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一月》:中國記者的“西行漫記”
1944年5月17日,趙超構隨“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從戰時的陪都重慶出發,于6月9日到達延安,開始了一個月的參觀考察。6月12日下午,毛澤東接見了中外記者。在延安期間,趙超構除了訪問中共領導人、文藝界人士等,還參觀考察了報社、工廠、學校、醫院、兒童保育院等,對延安的情況有了比較全面的了解。返回重慶后,趙超構根據此次參觀考察的見聞,寫成了10余萬字的新聞通訊《延安一月》,客觀記錄了延安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方方面面,讓國統區人民了解到真實的延安、真實的中國共產黨,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這篇通訊于1944年7月30日開始在《新民報》連載,11月結集出版。《延安一月》甫一問世,即成為讀者爭相購買的暢銷書,5個月內接連重印了3次,銷量達數萬冊。
務實而行之有效的民主政治
延安的民主政治,集中體現在制度建設、工作作風和民眾的政治參與上。
在延安推行的“三三制”是民主政治的核心體現。“在候選名單中確定共產黨員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黨各派及無黨派人士均能參加邊區行政之管理”,在實際操作中,這一原則得到了貫徹。例如,在某14個縣鄉參議員中,“共產黨籍的占百分之二十四,黨外人占百分之七十六”。在邊區政府層面,副主席李鼎銘、建設廳廳長霍子樂等均為聲望卓著的黨外人士。這種制度設計,通過爭取和團結黨外人士,增強政策的推行力,而非簡單的權力包辦。趙超構對此有著肯定的認識,在他看來,外界對于共產黨推行三三制是否出于誠意的懷疑是錯的,“共產黨施行三三制,并非假的,因為依它的力量,它本來可以包辦,而今確然有不少黨外人士參加行政工作……這不能不算是共產黨對于自己的約束”。
趙超構在考察中發現,延安的政風呈現出以下特點——“實事求是,不談空話,不唱高調,不迷信洋教條”“業務的專注與機關人員的精簡”“檢討的認真與批評的嚴肅”,整個邊區的工作作風也形成了新的氣象,這些新氣象體現在多個層面:在生產教育工作中尊重群眾意愿和客觀實際;在軍政民組織中體現出有效的領導和管控能力;干部在生活上艱苦樸素,在工作上嚴謹認真,在學習上虛心求索。在趙超構看來,“共產黨員給人的印象是一個人身加上百分之九十的黨性,再加上百分之十的個性。他們不是了不起的英雄,卻是結實的細胞。”
民主的實踐離不開民眾的參與。在鄉一級政權中,因為農民不識字的居多,選舉方式就用種種通俗的辦法代替寫票,“有的地方叫選舉做‘燒香窟窿’,那就是用香在被選人的名字上燒一個窟窿;有些地方的習慣,候選人各有一個木箱,選舉人在他所要選舉的人的箱子里投一顆黑豆,也就算選舉;有些地方,則由一個人背一只箱子,巡回到選民家里去請他們投票,這叫做背箱。”鄉政府的重大事務,會通過“一攬子會”的形式,將鄉長、文書、自衛軍連長、勞動英雄、變工隊長等各方代表聚在一起共商共議,這種形式被證明行之有效。
此外,趙超構還觀察到延安賦予民眾控告失職干部的權利,對于干部犯錯,不僅要將懲戒結果告知群眾,必要時還邀請群眾參與懲戒決定,并要求犯錯者道歉或賠償損失,這些規定反映了務實的政治生態。
與群眾緊密結合、充滿生命力的文化氣息
延安的文化,是一種與群眾緊密結合的、充滿生命力的文化,其最鮮明的特點是“為工農兵服務”“從普及中求提高”。
以秧歌為例,這種民間藝術在延安文藝座談會后得到爆發式發展,成為延安文藝界備受歡迎的文藝形式。趙超構認為,秧歌之所以深受民眾喜愛,正因為“它的喜笑怒罵,盡是和民眾共鳴的”,它將共產黨的政策化為故事,如《牛永貴受傷》表演了前方民眾救護傷兵的故事;《張治國》表現了一位部隊勞動英雄努力挖甘草的情形;《兄妹開荒》表現了勞動者的愉快與幽默等,從而成為一種真正的群眾性藝術。
趙超構觀察到,延安對待傳統民間藝術,采取了“舊瓶裝新酒”的改良方法,利用傳統形式來承載新的內容,同時,創作新的劇目。以平劇(即京劇)為例,雖然它源自民間卻經宮廷化改造,但可以用來“表演歷史故事,給民眾一種新的歷史觀點”,《逼上梁山》在內容上作了革新,表演形式卻仍遵循平劇傳統。比這個更大膽的嘗試,則是《上天堂》《難民曲》,這兩部作品完全打破了平劇原有的程式,在唱腔中融合了多種歌謠元素,探索創造出一種新歌劇形態。
趙超構還記錄了延安的閱讀和學習氛圍。延安的書店有兩家,分別是新華書店和華北書店,“各種書籍的銷售數量似乎很可觀”,“就他們今年發行的百分比來看,以通俗讀物為最多(占百分之三十多),政治書次之(百分之廿六)”;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通訊稿的來源完全靠群眾”,報社還專門設立通訊部門處理稿件,對于不成熟的來稿會修改后寄回指導,在幫助民眾獲取知識、參與社會討論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面貌
延安的社會生活,呈現出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面貌。
延安的物質生活雖然貧乏,但在標準化的供給制度下,卻呈現出平等與溫情,“一個人基本生活,如衣食住日常用品,以及醫藥問題,文化娛樂,大體上都有了保障”。在這種背景下,勞動被賦予了前所未有的光榮,勞動英雄引領著新的風尚。打鹽英雄李文煥、工業英雄趙占魁、部隊英雄張治國、合作社英雄劉建章等,受到毛澤東、朱德的接見和宴請,成為“群眾學習的模范”,他們不僅是生產能手,更成為“共產黨和民眾之間的橋梁”。人們紛紛向他們看齊,整個社會彌漫著熱火朝天的生產競賽氛圍。這種對勞動的推崇,也伴隨著對“二流子”(好吃懶做的無業游民)的改造運動,通過改造,將他們轉變為生產者,從而進一步強化了勞動光榮的社會共識。
女性的社會角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趙超構對延安新女性的印象是“她們那樣泰然活躍的精神,確是配和男性做同樣的工作”,延安的新女性從家庭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投身于機關、學校、工廠和農村。男女的結婚手續簡化為向政府登記,領取結婚證,離婚手續亦復如是,權利男女平等。而對于農村婦女,政策則更為務實,通過組織婦紡小組,鼓勵她們在承擔家庭責任的同時,通過紡織增加收入,實現“新型的良妻賢母主義”。
在延安,兒童得到了很好的關愛。陜甘寧邊區第一兒童保育院里的兒童,“多是活潑肥壯”。延安人生活雖然節儉,但對兒童卻十分大方。兒童穿著時髦的服裝,與成人土布衣服形成鮮明對比,他們有充分的娛樂時間,保育院里充滿了跑跳的歡聲笑語。趙超構在和保育院院長凌莎的交談中得知,院方為孩子們制定了充足的營養標準,還配備了專門的診所和兒科醫生。
趙超構以新聞記者的良知,細膩的筆觸,將延安這一“新社會的試驗區”的民主氣象、干部作風,以及軍民同心的蓬勃生機,呈現在世人面前。正是這種不偏不倚的客觀敘事與直擊人心的真實力量,賦予了《延安一月》超越時代的生命力,使其成為記錄那段崢嶸歲月的寶貴資料。
(作者為民革中央團結報社專題部主編、主任編輯。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延安時期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實踐研究”階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