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城》從哪里來?
1933年的秋日,新婚未久的沈從文在北平開始寫作《邊城》。他后來在《水云》中回憶:“每天大清早……一面讓細碎陽光灑在紙上,一面將我某種受壓抑的夢寫在紙上。”《邊城》就在那張紅木小方桌上,一頁頁生長起來。
不久,沈從文因母親病重中斷寫作,返回湘西探望,前后月余。母親隨后去世。小說自1934年元旦起在天津《國聞周報》連載,刊出四期后暫停,3月12日恢復,至4月23日刊完。
這部從新婚喜悅中開筆、在喪母悲痛中完成的作品,就這樣來到世間,并在此后近一個世紀里不斷被閱讀、重述。

沈從文與張兆和
一條河從記憶里流來
一部作品的誕生,離不開長久積累的人生經驗,有時也需要一個偶然的觸發。
沈從文任教青島期間,曾與張兆和游覽嶗山北九水。途中經過一個村莊,正遇上一戶人家為死者“報廟”,一個小女孩手持靈幡,在隊伍前面哭泣。眼前的生死場景,給沈從文留下了深刻印象,也觸發了創作《邊城》的最初念頭。他后來回憶,自己想把這個女孩的不幸與張兆和的善良結合起來,寫成一個故事,作為送給愛人的禮物。
故事發生的地方,則來自沈從文更早的湘西記憶。《邊城》開篇寫道:“由四川過湖南去,靠東有一條官路。”官路到湘西邊境,有一座名為“茶峒”的小山城。茶峒實有其地。沈從文年輕時隨軍經過那里,曾住在一座小廟里,也幾次到河街的小船上游玩。
與故鄉鳳凰相比,這一帶的山水給他增添了許多新鮮經驗。竹木扎成的渡筏在靜靜的溪水上移動,兩岸是竹林與高山;船夫背著纖繩,身體貼近河灘,合力把船拉過險灘。那里的顏色、聲音和人的神氣,長久留在沈從文心里。他說,那光景“實在美麗動人”,使人同時感到快樂和憂愁。
多年以后,這段記憶重新蘇醒。小城、溪流、白塔、渡船,成為《邊城》的山水骨架;快樂與憂愁交織的感受,也化作小說深處綿延不散的情緒。
幾個女孩匯成翠翠
《邊城》中最動人的人物,自然是翠翠。她在風日里長養,皮膚黑黑的,眸子“清明如水晶”;她天真活潑,又如山頭黃麂一般敏捷乖巧。
翠翠從哪里來?沈從文自己的講述,為我們留下了幾條線索。嶗山北九水旁那個手持靈幡的女孩,給了翠翠不幸的命運和最初的生命氣息;身邊“黑臉長眉”的新婚妻子張兆和,則為她帶來了素樸良善的性情。沈從文曾直言,翠翠的善良,與當時的張兆和“實在相差不多”。
此外,還有一段來自湘西絨線鋪的舊事。年輕時,沈從文曾同幾個小小的“準軍人”住在一座臨河小城。《湘行散記》中說,有一位“絨線鋪小女孩”,名字就叫“翠翠”,有著“明慧溫柔的品性”。名字及“品性”均得自此“小女孩”,可見這“印象”的深刻重要程度。
他的一位好友看上了絨線鋪里的女孩,幾次向沈從文借錢,借買白棉線、草鞋帶的機會去看她,還發誓將來做了上尉副官,一定回來娶她。
十七年后,沈從文回老家時再過此處:“石頭城恰當日落一方,雉堞與城樓皆為夕陽落處的黃天,襯出明明朗朗的輪廓。每一個山頭仍然鍍上了金,滿河是櫓歌浮動……”沈從文想起了這個小女孩:“一雙發光烏黑的眼珠,一條直直的鼻子,一張小口,從那一槌小鑼響聲中重現出來。”
小城幾乎沒有變動,沈從文順利走到那“絨線鋪”門前,驀然:“有這樣希奇的事情嗎?我見到的不正是那個‘翠翠’嗎?我真驚訝得說不出話來。”“我認識那眼睛,鼻子和薄薄小嘴。我毫不含糊,敢肯定現在的這一個就是當年的那一個。”
更叫他稱奇的,是看見了這個“翠翠”的父親:正是早年那個老友。顯然,他沒有當上尉副官,卻在這里娶了心儀的女子,且接替了絨線鋪的生意。“這人簡直可說是一個老人,很顯然的,時間同鴉片煙已毀了他。”“我被‘時間’意識猛烈的摑了一巴掌,摩摩我的面頰,一句話不說,靜靜的站在那兒看兩父女度量帶子,驗看點數我給他的錢。”沈從文不忍相認,“他們那分安于現狀的神氣,使我覺得若用我身份驚動了他,就真是我的罪過。”
這些深切的人間、時間感受,成了《邊城》的幽美又憂郁的歷史曲調;絨線鋪的兩代“翠翠”,沈從文移植復活在水邊,以“渡船女”的樣貌成為不朽的藝術典型。

黃永玉為《邊城》所作木刻
二百銅子化作一只渡船
那么,翠翠的爺爺“老船夫”,有無可靠原型呢?答案是有的,不過這原型不在水上,而在城中。
沈從文初到北平時生活困頓。住在西城期間,他結識了一位每天黃昏搖著鈴鐺、沿街叫賣煤油的老人。因為買油熟悉,過年時借給過他二百銅子,幫他度過了一個年關。
多年以后,沈從文回憶起這件事,明確寫道:“這就是《邊城》中的老祖父,我讓他為人服務渡了五十年船。并把他的那點善良好意,擴大到我作品中,并且還擴大到我此后生命中,想盡一切方法幫助年青人。”“凡是曾經在我作品中那只渡船上,稍稍歇過一回腳,把生命由彼到此的,都一定間接得到了一點助力。溯源而上,會發現二百銅子即影響到多少人生命感情這么深。生命的連續性和傳染性,實在驚人。”
作品中的人物,內在的秉性最為重要,是塑造人物,打動讀者的基礎立足點。沈從文讓這份善良質樸,在翠翠爺爺身上復活,成為永遠樂于渡人過河的性格基因。
至于老船夫的形貌與神態,則積淀著沈從文多年漂泊水上的見聞。他早年在湘西當兵,后來外出、歸鄉,都離不開大大小小的河流。無數船夫和艄公的身影,早已熟稔地留在他的腦海里。
在北平街頭賣煤油的老人,給了老船夫善良的心;沅水流域無數風吹日曬的船夫,則給了他結實的身形。那兩百銅子的情誼落到湘西水上,化作了一只渡船。
“到處還有我”
《邊城》并不是幾個人物原型的簡單拼合。真實的人物和山水進入作品以后,都經過了沈從文感情與想象的重新創造。
沈從文談到自己的作品時曾說,早年從底層民眾身上感受到的善良與自然,后來成了他創作的重要題旨,其中浸潤著悲哀、痛苦,也有“在困難中的微笑”,并且“到處還有‘我’”。
法國作家福樓拜在寫《包法利夫人》時,也有“包法利夫人就是我”的表達;女主人公自盡時,福樓拜口中亦有著毒藥的感覺;郭沫若順著福樓拜的話,在完成劇本《蔡文姬》后,亦毫不猶豫認領:“我也可以照樣說一句:‘蔡文姬就是我!——是照著我寫的。’……在我的生活中,同蔡文姬有過類似的經歷,相近的感情。”
從這個意義上說,《邊城》中的確處處都有沈從文。翠翠的敏感與等待,老船夫的善良與孤獨,船工們蓬勃又艱辛的生命,都融入了作者自己的記憶、感情和人生經驗。他的老友朱光潛從中讀出了“一股沉憂隱痛”:“‘翠翠’似顯出從文自己的這方面的性格……他不僅唱出了少數民族心聲,也唱出了舊一代知識分子的心聲,這就是他的深刻處。”
因此,僅僅因為景物優美、文字清麗,便把《邊城》稱作一首寧靜的“田園牧歌”,還不足以道盡它的意味。汪曾祺說得準確:“《邊城》是一個溫暖的作品,但是后面隱伏著作者的很深的悲劇感。”
回看《邊城》的形成過程,我們會發現,小說里的每一處山水、每一個人物,都有真實生活的影子,卻又不等同于任何一個地方、任何一個人。茶峒不是現實小城的簡單摹寫,翠翠也不是某個女孩的直接復制。山水、故人、愛情、死亡與時間的感傷,在沈從文筆下重新匯聚,才有了這部溫暖、明凈而又憂郁的作品。
那條河從真實的湘西山水中流來,到了紙上,已經成為沈從文心中的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