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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談 | 張遠倫 劉清泉 楊不寒:何為古典?怎樣現代?
來源:《星星·詩歌理論》 | 張遠倫 劉清泉 楊不寒  2026年09月14日08:02

楊不寒:遠倫老師、清泉老師好!很高興能與兩位一起探討漢語新詩中的古典性與現代性等問題。我們都知道,自由詩曾經是漢語新詩的另一個名字。自由意味著漢語新詩可以合法地擁有種種面向和內在追求。在它的諸種可能性當中,現代性歷來被視作某種共有的追求。我記得1990年代末臧棣在《文藝爭鳴》雜志上發表過一篇《現代性與新詩的評價》,其中便奉現代性為漢語新詩的評價尺度。不過,如果以一種更寬泛的眼光來看,現代性其實也是一個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裝的大籮筐。甚至某種古典的、傳統的和地方的寫作,也可能被描述甚至被理解為現代性的一個方面,據此也足見語言概念的生長性、虛幻性和被建構性。我觀察到,青睞古典傳統的寫作在1980年代前中期的“現代史詩”和“文化尋根詩”那兒便已現端倪,而新世紀以來,與“國潮”熱一道,所謂的古典性在漢語新詩中似乎得到了更為普遍的挖掘、利用、重構與再發明。然而,作為現代人,我們自然應該以一種現代性視野去看待這種風潮,至少把它理解為審美現代化進程的一種獨特力量。我想,在展開這些討論之前,我們必須回到一個基本起點,這也是我想要向兩位老師討教的一個問題:在漢語新詩領域,古典性對于現代性來說,究竟意味著什么?

劉清泉:古典性與現代性在詩歌領域討論,應該設定語言、范式、風貌、價值等維度,否則容易流于泛泛而談。在我看來,古典與現代,主要是傳承與創新的關系問題,而古典性與現代性,則主要是大眾性與小眾性的關系問題。漢語新詩披的是反叛“外衣”,實質是現代社會變革的內在要求,是中國從農耕文明走向工業文明的重要元素之一,也可以說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一面獵獵飄揚的旗幟。胡適、劉半農、沈尹默等人所倡導的,與其說是詩體革命,不如說是特定時代語境下新文人傳遞啟蒙思想、確立表達立場、喚醒民眾的陽謀。彼時情形,與當下熱議的“新大眾詩歌”何其相似:《詩刊》社召開“新大眾詩會”,提倡“人人可詩,詩為人人”;《星星》詩刊開設“新大眾文藝討論”專欄,亮出了核心主張——“詩歌本是大眾的事業”。據此,是否可以認為:今日之“大眾詩歌觀”植根于中國古典詩歌傳統,并且與“五四”之后的現代倫理意識形態形成了深度結合?這個判斷或許還需進一步論證,但有一點是能夠確認的:以《詩經》為代表的中國古典詩歌,本就來自民間黍野,這些歷史中沉淀下來的典范,其承載和不斷被重釋的古典性——關于和諧、理性、節制與永恒價值的文化理想,對以追崇個性、獨立、質疑、反叛、不確定、非完整等現代性特征顯豁的現代詩而言,無疑形成了巨大的沖擊和反撥。值得關注的另外一點是,現代性中反倫理、反秩序、反崇高等問題積重難返,是不是也與現代詩的推波助瀾有關,或者說二者互為因果?

張遠倫:劉老師對古典和現代的辯證看法很有啟發性,在本土的歷史線索之外,我還注意到了另一條海外線索。2018年,紅巖文學獎“外國詩歌獎”被美國著名詩人查爾斯·西密克斬獲。獎項揭曉當日,查爾斯·西密克便從大洋彼岸發來獲獎感言,對中國古典詩歌傳統大加贊譽,自述多年深受中國古典詩歌浸潤,并對獲獎感到欣喜。他說:“我還記得,我在十六歲時讀過一部中國古典詩選,深深地愛上了我所讀到的每一首詩。在后來的生活中,我逐漸意識到——請體諒我在那個對中國幾乎一無所知的年紀,在閱讀中國偉大的詩人之際卻感動得落淚了,那種經歷多么不可思議。”后來我一直在想,為什么西密克這么一位大洋彼岸的美國桂冠詩人,會在閱讀中國古典詩歌的時候感動得流淚?這個問題西密克并未詳細加以說明,但是我可以想象:首先是中國傳統詩歌的藝術魅力,其次可能是中國古代詩人的某些情懷打動了他。那么可以這么說,西密克是一位受到中國傳統詩歌美學影響的歐美詩人。

實際上,就我的了解,受到中國古典傳統詩歌美學影響的國外詩人,除了龐德,還有很多。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單以美國而論,大致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來,受中國古典詩歌傳統影響的詩人不勝枚舉,可以說蔚為大觀,甚至成為美國詩壇一股重要的力量。美國新超現實主義代表性詩人羅伯特·勃萊在《致〈界限〉讀者的一封信》中說道:“因為當我在五十年代中期開始嚴肅地寫詩時,我感覺到那時的美國詩歌陷入了學院派語言、俏皮話或者關于訪問某個羅馬廣場或一個希臘島嶼的旅游詩里,而我們無法找到與美國鄉間有關的簡潔的詩。于是詹姆斯·賴特和我開始激動地研究你們的某些偉大的古代詩人:陶淵明、李白、杜甫(我至少還熟悉地記得他的數十首詩)、王維(我翻譯的王維和裴迪的一些詩作譯文發表在《跳出床外》里面)。通過對這些詩人的研究,詹姆斯·賴特和我就能夠看見他所生活的俄亥俄風景和我所生活于一種新的光芒中的明尼蘇達西部風景,我們出版了《樹枝不會斷裂》(詹姆斯·賴特的詩集)和《雪地里的寧靜》(我的詩集)。它們或許成了六十年代美國出版的最有名的兩本詩集。”從羅伯特·勃萊寫給中國讀者的這封信里,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古典意象詩歌傳統在兩位美國詩人那里得到了發展和創新。詹姆斯·賴特與他生活的俄亥俄州緊密相連,羅伯特·勃萊立足于明尼蘇達州,令筆下風物煥發出一種“新的光芒”。也就是說,以羅伯特·勃萊為代表的美國“深度意象”詩人群,是“中國傳統”與“美國經驗”相結合的全新的詩歌流派,進而影響了眾多美國詩人,形成了美國詩歌的新趨勢和新潮流。不知道我這樣表述是否準確?“這樣一種描述使我的詩作比他們的實際情況聽起來更為重要,我并不把我的道路暗示為任何別的人要遵循的方式。它僅僅那樣發生。”即使羅伯特·勃萊這樣謙遜地表示自身詩歌實踐僅屬個人選擇,但其創作實績確乎造就了東方古國詩歌傳播史上燦爛的“墻外開花”景觀。

楊不寒:的確,從歷史脈絡上來看,雖然漢語新詩肇始于對古典詩詞的反叛,但就像不存在任何一種真正意義上橫空出世的東西一樣,漢語新詩始終不可能與自己的民族和歷史語境斷裂開來:胡適對敘事說理的宋詩的認同,郭沫若對詩騷楚韻的傾心,都可以作為例證。事實上,在漢語新詩領域逐漸形成共識的“新古典主義”并非什么新概念,只是對興起于十七世紀法國那場藝術思潮的名稱挪用;它所指涉的“古典”和翻新“古典”的方式方法,均與法國新古典主義截然不同。我們現在所接受的文學文化傳統,早已是中國古典文化、五四新文化和外國文化三條河流匯流后的傳統。遠倫老師也提醒我們,中國詩歌和文化深刻影響過眾多海外詩人。記得多年前,閱讀鄭敏的《中國詩歌的古典與現代》一文,我了解到漢字如何帶給埃茲拉·龐德以啟發,又如何引發了T.S.艾略特對于十七世紀英國玄學詩的推崇,我也曾有種“自己祖上曾闊過”的榮耀感。更重要的是,曾經受惠于中國古典詩歌的海外詩人,也能夠反過來回饋我們新的禮物。這同時證明了中國古典詩歌的活性和龐德等人的原創力。與龐德有過舊誼而最終分道揚鑣的羅伯特·弗羅斯特曾說:“詩是翻譯中丟失的東西。”這句話自然有它的道理,但從攻玉之術的角度似乎也可以說:詩在不同的民族語言中遷徙,它一邊丟失自己,一邊也在重造自己。

張遠倫:的確如此,盡管我已經征引了不少詩人詩作,但在這一點上,我認為還需做必要的補充。上個世紀,中國詩壇先是現代性的突然爆發,顯示出西方中心主義對中國傳統的疏離,然后是后現代的眾聲喧嘩,回望的時候不難發現其中不乏嘩眾取寵的成分。就在大陸詩人進行自我決裂的階段,中國古典詩歌意象傳統分化出兩條發展線:中國古典意象—歐美新意象—歐美深度意象;中國古典意象—中國臺灣現代意象—大陸新意象。在這兩條線里,涌現出不少堪稱大師級的詩人。比如歐美新意象的代表龐德,歐美深度意象陣營的羅伯特·勃萊、詹姆斯·賴特、特朗斯特羅姆等;比如中國臺灣詩人鄭愁予、余光中、痖弦等。痖弦的“新民族詩型”主張追求形象第一、意境至上。我個人覺得:他的詩歌是中國古典意象詩歌傳統在現代主義脈絡下的繼承與發展。那時候我還不知道,已經有不少歐美詩人翻譯和學習中國古典詩歌,并運用到自己的創作中,形成了“新超現實主義”風格,也稱為“深度意象”。我是從董繼平先生翻譯的不少歐美“深度意象”作品中了解并喜歡上這一類型的詩人的。之前我還在葡萄牙詩人費爾蘭多·佩索阿和安德拉德的詩歌中徜徉,突然跳脫出來,進入了羅伯特·勃萊,頓生別有洞天的欣喜。

楊不寒:看來古典性早已不只是一個概念范疇,它還形成了自己的歷史。張遠倫老師的閱讀經歷讓我想起艾略特大概說過這樣一段話:“不但要理解過去的過去性,而且還要理解過去的現存性。”跟他說的傳統相似,所謂古典,不僅僅是過去的事物,也是仍然部分現存的事物,當然,還是在我們的詩歌書寫中被不斷創造出來的新事物。然而,對個體而言,古典所表征的事物和境界都是不一樣的。想請教兩位老師,漢語新詩中的古典性分別有哪些內涵呢?

張遠倫:古典性或許難以被單獨指認。在我看來,新古典這個提法本是一種權宜之計,是為了區別于其他詩歌美學特質而提出來的。它指的是把中國古典詩歌美學中的“情景交融”“含蓄”“留白”“言外之意”等美學特點融入具備現代質感的中國式詩歌寫作,是一種融通古今中外,既能“化古”又能“化歐”的寫法。而所謂古典性,也可以在這種對比中得到顯現。

劉清泉:張老師的說法誠然是對的,但我認為還可以繼續深入談談。在我看來,漢語新詩的古典性首先體現在對形、聲、意高度統合的漢語本身的尊重之上,其背后蘊藏著五千年文明古國全部的智慧和道德、情感和志趣、現實和未來,所以我覺得漢語新詩古典性的基本內涵是“共生”——這也同樣回應著艾略特所謂“過去的現存性”一語。其次,討論漢語新詩的古典性,要警惕陷入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去理解和看待漢語新詩的現代性。事實上,當我們說出“關于和諧、理性、節制與永恒價值的文化理想”時,這里的古典性就天然地具備了“共享”的內涵。從來就不應該有“專業詩歌”“業余詩歌”的分歧,所謂“精英詩人”“草根詩人”也純屬無稽之談。在漢語新詩的廣闊園地里,誰都有共享的權利。最后,漢語新詩的古典性,為今天和今后的詩歌寫作留足了“共創”的空間和若干可能。古典性不是一個時間概念,但不排除對時間性的關注。身處AI時代,我們不能對“新大眾”“新青年”“新文本”等身份和現象置若罔聞,“人機共創”對詩人原創力和詩歌原創性的考驗,已是無從回避的時代命題。正因如此,漢語新詩古典性所描繪的“文化理想”圖景,正在前所未有地變得清晰而又紛繁。“共生”“共享”“共創”,既是我對古典性中最顯著特征“大眾性”的認知,也是我對漢語新詩古典性內涵的粗淺理解。

楊不寒:劉老師開闊的視野給人以鼓舞。不過,如果說古典傳統中也包含著民間傳統,更準確地說,其實是一種在野傳統,那么,我想在社會分層逐漸塵埃落定的今天,把古典傳統指認為某些行將消逝之物,恐怕不會錯得太遠;但我多么希望這是錯的。張老師、劉老師,還有我自己,我們都有著地方甚至鄉鎮背景,我們的書寫也像滿重慶的黃葛樹一樣扎根在這片潮濕而堅韌的土地中。如今,無論是從文學觀念還是從現代社會的發展來說,把鄉土的與地方的說成是落后的,都顯得既偏頗又淺薄。然而,我們自然知道,一個寫作者真正要從邊緣走向中央和世界的路途中有多少風霜,同樣也知道,當我們矚目于地方時內心要經歷多少猶疑。由此,我想引申出兩個問題,第一,關于地方的書寫,除了作為方志之補以外,它還有怎樣的美學出路?假如地方性知識只是一套說辭、一扇方便之門,那么我們又該如何面對語言的虛妄呢?第二,倘從進步論的歷史邏輯來看,鄉土社會自然是被時間拋下的舊日遺存,那么撇開某種帶著殖民背景和獵奇眼光的民族學視角不談,鄉土書寫與現代性之間究竟有著什么樣的關聯?

劉清泉:地方書寫是一個有點沉重的局限性寫作話題。在我看來,地方書寫的出路恰恰在于超越“方志之補”的史料焦慮,進入一種“在地的普遍性”美學建構。鄉土不是標本,而是透鏡。沈從文的湘西、莫言的高密東北鄉,這些文學地理之所以不朽,并非因其方志意義上的精確,而是它們將具體經驗淬煉為人類命運的隱喻。地方書寫的價值主要在于從方言的裂隙中打撈被標準語抹平的生命肌理。當重慶茶館里的閑談與古希臘廣場的辯論在人類溝通渴望的層面上共振時,地方便不再是地理坐標,而是美學意義上的“原鄉”。因此,的確有理由認為,地方書寫具有十分迷人且恒在的古典性。

至于鄉土與現代性的關系,更非簡單的“遺棄—更新”線性敘事所能概括,它們實則是現代性內部的深刻對話與自我修正。現代性在摧毀傳統共同體、造成“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的同時,也催生人們對失去之物的敏銳痛感與重新發現。鄉土書寫因此并非現代性的反面,而是其不可或缺的“鏡像”。魯迅筆下的魯鎮、蕭紅的后花園,那些衰敗場景中潛藏著對現代性單一邏輯的深切質疑。更進一步看,鄉土社會中所保留的時間經驗——循環的、節氣的、代際相傳的——恰恰是對現代“空洞同質時間”的一種反抗。在加速時代書寫一棵樹的緩慢生長,在數碼洪流中記錄一段口述故事的微弱聲音,這本身就是極具現代性的行為。真正的困境在于“走向中央”路途中的風霜與內心猶疑。這種猶疑,與其說是弱點,不如說是地方書寫最珍貴的稟賦——它讓我們警惕將故鄉異化為文化消費品,也防止我們沉溺于地方主義的自憐。不妨將這種“猶疑”轉化為方法論:以雙重視角審視鄉土,既叩其血脈,又筑其格局。如同黃葛樹,根須深埋地域的黑暗與潮濕,枝葉卻伸向普遍的天空。地方性知識從來不“只是一套說辭、一扇方便之門”,而是沉入生命深處的井口;而語言的虛妄,唯有用更誠實的沉默與更精準的方言去穿透。鄉土也不是“舊日遺存”,它是埋在現代性列車軌道下的枕木,沉默而堅韌地承載著疾馳的速度。地方書寫,正是要詩人、作家成為這些枕木的守夜人,在潮濕的土壤中辨認歷史的年輪,在列車的轟鳴中聆聽大地的低吟——這低吟,或許正是現代性得以繼續前行的、不可或缺的副歌。

楊不寒:劉老師觀點明晰而有立場,當一首詩在時空隧道中疾馳時,它腳下的土地總是來自昨天,甚至它自己也是穿過了昨天迷霧才出現在此時此地。恐怕用什么樣精密的儀器,都無從找到古典與現代之間的節點或界點,存在的只是時間之流中的無限綿延。此外,我們談論地方、本土、古典時,往往預設了中心、世界和現代。對這些看似理所當然的預設,還需要在文化心理層面保持必要的警惕和反思。事實上,我那些關于三峽的詩篇,常常讓我覺得更像是在語言世界中建造另一個圣境。三峽固然是我的家鄉,也是古典詩詞反復吟詠過的地方,但我的寫作并非“紙上還鄉”就足以描述。我所體驗到的也不像是返鄉的愉悅,而是闖入了一處全然陌生之地的驚奇。這種驚奇反復發生,我便知道我的“三峽”仍然未曾完成。它以自我為中心,萬物來到這里便成為它的一部分,因而它似乎也沒有什么地方意識可言。

張老師,在某種意義上,您詩集《鎮居者說》中的“郁山鎮”大概是另一個“三峽”。您詩中的那些故人舊物,因為被賦予了普遍的日常性和超拔的神性,而獲得了新的生命。我知道您對當代詩界十分熟悉,不如就當前情況談談,怎樣的“古典”和“現代”對于一首漢語新詩才可能有效?

張遠倫:地方和中心、落后和先進,都只是相對而言。就古典性這個話題來說,中國大陸不少詩人因為不能夠獲得更廣闊的視野,其寫作就顯得有些“地方”了。在中國古典詩歌意象傳統的兩條線上,中國臺灣詩歌毫無疑問繼承得更為連貫,也因此更為成熟;歐美意象詩歌雖以中國詩歌傳統為借鑒,卻深得其中神韻,在自成體系上更有成就。反觀中國大陸,現在還有不少“新意象”停留在古代,在傳統意象的現代性上裹足不前,甚至倒退。不少詩人還在大量使用古典意象,而不是使用當下的時代性意象。這讓我想到特朗斯特羅姆對“電梯”“柏油路”等現代工業文明意象的使用,而我們中國大陸新意象卻大多局限于唐宋時期的詩歌意象中,尤其以農耕時代的意象為主,這是與時代脫節的,是沒有發展的表現。有趣的是,中國古典詩歌意象傳統影響了歐美當代詩歌傳統,反過來,歐美當代詩歌的別開生面也促使著我們領略到中國意象詩歌傳統的強大生命力。因此,“新漢語意象詩歌”應從古典詩歌意象里打開一扇窗,進而邁入當下乃至未來世界詩歌的堂奧。

經過長時間學習借鑒各類譯介西語詩之后,中國詩人應該到了重新珍視中國古典詩歌傳統的時候了,到了重新定義現代詩“現代性”的時候了。就像日本詩人將物哀文化深深浸潤于現代詩創作之中那樣,中國詩歌中被拋棄已久的觸景生情、情景交融的美學傳統,也不應該是“陳舊的抒情”。血緣永遠不是用來拋棄的,而是用來傳承的。聯想到歐美詩人對中國古典詩歌的推崇,而中國不少詩人對傳統的割裂,不由得心生感慨。詩人并非一定要用格律來寫詩,用陳舊意象來寫詩,而是延續那一份傳統美學中的神髓、氣象。簡而言之,傳統美的生成,放在當下,也是詩性生成的重要方式。只不過很多詩人由于被歐化,忽略了根本,而不懂得化歐。要么食古不化,要么食西不化。很長一段時間,傳統成為有些人唯恐避之不及的東西。把老祖宗的東西用好,切合母語寫作的美學觀念,是我靜待的希冀。

劉清泉、楊不寒:我們也共同期待!

對談者簡介:

張遠倫,苗族,1976年生于重慶彭水。重慶市作協副主席,一級文學創作。著有詩集《白玉朱砂》等九部,散文集《野貓與拙石》。獲得駿馬獎、人民文學獎等多個獎項。入選《詩刊》社第32屆青春詩會和第17屆青春回眸詩會。

劉清泉,生于1970年,籍貫四川安縣,現在重慶師范大學工作。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寫詩,也寫散文、評論。出版詩集《永遠在隔壁》《倒退》《101個可能》,詩評集《所幸心有所系》。

楊不寒,青年詩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著有詩集《醉酒的司娘子》《窈窕之章》,散文詩集《白鶴的下落》,長篇小說《滿江紅》等。現居重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