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樂松x周軼君:我們常常不是被困在生活里,而是意見里
時代變化太快,我們常常感到生活過于致密。我們面對的許多問題,究竟是生活本身帶來的,還是源于我們對確定性的過分執著?
“你不是被困在生活里,但你被困在了意見里。”在北大教授程樂松看來,留白意味著一種生活態度。“生活,如果不是無解的,那么答案就在生活之中。”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程樂松將自己的種種觀察、感受與思考寫進了一本隨筆集《留白》。它有關人的有限性和生活的不確定性,有關自我與他人,有關技術與人,有關眾聲喧囂中的表達和理解,也有關“社會功利評價”之外的自我價值判斷。
9月13日,程樂松與上海紐約大學校長、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童世駿,作家、紀錄片導演周軼君做客上海建投書局,圍繞“發現自己,還是發明自己”展開對話。

從左至右:周軼君、童世駿、程樂松 攝:羅昕
“也行”:焦慮來自不必要的自我審查
生活在當下,似乎人人都很焦慮。
程樂松想到1995年的北大,那時每個同學眼里都充滿了一種“清澈的愚蠢”——“我們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么,我們也不關心明天會發生什么。我們想的是下午四點有沒有人踢球,踢小場還是大場,這就是我們關心的。”
但今天的大學生仿佛在大一就“預支”了一生的焦慮。大家在進校前就開始找各種經驗帖,把校園生活變成了一張“to do list”清單。
“大家越來越希望用一種標準化的方式去塑造自己的生活。而當你設定了一個大家都差不多的人生途徑,你每天都在自我審查:我是不是按照這個途徑去過日子的。”程樂松說,所謂焦慮,很大程度上來自一種持續且不必要的自我審查。“當一個人不斷給自己找出標準化的人生路書,希望得到精確的導航,那么除了恰好踩到點子上時有那種松了一口氣的暫時的輕快,你不可能獲得任何成就感。”
之前,有一位同學想請程樂松在書上寫一句“我不想上班”。程樂松想了想,在上面寫了五個字:“不上班也行”。
“重點不在‘不上班’,而在‘也行’。”程樂松說,“這不是什么松弛感,而是在我的理解中,自我審查容易忽略兩個偏差。一是對自我的定位和期許,在多大程度上是被外在話語塑造的;二是受限于當下。很多事,如果從更長的時間跨度去看,真沒有我們以為的那么重要。”
“成人”:教育最重要的是To Be
童世駿同樣觀察到了今天校園里的“內卷”。
他提到美國哲學家弗洛姆的《To Have or To Be?》。To have關心的是一個人擁有什么——讀什么專業、進哪個學校、考哪些證書、將來拿多少薪水……這些問題具體、可量化,也有操作性。家長為孩子規劃未來時最容易“抓住”這些,畢竟成績可以比較、學校可以排名、證書可以寫進簡歷,薪水也能寫成一個準確的數字。
To be追問的卻是另一件事——要成為一個什么樣的人。
“實際上,教育最重要的是to be。”童世駿說,弗洛姆對“Having knowledge”和“Knowing”的區分,對我們的教育思考也極具啟發性。前者是擁有知識,后者是一個人的認識、感受、追問和理解。一個人可以得到一份答案,卻未必能真正經歷產生答案的過程。
“我們陷入了非常具體的指標之爭。指標和目標不是一個概念。我們關心太多的指標,很可能就把人生的目標忽視掉了。”童世駿說,社會普遍認可的還是顯性的可量化的“Having”。當文憑決定工作的價值,工作又被拿來衡量生命的價值,焦慮便不再只是個人情緒,而是變成一臺由制度與觀念共同驅動的機器。
在童世駿看來,哲學和文化工作或許不能立刻拆掉這臺機器,但至少可以把兩個被混在一起的問題重新分開:指標不是目標,擁有知識不等于經歷求知,教育不意味著一份漂亮的簡歷,而是追問簡歷之外的那個人,正在成為誰。
“我有一個觀點:成事在天,成人在己。”童世駿補充道,“榜樣的作用,不是告訴我們什么是應當的。其實我們很多時候都知道什么是應當的。但榜樣會告訴你,什么是可能的,甚至是可愛的。”
“世界”:多一種語言,多一個世界
周軼君注意到,上海紐約大學的校訓是“Make The World Your Major”(讓世界成為你的課堂)。
“我認為雙語學習對理解世界特別重要。”童世駿說,中文訓練人對語境的敏感性,英語則提供更嚴格的邏輯關系和推理訓練。學習另一種語言,不只是在同一件物品上貼上新的名稱,也是在練習另一套觀察世界的方法。
他同時強調精細閱讀的必要性。在AI時代,個人有意識地留出時間,認認真真讀一些第一手文獻,也是望向世界與自我的一種方式。
程樂松認為,受過基礎教育的國人至少接觸過三種語言:古典文言文、現代白話文和英語。它們處理問題的節奏不同,目光也不同。多一種語言,有時真的意味著多一個世界。
但耐人尋味的是,絕大多數人仍愿意留在自己的意見舒適區里,這很大程度上是標準化篩選帶來的對標準答案的依賴。
“你不是被困在生活里,但你被困在了意見里,被困在你自己慣性的意見里。”程樂松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