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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純文學觀”到“大文學觀”——近50年文學史中理解兩者關系及建構“大文學觀”意義
來源:《中國當代文學研究》 | 王光東  2026年09月15日11:40

在不同的時代或歷史時期,會產生不同的文學觀念并推動文學的發展。倡導“大文學觀”,是對影響了幾十年文學發展的“純文學觀”的反思,是建構新時代文學觀念、推動文學發展的理論思考。在1980年代以來的文學發展過程中,說明“純文學觀”和“大文學觀”的關系,以及當下建構“大文學觀”的意義,是本文的寫作目的。在展開討論之前,對“純文學觀”“大文學觀”的概念內涵做一些解釋是必要的。“純文學觀”是在1980年代建構起來的一種文學觀念,“純文學觀”認為:文學應回歸作家個人主體的內心世界,追求文學的自主性和審美價值的本體性。個人話語、語言、敘述、結構、想象等文學性要素被突出強調。新世紀以來,學界持續探討“大文學觀”,近年再度成為熱議話題。許多評論家在相關會議和報刊上撰文,對這一概念進行了闡釋。我認為“大文學觀”這一概念的要點有如下幾個方面:一、重視文本世界內容的拓展,作家應與現實生活建立開放性的審美關系,要求文學的文本世界要有更廣闊的現實生活內容和時代性特征;二、從文學的意義層面來說,“大文學觀”不僅重視文學的審美意義,而且應特別重視文學的社會意義和人類性價值;三、“大文學觀”應以開放的態度理解文學文體形式的變化;四、“大文學觀”應在世界文化背景下,理解文化主體性的特征與內涵,接續中華民族幾千年以來的文化傳統,建立文學與文化之間的深厚聯系。

不同的文學觀念實際上是人們在不同的時代和歷史時期對文學的理解,不管是“純文學觀”還是“大文學觀”都與我們通常理解的“文學”密切相關,所謂“文學”就是,人類以語言文字為載體,所創作的情感的、虛構的或想象的作品,這一審美的藝術世界與人類所生活的真實世界有著深刻的內在聯系,它的核心要素包括社會生活;人的精神、思想、情感、欲望;語言、敘述、結構、想象等等。馬克思指出:“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1文學作為社會意識形態,就必然是以現實生活為基礎的,但文學“與其它意識形態不一樣,文學呈現出特殊審美風貌,這表明文學具有審美意識形態特質。因此,既屬于一般意識形態,又屬于審美意識形態,文學具有雙重性質”2。文學觀念的變化就是文學的這種基本形態在不同歷史時期、在各種因素的作用和影響下發生的變化。我們以這種“文學性”為出發點,將“純文學觀”與“大文學觀”置于文學史發展脈絡之中,闡釋二者的內在聯系及其在文學發展進程中的意義與價值。

一、“文學自主性的確立”與“純文學觀”

“純文學觀”是在1980年代思想解放和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中逐漸建立起來的。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文學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是:“文革”結束了,但“文革”時期形成的文學觀念仍然影響著文學創作。“文革”時期占主導地位的文學觀念認為,文學是為政治服務的,是政治宣傳、階級斗爭的工具。這種文學觀念把具有審美意識形態屬性的文學簡化為文學與政治的關系,文學的審美性需要從屬于政治的要求。這種文學工具論,對作家創作主體的能動性、文學自身的自主性、文學價值的審美性是一種遮蔽和束縛。在這種觀念之下,文學對政治和政策要求不能有絲毫的違背。這種文學觀,在思想解放和改革開放的過程中,逐漸顯示出與新的歷史發展進程之間的不一致,也顯示出它對文學創作發展的限制。在1979年10月召開的第四次文代會上,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到會致辭,明確提出黨“不是要求文學藝術從屬于臨時的、具體的、直接的政治任務,而是根據文學藝術的特征和發展規律,幫助文藝工作者獲得條件來不斷繁榮文學藝術事業”3。正是在這種思想解放的背景下,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文學界展開了對“工具論”的廣泛討論,開始強調創作主體的解放、文學審美價值的獨立,確立了文學的自主性意義。作家在創作中有了自己的立場,與現實、歷史之間建立了多樣化的審美關系,開創了文學發展的新時期,出現了一大批優秀的文學作品,譬如巴金《隨想錄》、汪曾祺《受戒》、王蒙《布禮》、蔣子龍《喬廠長上任記》、高曉聲《陳奐生上城》、路遙《人生》、鄧剛《迷人的海》、張承志《黑駿馬》、古華《芙蓉鎮》、張煒《古船》、王潤滋《魯班的子孫》、韓少功《爸爸爸》、阿城《棋王》等等,這些作品以現實主義或浪漫主義的創作方法,藝術地認識世界、把握世界,接續了“五四”以來新文學的傳統,在新的社會歷史時期,創造了具有時代性、現實性、歷史感、審美性的廣闊藝術世界。

在這一文學發展潮流中,文學自主性的確立充分發揮了作家的主體能動性和創造性。作家們以不同方式與現實生活建立了深刻的內在聯系——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倫理道德的,等等,同時也意識到了文學自身的審美性問題,既然文學是自主的,有屬于自身的審美性特征,那么文學的審美性要素就引起了部分作家的特別重視,文學的感覺表達、語言運用、結構形式、敘述方式等與人的內心世界、審美本體相關的內容進入文學的創作過程,由此,在1980年代中期前后,出現了一大批具有探索性的文學作品,莫言、孫甘露、余華、殘雪、馬原、洪峰、格非等以其富有創造性的文學實驗,把一種鮮活的、富有審美沖擊力的文學經驗帶給了人們,“純文學”的觀念就是在這個過程中產生的。“純文學”觀念的產生是文學自主性確立的結果。文學自主性的確立,使作家開始重視文學的形式、技巧、敘述和語言等問題。在當時,許多作家認為文學“怎么寫”比“寫什么”重要。寫什么涉及題材選擇,怎么寫則涉及作家的內心世界、文本的審美形式等文學的“內部問題”。當時曾有過關于文學的“內部問題”和“外部問題”的討論,這次討論進一步強化了“純文學觀”內涵,可概括為:一、重視文學的自主性、內在規律和以審美為核心的文學形式探索的意義;二、文學價值主要在于自身的語言、結構、敘述等審美形式和自我內心世界的精神、情感、欲望的表達。

“純文學觀”的產生與西方現代主義有密切關系,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大都強調文學審美的非功利性、重視文學形式和技巧、重視人的內心世界。同時也與中國現代文學傳統有關,近代以來,王國維曾借鑒西方現代理論研究中國文學,重視審美的非功利性特征,1920年代,創造社提出“為藝術而藝術”的主張,強調藝術價值存在于藝術自身,文學不應為了現實功利而創作。這一傳統也為1980年代“純文學觀”的產生提供了思想資源。從根本上說,“純文學觀”的產生還是當時現實的要求,時代的歷史發展進程要求解放文學的生產力,使文學具有獨立的認識世界、表現世界和審美創造的能力。純文學正是以這樣的創造性,開拓了文學的藝術世界,強化了人們對文學審美性的理解,豐富了文學史的內涵,推動了當代文學的發展。在我們充分看到“純文學觀”及其“純文學創作”的現實意義、文學史意義時,也應看到“純文學觀”所存在的潛在問題。這就是當“純文學”與現實生活之間的意義關系發生變化,促使文學“向內轉”的外部力量弱化或消失之后,“純文學觀”所重視的文學本體的“有意義的形式”就會成為“空洞的形式”。這是因為文學不僅具有審美意識形態的屬性,同時也具有一般意識形態的屬性,與經濟基礎、上層建筑以及廣闊的社會生活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如果支撐“純文學”的現實文化語境發生了變化,它應該如何重構與現實之間的意義關系呢?在1980年代后期,純文學創作的這種窘境就已開始顯現,純文學在文學形式探索和人的內心表達獲得巨大的文學史意義之后,在社會文化語境發生變化的情境下,開始呈現出與社會現實、文學讀者日益疏離的傾向,文學實驗性的探索似乎是作家個人的事,與社會大眾無關。文學審美雖然是非功利的,但是功利性的意義和價值也是其不能忽視的屬性,文學究其本質而言是功利性與非功利性、目的性與無目的性的統一。我以為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純文學創作開始發生內部調整。1980年代后期,新寫實小說作為一種重要文學現象進入文壇。新寫實小說的產生,與《上海文學》《鐘山》等刊物的倡導有密切關系,它強調對生活進行客觀敘述,把人的日常生活看作文本敘述的核心內容。這一變化,與把感覺表達、形式技巧、語言看作文學核心要素的創作傾向有所不同,新寫實小說要求文學與普通人的生活發生關系。如果說純文學創作以感覺表達、形式技巧、語言為核心要素,更多體現的是作家對藝術自身的追求,而新寫實小說則把日常生活、煩瑣人生帶給讀者,讓文學與普通人的生活重新發生聯系。因此,這一變化可以看作純文學觀的一次調整:它擴展了文本的藝術世界,也試圖讓文學活動更多地與社會現實發生關系。不過,新寫實小說與純文學之間仍然有深刻的聯系。新寫實小說強調客觀敘述和零度寫作,實際上是試圖保持文學的自主性,盡量避免主觀介入,避免明確的價值判斷。這一點與西方文學影響下形成的“純文學觀”有相通之處,仍然堅持文學價值存在于文學本身。也就是說,新寫實小說一方面試圖讓文學進入現實和日常生活,拓展文學的審美視野;另一方面又避免過多價值判斷,試圖保護文本世界的獨立審美意義。從這個意義上說,新寫實小說是“純文學觀”在中國文化語境中的一種調整。1980年代社會變革過程中所產生的“純文學觀”,對于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對于1990年代的文學以及后來文學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二、“純文學觀”對1990年代以來文學的影響

“純文學觀”對1990年代以來文學的影響是深刻的,整體而言就是確立了文學的自主性和作家自主創作的能動性,具體來說有如下幾個方面:首先是以陳染、林白、韓東、朱文等人為代表的“個人化寫作”。這種個人化寫作以邊緣化、個人化的立場抒發自身的生活經驗和個人隱秘的內心世界,是小說家生命的自然延伸,往往以個人的內心世界和本能欲望的表達為基本內容,譬如陳染的《私人生活》、林白的《一個人的戰爭》、朱文的《我愛美元》等等。這種個人化寫作是純文學觀念在1990年代的延伸和發展,“純文學觀”所強調的是文學回到人的內心世界并重視形式和技巧的探索,個人化寫作把個人的生命經驗和內心情感、欲望作為創作的核心內容,那么它所追求的就不僅僅是文學形式的探索,還有對人的內心世界和生命的理解。因此,在“純文學觀”的影響下,原本偏重文學形式探索的先鋒小說,在1990年代的個人化寫作中,開始轉向對人的情感、欲望、內心世界、生命的探索,林白的《一個人的戰爭》就充分表達了女性對自身身體的理解以及女性隱秘的情感和欲望,豐富了女性寫作的內涵。其次是“純文學寫作”的轉型。在1990年代,先鋒寫作已逐漸失去了耀眼的光芒,所謂“先鋒的離場”大概就是這個意思,但“先鋒的撤退”并不意味著“純文學觀”所確立的文學自主性和審美本體價值的缺席,文學自主性和審美本體價值在“純文學寫作”轉向“現實性寫作”的過程中依然發揮著重要的作用。這一點在余華的創作中體現得比較明顯,余華在“告別虛偽的形式”后,發表了《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標志著他轉向了現實主義的寫作。韓少功在這一時期發表了《馬橋詞典》,這部作品在新穎的文體形式中,包含了豐富的鄉村生活、歷史記憶和民間文化的內容。這一時期還有許多具有先鋒探索精神的作家轉向了現實性的寫作,在轉型過程中,他們以自己“個人性”的立場去理解、認識生活和歷史,追求個人性、現實性、審美性的統一,在這里可以明顯地看到純文學觀念對他們創作的影響。這些作家與那些重視文學形式和技巧探索的作家不同。他們在個人性寫作立場上,充分發揮了理解生活、歷史,把握生活、歷史的能力。因此,他們的創作既延續了“純文學觀”所確立的文學自主性原則,又創造了更加廣闊的藝術世界。

1990年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逐步展開以后,中國的社會形勢和社會結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這種變化也帶來了文學觀念的變化。每當一個民族的政治、經濟、文化發生重大變化時,文學都會面臨重新認識自身的問題。隨著社會現實生活的變化,人們必須在新的社會歷史環境中,重新發現文學的價值、力量和美學意義。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純文學創作開始逐漸“離場”,但“純文學觀”確立的文學自主性原則和審美性原則仍然影響著文學的發展,文學創作呈現出多樣化的發展趨勢,有的作家仍然堅持純文學的寫作,有的作家在過往的歷史歲月中,思考著人生命運的沉浮和時代風云對人的影響。王安憶的《長恨歌》就以一個女人的命運寫出了時代變化中上海這個城市的歷史,陳忠實的《白鹿原》通過家族史寫出了一個民族的歷史,張煒的《九月寓言》以詩性的語言構建了一個民間的詩意化世界。有的作家則走出個人的內心世界,走向廣闊的社會生活,如被稱作“現實主義沖擊波”的劉醒龍、談歌、關仁山等,表現社會轉型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問題。劉醒龍的《分享艱難》寫的是鄉鎮干部在社會轉型過程中遭遇的困境,關注的是社會變革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以及社會發展變化給人的生活帶來的壓力和矛盾。這類作品與純文學觀念差別很大,但它們提出了一個重要問題,在現實生活發生變化之后,作為審美意識形態的文學,還有沒有能力重構文學與現實的審美關系。1990年代這種多樣化的文學實踐,擴大了文學創作的空間,也逐漸與“純文學”的文本世界拉開距離。

雖然1990年代產生了許多優秀的文學作品,但是反映現實生活的優秀作品并不多(路遙《平凡的世界》在1990年代獲獎,但出版于1980年代),在新世紀第一個十年,出現了賈平凹的《秦腔》、閻連科的《受活》等重要作品。但從整體看,1990年代到新世紀前十年,那些歷史題材的作品比現實生活題材的作品往往有著更高的藝術成就。文學當然可以寫歷史,文學史上很多經典作品都以“歷史生活”為書寫內容。但是,文學作為一種與當代社會生活密切相關的實踐力量,僅僅停留在歷史領域是不夠的。文學還需要具備一種當代維度,也就是有能力表現正在發生的現實和人在生活中的命運變化,并且有能力以藝術的方式創造出具有審美價值的文學作品。為什么會出現反映當代生活的優秀作品不多的現象呢?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很多,有社會生活、文化語境發生變化對作家創作的影響,也有文學市場運行機制給作家帶來的影響。從文學創作主體而言,我認為有兩個問題值得重視:一、許多作家對社會轉型帶來的生活現實未能有深入的體驗,作家個人生活經驗與現實生活之間存在著疏離感;二、1980年代純文學創作的成功,使部分作家誤認為文學能以“自足”的形式而存在,看不到純文學觀念與當時社會、政治之間的內在聯系,陷于個人的生活幻覺中自娛自樂,這在部分青年作家的創作中體現得尤為明顯。文學如何在變動的社會生活中,建構文學與現實生活的開放性審美關系?這一問題從1990年代開始出現,到今天仍然是值得我們思考的重要問題。

三、建構“大文學觀”的意義

在近五十年的文學史發展過程中,“純文學觀”的重要理論貢獻和實踐意義,就在于文學的自主性原則的確立、重新發現人的生命感官、情感欲望以及形式技巧在文學創作中的價值。理解文學的價值首先應從這種“文學性”出發,而不是從非文學性的立場理解文學,這是今天建構“大文學觀”的基礎。實際上,“純文學觀”在文學史的發展過程中,一直有“向外擴展”的沖動,1980年代提出的“純文學觀”,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文學以自身形式對現實生活的一次有力介入,回應的是“工具論”的文學觀,文學在“向內轉”的過程中,仍然包含著對現實世界的思考和精神聯系。但是,當“純文學觀”逐漸演變為自我表達的代名詞時,疏離現實的傾向日益明顯。因此,我們需要重構文學與現實的關系,特別是新時代以來,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如何建構文學與現實之間開放性的審美關系就成為一個重要的問題。十幾年來,新時代的文學已經開始出現了不同于以往歷史時期的新的文學特征,要求文學應是時代性、現實性、歷史感、審美性的統一。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大文學觀”的提出具有了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文學意義。

“大文學觀”的提出,不僅符合文學的內部要求,也是新時代文學實踐的必然發展。習近平總書記在《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明確指出,“運用歷史的、人民的、藝術的、美學的觀點評判和鑒賞作品”4。這就要求文學創作以藝術的方式認識和把握世界,表現豐富的人民群眾的生活和歷史的、時代的內容,追求人民性、歷史性、時代性和審美性的統一,這是建構“大文學觀”的指導思想。那么,我們應該怎樣理解“大文學觀”的內涵呢?從建構文學與現實的審美關系的角度而言,我認為至少包含如下四個層面的內容。

第一,“大文學觀”應重視文本世界內容的拓展,從人民性的立場出發,與現實生活建立開放性的審美關系。1980年代“純文學觀”建構過程中,曾經有過關于文學內部問題和外部問題的討論。實際上,文學的文本世界是一個整體,在文本世界中,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語言、敘述、結構等因素,構成一個無法分割的整體,無所謂內部與外部的區分,因為在文學作品的創作過程中,外部與內部、內容與形式統一于作家的心靈世界,兩者相互包含、相互聯系。正是在這種聯系中,文學與生活世界建立起開放性的審美關系,使作家在擁抱社會生活和表達自身思想情感的過程中,把豐富的時代內容和復雜的現實生活納入文學創作之中,在文本世界中實現審美性、人民性、現實性和歷史感的統一。

第二,從文學的意義層面來說,“大文學觀”不僅重視文學的審美意義,而且應特別重視文學的社會意義和人類性價值。從審美意義而言,主要是說作家在藝術化呈現現實生活世界過程中,為文學提供了什么樣的審美內容和形式。這種審美性是作家自身創造性寫作的結晶,對于作者和閱讀者都是有意義的。文學的社會性意義主要是指文學在社會發展過程中所產生的作用,如文學的認識意義、教化意義、批判意義、情感陶冶意義等等,更重要的是文學作為社會發展的實踐性力量,應該對“人的存在和發展”具有深切的理解和認識,“文學是人學”的命題,在今天仍然具有巨大的意義。文學對于人類的意義在于文學還應當關注人類存在的一些根本性問題,比如人與自然、愛與恨、生與死等,也包括人超越世俗生活的理想情懷和精神渴望。文學在這三個層面上呈現出的意義,只是相對而言,在真正優秀的作品中,這三者是聯系在一起的。今天,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世界的關系都在產生新的內容,也在發生新的變化,因此,“大文學觀”應在更加開闊的視野中理解文學的意義,賦予文學深厚、博大的現實性、歷史性內容。

第三,“大文學”觀應以開放的態度理解文體形式的變化。我們理解的文體形式通常是指小說、詩歌、散文、戲劇。這種理解影響了我們長達百年。當下的文體形式正在發生一些變化,實際上,從1990年代開始,文學寫作中已經出現了一些新的文體形式,比如非虛構寫作,也出現了跨文體寫作現象。特別是互聯網出現之后,網絡文學、微短劇等新的文學類型不斷出現,過去那種小說、詩歌、戲劇、散文的四分法,已經很難對今天文體形式的變化進行充分解釋和分析。還有我們也要注意到從紙質媒介到電子媒介的變化帶來的文體變化,譬如以紙質媒介為載體的小說創作,其長度會有一定的限制,但在網絡平臺上的小說卻可以達到幾百萬字。這種變化也帶來了一些值得思考的新問題。因此,我們應以開放的文學意識來理解文體,只有在這種開放視野中,才能發現文學中出現的新因素,從而推動新時代文學更好發展。

第四,“大文學觀”應在世界文化背景下,理解民族文化主體性的特征與內涵,接續中華民族幾千年以來的文化傳統,建立文學與文化之間的深厚聯系。文學與文化是無法分開的,一個民族的文學往往體現著一個民族的文化,在中國文學發展的不同歷史時期,文學表達的內容和形式可能發生變化,但始終與民族的文化傳統相關。1980年代以來的文學創作,同樣體現著這一鮮明的文化特征,山東作家王潤滋的《魯班的子孫》等作品,就以傳統文化倫理道德,審視社會變革帶來的許多問題。尋根文學的代表性作家韓少功、阿城等人,發掘儒道文化、民間文化與當代人之間的生命聯系,重新發現民間文化在當代文化建構中的意義。張煒的《九月寓言》在民間的大地上呼喚著民間文化中的自由精神,陳忠實的《白鹿原》以本土歷史邏輯重構民族文化記憶,賈平凹的《秦腔》深深眷戀著傳統文化精神的尊嚴與美麗,等等。文學發展到今天,新時代的文學理應承擔起鞏固文化主體性的責任,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融入文學創作過程中,創作出具有中國作風、中國氣派、中國精神的優秀作品。

“大文學觀”是理論的倡導,更為重要的是新時代的文學實踐。實際上,以“大文學觀”的視野來審視新時代以來的文學創作,已經出現了一些重要的作品,如陳彥的《星空與半棵樹》就蘊含著深厚的中國文化精神,對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鄉土中國有著深刻的思考。孫甘露的《千里江山圖》、喬葉的《寶水》、楊志軍的《雪山大地》等作品都在自覺地追求文學的歷史性、人民性、審美性的統一。我們期待著新時代的作家有能力把豐富的、變化的現實,藝術化為具有強大審美力量的文本,以真善美的情懷擁抱生活在大地上的人們,創造出無愧于時代的優秀作品。

注釋:

1 [德]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頁。

2 童慶炳主編《文學理論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75頁。

3 鄧小平:《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祝辭》,《人民日報》1979年10月31日。

4 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求是》2024年第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