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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地方的抒情與散文創(chuàng)作的“靈性”——歐陽國《變遷記》閱讀札記
來源:文匯報 | 謝尚發(fā)  2026年09月14日09:46

青年作家歐陽國最新出版的散文集《變遷記》,將大歷史流變中的小日常淋漓盡致地刻摹出來,進而把一個地處深山、名為桐家洲的客家村莊惟妙惟肖地帶到閱讀者面前,連同那一地人們的婚喪嫁娶、生老病死、喜怒哀樂全部展演了一番,滲透于文字中的悲憫令人為之動容,悲戚于他們的悲戚,欣慰于他們的欣慰,構成了一種可以稱之為“散文創(chuàng)作的靈性”的審美法則,更新了既有的散文寫法。歐陽國如同一個遠離故家的游子,帶著深情的眷戀與惦念向眾人介紹他的故鄉(xiāng)、家園,一并把自己的生命遭際也和盤托出,娓娓道來,那里面深藏著他的拳拳赤子之心與濃到化不開的熾烈愛意——他便是一方水土養(yǎng)育的一方人,他的《變遷記》亦是一方水土孵化出的典型性文本。

地方性的抒情化:作為一種風格

倘若從文體的角度來討論《變遷記》的書寫方式,便能看出歐陽國“散文創(chuàng)作”的獨特性:一種作為風格的“地方性的抒情化”。所謂地方性,是指《變遷記》中所有篇章均扎根于贛南山中興國縣楓邊鄉(xiāng)一個叫做桐家洲的客家村落,且都是作者身邊最可親可近的人,他諳熟他們的人生遭際、命運起伏,因此文本中皆為帶著回望目光而來的返身觀照,寫出了獨特地理條件下生命存在的樣式;所謂“抒情化”,則意指《變遷記》的文本構造特征,表現為充滿了從容與悲憫的敘事風格、“景-人-事-情”四位一體的抒情方式以及與眾多知名作家的作品所存在的文本間性。

從容與悲憫交融的敘事風格,是《變遷記》叫人讀之動容的最為內在又核心的力量。這源于我們所說的作者“投身其中”的寫作策略——他不是冷漠地站在一邊以局外人的冷眼旁觀姿態(tài)去書寫桐家洲、竹溪河乃至于楓邊鄉(xiāng)的普通人,而是帶著悲憫的情懷,像他親身經歷般去還原、工筆式地刻畫那些人的人生苦痛;但這種悲憫又不是以呼天搶地、悲痛呼號的形式表達出來的,仿佛要為這些普通人的悲戚命運而高聲吶喊,反倒是將全部的辛酸、苦痛、悲情都放在從容的文本語調之中,是經歷了人生的大起大落之后一任眼前云卷云舒的鎮(zhèn)定與克制;只是越是從容、淡定、鎮(zhèn)靜與克制,那似乎已被舔舐的傷口遽然消逝一般,此前的各種辛酸、苦痛與悲情就越是演化為痛入骨髓而成為習慣的無可奈何,甚至表現為向命運妥協,承認并承受著命運帶來的諸種傷害、凌辱與暴虐。生命該有多么寬廣的余量來容納那么多的苦難與悲戚呀,一如作者得有多么堅韌的耐力才能扛得住如許傷悲而以平靜的文字去表達之呀。

實現如許敘事風格的,是歐陽國所采取的可以概括為“景-人-事-情”四位一體的抒情方式。《變遷記》中的所有作品,幾乎都是以人來統領事,以景來補充、延展人與事的充盈,又于內里飽含著深情,從而建構起一種獨特的抒情方式——人在景中如綴網勞蛛般編織著清貧、動蕩又總帶著悲戚意味的生活,此類生活又均由各種悲情性事件于不相稱甚至相反的優(yōu)美景色中壘砌起來,于是流露出“以樂景寫哀情而倍增其哀”的情感。《斷翅的鷹》開篇便以詳細筆墨書寫鷹的世界,那種迅疾、自由翱翔的雄風,與高考失利后發(fā)瘋最終死去的少年形成鮮明的對照。《龍門記》選擇三個人的三種人生道路,講述了三個人的人生故事,不管他們如何賣力都最終淪為跌落龍門前的失敗者,一種“萬物芻狗”的悲愴感便油然而生。因此,《變遷記》也可以作小說讀,雖然它被定性為一部散文作品。

不惟此,《變遷記》還以各種方式將各類文學名著容納進來,從而形成一種“文本間性”,或者也可以稱之為“交互文本性”或“互文性的書寫方式”。它首先體現在直接引用著名文本上,比如作品中時不時出現的納博科夫《說吧,記憶》、加繆《局外人》、桑塔格《疾病的隱喻》、波德萊爾《獻給美的頌歌》中的語句,以及布羅茨基的話語、歐陽修的作品,乃至于各種客家歌謠如《上梁歌》《打支山歌過橫排》《采茶歌》《哭嫁歌》等,也包括隨處可見的對《詩經》的引用。其次,它套用不少文學名著的句式,讀起來總有似曾相識的感覺:《三朝茶》中“多少年以后,當過房牯的妻子帶著他回娘家‘探三朝’時,他依然記得伯伯帶他去趕集的那個明媚的清晨”,很明顯是模仿了馬爾克斯《百年孤獨》的開首句式;《血脈深處的呼喚》中“我們居住的土坯房早已不見蹤影,唯有眼前一棵熟悉的枇杷樹依然還在,它孤零零豎立在時光中,告訴我,這就是我們曾經生活的家園”,令人不期然地想起歸有光的《項脊軒志》“庭有枇杷樹,亭亭如蓋矣”云云。其實,《變遷記》的篇章,與明人小品文有著精神譜系的傳承性,甚至可以說歐陽國深受《項脊軒志》的影響,因此讀《柚子樹》《嫁接的樹》《移植的樹》等作品時,仿若明代文人操著現代白話重新撿起筆墨,再次喃喃自語地敘述其家庭的變故、親人的離散、宗族在時勢里的沉浮、大歷史浪潮中普通人的悲戚命運等。這種文本間性的存在,使得《變遷記》變得更為充盈、豐沛,也增添了別一種韻味。

散文寫作的“靈性”:愛、悲憫與心靈的偉大形式

作為一種有著哲學家胡塞爾所說的“統握形式”的本質性的移情,其基于胡塞爾所言的共主觀性,亦即“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進行賦予靈魂的解釋”,是作為人的共同性、交互主體性。文學于當下這樣一個人工智能的時代,促使我們思考其作用到底為何看似廉價卻關乎著文學命運前途的話題。倘若說文學還有什么作用,那么奠基于共主觀性的在世方式并經由移情作用而建立的“抒情的共同體”,以及從未喪失的共情能力,是我們還能夠擁有文學、享受文學、品味文學的最堅實的地基。由此出發(fā),我們可以說,歐陽國及其《變遷記》恰恰提供了論證這一話題的最好由頭與案例。

人與人之間的共情能力倘若不是天生就有的,那也必然是在生命的構成形式中以隱而不顯的方式存在著的,它絕不會是后天養(yǎng)成的習慣、認知或常識。但對于共情能力的開發(fā)與使用則因人而異,強弱的區(qū)別導致人們誤以為共情能力并非天生就有,因為有些人終其一生無法使其顯現出來而變成冷酷、漠然的僵硬冰冷的生命存在。正因為此,我們說散文寫作的“靈性”,實則是一種基于愛和悲憫而筑造起來的“心靈的偉大形式”。在其構成中,愛提供了情感的核心與心靈的基礎,它天然地帶著純粹與真誠、熾烈并濃厚的生命特征;與此同時,悲憫讓愛有了更為深沉的底色,使得“心靈的偉大形式”以更為寬廣的特質覆蓋著對蕓蕓眾生的殫精竭慮,讓愛成為普降甘霖式的觀照;愛與悲憫之所以能夠體現出生命所自帶的共情能力,是因為它們皆來源于“返身觀照”的體會與闡釋中,亦即體現著以“自度度人”為特色的情感模式。以此解釋來看,《變遷記》的閱讀“關節(jié)與文眼”恰恰是《上岸》一篇,歐陽國徹底將筆墨對準自我的生命經歷,把那種起起伏伏、升升落落的辛酸生命體驗淋漓盡致地潑灑在文本之中,生存之不易與機遇共存、生活之艱辛與絢爛同在。由此出發(fā),《移植的樹》中作為鄉(xiāng)下木匠的大舅的人生也就能夠理解了;《龍門記》中的堂哥與表哥也就成為了他以從容筆調寫出卻帶著愛與悲憫的共情之作……正是因為有了“心靈的偉大形式”,才讓其作品具有了某種“散文寫作的‘靈性’”,統握生命體驗的所有層次而帶來“進行賦予靈魂的解釋”。

要之,愛與悲憫所構成的“心靈的偉大形式”,是跨越人與人之間認知差距、情感隔閡與精神斷裂的利器,讓文字具有了超強的穿透力、濃厚的感染力;與此同時,由此而鍛造出一個“偉大的靈魂”來,它始終以穹頂之姿態(tài)來俯瞰滾滾紅塵,恰是因為使用了此一種目光來看取人世間的一切,于是使得其文學作品充滿了神圣與莊嚴。某種程度上來說,愛與悲憫就是一種帶著神性的慈悲之心的“自度度人”,它取身不遠,基于共情,最終讓散文寫作成為生命之花,以最為華麗、盛大又自由的方式綻放出來。我們之所以能夠理解他們,皆因我們就是他們、他們即是我們,這種基于生命本性而來的共主觀性,構成了“愛與悲憫”筑造起來的“心靈的偉大形式”可解釋的現實,促成我們閱讀《變遷記》正如我們不斷地咂嗼、品味自己的人生一樣,深諳每一個人生低谷的悲痛與人生高光時刻的歡欣,從而歌哭于他們的歌哭、悲戚于他們的悲戚。知乎此,“散文寫作的‘靈性’”也就能夠解釋,為何當下文壇散文寫作并不火熱,卻以其堅韌貢獻出耐人咀嚼的佳作來。

(作者系上海大學文學院副教授、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