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另类又黄又爽的A片,秋霞影院午夜伦A片欧美,国产精品永久免费视频观看,一区二区成人午夜电影,巨乳的女同学高清观看,久久寂寞少妇成人内射,日韩性爱第一页,啊用力快点好深小柔

用戶登錄投稿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長征初記 ——最早紅軍長征回憶錄問世始末
來源:北京日報 | 張小英  2026年09月16日08:31

今年是紅軍長征勝利90周年。 90年間,長征的故事是怎樣流傳于世的?很長一段時間,人們一直認為始于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撰寫的《紅星照耀中國》。

事實上,1936年斯諾在陜北采訪期間,毛澤東便親自發起了我黨我軍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征文活動,號召紅軍將士撰寫回憶長征的文章,不久后形成了《紅軍長征記》(又名《二萬五千里》)。文章作者都是長征的親歷者,這本書是最早、最直接、最真實的紅軍長征回憶錄,是迄今為止所有關于長征回憶的最初形態。

然而,《紅軍長征記》編輯完成后,塵封數年才在延安內部發行,且印數寥寥,在國內一度難覓其蹤。直到2002年,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重新發現了這本書,關于它的“長征”故事,終于被揭開。

朱德的親筆簽名

2002年,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以下簡稱“哈佛燕京”)善本室,原善本室主任沈津像往常一樣,把書架上的書一本本拿下來“亂翻”。

在一個不起眼的角落,沈津突然看到一個牛皮紙大信封,“比16開大一點,靜靜躺在那里,看起來從來沒有人翻過。”

沈津“好奇心強”,打開大信封一看,里面裝著1935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執行委員會命令》、1936年《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政治部布告》等,“都是革命文獻,紙張是粗糙的土紙,草木纖維還在里面,印刷質量也不是很好?!?/p>

作為版本目錄學家,沈津和書打了幾十年交道,經眼的圖書數以萬計。他稱自己“不只是在線裝書里翻過來滾過去”,對革命文獻也不陌生。

這些革命文獻,主要指紅色出版物,包括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延安革命根據地出版的報紙、雜志、圖書等。

從1960年開始,沈津初中畢業,便進入上海圖書館工作,跟隨著名圖書館事業家、上海圖書館原館長顧廷龍學習古籍整理、編目和鑒定。上海圖書館是中國最大的省市級圖書館,不僅有豐富的善本書、線裝書,還收藏了不少珍貴的革命文獻。

“很多都是在上?!聧u’時期,顧先生參與籌辦合眾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前身),冒著極大風險收集的?!鄙蚪蛟谏虾D書館工作30年期間,把館藏的一萬四千部善本,“差不多都翻了一遍”。

他深知,“當年延安條件艱苦,很多黨的重要文件都通過刻鋼板油印,或者用手抄復寫紙復印,在高級干部中傳閱執行?!边@些文件印數本身不多,加上行軍打仗過程中很多文件、書刊帶不走都處理了,留下來的彌足珍貴。

在“哈佛燕京”發現革命文獻,讓沈津倍感意外。更讓他驚喜的是,在牛皮紙大信封旁邊,還有一部《紅軍長征記》,上下兩冊,32開大小,封面右下角赫然寫著朱德的名字。

“過去,我學的就是鑒定,包括名人書法的鑒定。朱老總的親筆簽名瀟灑、流暢,一氣呵成?!鄙蚪蛞谎壅J定,是朱德的真跡。

“哈佛燕京”,為什么會有朱德簽名的革命文獻呢?

其實,“哈佛燕京”和中國有很深的淵源。1928年,在美國鋁業公司創始人霍爾的基金資助下,哈佛大學與燕京大學聯合創立了哈佛燕京學社,致力于研究中國及東亞文明。學社總部設在哈佛,同時建立了一個圖書館,專門收藏中文、日文、韓文等東亞典籍。

當時,哈佛燕京學社在北平設立了辦事處,由燕京大學的學者,在琉璃廠、隆福寺等地書肆,“代購”善本古籍、地方志等?!拔业睦蠋燁櫷埾壬缒暝谘啻髨D書館工作時,就幫‘哈佛燕京’買過書?!鄙蚪蛘f。

這些革命文獻,會不會和燕京大學有關系?

沈津又仔細翻閱了牛皮紙袋里的資料,在一張類似目錄的清單上,找到了答案。清單上用英文寫著:“這是通過費正清教授轉來的埃德加·斯諾贈送的資料”,中文注明:“施樂先生送來中共延安時代史料”。

“施樂”是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中文名。1936年,斯諾突破重重封鎖,深入陜甘寧地區,采訪了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重要領袖,撰寫了著名的《紅星照耀中國》(又譯《西行漫記》),成為最早向世界報道中國共產黨及紅軍真實情況的西方記者。

斯諾在陜北采訪時,收集了大量一手資料,作為其寫作素材。他離開中國時,把這些資料都帶回了美國。1957年,他擔任美國哈佛大學中國政治經濟研究會特別顧問期間,將其中六七十份資料送給了美國漢學家、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

費正清是“頭號中國通”,自然知道這批資料的重要價值,于是將它們轉贈給了“哈佛燕京”。他給該館館長裘開明寫信建議:“對它們進行一些特殊處理,也許可以將它們裝進箱子里以防止損壞。”

裘開明把斯諾的這批資料,列入善本,存放在善本室的大保險箱里,后來又攝制成膠卷保存。

或許是藏得太隱蔽,沈津自1992年執掌哈佛燕京圖書館善本室以來,一直在和幾位同事整理除地方志之外的中文古籍,撰寫了數百萬字善本書志。但他不曾聽說過,善本室里還有斯諾捐贈的革命文獻。

機緣巧合,才有了文章開頭那一幕。

翻開《紅軍長征記》,沈津看到里面不少文章作者,都是黨的重要干部,進一步查資料發現,這本書是最早、最直接、最真實的紅軍長征回憶錄。

“這或許是在中國革命文藝運動史上,在物質條件極為困難的條件下,由眾多軍隊作者圍繞一個專題,從不同角度創作出的唯一著作?!鄙蚪蛞庾R到,這本書“意義重大”,于是寫了一篇介紹文章,發給了國內的《收藏》雜志。

“文章很快就發表了,當時在國內引起很大反響。”原來,這本《紅軍長征記》,國內學者已經苦苦找了幾十年。

毛澤東發起征文

其實,《紅軍長征記》的緣起,和斯諾有千絲萬縷的關系。

1935年秋,紅一方面軍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總算在陜北站穩了腳跟。但那時候,除了中國共產黨人之外,人們對這支衣衫襤褸、面黃肌瘦的軍隊,滿是猜忌和誤解。

國民黨的新聞封鎖密不透風,“赤匪”“流寇”的污名鋪天蓋地。關于長征,外界更是一無所知,“毛澤東、朱德被打死”之類的假新聞,在各大報刊上發布過多次。謠言滿天飛。

上海英文報紙《字林西報》甚至寫文章諷刺:“紅軍經過了半個中國的長征,是一部偉大史詩,然而只有這部書被寫出后,它才有價值?!痹捓镌捦?,笑話紅軍“大老粗”,連自己的歷史都寫不成。

把紅軍的歷史寫出來,勢在必行。

1936年初,紅一方面軍開始征集戰史資料,計劃把能找到的文件、日記歸攏歸攏,找幾個“筆桿子”集中寫一本書。但由于東征戰事趨緊,指定的人都抽不開身,拖了幾個月沒動靜。

就在這時,斯諾在中共地下組織和宋慶齡的聯絡下,進入陜北蘇區采訪。中共中央意識到,這是打破國民黨新聞封鎖、國際宣傳“極好的機會”,于是改變計劃——發動所有走過長征的人,集體寫回憶文章。

1936年7月21日,紅軍總政治部發了一份《征文啟事》?!八怪Z的牛皮紙信封里,就有這份啟事原件,國內外估計僅此一紙,別的地方找不到,很多人甚至沒有聽說過。”記者采訪時,沈津首次向媒體公開了原件照片。

只見一張紅油紙上,有十幾行豎排繁體字,手寫的字體,方正硬朗。啟事言簡意賅:為搜集紅軍戰史材料起見,舉行征文。征文范圍,“限于遠征、南征、東征三個時期?!?/p>

“這說明‘長征’的概念,當時還沒有被中共中央和紅軍部隊統一、廣泛使用?!鄙蚪蛘f。

長征是由毛澤東命名的。

1935年12月,毛澤東在陜北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提出了對長征偉大意義的著名論斷——“長征是歷史紀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但長征的概念,其實是逐漸被人們接受的。

這次征文,除了征集日記、戰聞記載、行軍描寫、民情風俗的記述等,還包括照片和紀念物??傉尾刻匾鈴娬{,“凡是采用的稿子,一律由本部給以酬金?!?/p>

酬金按等級分三種:甲種每千字半元,乙種每千字三角,丙種每千字二角。特別好的稿子,給以更高的酬金。照片和紀念物也“酌給酬金”。

這些酬金什么概念?

當時,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用的是蘇維埃紙幣,即蘇幣。據時任國家銀行西北分行副行長曹菊如回憶,“1936年7月西北分行剛到保安時,一元蘇幣可以買一只羊?!笨梢?,征文活動的稿酬不算低。

毛澤東對我黨我軍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征文活動,非常重視。半個月后的8月5日,他和總政治部主任楊尚昆聯名,給參加過長征的同志發了一份正式的征稿信:

“現因進行國際宣傳,及在國內國外進行大規模的募捐運動,需要出版《長征記》,所以特發起集體創作。各人就自己所經歷的戰斗、行軍、地方及部隊工作,擇其精彩有趣的寫上若干片段。文字只求清通達意,不求鉆研深奧,寫上一段即是為紅軍作了募捐宣傳,為紅軍擴大了國際影響。”

毛澤東同時給各部隊首長發電報說:“望各首長動員與組織師團干部,就自己在長征中所經歷的戰斗、民情風俗、奇聞軼事,寫成許多片段,于9月5日以前匯交總政治部。事關重要,切莫忽視。”

紅軍總政治部很快成立了編委會,由總政治部宣傳部部長徐夢秋負責牽頭。

徐夢秋是安徽人,1923年在上海入黨,1927年受派到蘇聯學習。從蘇聯回國后,他在蘇區擔任軍委秘書長,是有名的“筆桿子”,人稱“紅色歷史學家”。長征途中,他翻雪山時凍壞雙腿,到延安后由馬海德主刀給他做了截肢。毛澤東、周恩來對此十分痛惜,對他格外關照。

作家丁玲、“長征路上唯一的大學教授”成仿吾等先后參與了編輯工作。最初,幾位編輯都有同樣的擔心:天天在槍林彈雨里滾爬的將士,拿槍比拿筆順手多了,能寫出像樣的文章嗎?

反響卻遠超大家的預期。

從8月中旬開始,稿件從四面八方涌向保安。幾百里、上千里外,甚至遠至沙漠邊緣的三邊地區,都有稿件寄來。

丁玲生動記錄了當時的場景:“一些用蠟光洋紙寫的,紅紅綠綠的稿子,坐在驢子背上,游覽塞北風光,飽嘗灰土,翻過無數大溝,皺了的紙,模糊了字的,都伸開四肢,躺到了編輯者的桌上?!?/p>

這些紅紅綠綠的稿子,來自董必武、李富春、徐特立這樣的老同志,也來自彭雪楓、楊成武、耿飚這樣的指揮員,還有普通士兵、衛生員、炊事員。其中,三分之一是做文化工作的,剩下三分之二都是拿槍的人,還有剛掃盲的戰士。

童小鵬是紅一軍團政治部秘書,當時正在紅軍大學學習。收到征稿信后難掩興奮,他在日記里寫道:“楊(尚昆)主任、陸(定一)部長又來要我們寫長征的記載,據說是寫一本《長征記》。用集體創作的辦法來征集大家——長征英雄們的稿件,編成后由那洋人(斯諾)帶出去印售。并云利用去募捐,購買飛機送我們,這真使我們高興極了。”

童小鵬一口氣寫了7篇稿件。和他同期在紅軍大學學習的張愛萍,寫稿更積極,用“艾平”“斯頓”兩個筆名,前后共寫了18篇稿件。

短短兩個月,編委會總共收到200多篇稿件,總計50余萬字。

“以存其真”

編輯工作在保安的窯洞里,緊鑼密鼓地展開。

200多篇稿件,摞起來有兩尺高?!耙粋€兩個嘻開著嘴的臉湊攏了,顫動的指頭一頁一頁地翻閱著。”丁玲讀后,認為它們“出乎意料、寫得美好”。

當時,距離長征勝利只有數月,大家對途經之事仍歷歷在目,真實、鮮活的細節從字里行間流淌出來——

紅軍撤離江西蘇區時,沒有明確的方向。董必武在《出發前》中說:“我們向陜甘前進,還是到川西后才決定的,假使在出發前就知道要走二萬五千里的程途,要經過十三個月的時間,要通過無人跡無糧食的地區,如此等類,當時不知將作何感想。”

長征多夜行軍。李富春“開始不習慣,頭幾天,不管是有無月亮,或者火把,總覺得是高一腳低一腳地走,很吃力……半夜以后,感覺疲倦,拂曉前后,更是瞌睡沉沉,坐在馬上,固然可以瞌睡,走路也可以瞌睡,以后習慣了,卻沒有什么問題?!?/p>

路上有敵機殘酷的轟炸。四渡赤水途中,紅軍遭遇空襲,童小鵬親眼看到,有的同志“身體破碎了,有些頭顱已經破碎,腦漿流在地上;有的是手足已經炸斷,殘缺不堪;有的是身軀已經潰爛,五臟分裂;甚至有些炸得體無完膚,炸得骨肉碎屑,撒在地上,而肢體竟被掛在樹枝上,鮮血淋漓……”

也有煙火氣十足的日常。強渡大渡河后,紅軍打土豪,殺了幾頭豬,豬肉分給群眾,剩下一些豬肚、豬肝給戰士們吃。朱德主動給大家炒豬肚,大家一邊吃著總司令炒的豬肚子,一邊談笑肚子炒得好。朱德還說:“我很會炒肚子的,以后你們找到肚子,準備點辣椒,我再來幫你們炒吧!”

紅軍途經貴州茅臺鎮時,還發生了錯把茅臺酒當“腳湯”的趣事。一位戰士發現了一家釀酒作坊后,用酒池泡腳,聞到異香四溢,才知道是茅臺酒。可惜數缸美酒,已成“腳湯”。軍事顧問李德素來嗜酒,聽說這件事后,立即和幾名戰士同往酒坊,選其中最為年遠的一缸茅臺酒,痛飲了一場。后來繼續經過茅臺鎮的部隊,都前往該坊痛飲一杯,到最后一部經過時,數缸“腳湯”也涓滴不留了。

一段一段粗糙質樸的語言,不僅記述了長征中突破湘江、強渡烏江、四渡赤水、飛奪瀘定橋等重大事件,也描寫了紅軍“徒步吹牛皮”、喝茅臺酒、在雪山上吃“冰淇淋”等有趣的故事。

編輯們被深深打動,失去了睡眠,日夜整理著、謄清著,“除一些筆誤和特別不妥的句子給以改正外,其余絕不濫加修改,以存其真?!?/p>

經過篩選編輯,百余篇稿件入選。編委會按照歷史順序,將這些稿件匯集成冊,總計30余萬字,厚厚一大本。幾位編輯把初稿本謄抄了幾份,分頭送給走過長征的同志看,讓大家補漏、改錯、提意見。

復旦大學《文摘》雜志,曾選摘了記者任天馬(原名趙榮聲)于1937年在陜北采寫的《集體創作與丁玲》,最早公開披露了當時的編輯細節——

“這稿子外面包著綠紙的封面,里面是用毛筆橫行抄寫的。在每行文字之間和上下空余的白紙上,已讓丁玲細細地寫上無數極小極小的字。據說,在另外的二十三本上,也同樣改得糊涂滿紙了?!?/p>

任天馬問丁玲:“什么時候可以完成呢?”

丁玲回答說:“今年秋天可以完成,現在大家都在加倍努力?!?/p>

又問:“將來怎樣發行呢?”

丁玲答:“能在外面發行更好,有困難呢,我們自己來印。這部東西自然有它歷史的價值。無論如何,它一定會流傳到全世界去的……”

而后來的事實證明,這本書的出版發行,并沒有丁玲預想得那么順利。

“二萬五千里”

1937年2月,《長征記》征文在延安編定完成,共收入董必武、楊成武、舒同、蕭華等40多人的100篇文章、10首紅軍長征歌曲和《紅軍第一軍團長征中經過的地點及里程一覽表》等。

其中,《紅軍第一軍團長征中經過的地點及里程一覽表》詳細列出了紅一軍團直屬隊長征行軍371天中,每天所經過的主要地點及里程。這些里程加起來,總共是18095里(原表誤寫為18088里)。

為什么不是“二萬五千里”呢?

18095里,只是紅一軍團直屬隊單純行軍的里程。事實上,紅軍打的是運動戰,頻繁迂回穿插、重復走路,加上行軍打仗要偵察、籌糧、做群眾工作等,基層部隊所走的里程,遠不止這個數。

據時任直屬隊黨總支書記蕭鋒回憶,1935年10月19日,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支隊到達陜北吳起鎮,長征勝利結束。當天,毛澤東對他講,紅軍長征“根據紅一軍團團部匯總,最多的走了二萬五千里”。

可見,毛澤東所說的“二萬五千里”,是指最多的走了這個里程。

《長征記》征文編輯完成后,書稿名字就叫《二萬五千里》。目錄由毛澤東的老師徐特立最后排定。當時正好趕上徐老60大壽,中國文藝協會給他的祝壽詩中提到:“萬里長征記,目錄已編好。”

據“長征四老”之一謝覺哉日記,毛澤東翻閱書稿后曾提出,全書缺一篇總的記述,“最好我來執筆”。后來由于種種原因,毛澤東的這篇總記未能寫成,成為這次集體創作的一樁憾事。

《二萬五千里》的出版之路,充滿了遺憾。

編書期間,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大幕緩緩拉開。這時,有人提出:書中大量記述了國共打仗的事,措辭都是當年對峙時期的語氣,公開出版,會不會壞了統一戰線的大局?

意見上報中共中央。毛澤東為了抗日統一戰線的大局,避免刺激國民黨,指示《二萬五千里》暫緩出版,等以后有適當時機再說。

編輯們陸續上了前線。丁玲率西北戰地服務團,東渡黃河開赴山西抗日;成仿吾出任陜北公學校長,培養抗日干部;徐夢秋經組織安排,于1938年赴蘇聯治腿。出版一事,就這樣擱置下來。

為避免原稿遺失,編委會組織人手把《二萬五千里》定稿謄抄復寫了幾部。有說抄了5部,也有說抄了20多部,具體數字如今已無從考證。

其中一部留在延安總政治部,供內部借閱。據說,這部書稿非常搶手,有人借去后愛不釋手、長期不還,以致一時下落不明。

徐夢秋曾在《新中華》報登了個啟事找稿子:“《二萬五千里》底稿第一本,不知哪位同志拿去了,現在急待裝訂全部,請即送還為盼,如有同志知道或看到,亦請告知,不勝感謝?!?/p>

還有一部謄清稿,被悄悄送往上海。

1937年3月,時任中共上海辦事處副主任馮雪峰到延安向毛澤東匯報工作。返回上海時,“隨身帶回紅軍長征親歷者所寫的回憶文章手抄稿,考慮在上海編輯出版?!?/p>

這部“紅軍長征親歷者所寫的回憶文章”,就是《二萬五千里》。

淞滬會戰后不久,上海淪為“孤島”,日偽政權查禁一切抗日、紅色書刊,公開出版這部系統記述紅軍長征的著作已完全無可能。加之上海地下黨組織面臨調整,馮雪峰決定撤離上海,如何處置這部書稿,成為迫在眉睫的問題。

危急之中,馮雪峰想到了謝澹如(謝旦如)。

謝澹如是上海黨外進步人士。早年,他與馮雪峰在湖畔詩社結為詩友,后來在上海經營公道書店,表面上賣舊書,實際上是“左聯”的秘密通信聯絡機關。馮雪峰、魯迅等,經常在他的書店聯系工作。

1931年,在上海白色恐怖下,謝澹如和馮雪峰合作,秘密出版了“左聯”機關刊物《前哨》,將國民黨血腥屠殺的真相公布于眾。兩人也因此結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誼。馮雪峰曾托謝澹如,秘密掩護瞿秋白夫婦一年多。

1937年底,馮雪峰離開上海前,把《二萬五千里》謄清稿和一批革命文獻交給謝澹如。

謝澹如帶著這批資料輾轉遷徙。據謝澹如的兒子謝慶中回憶,由于國民黨當局懷疑,謝家曾被抄家兩次,但書稿幸免于難,“父親一直擔心書稿的安全,后來他叫我母親將書稿用小孩子的衣服包緊送到外婆家去,放在外婆自備的壽材里,別人一概不知,直到全國解放?!?/p>

新中國成立后,謝澹如擔任上海魯迅紀念館第一任副館長。1962年,謝澹如逝世后,他的五個兒子遵從父親遺囑,將《二萬五千里》謄清稿等一批珍貴革命文獻,捐給了上海魯迅紀念館。

沖破封鎖

《二萬五千里》雖然沒能正式出版,但長征的故事早已沖破封鎖。

1937年7月,上?!兑萁洝冯s志第33、34期合刊上,刊發了一篇署名“幽谷”的《二萬五千里西引記》(簡稱《西引記》),第一次系統地向國統區的民眾介紹了真實的紅軍長征歷程。

文章堂而皇之地稱“赤匪”為“紅軍”,戳穿了國民黨對紅軍的污蔑。據說,蔣介石當局為此大為光火,曾企圖陷害《逸經》雜志社社長。而兩天后,盧溝橋事變爆發,共產黨和紅軍的正面形象在國統區引起強烈反響。

各大媒體紛紛轉載《西引記》。上海好幾家出版社也在這篇文章的基礎上,跟風推出通俗小冊子:《第八路軍行軍記》《二萬五千里長征記:從江西到陜北》等。紅軍長征的故事,由此在國統區傳開。

后來經學者對比發現,《西引記》與《二萬五千里》的內容基本相同,其中茅臺酒的逸聞、草地斷糧的經歷、行軍里程數據等幾乎都來源于后者。這說明《西引記》的作者,很可能看過《二萬五千里》。

“幽谷”是誰?他的真實身份很長一段時間一直是個謎。

直到20世紀90年代,董健吾的兒子董云飛寫文章披露:“幽谷”是他的父親董健吾。這才真相大白。

董健吾曾受宋慶齡委托,化名“王牧師”,護送斯諾進入陜北蘇區。他用宋慶齡給的半張名片與斯諾身上的半張拼對接頭,通過張學良的秘書、中共地下黨員劉鼎電告中央,最終將斯諾送入蘇區。

在蘇區時,董健吾讀過《長征記》征文部分原稿。而且他與馮雪峰交往密切,馮從延安帶回《二萬五千里》謄清稿后,他在上海借讀,并抄了一部分稿子,加上他在陜北的見聞,改寫成一篇紀實文章,用“西引記”而非“長征記”掩人耳目,躲過了國民黨的新聞審查。

不僅董健吾,斯諾在陜北采訪期間,也看過《長征記》征文部分資料。

他在《紅星照耀中國》中介紹紅軍長征時寫道:“根據一軍團按逐個階段編的一張精確的旅程表,長征的路線共達一萬八千零八十八里,折合英里為六千英里,大約為橫貫美洲大陸距離的兩倍?!?/p>

這個里程數,正是《紅軍第一軍團長征中經過的地點及里程一覽表》里的數字。斯諾在“旅程表”處,特意作了注釋:“《長征記》,一軍團編(1936年8月預旺堡)。”據說,他是在紅一軍團參謀長左權那里看到的那張里程表。

1937年10月,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在英國倫敦出版,幾個星期內就銷售10余萬冊,多次加印,暢銷全球。斯諾讓西方國家認識了中國紅軍,也幫助中國共產黨人打開了同西方世界聯系的渠道。

沒能正式出版的《二萬五千里》,換了種方式,完成了當初“擴大國際影響”的任務。

被刪改的記憶

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二萬五千里》出版事宜被再次提上日程。

1942年,總政治部宣傳部“趁印刷廠工作較空的機會”,翻出了壓在箱底的原稿,排印了一批,書名改為《紅軍長征記》。

這本書不是公開發行物,封面上印著“黨內參考材料”?!冻霭娴脑挕防飶娬{:“這次付印,目的在供作參考及保存史料,故仍依本來面目,一字未改。希接到本書的同志,須妥為保存,不得轉讓他人,不準再行翻印?!?/p>

由于延安的條件有限,《紅軍長征記》印數不多。解放戰爭時期,多數本子在部隊轉戰中遺失、損毀,留存至今者寥寥無幾。

其中一冊,由朱德親筆簽名贈給斯諾。斯諾漂洋過海帶回美國后,又由費正清輾轉送給哈佛燕京圖書館,時隔近半個世紀,才無意中被沈津發現。

新中國成立后,長征從革命史,變成了全民族的記憶。一些走過長征老紅軍的呼吁,重新整理出版《紅軍長征記》。

1954年2月,中宣部黨史資料室著手整理書稿,改名叫《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記》,在內部發行的《黨史資料》上分三期刊登。

這次整理,100篇文章變成了95篇,刪掉了5篇。

被刪篇目中,最知名的是何滌宙的《遵義日記》。作者如實寫了在遵義的十天“小資”生活,他們經常逛街找東西吃,對一家飯店的辣子雞丁很滿意,后面幾天再去吃,因為來人太多,辣子雞丁質量越來越差,先是白菜鋪底,后來豬肉也上來充當雞肉了,寫得生動有趣。文中還寫了舉辦籃球比賽、開舞會的場面,蕭隊長(蕭勁光)身材高挑,依然將從莫斯科學來的高加索舞跳得輕巧……

為什么被刪?軍史專家、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原教授徐焰研究認為,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遵義日記》里寫的日子太“安逸”,和大眾認知里的長征相去甚遠;二是何滌宙后來脫離了革命隊伍,又加入了國民黨軍隊。

同期被刪的,還有李月波《我失聯絡》、莫休《一天》等篇目。莫休,是徐夢秋的筆名。這時候的他,已經從“紅色歷史學家”,變成了叛徒。

徐夢秋的人生走向,令人唏噓。

1938年,他赴蘇聯治病,但因為蘇德戰爭爆發等原因,沒出國門,滯留新疆。1942年,盛世才反共,徐夢秋被捕。毛澤東指示“要重點營救徐夢秋”,但徐已投降盛世才,任軍統少將特研組組長,成為長征干部中極少有的叛徒。新中國成立后,徐夢秋在南京被捕,被判了無期徒刑,后來病死獄中。

徐夢秋淪為叛徒,他的文章一度從正式版本中消失,最初的主編身份,也漸漸被隱去。

1955年,人民出版社從《紅軍長征記》中挑選了51篇文章,僅占全書內容的一半,增補廉臣(陳云)的《隨軍西行見聞錄》和楊定華(鄧發)的《雪山草地行軍記》《從甘肅到陜西》等,出版了《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記》。

初版時,這本書只在機關、團體、學校、部隊內部發行,仍不公開出售。由于太受歡迎,三年時間連續印了4次,發行了73萬冊。在第四次印刷時,該書由“內部發行”改為公開發行。

紅軍長征的歷史,由此開始走進中小學生的課本課堂,走進千家萬戶,成為家喻戶曉的人間傳奇。

然而,這些關于長征的歷史,其實是不完整的。

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教授劉統曾對照上海魯迅紀念館藏1937年謄清稿與1942年延安印本發現,后者一些文章做了較大幅度修改,刪去了不少情緒化表述,以及一些被認為“有損紅軍形象”的細節。

比如,彭加侖《勝利后的一幕》中,提到因為被封鎖太久,大家對外界許多東西都不認識,以致鬧了笑話。一個新戰士把帶包裝的墨汁錯認為牛奶,他不顧老板勸阻一定要喝,意識到喝錯后,弄得自己也很難為情。那個戰士向老板賠了不是,羞慚地回去了,一幕喜劇也就此閉幕。

在劉統看來,“這些刪去的文章和被修改的文字,恰恰是非常寶貴的。因為它生動地反映了紅軍長征中的喜怒哀樂,是非常真實和精彩的?!?/p>

另外,像徐夢秋這樣的特殊人物,盡管從長征英雄淪為叛徒,“但在編輯《紅軍長征記》的工作上,他是有功績的。他不但完成了編輯任務,并親力親為,寫了幾篇重頭文章,為我們呈現了一部英雄的史詩?!?/p>

《紅軍長征記》同樣有缺憾。劉統認為,“這些記錄都是個人回憶錄,基本上沒有提到黨內的路線斗爭。其次,這本書僅限于紅一方面軍,就是隨毛澤東最先到達陜北的那批人。紅二、四方面軍的回憶錄基本是新中國成立后寫的,缺乏了1936年版的天真、寫實、生動,缺乏了那些樸實的東西?!?/p>

恢復歷史原貌

歷史仿佛經歷了一個輪回。那些被刪改的文字,多年后又恢復了原貌。

2000年前后,原解放軍文藝出版社資深編輯侯健飛在編輯出版“外國人筆下的紅色中國”叢書時,從王福時先生口中聽說了《紅軍長征記》。

王福時是斯諾在中國的摯友。20世紀30年代,他從清華大學畢業后,與斯諾夫婦結識,常和一些同學到斯諾家中議論時政。1936年斯諾從延安采訪回來后,將整理好的部分書稿交給他,他主持約請郭達、李放等翻譯出版了《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以下簡稱《印象記》),被認為是《紅星照耀中國》的“雛形本”。

斯諾拍的那幅著名的毛澤東戴八角帽的照片,就是在《印象記》里首次披露的。1937年4月,王福時作為翻譯,陪同斯諾夫人海倫·斯諾訪問延安,受到了毛澤東接見。王福時還把帶去的一柳條包《印象記》,當面送給了毛澤東。

“王先生對斯諾夫婦非常了解,后來在美國生活了一些年。他告訴我,哈佛燕京圖書館有斯諾捐贈的《紅軍長征記》?!焙罱★w是一名穿軍裝的文學編輯,對軍事史料很敏感,“那時候就想,有機會要重新出版這本書。”

2002年,哈佛燕京圖書館發現《紅軍長征記》的消息傳開后,侯健飛很快托原中國出版對外貿易總公司副總經理魏龍泉幫忙,輾轉從美國復印到了全書。

“魏先生當年參加過新四軍,后來轉業做圖書出口,人很熱心,免費給我復印。”侯健飛拿到復印件卻有些抓狂:“好多字都是錯寫字,還有通假字,有的字模糊不清,要拿放大鏡仔細辨別才行。”

更棘手的是,很多作者是用化名寫文章,比如張愛萍用的是“艾平”“斯頓”,徐夢秋用的是“莫休”等。作為編者要一一考證作者的真實身份。

當時,侯健飛還很年輕,“只有30多歲,不是軍事專家,也沒有經歷過戰爭?!睘榱丝甲C史實,他親自拜訪了國防大學的軍事專家、紅軍長征的研究者等。令他驚訝的是,有的軍事專家甚至不知道這本書。

“那時候信息也不發達,我只能到國家圖書館,把新中國成立以來出版的、這本書的不同版本都找到,然后一一對照?!焙罱★w費了很大精力做考證、修訂和注釋,盡可能還原這本書的原始面貌。

即便如此,最后還是有三四位作者查不到準確資料。2006年,紀念長征勝利70周年,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紅軍長征記》的時候,在封面上,特別標注了作者為董必武、陸定一、舒同等。

同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也與上海魯迅紀念館合作,影印出版了1937年的《二萬五千里》謄清稿。

這部謄清稿是國家一級文物,紙是馬蘭紙,質地本身很差,時間久了發脆、發黃,平時裝在木盒子里,根本不敢動,只在1996年展出過一次。

原上海魯迅紀念館館長王錫榮回憶,影印時工作人員十分小心,裝訂線根本沒敢拆開,唯恐掃描后裝訂不起來,因此有極個別地方,是在裝訂線里面,沒辦法影印出來,“我們寧愿字看不全,也不打算拆開,最重要的是文物本身不能破壞?!?/p>

此外,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影印出版了哈佛燕京圖書館收藏的《紅軍長征記》;中央文獻出版社推出《親歷長征:來自紅軍長征者的原始記錄》。這兩本書與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的《紅軍長征記》,內容基本一致,“保持了真實、完整的原始風貌。”

被遮蔽了半個多世紀的文字,終于重見天日。

從1936年陜北窯洞里發出的征稿電報,到2006年多個原始風貌版本出版,《紅軍長征記》用了整整七十年。這本書的旅程,也是一段長征。它留下長征勝利后親歷者最生動的記憶,記錄了那段偉大史詩的律動和溫度。

美國理海大學現代語言與文學系助理教授王婉迪對本文采寫亦有幫助,特此感謝。

參考資料:丁玲主編,董必武、陸定一、舒同等著《紅軍長征記》;埃德加·斯諾著《紅星照耀中國》;丁曉平著《世界是這樣知道長征的》;王婉迪著《沈津樂道:八十憶往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