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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曹文軒:論成長小說
來源:中華讀書報 | 曹文軒  2026年09月15日09:45

在中國,“成長小說”這一概念的生成,已在很晚的時候。這一概念的生成,意味著一塊隱形陸地的忽然浮出,意味著一脈新形態的文學的生成,意味著一種新的美學意念和新的言說方式的確立。

我們原先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成長小說”。對此,我們若以為只是沒有注意到“成長小說”這一概念,可能是不夠的。這一空缺,實際上是因為我們對人生的一個過程缺乏足夠的關注與深刻的認識之緣故。這后面還關涉到教育思想、道德觀念、意識形態等相當復雜的背景。我們曾在很長一段時間中,隱隱約約地覺得,在處理一些題材、一些事情和一些主題時非常麻煩,不知如何下手和掌握在什么分寸上;我們總有一種高不成、低不就的尷尬;在我們不得不作出那樣的處理之后,我們從內心深處覺察到我們將生活強行地削切與擠壓了,舍棄了許多精采與深邃的東西,但卻無可奈何;我們似乎被什么箍住了,又似乎因缺少某種規范而有一種心虛、茫然的感覺。

祁智的這一批小說,顯然不再是原先那種我們心中認定的兒童文學的模式。從前的兒童文學(包括世界兒童文學),在兒童文學作家心目中是有固定的腔調與固定的主題的。我們雖然并不能做到如數家珍一般將這些特征一一說出,但都能心領神會。兒童文學就這樣一路寫下來了,自然而然,駕輕就熟。我們很少想到,兒童文學忘卻了什么、忽略了什么。

祁智作品的意義,就在于他的視野中出現了全部的兒童生活,而且是非常重要的生活。在他看來,這些生活是不應該忘卻和忽略的。他在收復兒童文學的失地。進入新時期,在新思潮中,在各種知識的包圍與提醒中,我們看到了無邊無際的失地。我們開始涉足,但很快被傳統定型了的人們認作這不是兒童文學而遭到了拒絕與批評。這讓一些作家很尷尬。正是在這樣一種情景中,一個概念漸漸露出水面:成長小說。命名的力量是非常巨大的。當我們慢慢地建立起一套區別于傳統的、經典的兒童文學的觀念體系、手法路數時,成長小說便成了一個合法的概念。中國兒童文學的世界開始變得幅員廣大。但在獲得合法性和自由之后,中國的兒童文學作家們,似乎又忘記了這一概念。而祁智牢牢記住了。《芝麻開門》《方一禾,快跑》《小水的除夕》《我們兄弟》等被聚合在一起,以“‘芝麻開門‘成長書系”命名,很有重量感地推給了少年兒童的閱讀世界。

與之前的兒童文學作品相比,首先,祁智放棄了固有的兒童文學的敘述腔調。所謂“淺語寫作”,是全體兒童文學作家的共有認識。在寫作一部作品的過程中,我們會不由自主地考量字詞句是否適合孩子。許多覺得應該使用的詞,卻因考慮讀者的認知能力而放棄了,轉而尋找到一個淺顯的、讀者毫無閱讀障礙的詞。讀祁智的這些小說,我們可以想見,他在敘述、描寫他的小說世界時,已經不再有這樣的顧慮。這個世界應當怎樣言說就怎樣言說。當然,他也沒有刻意去選用一些高深莫測的艱澀之詞,他是遵循“自然而然”的原則。當然,他毫無顧忌地這樣敘述世界,也是因為這個世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如今的孩子的詞匯量在知識無處不在的語境中空前飆升。祁智的這些小說,其實與成人文學的敘事(我說的是在語言意義上的敘事),其實已經沒有明顯的區別了。他寫的是“成長小說”,而這種小說本就是介乎于“兒童文學”與“成人文學”之間的小說——小成人小說。

出現在祁智小說中的生活領域,已經是十分廣闊的領域。除了必須回避的禁忌,在他看來,幾乎生活的全部都可能變成他的寫作資源。他的小說給我的印象是,生老病死、愛恨情仇、天災人禍、多舛之命運、危難之人生,所有一切都可以寫進他的小說,但是以祁智的方式寫。他不寫大惡、極丑,不寫慘不忍睹之物象,凡溫暖的、悲憫的、向善的、向上的,都寫。他的筆觸伸向這個世界的各個角落。選擇的原則也很簡單:只要是有利于“成長主題”的就選擇——不假思索地選擇。從前的兒童文學與成人文學之間,界限十分明確,一望便知。但祁智的作品,其界限是比較模糊的。

祁智是一位注重作品文學性的作家。他可能有一個根深蒂固的意識:我寫的不是別的,是文學作品。他沒有編織故事以表達某種意念或理念,而這一點對于作品的“文學性”至關重要——所謂文學性,就是說作品是與概念化嚴格切割的。誰能告訴我們,他在看完祁智的這些作品之后明白了什么道理?即使成長主題,也是被遮蔽的,我們并沒有看到一個所謂的成長主題。

“成長”在祁智這里,可以有豐富的解讀。我們在閱讀了祁智的作品之后,很難從主題的角度去闡述:《芝麻開門》寫了什么?《小水的除夕》寫了什么?《方一禾,快跑》寫了什么?當然你可以說“寫了什么”——甚至可以十分明確地說“寫了什么”,但不同的讀者讀他的這些作品之后在說“寫了什么”時,一定會有不同的“什么”的。這就是好作品——具有高度文學性的好作品的一個重要標識。如同存在——我們所面對的存在,任何時候也沒有向我們告知它應該被用什么樣一個觀念加以解讀一樣。那些經典,如《紅樓夢》,如《靜靜的頓河》,如《源氏物語》,之所以一直還在被我們解讀——沒有最終的答案,就是因為它尊重具有無窮解釋的可能性的實際存在。這是一個懂文學的人在寫作品時應有的把持。

所謂文學性,表現在許多方面,而這些“方面”都是老話題。我以為,一個新的文學作品能經得起老話題的言說,或者可以讓我們想到那些老話題時,它實際上已經成功了。祁智的這些作品,總能讓我們與老話題相遇。

比如細節描寫。他很在意細節描寫。“不銹鋼鍋里的水燒開了,方一禾把掛面插進水里”,那“插進”二字,好。“方一禾挑起兩根面條,卷在筷子上”,那“卷在”二字,好。媽媽在方一禾的幫助下翻身,“手心翻成手背,手背翻成手心”,這種看似微不足道的一句,背后卻是一個細膩心靈才能有的發現。方一禾的爸爸去世之后,方一禾“不敢聽到‘爸爸’這個詞。有時候聽到‘把’‘吧’‘罷’‘八’,都會驚出一身冷汗。”這個細節令人印象深刻。(《方一禾,快跑》)看祁智的作品,你會感覺到這些細節隨時鑲嵌在他的行文中,使我們的閱讀猶如行走,不時地看到一處引人注目的小小的獨特風景點。

再比如語言的講究。他很在意修辭。比喻、形象化、擬人化,很地道,很別出心裁。他形容竹籠中一只落在橫檔上的蟈蟈,“像一片青蔥的葉子,又像一把綠色的小刀”。這“綠色的小刀”之比喻,可堪稱絕妙。“這個時候的城市,好多燈都睡著了。值班的燈散落在各個地方,精神十足。” (《方一禾,快跑》)“街狗沒有追,排著隊對著天空狂叫……每一聲‘汪’,都像一個點著了的爆竹。”(《我們兄弟》)這樣的文字,我們會在他的作品中經常相遇。

祁智喜歡寫對話,這一點我也很在意。因為現在的小說已經不怎么寫對話了。一般的作家搞不定對話——一寫對話就索然無味,索性就放棄了對話。而從前的作品是非常在意對話的。我看俄羅斯的經典作家,都是寫對話的高手。契訶夫、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還有高爾基——高爾基的許多小說通篇都是對話。中國當代作家中,劉震云就長于對話。《咸的玩笑》通篇都是對話,可就是很吸引人。其實,我們在生活中也是很喜歡聽別人對話的——當然是兩個有趣的人或是兩個深刻人或是一個有趣的人與一個無趣的人、一個深刻的人與一個淺薄的人的對話。祁智敢寫對話,就在于他能在對話中顯示人物的性格、心態、品性,還有這些對話中有故事,有情節。他的對話通常還很有幽默感和哲理。如果抽去《方一禾,快跑》中的對話,這本書的厚薄大概只有現在的一半,甚至更少。但這些對話一去,這部小說也就不復存在。這部小說好看,常常就顯示在對話上。

當然,祁智也很樂于對現代技巧的運用。《方一禾,快跑》中,分別用兩種字體交替出現“過去式”和“現在式”的片段,切換十分自如,猶如一個成熟的導演在切換鏡頭。我們沒有感到任何突兀和混亂。昨天情景的再現與今天情景的再現,背后還有一層喻義:方一禾的今天的背后,矗立著昨天爸爸的巨大身影。另外,我們也可以在“結構”這一話題下做祁智小說的文章。他的這幾部小說,基本上都是一種“散漫性”結構,不是我們通常看到的那種有頭有尾的完整故事。他只是以刻畫人物為主線,而敘述一個個有時有關聯而更多的時候是沒有關聯的故事,這些故事有時有遞進關系,而更多的時候沒有明顯的遞進關系,他的心思不是用在講故事上,而是用在刻畫人物上。

祁智操心的是他的作品的文學性。他在本質上是一個傳統的寫作者。這其實成全了他。因為,文學自生成的那一天,直到現在,我們在心中對它的希求就沒有改變過。說到底,所謂文學性的那些維度,是順應人性而形成的。只要人性不變,文學性就不變。文學的標準是永恒的。文學的魅力就在于當世界幾乎都受進化論法則制約時,而它卻不受進化論法則制約。試想:如果文學也處于進化論法則的制約之下,那我們就會得到一個結論:一個21世紀的劇作家,不能將劇本寫得比莎士比亞的劇本好,那你還寫它干什么?回頭看,我看到是一座座文學的高峰矗立在不同的時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