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檸:人工智能與人文困境
一、人工制造與人文焦慮
三十多年前曾經參與過一個被稱為“文學與人文精神危機”的討論,引起了文化界的關注。討論的主旨既有針對來勢洶洶的商品化大潮的質疑,也有針對全球化思維對人文或文藝中個體精神傷害的擔憂。這些“質疑”和“擔憂”,并非空穴來風,而是有其現實基礎的。回想起來,我愿意將它視為“道術將裂”古老“危言”的當代回響。凡是以“完滿性”為參照,去審視現實分裂狀況的人,都難以擺脫“文明憂患譜系”的糾纏。這是我們的宿命。三十三年過去,彈指一揮間,文學和人文精神依然在按照自身的邏輯發展,但它內含的危機和困境也依然存在,只不過性質發生了變化。以前是“商品化”的沖擊,現在是“智能化”的蠱惑。
探根究底,所謂的“商品化”,就是試圖將能賣的和不能賣的都賣掉,這不合理!但資本家認為它合理。所謂的“智能化”,就是試圖用人工制造品替代精神創造物,這不可能!但制造商認為它可能。這是我們討論問題的前提。讓我們先給出基本結論。關于“商品化”,結論很清楚,商品市場的確能盤活資源,但有些東西就是不能賣,比如尊嚴和靈魂,即使忍不住想賣,也不敢公開化,還得找些文化借口。關于“智能化”,結論也很清楚,人工智能是人為制造出來的物件,被造物不可能超越造物者,就好比人無法拽著自己的頭發讓自己的雙腳離開地球。只有制造商在說他們制造的東西能超越他們自身,這無疑是一種徒勞的僭越。對于能賣和不能賣這件事,大家在觀念上達成一致意見并不難,難的是個人實踐中的即興選擇。對于可能和不可能這件事,目前眾說紛紜,難以達成共識,主要原因是高科技的神秘性,也就是那些將被開發的超微觀世界和超宏觀世界的神秘性。
超微觀世界和超宏觀世界,都是感官經驗無法把握的。比如農耕文明時代對水質“眼不見為凈”的經驗判斷,在微生物或化學污染無處不在的情況下,就喪失了其判斷的權威性。高科技借助于工具的幫助,試圖超越感官經驗的局限,把我們帶進超微觀世界和超宏觀世界。但我們突然發現,自己的眼耳鼻舌身的功能,已經開始失靈。高科技似乎令我們更加理性和智慧,其實也讓我們更加困惑和糊涂。誠如梭羅在《瓦爾登湖》中所言:“令人目盲的光亮就是黑暗”。此說與老聃“五色令人目盲”之說遙相呼應。
面對日益復雜的世界,盡管我們給出判斷越來越困難,但有些基本事實還是顯而易見的。比如,稻谷和小麥是不能人工合成的,只能靠耕種勞作而獲得,“不勞者不得食”依然是勞動者社會的基本法則;永動機是不可能造出來的,能量守恒定律和熵增原理不容違背;語言通天塔也是建不起來的,邏輯符號的普遍統一性,無法替代母語的血緣性和族語的多樣性;生命不朽和永生更是不可能的,“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的嗟嘆至今猶在耳邊。如若不然,人類詞話語體系中的勤勞、吃苦、奉獻、承擔、犧牲、忠誠、希望等詞匯,其基本語義都將失效,也就是說文明將因此而崩潰。這是造物者為“人”這個物種設定的邊界,也是人性的宿命和人文的焦慮。
二、社會理想與審美理想
面對人類的處境,我特別欣賞那些試圖超越人類局限和邊界的自由心靈,那些流芳千古的思想家和藝術家。他們在對現實給出個人應對方案的同時,還能不囿方寸局限,心馳六合之外。比如,莊子處世間而倡逍遙(游心),屈原居濁世而叩蒼穹(問天),陶潛離樊籠而歸田園(返璞),李白脫羈途而任疏狂(醉忘)。他們心中不但有現實的社會理想,更有超越的審美理想,因而成為我們的精神標桿。
社會理想是審美理想的落地化或身體化;審美理想是社會理想的心靈化或精神化。前者依靠社會協作和勞動實踐實現,后者依靠心靈想象和靈魂飛越實現。二者既有交叉重疊部分,也有各自為政部分。有些社會理想因其過于功用化和制度化而離審美理想較遠,如“大同小康”理想。有些審美理想因其接近現實而有社會理想色彩,如“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的田園烏托邦構想。審美理想有些部分可以變成社會理想,有些部分無法變為社會理想,因此審美理想范疇要大于社會理想。
花了這么多的篇幅討論“審美理想”,是想強調,藝術想象和精神創造,只有那些具有靈魂的人類才能做到,機器無法做到。“藝術理想”尋求最合適的表現形式,社會理想關心“世界能夠怎樣”,審美理想關心“世界理應怎樣”。這就是托爾斯泰所說的偉大作家的兩個基本條件:不但能知道“世界實際怎樣”,還能知道“世界應該怎樣”。比較而言,后者要求更高,它不限于肉身實踐,更指向心靈超越。世界到底應該怎樣呢?這是屬靈的人類的高級問題。孔孟老莊、釋迦牟尼、蘇格拉底等軸心時代的思想家,各有一套說法。老子認為,“道”無法言說,五千言就打住。莊子偏要說,變著花樣說,打比方(寓言)、引經典(重言)、用想象(卮言)。而且還要一邊言說,一邊忘卻;一邊破執掃相,一邊依然奔那個“理應如此”的“道”的世界而去。皇皇六萬言的《莊子》,成就了將思想性和藝術性融為一體的典范文學文本。
在人工智能強勢來襲的今天,文學真正的創造性顯得越發重要。我們甚至要感謝人工智能,是它迫使我們重新關注文學的精神創造特質。最近兩年,我在多篇文章中反復強調,在人工智能背景下,文學創作和文學教育的兩個終極目標:一是體現“母語的尊嚴”,也就是讓我們的母語運用能力達到藝術高度;二是體現“人腦的尊嚴”,也就是讓人腦無可替代的精神創造力得到喚醒和激活。關于前面一點,我們還能通過反觀“唐詩宋詞”時代而遙想其概貌;而后面一點,則是一項需要認真對待的全新事業。物質文明是基礎,精神文明是高標。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
三、數碼語言與自然語言
高科技和人工智能的確在解放生產力,但也對精神生活等領域帶來了巨大困擾。我最早注意到的是“教的危機”。2010年前后,學生每個人面前都擺著筆記本,隨時可以搜索他們需要的知識,“傳授知識”的舊教育方法已然崩潰。今天,有的高校已經開始檢查學生的“抬頭率”,是針對課堂上學生低頭上網,老師低頭念稿的尷尬狀況。教育不但需要傳授知識的新分類和新綜合方法,還需要關注知識的歷史價值和現實價值。這迫使我們重新反思古典“傳道授業解惑”的教育理念的合理性。最近兩年,又出現了新問題,“學的危機”:人工智能時代我們需要學習什么?那些不久前還自以為很時髦的學科,如今被大量裁減撤銷,弄得人心惶惶,不知所從。很多人甚至打算轉而向“人工智能”學習,而“人工智能”正在努力向人類學習!
毫無疑問,作為工具的“AI”,已經包含著某些“異化”力量。馬克思在談到“異化勞動”的時候指出,對異化的揚棄,是通過人類“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按照美的規律來構造”而實現的。這里面包含著對人之主體性的肯定和堅定的人文主義信念。
人工智能的強大誘惑力及其迷惑性,來自人工數碼語言對人類自然語言的超強記憶能力和模仿能力。人工數碼語言,是一種指向模擬和仿真的符號語言系統。它的繁衍性,建基于已有的數據群和語料庫,建基于概率統計和邏輯篩選。它不可能產生“無中生有”的原創性。而人類的自然語言,是人類經驗和情感的符號載體,它一頭連接著有形的聲符和字符,一頭連接著無形的心腦和靈魂。它的原創性,來自泥土和自然的生長性,來自生命的血緣記憶和種族經驗。這就是我在上文提及的母語和族語,它與生命活力密切相關,也與創造性密切相關。這是自然語言的人文性。
人文主義信念,是重新喚醒原創性和激活想象力的重要動力。利用母語和族語(自然語言)進行原創性思維和創作,其意義就不局限于狹義的文學,而是“母語尊嚴”和“人腦尊嚴”的重要表現形式。著名人文主義者、德國狂飆突進運動精神領袖赫爾德,在談到語言起源的自然屬性時說:“存在一種感覺的語言,它是自然規律的直接結果……自然中潛藏著多少種感覺,也就有多少種語音表達。”又說語言是“源于人類自由的器官所發出的野性。”還說從詩歌中“能看出語言的感性生命力……詩歌是一切生物的自然語言。”
赫爾德無疑是在強調語言的自然屬性或心靈屬性,也就是語言的縱向生長性和心靈特殊性,而不是橫向的數字集合和邏輯篩選。對于人類的自然語言來說,人工數碼語言是一種異質性的“語言”,是對自然語言的模擬和仿真,它最大的特點就是貌似豐富多樣,實則重復雷同。這就是數碼語言與自然語言的發生學差異。
四、異曲同工與獨創精神
在人工智能甚囂塵上之際,另一個新現象也隨之出現,就是網絡上經常爆出的所謂“異曲同工之妙”現象,它仿佛一把高懸在頭頂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又仿佛是一道不絕于耳的咒語。我不懷疑有極少數刻意抄襲者,但畢竟是個案,我們不討論。我們要討論的是一種因思維誤區導致的“異曲同工”,其根源在于對語言發生學和藝術發生學的錯誤理解。這既是文藝生產的問題,也是文藝教育的問題。
關于語言發生學,前面通過引述赫爾德的觀點,已經做過說明。藝術的發生學,就是藝術元素的有機生命化,就是仿生的活力論。在活力和有機性缺乏的前提下,藝術性的產生是不可能的。藝術語言的生長性,是根植于心靈體驗和生命經驗的。每個人的語言表達都是獨一無二的,同時又可以通過藝術感覺和體驗而達到可通約性。
缺乏獨創性的語言,產生于大腦的知識性記憶的語言留存,也就是通過閱讀而獲得的語言。這對于審美鑒賞來說是可行且必需的。就文學生產而言,則是很危險的。這種知識性記憶的語言,極有可能與其他作家雷同。來自內心的語言則不同,鮮有雷同者,即使偶然巧合,那也是英雄所見略同,而不是刻意雷同。
缺乏獨創性語言的另一例證,就是來自AI的數字化記憶語言。這種語言同樣屬于沒有生長性的語言,它是一種數字化的集合和概率性選擇。在文學創作的時候,沒有充分利用人腦的原創性和心靈的生長性,而是急功近利地利用AI參與構思。而Al是在已有數據庫基礎上進行“二度敘述”,是改寫者而不是創作者。依賴AI的結果就是“異曲同工”。魯迅先生說,寫不出不要硬寫,就包含這個意思。所謂“沒有靈感”,也是說語言的生長機制不具備。強行利用大腦記憶和數碼記憶的結果,要么了無生機,要么“異曲同工”。
古人對詩歌和藝術語言的發生,有過至今依然有效的、非常高妙的觀點,值得我們繼續學習借鑒:“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毛詩序》)這段文字中,首先闡明了詩歌語言的發生學,內心深處情志情感情緒的充溢,變而為聲音和詩歌語言。其次是藝術的發生學,情志強烈到從語言的動到歌喉的動,再到四肢的動,全都活起來了,呈現出一種“詩歌舞”三位一體的原始烏托邦狀態。這些都是與心靈的生長性相關的、自下而上或自內而外的縱向生長,而非橫向平移。
最后做一個簡短小結:(1)面對數字化和智能化的蠱惑,應該持有堅定的人文主義信念;(2)就母語的藝術性和人腦的創造性而言,藝術理想要大于社會理想;(3)與人工數碼語言相比,心靈自然語言是人文性的重要載體;(4)詩性語言,來自心靈語言的自動自覺的創造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