又傳承古典博物的人文意趣,兼顧物象的真實性、題材的豐富性與文化的多樣性,避免單一化、刻板化的書寫。其次,要凝聚博物敘事的精神主旨。萬物鋪陳不是創作目的,創作者需要在狀物的基礎上,建立清晰的敘事主線與精神內核,讓所有物象、知識、故事的鋪陳,都圍繞一個核心主旨展開,做到繁而有宗。
其實,古人處理物象鋪陳與意義統攝之關系的經驗,亦可為當代創作提供參照。如學者王書婷所言,自古以來,“‘采物比興’‘感物言志’‘格物致知’‘陳物志史’則始終是人的情感、思緒與自然萬象、大千萬物之間相互啟發、應和契合的一種人文視域”。舉例來說,不少傳統的博物筆記在羅列異聞軼事的同時,會以一句簡短的議論收束全條,看似隨意,實則點出物象與人事之間的隱秘關聯,既“廣見聞”,又“究天人”。《聊齋志異》的“異史氏曰”更是將志怪故事提升至世情洞察與社會批判的層面。這些文本策略提示我們,羅列與議論、狀物與說理之間的交替和平衡,乃是實現“博而能約”的一個有效途徑。
當代寫作者完全可以在保持博物敘事開放結構的前提下,通過適當的敘事調度和恰切的藝術布局,讓物的鋪陳與思的凝練相互交融,真正實現方孝孺所言的“博而能約”,從而讓古典博約思想在當代文學創作中完成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讓中國本土博物敘事傳統在當代綻放出兼具審美價值與思想價值的獨特光彩。
(作者:馬兵,系山東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院長、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