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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華:從松花江到富春江
來源:《北方文學》2026年第7期 | 謝 華  2026年09月16日08:30

搬家那天,哈爾濱街道兩側的丁香花開得正盛,滿街滿園都是那股子甜絲絲的味兒。我站在屋門口,看著物流公司的工人把最后一箱已裝好報刊的紙箱扛在肩上,他手背上的青筋明顯凸起來。一共一百六十五箱紅色報刊,跟了我三十年,每一張都是我的命。它們從這座城市離開,也即將空運到江南那座有著兩千二百多年歷史的文化古城——富陽。

我是土生土長的哈爾濱人,小時候住在太平橋附近。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期,父親從廠里帶回一沓舊報紙,也不知道有何用途。我隨手翻了翻,一張《人民日報》頭版印著“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七十周年”。也不知為啥,我就留下了那一張。后來一發不可收拾,我變得見了老報紙就走不動道兒。那會兒,我滿城跑廢品收購站、收藏品市場,見到有重大事件報道的舊報紙、創刊號,毫不吝嗇口袋里的錢,都一股腦買回來。

家里的其他兄長總埋汰我,說人家收藏郵票、收藏錢幣,你倒好,收藏一堆舊報紙。我也不反駁,他們說他們的,我裝作什么都沒有聽見。可每到黨慶的時候,我把那些報紙攤出來,從1949年開國大典的《人民日報》,到1954年第一屆人大召開,再到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一張一張地碼在客廳地上,整間屋子都鋪滿了。我蹲在邊上,像看自己孩子一樣看著它們,覺得這輩子有這樣的一種愛好也很有趣。

為啥要遷居到富陽?說起來也巧,我從松花江邊跑到富春江邊,從沒想過能跟這個地方結下這么深的緣分。

差不多是2015年那會兒,我正在編一套《趙樸初全集》,想用宣紙印,就到處打聽哪兒有好宣紙。聽人說富陽這地方,打老輩子起就是造紙的,尤其是元書紙

,名頭大得很。我就跑了幾趟,一來二去地發現,這地方是真不錯啊。富春江的水,兩岸的山,這不就是黃公望畫《富春山居圖》的地兒嘛。人啊,一旦喜歡上一個地方,就想賴著不走了。

杭州富陽大源鎮位于富春江南岸,距富陽城區僅十余公里,這里有著鮮明的紅色元素和本土傳統文化基因。土地革命戰爭期間,大源鎮大同村程仕耕、傅朝判兩人先后擔任中共富陽縣委書記,成為富陽紅色革命的傳播者。抗日戰爭期間,周恩來同志曾視察大源鎮,進行統一戰線工作。而該鎮管轄的蔣家村始終以耕讀文化、宗祠文化和家國文化在富春江南遠近聞名,孕育了茅盾文學獎得主麥家和富陽眾多的地方鄉賢。

除了深厚的文化底蘊外,當地古建筑遺存也十分豐富。青石板路彎彎曲曲,兩邊的老墻斑斑駁駁,門楣上的磚雕雖然有些殘破,可那精細的活兒還是能看出當年工匠的手藝。村里像這樣具有一定規模的清末民初的老建筑保留下來的有二十五幢,每座都是封閉獨立的民居院落。這些老建筑各有各的叫法,有的以姓氏命名,有的以房族命名,有的干脆就以門斗的形狀叫開了。

這些老式封閉民居在江浙一帶被稱為“臺門”,因年頭久了,有幾幢難免破敗。近年來,當地投入上千萬元資金,對泰基臺門、慎修思永臺門、長臺門等“老臺門”一座一座地進行修繕,修舊如舊,古色古香,一臺門一特色。修繕之后,你進門去看,木頭柱子還是木頭柱子,石板地面還是石板地面,只是不再漏雨了,不再搖搖欲墜了。要是頭一回去,準會被那些老臺門迷住。村里人說,這些老臺門,一座有一座的味兒,一座有一座的故事。

2020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快到了,區里來了好幾撥人,看了看那些修繕過的老臺門,說空著也是空著,不如干點啥。那陣子我正好也在富陽,聽說了這個消息,就跟我那些老報刊的事兒搭上了線。我把收藏老報刊的故事講給當地政協聽,沒想到區委宣傳部和統戰部很快就知道了。有一天下午,手機響了,接起來,對方說是杭州富陽區委宣傳部的,聽說我這里老報刊不少,想當面聊聊。見了面,聊了一陣,部領導問我有沒有興趣在建黨百年前夕,在這些老臺門里頭建個“紅色報刊史料研學中心”,還說可以按人才引進的政策待遇來辦。

說實話,建個展館是我的夙愿。我不想光當個收藏匠,東西收了一輩子,也得傳下去才行。雙方一拍即合,我就下了決心:走出去!不能讓這些寶貝在我手里悶著。沒多久,我和妻子按人才引進政策正式遷到了富陽,那將近四噸重、一百六十五箱的老報刊,就這么從北國冰城哈爾濱,一路運到了山溫水軟的江南富陽。

剛到富陽那陣子,我渾身不自在。哈爾濱畢竟也是國際化的大都市,街區繁榮,物價便宜,人說話嗓門也大。而富陽這邊到處是水,是山,是小橋,濕漉漉的。我站在陽臺上望出去,富春江就那么安安靜靜地流著,跟松花江完全兩樣。松花江是烈的,冬天凍得結結實實,人在上頭走,冰底下咔嚓咔嚓響;富春江是柔的,綠瑩瑩的,像一塊綢子鋪在兩岸中間。

夜里睡不著,我就打開箱子,為了防潮,把那些珍貴的老報刊一張張一冊冊套上塑料袋,順手再摸摸,再聞聞。妻子說我魔怔了。我說,你不懂,這些報紙上的字是活著的。我這幾十年收藏的這些文獻,就像自己待嫁的女兒一樣,即將走進另一個“家庭”,心里難免會有不舍。

不知多少次,我坐在富春江邊的臺階上,看著富春江上飄著薄薄的一層霧,對岸的山朦朦朧朧的。我想起松花江上的霧,也是這樣的薄,這樣的軟。兩條江隔了兩千多公里,可霧是一樣的,水是一樣的,人心也是一樣的。

我這輩子的收藏,是從松花江到富春江,腳下一步一步,全是這些報紙上記著的路。

我第一次走進蔣家村選址,是那一年的“八一”建軍節。

八月的富陽,太陽明晃晃地掛在天上,熱得人沒處躲。車子停在大源鎮蔣家村祠堂門口,我下了車,心里還犯嘀咕,展館建在這里,合適嗎?

結果一進那老臺門,暑氣就退了一半。

臺門里面陰涼陰涼的,青石板地面泛著潮氣,天井里灑下來的光被高高的封火墻切得整整齊齊。我抬頭看那木雕的牛腿、雀替,油漆雖已斑駁,但當年的精細勁兒還在。

好多地方的古鎮、古村都有這個問題。房子修得漂漂亮亮的,可里頭空著,或者擺些不痛不癢的東西。游客來了拍張照就走,留不住人。

而我的這些報刊一來,就不一樣了。

我們用了三個月的時間裝修、布置展覽。終于在2021年6月17日,這個全國首個以紅色報刊為主題的史料研學中心在郁達夫的故鄉開館了,館內展陳近四百種不同時期的紅色報刊,一下火遍了大江南北。

這些紅色報刊均是中國共產黨早年辦的報刊,也有我黨秘密創辦的地下報刊,上面的文字清清楚楚地記錄著那個年代的新聞。

這些老臺門本身就是清末民初的建筑,而這些報刊恰好也是那個年代的產物。老房子展陳老報刊,那叫一個相得益彰。游客走進來,陰涼涼的,木頭味兒混著紙張的油墨味兒,歷史的厚重感撲面而來。

就在這個古色古香的老臺門的展柜中,有一百年前的《新青年》《湘江評論》《每周評論》《中國青年》創刊號。它們就那么安安靜靜地躺在里面,紙頁泛黃,有的邊角已出現了裂痕,像是剛從哪戶人家的閣樓里翻出來的。

了解近代史的人都知道這幾份報刊的名字以及它們在歷史上的重量。不過說實話,若不是前幾年《覺醒年代》那部電視劇熱播,很多人可能也就是聽過這些報刊的名字,沒什么真切的感受。電視劇里出現的那些鏡頭,陳獨秀在上海辦《新青年》,李大釗在北大紅樓寫《庶民的勝利》,毛澤東在長沙創《湘江評論》,拍得特別真實,很有代入感。

隔著玻璃展柜,盯著那本《新青年》改名前的創刊號,封面設計簡單素雅,上面畫著幾個人,寫著“青年雜志”四個字。我一直在想,這本雜志,當年經過多少人的手才轉到我這里?不知有多少人翻來覆去地讀過,不知又給多少人在迷茫中提過醒、指過路?

剛開館那會兒,有件事印象特別深。那天展廳里站著一個大學生模樣的姑娘,戴著耳機,一邊聽手機里的講解,一邊拿本子記著什么。我湊過去小聲問:“姑娘,你是專門來看這個的?”

她摘下耳機,挺興奮地說:“是啊!我是暑假從上海過來的。看了《覺醒年代》之后,我就特別想親眼看看這些報刊長什么樣。在網上查到這個研學中心,我就過來了。”

我問她,看到原件什么感覺?

她想了一下,說:“就感覺……歷史不是書上的那些字了。是真的。”

就這句“是真的”,說得我心頭一下子暖起來。

我們這代人對歷史的了解,大多來自書本、電視、手機。那些事兒離我們太遠了,遠得像另一個世界似的。可當你真站在這些百年前的紙張面前,看著那些鉛字,那些油墨褪色后的印跡,你忽然就覺得,那些事兒是真的發生過,那些人也是真的活過、掙扎過、吶喊過。

這種感覺說不上來,但很特別。

好多人問我,這個研學中心到底有多少份報刊?我說兩萬多份,但展陳的只有四百種左右,其他的都在庫里。它們都是我三十年來一點一滴攢下來的。“三十年”,說起來就三個字,可過起來,是一個人的大半輩子。我為了這些報刊跑了不知多少趟舊書店、廢品站,也不知熬了多少夜去整理、研究。有些特別珍貴的,我得花費好幾年心思才能收集到。

“兩萬多份?”問者聽了嚇一跳,“這么多,都是你一個人收集的?”

我笑了笑,說:“當然了。從九十年代初期就開始了,那時候大家還不怎么看重這些東西,我算是‘撿漏’吧!”

一般人不知道,收藏舊報紙、舊雜志,可不是僅僅有錢就行的。你得懂,得有眼光,還得有耐心。而且,這東西占地方,還要考慮保存它所需要的恒溫、恒濕環境。以前我在哈爾濱,不光家里能夠占用的空間都讓我占用了,就連自己的車庫也是滿滿的。我家人總說我把家里弄得跟倉庫似的,有時候都無從下腳。

有人問我,是怎么迷上這個收藏的?

我對他們說,九十年代那會兒,我辦雜志,資料室就有很多交換的報刊。有時候需要查一些資料,就到處找老報刊看。看著看著,我就發現老報刊里大有文章可作。如那些舊報紙上的新聞、評論、廣告,哪怕是尋人啟事,都是那個時代的印痕。

我剛開始收藏,就對創刊號情有獨鐘。通過每一種報刊的創刊號,你能看到創辦者的初心,也能看到他們對未來的想象。

有些人搞收藏,是為了投資,等著升值。但我不是。我收藏這些東西,更像是為了和歷史對話。我收集的最早的報刊,有1904年出版的《安徽俗話報》,那是陳獨秀辦的,用很通俗的話和漫畫來講新知識、新思想,想讓老百姓看得懂。那會兒還沒有《新青年》呢,從《安徽俗話報》似乎能看出陳獨秀的思想是怎么一步步變化的。他不是一下子就變成后來那個陳獨秀的。

這就是收藏原件的意義。你光看書本上寫的“陳獨秀是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那是抽象的。可你看著他辦的報紙,一期一期地翻,看著他用的語言從文縐縐變得越來越直白,看著他關注的話題從文化教育慢慢轉向政治社會,你才能真正理解,這個人,是怎么在那個時代的大潮里一步步走過來的。

在我的收藏里,像這樣的寶貝還有很多。比如忠實地記錄了歷史風云變遷,有諸多新文化運動先驅者發表作品的《東方雜志》,它也是1904年創刊的。還有魯迅在1912年1月3日于紹興創刊的《越鐸日報》,魯迅曾以筆名“黃棘”在《越鐸日報》創刊號上發表了《“越鐸”出世辭》,闡明辦報宗旨:“紓自由之言議,盡個人之天權,促共和之進行,尺政治之得失,發社會之蒙復,振勇毅之精神。”

我手里還有好多特別珍貴的東西。比如1937年偽滿洲國的《大同報》,表面上是在說些冠冕堂皇的話,可把報紙翻到中縫和廣告欄,就能看到“藥鋪廣告:專治各種疑難雜癥”“戲院預告:今日上演《還我河山》”這類字句。那其實是當時的人在用暗語表達抵抗的意思。倘若這些東西沒人去發現、去解讀,可能就永遠淹沒在紙堆里了。

還有一份1942年3月的馬來西亞華文報紙《星洲日報》,上面登著愛國華僑陳嘉庚號召機工回國抗戰的宣言,旁邊密密麻麻寫著很多人的名字和捐款數目——“陳阿福捐半月工資”“李秀英典當玉鐲”等等。報紙邊角還有一行小字:“賣報童阿強捐銅圓五枚。”

我看到這里的時候,眼眶有點熱。五枚銅圓,那是一個賣報孩子的全部。他把這五枚銅圓捐出去的時候,心里想的是什么?他可能不知道這場戰爭要打多久,但他知道,自己多出一份力,這個國家就多一分希望。

這些報紙,哪里還是報紙啊?它們是那個時代的呼吸,是無數普通人在大時代里的心跳。

可就是這么寶貝的東西,2021年,我全捐給了政府。

有人問我,舍得嗎?

我說,這些東西放在我家里,那就是我一個人的。放在這里,那就是大家的。

研學中心分了三個展廳,設在三座老臺門里。一號廳講《新青年》和中國共產黨的關系,二號廳擺的是建黨前后的各種黨報、黨刊,三號廳專門講“名人與報刊”,比如毛澤東主編的《湘江評論》、周恩來參與創辦的《覺悟》等等,都有展出。

研學中心成立以來,經常會有一些單位到這里團建。有時十幾個人,有時二三十個人,他們在老臺門里安安靜靜地看,聽我和講解員講每一份報紙背后的故事。那一天,有個頭發花白的老同志,站在一個展柜前看了好久那份抗戰期間發行的《新華日報》。

他看我好奇,就跟我講:“這份報紙,是抗戰時候在重慶出版的,那時候由周恩來直接領導。你別小看這份報紙,當年在國民黨統治區,那就是一盞明燈啊。”

他說這話的時候,神情很認真。

對于這些老報紙,每個人看了的感受都不同。對老年人而言,那是他們自己或者父輩經歷過的歲月,看著就是回憶,就是鄉愁。年輕人不一樣,平時手機上、電視劇里見過的事兒,一下子放到了眼皮底下,無不感到新鮮和震撼。學生就更不用說了,老師在課堂上反復講的那些知識點,突然變得看得見、摸得著,腦子一下子就靈光了。

凡是進了這幾個老臺門的訪客,多多少少都能有一些收獲帶走。

紅色報刊的魅力在于,它不是那種高高在上、發表那些大道理的載體。它就是當年的新聞、當年的議論、當年老百姓的喜怒哀樂。你把它放在那兒,讓人們自己去看、去體會、去思考,慢慢就習慣與它對話了。

以前的蔣家村,村民經濟收入一直都不錯,但就是缺乏活力。年輕人都出去打工了,留下的老年人也沒什么事可做。村子里安靜得發悶,一年到頭也見不著幾個生面孔。

可現在不一樣了。研學中心從開館至今,接待總人數達三萬多。人來得多了,自然就有需求。有人要吃飯,有人想住下來慢慢看。村里人腦子聰明的,就開起了農家樂、民宿。還有些在外面打工的年輕人,聽說老家搞起來了,也動了歸鄉的心思。

我覺得這事兒挺有意思。這些報紙一百年前在宣傳新思想、開民智,盼著這個國家好起來;一百年后到了我們這個村落,照樣在起作用。只是以前是叫醒人的腦子,現在是讓村子活起來。

建館的初心,不是把老房子鎖起來供著,也不是把老物件藏庫房里落灰,而是讓它們重新回到人們的生活中來,讓人看得見、摸得著、用得上。

這樣,老的東西才不會死。

從早到晚,一會兒是幾個大學生來問我能不能在展館里拍短視頻,一會兒又有電話打進來,是哪個單位要來搞黨建活動,問我能不能親自安排講解。

我喜歡這么樂在其中地忙忙碌碌。

接下來,我還想在現有的三個展廳的基礎上,再弄一個“百年記憶人文館”,把一百年來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東西擺出來;想做一個“民國書房”,讓人可以坐在老臺門里翻翻舊書;還想把“工人報刊史料館”“婦女兒童報刊史料館”“青年報刊史料館”都搞起來,從而在這里建一個“鄉村博物館群”。不光是講紅色歷史,也講文化、講生活,讓不同興趣的人,都能在這里找到自己感興趣的東西。

我想,這就是一個人找到自己想做的事之后的樣子吧。我這三十年,不是在收藏報刊,是在打撈歷史。我不是為了自己擁有這些東西,而是為了讓這些東西被更多人看到。

夕陽的余暉照在那些老臺門的墻壁上,黃黃的,暖暖的。蔣家祠堂門口,幾位老人坐在那里聊天,旁邊有幾個小孩在相互追逐著玩耍。這樣的畫面,樸素而祥和。

其實,這些報刊,本來就不該拿來做單純的收藏,而是應該有更好的傳承;這些老臺門,也不該修繕后就保護起來,而是需要有人氣。那些在展柜前看了許久的年輕人,那個說“歷史是真的”的女大學生,還有那個講述《新華日報》背后故事的老同志,那群打算回老家創業的年輕人……

這些就是紅色報刊賦予鄉村最好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