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修《集古錄跋尾》的早期流傳與文本凝定
六一居士歐陽修的《集古錄》,是中國古代金石學的開創之作。歐陽修致力于收集金石拓本,“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的《集古錄》,便是歐公“六一居士”得名之“一”。此后,歐陽修為金石拓本撰寫跋尾,初名《集古錄目》,后來又有題寫于拓本者,最終定名為《集古錄跋尾》。南宋周必大編纂《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三卷,為歐集之集大成者,其中卷一三四至一四三為《集古錄跋尾》十卷。然歷經歲月播遷,傳世諸宋刻殘本中,《集古錄跋尾》均不免散佚之憾。今上海書畫出版社以國家圖書館藏南宋嘉定初年歐陽伋饒州刻本《集古錄跋尾》為底本影印出版,此本為目前宋刻諸本中最為完備者,其僅缺之一葉,復據日本天理大學附屬天理圖書館藏本補配,遂使此宋本匯為完璧,重現人間。
至于在周必大本之前,《集古錄跋尾》的文本是如何最終凝定的?追蹤相關文獻記述可知,兩宋之交,《集古錄跋尾》曾以墨跡、摹刻、集本三種形態流傳士林。各具源流,彼此影響,共同鋪就了其文本定型之前史。
一、墨跡流轉
《集古錄跋尾》從最初的擬稿,到題寫于金石拓本之后,再到整理修改,存在一篇題跋存有多稿的情況。歐陽修《集古錄跋尾》的墨跡,既包括書寫于《集古錄》拓本之后的真跡跋尾,又包括歐公親筆而未題于拓本之后的跋尾“草稿”等,曾在兩宋士人間輾轉流傳。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有“先賢遺跡”之歐陽修手書墨跡《集古錄跋尾》,包括《西岳華山廟碑》《楊君碑》《陸文學傳》《平泉山居草木記》四篇,是目前僅見的歐陽修《集古錄跋尾》墨跡本。此本曾藏趙明誠處,崇寧五年(1106)趙明誠重裝,米芾亦于此年題跋,至宣和四年(1122)為止,趙明誠又三次追跋。從文字面貌來看,手書墨跡中的《西岳華山廟碑》《楊君碑》兩篇,又有周必大據方崧卿吉州所刊真跡、參以歐陽修集本整理者,分別以《后漢西岳華山廟碑》和《后漢沛相楊君碑》為題,收入周必大刻本《集古錄跋尾》卷一、卷二。比較文本可知,今傳的手書墨跡或屬初稿,方崧卿所刊“真跡”當屬修改稿,集本系再經刪改后勒定。南渡以后,韓元吉、朱熹、尤袤、洪邁先后于淳熙九年(1182)、淳熙十二年(1185)、淳熙十五年(1188)、慶元元年(1195)在卷上作跋。各家跋文中,也透露出此手書墨跡與當時流傳的別本手書、印本文字存在異同。
歐陽修《集古錄跋尾》的手跋墨跡,亦有一部分藏于歐陽修后人。周必大曾言,“靖康間,公諸孫避難南行,不能盡載,乃取遺澤而棄舊刻”。臺北故宮所藏歐陽修手書墨跡之韓元吉跋言,“頃嘗見其曾孫當世家尚二百本,但跋尾及一二名公題字,其石刻謂離亂之后逸之爾”,可見韓氏曾在歐陽修曾孫歐陽當世處,寓目過約二百篇《集古錄跋尾》真跡。歐陽當世為歐陽修長子歐陽發一支,其世系為歐陽修、歐陽發、歐陽憲、歐陽當世。周必大、韓元吉的記述,也透露出歐陽修后人在動亂播遷、舉家南遷時,曾舍棄部分《集古錄》碑拓,單獨保留了歐陽修遺澤墨跡及名公題字。
此外,還有一些歐陽修《集古錄跋尾》墨跡,散藏于南宋時人之手。
二、摩勒真跡
南宋時期,歐陽修的真跡墨寶,曾被時人匯集后,以勒石或刻木的形式流傳。周必大曾將歐陽修《試筆》等墨跡與《集古錄跋尾》中《前漢五器銘》一并刻于家塾。又據曾宏父《石刻鋪敘》介紹,南宋有三次集中刊勒《集古錄跋尾》真跡,分別由王藺、方崧卿、鄭寅主持。
歐陽當世之子歐陽?所藏真跡一百五十一跋,“樞使王藺為鐫石豫章,分為上、下、后三帙”。王藺淳熙十五年三月至八月在江南西路安撫使兼知隆興府任上,與陸九淵有書札往來,紹熙元年(1190)七月至十二月任樞密使。王藺鐫石豫章,當在淳熙十五年前后江西任上。
紹熙元年,方崧卿知吉州,創六一堂,“裒聚真跡,刻版廬陵,得二百四十余篇”。據曾宏父所言,方崧卿所刊,除囊括王藺已刊的一百五十一跋外,又從歐陽?處增集十二跋,外加歐陽修另一玄孫歐陽伋所藏十七跋、周必大所藏五十五跋、張奭所藏一十跋(按,疑為“十一”之倒),合計二百四十六跋。歐陽?處,共藏一百七十三跋。歐陽?之收藏,當繼承自其父,則韓元吉在歐陽當世處所見的二百本,或為約數。周必大嘗為方崧卿所刊真跡作跋,言“以較印本,其未獲者才百余篇。指授點畫,殆類親筆,非石刻比也”。
嘉定十一年(1218),鄭寅知吉州時,模丹鐫刻其舅汪逵所藏二十二篇真跡。趙希弁《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袁本卷第五下《附志》“法帖類”著錄有“歐陽公《集古錄跋尾》六卷《拾遺》一卷”,言“右周益公跋,方崧卿所刊。雖非石刻,亦真跡也,故附于法帖之后”?!啊都配洶衔病妨怼碑斨阜结虑浔?,“《拾遺》一卷”或即鄭寅知吉州時所刊。同時,曾宏父言汪逵舊藏二十二篇,與方崧卿所刊真跡“四跋重復,當時稿草也。間多改竄訂正,字跡大小不同,然皆公親札”。這四篇重復,當指一跋有不同真跡草稿。今存的歐公手書墨跡四跋上,雖未見汪逵藏印,然比勘文本,歐公墨跡或即汪逵舊藏。
需要指出的是,曾宏父記王藺本、方崧卿本、鄭寅本皆為“鐫石”,然正如趙希弁所言,久負盛名、流傳一時的方崧卿本“非石刻”,當系刊版。陸游嘉泰四年(1204)作《跋六一居士集古錄跋尾》:“始予得此本,刻畫精致,如見真筆。會有使入蜀,以寄張季長。及再得之,才相距數年,訛闕已多,知古人欲傳遠者,必托之金石,有以也夫!”可知陸游曾將早先所得的方崧卿刊本贈予在蜀為官的張縯(季長),時隔數年,陸游再得一本,點畫已有漫漶。而方崧卿摹刻本,與周必大校刊《歐陽文忠公集》關系尤密。
三、集本流傳
歐陽修晚年時已開始董理《集古錄跋尾》,歐陽修去世后不久,此書經兒輩編定,成十卷“集本”,并以印本形態流傳。在歐陽修子歐陽發所撰《事跡》等文獻中,提及歐陽修著有《集古錄跋尾》十卷,所指即單行集本。又韓元吉跋歐公墨跡,言“以校文集所載,多訛舛脫略,是當為正”;朱熹跋歐公墨跡,亦言“《集古跋尾》以真跡校印本,有不同者,韓公論之詳矣。然《平泉草木記》跋后,印本尚有六七十字”;周必大編?!稓W陽文忠公集》,言“世傳《集古跋》十卷四百余篇”。可知北宋末至南宋初,《集古錄跋尾》當有印行之十卷集本。
然而,早期集本《集古錄跋尾》十卷的舊貌已頗難追索,今唯存兩種歐集,內載六卷本《集古目錄跋尾》。其一為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抄本八十卷本《歐陽文忠公居士全集》,存卷十二至八十。該本祖出“杭州悟空巷張秀才宅板”的南宋初年刻本,卷七四至卷七九為《集古目錄跋尾》六卷,共收三百五十五篇。其二為六十一卷本之《廬陵歐陽先生文集》,為南宋前期福建刻本,今存同版二帙,皆為殘本,一藏上海博物館,存卷五七、五八,分別題“《集古目錄跋尾》五”“《集古目錄跋尾》四”;一藏臺北漢學中心,存卷一至五、十二至三二、四六至六一,其中卷五五至六十為《集古目錄跋尾》之卷二、三、五、四、一、六,共收三百五十三篇,較明抄本少卷六《海陵王銘》《靖居寺題名》兩篇。
從全書面貌來看,這兩種歐集都屬于周必大編校歐集之前的傳本,編次和異文各有特點。但就《集古錄跋尾》而言,二書均為六卷,題作“集古目錄跋尾”,整體編次、文本系統等接近,當有共同來源。周必大校刊《集古錄跋尾》,所據為十卷本“集本”,不過,從文本異文來看,這兩種六卷本《集古目錄跋尾》與周必大所用“集本”接近。
四、文本凝定
在方崧卿刊刻《集古錄跋尾》真跡的次年,周必大有感于當時歐集傳本眾多,開始系統編校《歐陽文忠公集》,并得孫謙益等協助,“遍搜舊本,傍采先賢文集”,起紹熙二年(1191),終慶元二年(1196),“成一百五十三卷,別為附錄五卷,可繕寫模印”。周必大編校本中,卷一百三十四至卷一百四十三為《集古錄跋尾》,凡十卷。
周必大編校時,參用方崧卿所刊真跡及當時流傳的集本十卷,重新厘定了《集古錄跋尾》的編次。周必大打破原本的集本次第,改依碑拓的時代先后排序,個別同一作者存多篇的,則攏歸一處。同時,周必大編校時,以方崧卿所刻真跡為主,注以集本異同;如真跡、集本差異較大,則二篇并存。此外,周必大還利用了張縯所刊綿州本《拾遺》與《別集》?!都配洶衔病氛膶憳痈惰髦?,周必大又陸續獲見歐陽棐《集古錄目》、《集古錄跋尾》的他本等文獻資料,并以修版、補刻校記的方式,對《集古錄跋尾》加以補充。《集古錄跋尾》周必大編校本的印行,標志著《集古錄跋尾》文本內容、編次順序的凝定,也在歐集的版本嬗變中,有著深遠的影響。
自慶元二年夏《歐陽文忠公集》印行起,至嘉泰四年十月去世為止,周必大仍在不斷搜集歐集的相關材料,補充歐集佚文、佚詞、佚簡,新增校記。約在開禧嘉定年間,周必大之子周綸在吉州翻刻周必大本。嘉定初年,歐陽伋在饒州翻刻周必大本。明永樂年間,太子朱高熾主持刊刻《歐陽文忠公集》,主要底本為當時內府所藏的周必大本,并參考了內府所藏的周綸本、歐陽伋本,對部分周必大的校記有所調整,成為明清兩代歐集刻本之祖本。《集古錄跋尾》的單刻本,最早為清順治間章丘謝氏刻本,道光、光緒續有刊本,皆為朱高熾本之流裔。
今存的歐陽伋饒州刻《歐陽文忠公集》卷一三四至一四三《集古錄跋尾》,匯集了周必大所見的《集古錄跋尾》摹本、集本的豐富異文面貌,透露出《集古錄跋尾》從歐陽修擬稿、題跋到修改的前后蹤跡,也展現了周必大編次、校勘并不斷增補材料的動態經過。
金石不朽,人生短暫。細繹《集古錄跋尾》,在歐陽修對金石拓本的歷史考證之外,歐公反復修改的精益求精、興懷人事的生命感喟,或亦能扣動心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