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整體視野對“新文學書評”進行研究 ——評顧金春《生成、文體與傳播:新文學書評研究(1918—1949)》
比起文學史的“史家筆法”,書評以更個性化的方式,打下了書評主體的精神印記、書評文本的文體印記、書評傳播的接受印記。顧金春的《生成、文體與傳播:新文學書評研究(1918—1949)》一書打開了新文學書評的整體性視野,以文體為窗口,窺見新文學研究的別樣風貌;同時以文體為核心,探討了新文學書評的文體生成與傳播接受的關系,將本體形式與傳播接受有機結合,探索了文體研究的特色路徑。
該書以時間為經、以問題為緯,勾勒出新文學書評從生成、定型到成熟、流變的完整線索。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未將書評史寫成大事記式的材料排比,而是始終扣住“文體”這一核心,追問書評作為一種現代批評文體的成立條件與演變邏輯。以書中“新文學書評文本論”一章為例,作者從文本功能、文本生產、文體特征三個層面遞進展開。這種結構安排本身就體現了一種史的自覺:從功能(書評何為)到生產(書評如何寫)再到特征(書評是什么),實際上對應著新文學書評文體從發生到自覺、從實踐到規范的成熟過程。
尤其值得稱道的是,該書對新文學書評演變脈絡的把握,是建立在對文學史分期的深層理解之上的。書中提到,新文學書評是一種“同時代批評”,它既依附于時代,又與時代保持批判性距離。這一判斷,為理解不同時期書評風貌的差異提供了鑰匙:左翼書評的峻急、京派書評的從容、論語派書評的閑適,皆可視為不同文學力量對“同時代性”的不同應答。由此,新文學書評30余年的演變史,便不只是文體的自我演化史,更是一部微縮的新文學精神史。
該書展現了新文學書評主體的個性品格。如果說“整體面貌”解決的是“史”的問題,那么該書對書評主體的考察,則回答了“人”的問題。作者敏銳地注意到,書評主體的身份、立場與價值追求,深刻地影響著書評的風格,也凸顯了書評的精神品格。
書中對書評主體個性品格的描摹,是放在不同批評流派的思想光譜中展開的。同為強調文學與時代的關系,左翼批評家與京派批評家的路徑判然有別。書中分析道,茅盾將“時代性”作為衡量作品的核心標準,認為作品應展現時代對人們的影響以及人們如何推進時代。胡風則深入心理和美學層面,主張批評應批判落后的心理意識、發揚進步的美學特征,通過“主觀戰斗精神”透視社會結構并展望未來。朱光潛雖然承認文藝應反映時代,卻更強調通過“怡情養性”來凈化人心,以達到“與時代同生長”的理想。
這一組分析的價值在于,它不是簡單地將各派觀點羅列并舉,而是提煉出一個統攝性的命題。盡管取徑不同,所有書評家都致力于通過書評文本,將個人體驗與時代關懷結合,向內整合自我,向外啟蒙大眾。也就是說,書評主體的個性品格,最終在“個人與時代”這一現代性張力中獲得了統一的理解。個性的背后是共性,風格的差異折射的是同代人面對同一歷史處境的不同應答方式。
該書探討了新文學書評與文學生態、場域的復雜關系。傳統意義上的“書評”,與同時代的作家和作品關聯性不夠,是一種略微滯后于文學現場的“傳播”和被動“接受”。而新文學書評的即時性,則在“接受”環節增加了主動性,反向影響了作品和作家,從而形成了新文學書評的獨特性。顧金春在其著作中將書評置于文學場域之中,考察它如何在編輯活動、報紙雜志、社團流派的互動中參與文學生態的構建。
該書的一個核心洞見是:新文學書評是現代報刊、作家、批評家與讀者共同作用下的產物。它超越了簡單的作品推介,成為一種融合社會關懷、情感凝聚與語言創造的公共文化實踐。現代報刊為書評提供了公共空間。這個空間中,讀者不再是旁觀者,而是被納入書評生產的核心環節——書評家視讀者為“智力的平等者”和“同代人”。
該書對書評“情感聚合功能”的分析,最能體現這種場域視野。作者注意到,書評文本中常出現從“我”到“我們”的人稱轉換:書評家先從“我”的個體體驗出發,尋找與作品的情感共鳴,然后通過“同情”“熱望”等共同情感,將讀者納入“我們”的集體視野,共同對作品進行反思或接受洗禮。書中舉出的例證頗具說服力:茅盾對魯迅筆下“老中國的兒女”的悲憫,張天翼對阿Q精神的自我剖析,都將個人感受與讀者大眾緊密聯系在一起。這種人稱轉換體現了現代性自我意識,既強調個體獨立,又渴望融入群體,在自我認同與社會共識之間尋求平衡。可以說,新文學書評通過真誠的對話,構建了一個情感共同體。這正是它在文學場域中發揮能動作用的機制所在。
同樣精彩的是該書對書評語言的論述。新文學書評的語言是由隱喻性的詩性語言與分析性的概念語言交織而成的。書中列舉的例證生動可感:胡風用“油畫式的,復雜的色彩和復雜的線條”來比喻路翎的創作特征;李健吾用“浮泛在洶涌的波濤上的一葉扁舟”來形容巴金的理性與熱情。這些例子將抽象分析用具象化的隱喻表達出來,實現了“意”的“融通”。作者進而提出,書評家追求語言的“精確”與“切實”,倡導“言之有物”,這種“精確”并非絕對客觀,而是基于共同生活境遇和社會現實所達成的最大公約數。語言問題由此與傳播問題打通:正因面向知識背景各異的報刊讀者,書評才必須依賴準確的概念和嚴密的邏輯,同時又不放棄詩性的感染力。
對于當下的文學批評實踐而言,這部著作的意義同樣是現實的。在書評日益淪為營銷文案或人情文字的今天,回望前輩們“干脆”而“親切”、“言之有物”的書評傳統,無疑具有深遠的啟示意義。當然,作為一部注重整體研究路徑的著作,該書在個別問題上仍有深化空間,如不同書評主體之間的論爭性互動、書評與新文學經典化的具體關聯等,還可作進一步開掘。
(作者系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