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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雅俗之辯”何如“雅俗之辨”
來源:中華讀書報 | 錢文亮  2026年09月14日09:49

上個世紀90年代,因為非常偶然、意外的機緣,我成為《通俗文學評論》雜志的第一位編輯。不過六年后雜志停辦,我考入北大讀博,也就很少涉足通俗文學領域了。盡管如此,當洪子誠老師將年輕的韓國學者薛熹禎介紹給我,并收到她關于新文學陣營的大家魯迅與通俗文學大家張恨水的比較研究著作時,我還是產(chǎn)生了很大的好奇和熱情,認真拜讀了這本頗為認真的開新之作。

對于中國的學者和讀者來說,薛熹禎的這部新作的確具有特別的魅力與吸引力。第一,這是韓國學者撰寫出版的第一部在中國通俗文學與新文學的復雜歷史關系中對魯迅與張恨水進行全面深入的比較分析的學術專著。第二,單就該書內(nèi)容的比例而言,該書也相當于是韓國學者撰寫出版的第一部關于通俗文學大家張恨水的系統(tǒng)性研究,學術價值彌足珍貴。因為,韓國學術界對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研究,一直比較“偏重于研究魯迅、茅盾和郭沫若的作品與思想”,“對中國通俗文學的理解是不夠的”(該書p15),對中國通俗文學作家也可說是不公平的。

薛熹禎所揭示的韓國學術界對中國通俗文學的忽視或冷淡,實際上正如她自己所解釋的,還是由于接受了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主導思想。若將這個原因更加具體一點來講,韓國學術界接受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主導思想其實相當于中國新文學的主導思想,其中包含著具有啟蒙者優(yōu)越感的精英知識分子立場、否定文學的娛樂功能而人為制造雅俗分裂的二元對立思維、以啟蒙主義文學觀排斥歧視“通俗文學”的審美觀念和價值標準……這些觀念和思想早已成為新文學的“傳統(tǒng)”,對近百年的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幾乎具有主導作用。

回頭想想,應該是與這種新文學“傳統(tǒng)”形塑的認知模式有關。當改革開放以后“通俗文學熱”突然興起時,中國文學界和學術界的普遍反應是激動和激烈的,一時間對通俗文學的口誅筆伐比比皆是,疾言厲色者甚至直白地將當代通俗文學大家金庸的武俠小說指斥為“精神鴉片”……也正是在這種文學觀念、態(tài)度仍然彌漫天下的氛圍中,《通俗文學評論》雜志自第一期開始,就持續(xù)發(fā)表旨在為“通俗文學”正名、辯護的文章,我也在編輯工作中,現(xiàn)場感受了當時正在發(fā)生著的“雅俗之辯”,什么“高雅文學”“純文學”“嚴肅文學”與“低俗文學”“大眾文學”“民間文學”……種種概念紛至沓來,人們辯論得不亦樂乎。

好在理越辯越明,經(jīng)過多年的“雅俗之辯”,人們關于通俗文學的觀念和態(tài)度早已大為改觀,不斷出版發(fā)表的相關學術研究成果不僅提升了文壇學界關于通俗文學的認知,同樣也拓展了人們關于新文學、純文學的理解和思考。從這一點來說,薛熹禎的研究非常幸運地站在了一個良好的學術基礎之上,不必再在“雅俗之辯”之中徒耗時間,而能把精力集中于“雅俗之辨”的建設性學術工作。

實際上,薛熹禎的專著證明了她正是這樣做的。首先,她將大雅的魯迅與大俗的張恨水放在“知識分子”身份這一共同點之上,認為他們分別代表現(xiàn)代中國兩種不同類型的知識分子,無論是創(chuàng)作新文學還是創(chuàng)作通俗文學,都是知識分子在中國現(xiàn)代化進程中對救國救亡、改良社會的探索。在這個意義上,二者堪稱是殊途而同歸。既如此,“雅俗”關系就不再是一個孰高孰低的價值問題,而是需要辨析其差異的學術問題、歷史選擇問題。其次,薛熹禎的研究清醒地避開了情緒化的“雅俗之辯”,而把主要的精力用于深入歷史現(xiàn)場中兩位大作家心路歷程和文本的“雅俗之辨”,通過對魯迅與張恨水生平經(jīng)歷、人生態(tài)度、創(chuàng)作態(tài)度等等的考察與分析,同時結(jié)合對兩人作品的具體闡釋與比較,帶領讀者仿如親臨其境般重返劇烈動蕩變幻的歷史現(xiàn)場,在加深對魯迅和張恨水兩位文學大家的思想與作品的認識感受的同時,也進一步理解了雅俗文學在題材選擇、表現(xiàn)形式和價值判斷等諸多方面的差異,以及形成這些差異的思想根源與社會根源。可以說,薛熹禎的研究稱得上是“大處著眼,小處落筆”,既重視對于魯迅和張恨水作品的文本細讀,又始終將他們各自所代表的新文學和通俗文學陣營的分歧、論爭、沖突和融合,置放于中國社會、文化從傳統(tǒng)向現(xiàn)代轉(zhuǎn)型的思想史視域之中,在此基礎上,令人信服地論析了新文學和通俗文學在中國現(xiàn)代化進程中面對未來、面對民眾、面對現(xiàn)實時各自的貢獻與問題,這種宏闊的研究視野和強烈的問題意識使得作者的專著有著高屋建瓴的氣概與特點,令人讀來不無舉重若輕之感。

當然,薛熹禎的專著更見學術功力與魅力的地方還在于她對魯迅和張恨水二人及其作品等等的具體研究過程之中。除了精彩的“導論”和“結(jié)語”,這部專著從結(jié)構(gòu)安排上看共分六章,分別以“新舊文化變遷中知識分子的心態(tài)”“啟蒙與記錄:文學史上兩種創(chuàng)作”“不同的藝術風格”“中國知識分子在現(xiàn)代化中的兩種選擇”“兩者鄉(xiāng)土情結(jié)差異”“女性解放”等為切入點,對于魯迅和張恨水走上文學創(chuàng)作道路之前的人生經(jīng)歷與文化背景,成為兩種不同類型知識分子后創(chuàng)作觀念上的差異及其不同風格,二人作品中知識分子形象的差異與各自特點,特別是魯迅與張恨水對農(nóng)村的不同認識和不同的鄉(xiāng)土情結(jié),都做了深入淺出、生動有趣的分析與比較,體現(xiàn)出作者在長期閱讀二人作品、傳記類材料等扎實學術基礎上所達致的“知人論世”的明澈和周詳,令人感覺雖然是學術著作,但卻并不枯燥晦澀。

而作為一位在韓國出生長大的年輕女性,薛熹禎對于魯迅與張恨水的思想和作品的研究還充分發(fā)揮了她自己對于東亞女性歷史命運的觀察與思考,其敏感而細膩的女性視角不僅體現(xiàn)在其專著的最后一章“批判的女性解放與解放女性的批判的殊途同歸”之中,也貫穿于整部專著所有的章節(jié),從而使得她能夠令人信服地做出自己類似下面這段話中的獨到思考與判斷:

張恨水對女子教育,以及謀生本領同樣非常關注。張恨水直接回應“五四”個性解放的浪潮,打破了魯迅對女性出路提出的“二元論”,并書寫女主人公走出的第三條路。如《春明外史》中的李冬青、史科蓮,《金粉世家》中的冷清秋、《燕歸來》中的楊燕秋、《滿江紅》中的李桃枝、《天河配》中的白桂英是張恨水心目中的“娜拉”。

實際上,在對魯迅與張恨水做歷史化研究、保持學術的客觀性與整體感的同時,保持人類生命的同情心與同理性,尊重研究對象的差異性,正是薛熹禎這部著作獨特的個性與色彩,也是其寶貴的品質(zhì)和優(yōu)點。從這個意義上看,這是一部非常值得推薦的富有文學性的研究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