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遠遠觀看”到“置身其中” 沉浸式戲劇:尋找進入歷史的入口
沉浸式戲劇《最憶船政》演到最后,劇場的一面墻緩緩打開。此前,觀眾一直坐在由舊修車間改造而成的演出空間里,跟隨演員和數字影像回望中國船政從創辦到發展的歷史;這一刻,舞臺布景退去,真實的閩江出現在眼前。戲里的歷史與戲外的現實突然接在了一起:一百多年前,從這里出發的一代代船政人求新圖強;一百多年后,江水依舊從眼前流過,城市已經換了模樣。
這個瞬間頗能說明沉浸式戲劇為什么適合講述紅色故事和歷史故事。它并沒有改變歷史的本來樣貌,卻改變了歷史抵達觀眾的方式。
打破舞臺邊界,讓觀眾走進歷史現場
過去觀看一段歷史,觀眾與舞臺之間通常存在一條清晰的邊界。歷史發生在“那邊”,觀眾坐在“這邊”。沉浸式演出首先要做的,就是想辦法縮短這段距離。《最憶船政》的演出發生在福建省馬尾造船廠的一個修車間里,該造船廠前身是清政府于1866年設立的福建船政,為中國近代第一家專業造船機構,修車間則修建于20世紀70年代,歲月滄桑,時光飛逝,這座造船廠見證了一個半世紀以來中國向海圖強的歷史,修車間也保留著工業時代的歷史溫度。《最憶船政》沒有把船政故事搬進一座普通劇院,而是直接進入馬尾造船廠的舊修車間。斑駁的廠房、保存下來的工業遺跡,本身就是歷史的一部分。當演員飾演的人物、數字復原的艦船與真實空間重疊起來,觀眾看到的便不只是一個經過布景再造的“歷史現場”,而是在真正承載過歷史的地方重新辨認這段歷史。等到劇場墻體打開,真實閩江進入視野,過去與今天由此完成了連接。
《重慶·1949》采取的是另一種辦法。故事講的是重慶解放前夕共產黨人在獄中堅守、地下黨員展開營救和斗爭的往事,這些人物和故事許多觀眾并不陌生。真正改變觀看經驗的,是創作者重新安排了舞臺和觀眾的位置。演出空間由數個可以旋轉的環形舞臺構成,演員與觀眾不再被一道舞臺臺口截然分開。隨著圓環轉動,磁器口、渣滓洞、白公館等場景不斷出現在身邊,人物有時近在咫尺,槍聲和牢門聲也從四周傳來。
特別是“獄中繡紅旗”這樣的經典情節,經過小說、電影、歌劇等藝術形式的反復講述,早已進入許多人的文化記憶。沉浸式演出沒有必要再去改寫這個故事,它改變的是觀眾觀看這個故事時所處的位置。當身陷囹圄的革命者就在面前鋪開紅旗,談論勝利之后的生活,而危險又在一步步逼近,觀眾知道他們即將面對什么,劇中人卻仍然滿懷對未來的憧憬。這時,熟悉的故事產生了一種新的張力。觀眾像是進入了那一刻,與江姐共同承受希望與危險同時逼近的復雜情緒。
老故事由此獲得了新的進入現實的通道。這個“通道”并不神秘。它首先來自今天觀眾觀看方式的變化。尤其對于年輕觀眾來說,單純坐在座位上接受一個完整故事,已經不是唯一的文化消費方式。人們習慣在游戲、短視頻、互動展覽等不同媒介中自主選擇觀看路徑,也更愿意通過身體行動獲得經驗。沉浸式戲劇恰恰把這種“我要進去看看”的心理轉化成了戲劇語言。
改變觀眾身份,讓歷史與今天重新相遇
另一部在長沙橘子洲青春劇場演出的《恰同學少年》中,觀眾走進青春劇場,并不是馬上找到自己的座位等候開演,而是先被分進不同“班級”。從這一刻起,他在戲里的身份發生了變化:不再只是來看青年毛澤東、蔡和森、向警予的故事,而成了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的一名“學生”。這個身份安排看上去只是一個小小的形式變化,卻重新建立了觀眾與歷史人物的關系。
在電視劇《恰同學少年》中,觀眾隔著屏幕觀看楊昌濟給學生上修身課。楊昌濟問青年學子有何志向,學生一一回答,青年毛澤東則暫時沒有給出自己的答案。這段戲原本已經很動人。到了沉浸式舞臺上,創作者沒有簡單地把電視劇場景重新表演一遍,而是把觀眾也安排進課堂。楊昌濟不只是向劇中的人物提問,也會面對坐在課堂里的今天的觀眾。觀眾聽他談“立志”,回答他的提問,看著百年前的青年討論自己將來要成為什么樣的人。原本屬于毛澤東、蔡和森等歷史人物的問題,就這樣悄悄轉向了今天的觀眾:如果是我,我有怎樣的志向?個人的選擇與更大的時代之間究竟有什么關系?
這正是沉浸式表達真正有價值的地方。所謂“讓經典重新進入當代生活”,并不是給老故事增加一些時髦的包裝,也不是非要重新編一個情節,而是找到一個能讓今天的人進入故事的位置。《恰同學少年》找到的,就是“同齡人”這層關系。百年前的毛澤東、蔡和森首先也是一群正在求學、尋找人生方向的年輕人。讓今天的青年坐進他們的課堂,關于“立志”“青春”“選擇”的討論便有可能越過一百年的時間,在兩個時代的年輕人之間重新發生。這比抽象地告訴觀眾“青年應當樹立遠大理想”,更加能抵達戲劇的真實性。
有的沉浸式戲劇甚至進一步打破了完整故事只有一種觀看方式的慣例。在長影舊址博物館演出的《消失的母帶》設置多個角色,每個角色都有自己的故事線。一次演出中,觀眾只能選擇其中部分人物跟隨,也就不可能看到故事的全部。他必須根據自己看到的人物、事件和線索,慢慢拼出事情的全貌。這其實很接近今天人們接受信息的經驗。我們面對的世界本來就不是一個已經整理完畢、等待接受的完整故事,而常常是從某個人、某個細節、某個局部進入,再逐漸建立自己的理解。沉浸式戲劇把這種主動尋找、主動拼接的過程放進演出,也讓觀眾從“接收故事的人”變成了“發現故事的人”。
沉浸不止于形式,最終還要抵達“人”
當然,觀眾走進歷史,并不意味著演員越靠近觀眾越好,聲光電越猛烈越好。沉浸真正有效的時候,往往還是因為舞臺最終讓人看見了具體的人。在紅色沉浸劇《再回延安》中,最打動人的,是一面不斷被交到年輕戰士手里的紅旗。
班長犧牲前,把紅旗交給隊伍里最年輕的劉寶順。戰友一個個倒下,最后只剩下他一個人。當這個年輕人撐起紅旗,說出“紅旗班應到五人,實到一人,出發”時,長征這樣一段無比宏大的歷史,被壓縮進了一個人的處境:四個人已經不在了,路還得繼續走。觀眾從一個普通士兵身上,理解了長征的艱苦卓絕。
演出最后,一面長達二百多米的紅旗從舞臺向觀眾席展開。觀眾伸出手,把紅旗從一個人傳向另一個人。這個設計之所以有效,不止于它制造了一個壯觀的舞臺場面,更是因為前面關于劉寶順和戰友的故事已經賦予這面紅旗具體的意義。此前,是班長把紅旗交給劉寶順;此刻,是演員把紅旗遞給觀眾。一個原本發生在人物之間的動作,順勢延伸到觀眾身上,“傳承”成為在場所有人共同完成的心理儀式。
沉浸式紅色戲劇值得關注的,正在這些具體的改變之中。它有時改變演出的地方,讓故事回到歷史真正發生過的空間;有時改變舞臺與觀眾的位置,讓人從遠遠觀看變成置身其中;有時給觀眾一個身份,讓今天的人能夠以自己的經驗與歷史人物建立關系;有時又把一個原本只能觀看的象征性動作,變成觀眾親手參與完成的事情。這些新的藝術手段,并沒有改變紅色故事真正要講述的東西。相反,它們所做的,是把那些已經被歷史概念、經典情節乃至熟悉的語言包裹起來的內容重新打開。“堅定信仰”落實為一個人在生死關頭怎樣選擇,“青春報國”變成年輕人在課堂里如何回答自己的人生志向,“精神傳承”變成一面紅旗怎樣從一個人的手中傳到另一個人的手中。宏大的歷史由此重新顯露出具體的聲音、動作、表情和人的處境。
當然,沉浸本身不是目的。舞臺轉得再快,影像做得再逼真,演員離觀眾再近,如果人物沒有建立起來,歷史沒有真正進入人的命運,觀眾得到的仍然可能只是一場新奇的體驗。因此,沉浸式紅色戲劇真正的新意,并不只是把劇場變得更大、技術變得更新、互動變得更多,而是重新尋找今天的觀眾進入歷史的入口。入口找準了,熟悉的故事也可以重新變得陌生而動人;人物重新站到觀眾面前,那些已經被無數次講述的選擇、犧牲與信念,才會再次成為一次發生在現場的精神經驗。
(作者:李世濤,系上海戲劇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