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墨烽煙 戰火中的報人林憾廬

林憾廬

林憾廬編印《上海抗戰全史(第一編)》

林憾廬所撰《上海抗戰全史(第一編)》弁言
接辦《宇宙風》 殞身赴國難
林語堂(1895—1976年)三哥林憾廬(1892—1943年),本名林和清,福建龍溪人。他原在廈門行醫,1927年到上海謀業。林語堂去美國后,他接辦《宇宙風》半月刊。可以說,自接辦《宇宙風》以來,林憾廬不畏艱險流徙,毅然共赴國難,為堅持辦刊、宣傳抗戰,殫精竭慮、嘔心瀝血,直至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1937年上海“八一三”事變爆發之際,林憾廬先是在戰火中冒險著手編撰《上海抗戰全史》,以宇宙風社名義印行了兩輯,第一時間向國人通告了上海抗戰的激烈戰況與慘烈戰局,乃是如今回顧與研究這一戰事的重要文獻。當上海最終淪為“孤島”之后,他又轉赴廣州,在日軍大轟炸中創辦《見聞》半月刊,并將創刊號徑直印制為“轟炸特大號”。從1938年8月開辦,至10月廣州淪陷于日軍之手,此半月刊雖只辦了5期即告終刊,卻因堅持每期宣傳抗戰、揭露日軍暴行而名載史冊,是抗戰研究的寶貴史料。
直至后來,林憾廬輾轉到了廣西桂林,終因操勞過度、病體難支,于1943年2月病逝。當時,著名作家巴金正在創作長篇小說《火》第三部,聞知噩耗、悲從中來,迅即以林憾廬為原型,為之塑造了主人公“好人田惠世”的形象。在《紀念憾翁》一文中,巴金曾這樣動情且率直地追憶道:
“你的死使神圣的抗戰失掉了一位熱烈的擁護者,使為正義奮斗的人失去了一個忠實的朋友……你在朋友中間發射著光彩,但是你單單為了一件小小的工作就犧牲了生命。的確,你是為了你那個‘該死的刊物’(你罵它該死,更可見你是如何愛它!)死的。你為它犧牲了健康……”
這里提到的“該死的刊物”,指的即是《宇宙風》。1936年,林語堂一家赴美定居,即囑其三哥林憾廬來接手其創辦的《宇宙風》。不久,“七七”事變、“八一三”事變接連爆發,全民族統一抗戰就此打響,南北各地戰火綿延,國內諸多文化教育機構紛紛遷徙至西南后方,林憾廬也不得不隨之輾轉流徙,從此開啟了巴金所說的“六年來沒暢快地休息過一天,忠實地守著工作”的艱苦生活,直至積勞成疾、病重不治,病逝于廣西桂林。
兄弟父子接續辦刊 為文化火種續命接力
林憾廬生于福建漳州的坂仔鄉,父親林至誠是一名牧師,一生共育有六子二女,其中,林憾廬(即林和清)在六個兒子中排行第三,其余幾位分別是:長子林和安(林景良)、次子林和風(林玉霖)、四子林和平(早亡)、五子林和樂(林玉堂)、六子林幽(林玉苑),兩個女兒分別是林瑞珠(林儀貞)、林美珠(林美宮)。老五林玉堂,即后來蜚聲海內外的著名作家、學者林語堂。
1927年,林語堂率先到了上海,林憾廬也于同年而來。此后,林語堂于1928年因所編的《開明英文讀本》暢銷全國而成為“版稅大王”。不久,又于1932年創辦《論語》半月刊,1934年創辦《人間世》,1935年創辦《宇宙風》,一系列刊物的創辦為其贏得了極大的聲譽。可是接踵而來的繁多事務,令林語堂深感分身乏術,只得向自己的三哥求助,讓他來分擔編務和撰稿任務。
《宇宙風》是林語堂離開《論語》后,于1935年9月創辦的雜志。開始時林語堂任主編,由陶亢德做編輯。1936年秋,林語堂舉家遷往美國后,就交由陶亢德和林憾廬一起負責了。1939年3月之后,林憾廬開始獨自主持雜志運作與經營,也伴隨著這本雜志歷盡波折與艱險。因戰火四起、無處容身,刊社遂由上海遷至香港再至桂林,整個遷徙歷程之艱苦,辦刊條件之惡劣,相關工作之繁重,超乎常人之想象。林憾廬為之耗盡心血、竭盡全力,最終也因之積勞成疾,抱病堅持工作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1943年2月,林憾廬病逝之后,雜志交由其子林翊重接管,堅持辦刊至1944年11月停刊。
1943年5月25日,《宇宙風》雜志暫由林語堂主編,推出第131期,是為“紀念林憾廬先生特輯”。這一期特輯,封面印有林憾廬先生遺像,內文則收有各方親友的悼念文章數篇。其中,其女林伊惠的《記先父》一文,生動地記述了林憾廬在生命最后階段為辦刊所做的努力種種,文中這樣寫道:
“抗戰以來,《宇宙風》因東移西遷和郵運費用高漲,一直在賠錢,但是父親繼續不斷地不折不撓地堅持。三年前(1940)他又創立了林氏出版社……當時上海情形越來越糟,刊物出版時,沒有人來收郵包,于是成千累萬的書堆滿了整個雜志社,一直在賠錢,可怕地賠錢!父親卻以出奇的鎮靜勉強維持著。”
僅從這一段憶述文字即可知,《宇宙風》雜志的命運,與林憾廬的生命歷程已然聯為一體。只是后世讀者大多熟知這本雜志初創者林語堂的名號,對于林語堂三哥——林憾廬之名,著實了解太少。
辦刊之前傾心寫作 頻頻“談天”與“翻書”
上述這段簡歷,即林憾廬短暫一生的基本事跡;林語堂三哥與《宇宙風》主編,可謂他人生履歷中的兩個顯著符號。除此之外,后世讀者對其了解并不多,可以說知之甚少。殊不知,林憾廬在接手《宇宙風》之前,也曾傾心于寫作,也曾發表過不少習作,而這些文章幾乎全部與“談天”和“翻書”有關。
自1936年3月20日起,上海《立報·言林》副刊開始連載一組林憾廬所撰題為“談天”的系列隨筆文章,至當年5月25日止,這一系列已刊出10篇文章。在此之后,他又發表了4篇隨筆文章,筆調仍類似于“談天”系列,只不過沒有再冠以“談天”的總名,而是更為隨意地列出文章主題。到了1937年3月27日,再次將其隨筆稿件冠以總名“翻書雜記”,仍是以“談天”似的隨意筆調,向讀者娓娓道來在出版、編輯、研讀書籍方面的種種心得體會;至當年4月8日止,這一系列發表文章4篇。此后,他還發表了7篇隨筆文章。至當年10月9日之后,則未再見有林憾廬的署名文章發表。
由此可見,從1936年3月至1937年10月這一年多時間里,林憾廬雖已接手《宇宙風》雜志,但因是與陶亢德共同管理,手頭事務尚不算特別繁重,還可以騰出手來搞一搞寫作,為滬上各大報刊供稿,隨意撰發一些隨筆性質的文章。據筆者統計,這期間,林憾廬在《立報·言林》副刊發表共計25篇隨筆文章,以類似與讀者“談天”一般的休閑筆調,表達個人見解,抒寫一己性情。這些隨筆文章,既有林語堂等提倡的小品文之“性靈”,又有貼近社會、扎根基層之“實情”;除此之外,還有一點自然平和的淡淡“幽默”意味,更有作者自己的真切感受融匯其中,可謂自成一體、別開生面。譬如,在“談天”系列的開場白中,林憾廬就明確說:
“談天就是閑談,然而閑談也得注意——我們朋友中隨便談談,像俗語說的‘背后罵皇帝’,并不妨事。寫成文字,你就得仔細。假如你一時把天談得高興,不但你要吃中國官司,還許要吃外國官司呢!”
——這當然是對自己文筆旨趣的開宗明義,更有“莫談國事”之下只能“談天”的冷幽默在里邊。
又如,在描述景物方面,林憾廬也筆法輕靈有致,別具生動意象。“談天”談到雨天時,他這樣寫道:
“雨天是很好的談天的時候。如果你有二三知己,或是有個愛人,在下雨時大家坐下閑談,或喁喁情話,那是最適宜的。因為下雨,大家都不想出門了,那末話便越談越遠,暢所欲言。”
——這樣的閑淡筆意,渾如筆者在下雨天,沏上一壺熱茶,閑倚在窗邊觀雨時寫出來的一般,真可謂是把雨天的閑情寫得“閑”到家了。
再如,在時事評議方面,林憾廬寫有《空談不如實干》《盲人瞎馬》等文章。他極其敏銳地意識到了知識分子在社會活動中的局限性,對此有過一番可稱犀利的評說,文中這樣寫道:
“文人喜歡說空話,所謂‘紙上談兵’或‘閉門造車’的很多。更糟的是,只叫別人去做,自己站在批評的地位,或竟自以為了不起地以領導者自居,叫人家努力,自己的指頭連動也不一動!”
僅從上述這么一段評說,即可體味得到林憾廬的實干家氣質——接辦如《宇宙風》這樣的文壇名刊,還非得有如此氣質不可。否則,太文人氣、太書生氣的主編,要么墮入小圈子辦刊、自娛自樂的泥沼,要么拍案而起或拂袖而去,終是難以把握與支撐辦刊大局的。
與這樣的實干家氣質相匹配的個人識見,在林憾廬的一系列隨筆文章中,時有表達與流露。在翻檢古籍之際,他并沒有津津樂道于年代久遠、版本珍罕之類,而是由之感慨儒家思想的“遺害”無窮,這樣的感觸與抒寫,非但不為林氏同時代人所習見,恐怕即便時隔近90年后的今天,也并不多見:
“中國的經書,說來非常矛盾,照理應該早就扔到茅廁里,但因為它們已經成為中國文字的中心,所有文學都常有它的成分,使你棄它不得。在思想上,我真覺得儒家的遺害不少。因為,以前讀書總是由孝經、大學、中庸、論孟讀起——孝經談孝固然不錯,但卻牽扯到‘立身揚名’‘忠于事君’去,就是做官思想;大學開始也是由‘修身齊家’而‘治國平天下’;論孟全都是求仕的思想支持著——這可以表示儒家整個的在教人‘為人臣’‘做官’之道,雖然還有些地方是談及‘做人’,仍然是所謂‘君子’者,較平民小人總是高一等的。你想想看,小孩子開始就教他求官做的心理,這影響害處多大!”
應當說,林憾廬其人其文其事跡,初經翻檢探究,莫不予人以“震撼”之感;再經調查概觀,又會發現后世讀者對之了解甚少,除了“林語堂三哥”及《宇宙風》續辦主編的身份之外,幾乎一無所知,這樣的情形實在是令人頗感“遺憾”。或許終有一天,至少能將林憾廬曾刊發于各大報刊之上的文章,盡可能搜集整理,乃至結集出版,能讓更多的人據此約略了解一下這位林語堂三哥的前塵往事,令其既“撼”亦“憾”的一生,盡可能在后世多一些“撼”,少一些“憾”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