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文學觀”與青年批評的“文學性”問題
近年來,“大文學觀”的倡導與實踐,打破了純文學與大眾文藝、文學內部與外部等的批評壁壘,開闊了青年批評家的研究視野與胸襟,將目光投向此前未被充分關注的領域,短劇、游戲研究皆可納入文學批評的視野,有效地聯結了文學與時代、現實之間的關系。概言之,邊界在松動,對象在膨脹,方法在更新。然而,當批評的“大文學觀”版圖無限拓展時,一個隱憂也悄然浮現:在眾聲喧嘩之中,青年批評該如何在“大文學觀”的引導下堅守、深化“文學性”這一底色?
一
作為“大文學觀”的接受者和觀察者的一員,談大文學觀對青年批評家的影響,我認為首先是對于文學本身的一種解放。它打破了原有的那套“純文學”等級秩序。以前作文學批評,總覺得只有小說、詩歌、戲劇等傳統文體才值得認真對待,短劇、網文、游戲這些新的文本樣式,即使心里覺得有趣,也無法統攬到文學研究中去。“大文學觀”拆掉了這堵墻。它告訴我,短劇的敘事節奏、游戲的世界觀建構、網絡文學的生成機制,同樣是值得被認真對待的文學現場。對于一個在數字環境中長大的青年批評者來說,這種解放感是真實的。我們終于可以理直氣壯地談論那些陪伴自己成長的文化經驗,不必再為趣味的“不夠純”而感到愧疚。
“大文學觀”帶來的不只是邊界的打開,同時也給青年批評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研究對象變多了,視野、方法就得跟上。短視頻的算法邏輯、綜藝的后期剪輯、游戲的交互設計,每一項都需要新的知識介入。青年批評家面對這種“什么都要懂”的壓力時,熟知媒介理論、文化研究等更為綜合的研究理論固然重要,但堅守研究的“文學性”更能體現文學研究的本心所在。
事實上,大文學觀之“大”,并不是意味著批評的無邊無際,也絕不等于沒有審美的原則,更不等于取消文學自身的獨立價值。再廣博的社會關懷,也必須以文學自己的方式來完成。青年批評家固然要走向廣闊的田野,去理解短劇的節奏、網文的機制與游戲的敘事等等帶有時代特征的“新文本”,更要堅守對修辭、意象與美學質感的追問。批評家首先應該是一個敏銳的讀者,能夠讀出文字背后的冷暖與生死。這也是“大文學觀”立足文學本身,又能夠兼有活力的表現。
二
“大文學觀”打開了批評的邊界,但批評的目光終究要落回文學本身。青年批評家要辨認的,正是這種穿透屏幕和特效之后的“文學性”。這種辨認并非給對象貼上“文學性”的標簽,而是去描述那種可遷移的審美能量,如何在新的媒介環境中生成、變形、傳遞。“大文學觀”像一架望遠鏡,帶我們看到了更遠的風景;但風景越是遼闊,目光反而越要沉得下去。
近年來引發廣泛共鳴的文藝樣本不少,其中有三個可以稱之為現象級的存在:電影《給阿嬤的情書》、游戲《黑神話:悟空》、小說《三體》。它們形態各異,媒介不同,受眾也有差異。但把它們放在一起看,我們可以發現,他們都體現了“大文學觀”的文學性內核。
《給阿嬤的情書》的導演藍鴻春坦言,學生時代因侯孝賢的《戀戀風塵》而觸動,從此決心用潮汕鄉土講述類似的情感故事。影片中,稻田、老樹、小橋構建起沈從文式詩意的故鄉,古典詩詞意境從信箋流入銀幕,長鏡頭的視覺語言將抒情傳統內化為潮汕本土表達。這種對土地與人情的深情凝視,證明了源于沈從文、成于侯孝賢的美學道路在今天依然富有生命力。
《黑神話:悟空》雖然是電子游戲,內核卻是一座巨大的文學礦藏。世界觀架構、人物設置與悲劇內核,無不脫胎于《西游記》這個偉大的文學母體。游戲所做的,是將這份千年文脈從紙頁上剝下來,重新編碼為可走可跑可戰斗的交互體驗,讓玩家用身體去“經歷”這份文學遺產,而非僅僅用眼睛去“閱讀”。古典文學像一面被打碎的鏡子,碎片散落在游戲的每個角落,折射出的仍是同一輪文學之月。
《三體》看似離傳統文學的人文關切最遠,但其文學性從未缺席。那恢宏的時空跨度、面壁者與破壁人的智力博弈、黑暗森林法則下文明存亡的冷酷推演,骨子里回蕩著文學最古老的命題:人在絕境中的選擇、有限生命對無限宇宙的叩問、道德在極端情境下的崩塌與重建。
把這三個樣本放在一起,它們的共同點便清晰起來:其一,它們都以某種文學母體或文學性體驗為根基。《給阿嬤的情書》根植于沈從文式的抒情傳統,《黑神話:悟空》脫胎于古典小說巨著,《三體》延續的則是文學對存在與毀滅的終極追問。其二,它們都完成了文學性在跨媒介語境中的遷移與轉化。留白從紙面走入長鏡頭,敘事節奏從章節走向交互關卡,存在之問從小說語言轉化為游戲機制與科幻設定。從中可以看出,這些文藝新樣式依然以文學性為底色,只不過是換了形態,在不同器皿中保持濕潤與流動。
三
談論大文學觀與文學性,青年批評自身的文體問題不可回避。事實上,批評本身也是一種“述學文體”(陳平原語)。它同樣面臨如何表達的問題:以何種文體、何種語言、何種姿態進入文學現場,關乎的不僅是技術,更是批評的品格與邊界。當批評只剩下概念的搬運與理論的推演,而失去了文字本身的質感與溫度,批評也就成了沒有文學性的文學批評。更令人憂慮的是,當批評文章本身變得可被算法輕易模仿時,批評家的主體性究竟在哪里?AI寫的文學批評,語法確實通順,某些句式甚至能看出學術論文的影子,但讀下來只覺得空乏無味。它沒有寫作者在文字間留下的體溫,沒有那些猶豫、懷疑、突然被打動的瞬間。
如果批評文章只剩AI式的術語堆砌和模式化論證,那么它與機器生成物之間的界限就會變得模糊。這或許是比對象泛化更內在的危機。
一個研究文學的人,本身也該是個寫文章的人。批評的尊嚴,在于它能夠以獨立的文字與作品并肩站立。具體到日常工作中,這種要求意味著一些樸素的習慣:讀一部作品時,先放下理論預設,讓自己成為一個普通讀者,感受那些瞬間的打動或不適;寫一篇文章時,盡量少用套話,把每一個句子都當作需要打磨的石子;面對一個新對象時,不急于命名,而是先描述它如何作用于感官與記憶。這些做法雖不驚人,卻是抵抗浮躁的良方。
概言之,青年批評家面對數字時代的新媒介與新文藝,當然要勇敢地“求新聲”,去觸摸最前沿的脈搏。“大文學觀”打開了邊界,使批評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廣闊視野,這無疑是時代的饋贈。但無論求新之聲多么高亢,無論邊界拓展到何處,青年批評都不能丟棄文學性這一生命的根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