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中見真:論鄞珊《大地幻影》微觀敘事
鄞珊以其在非虛構散文領域的深耕被譽為“城市心理非虛構”的開拓者。在傳統非虛構寫作中,作者往往通過觀察、訪談與文獻考據等方式,聚焦于社會事件與人物行為等外在真實的呈現,強調事實的客觀性與歷史的可證性。然而,鄞珊的《大地幻影》則是通過內省、深描與合理推斷等方式,著力刻畫心理流動與情感邏輯等內在真實,注重經驗與心理層面的可信度,體現出強烈的個人視角與敘事主體性,其文字在語言表象之下融合了感性的細膩與思想的深度。
這種心理非虛構的寫作實踐,在敘事方法上一定程度依賴于其選取微觀敘事的策略。微觀敘事作為一種獨特的敘事策略,在敘事對象上聚焦于普通個體與日常瑣事,在視角上采取平民化與內在化的敘述方式,強調通過細節的描寫來構建個體經驗和情感的獨特性。在傳統的宏觀敘事中,作品往往通過宏大的社會背景或普遍的社會議題來推動情節發展,而微觀敘事不追求宏大體系的構建,而是強調個體經驗的獨特性與不可復制性,通過對個體生命在特定時空中的言行與情緒的軌跡的細膩捕捉,聚焦生活細節,使得看似普通的個體生活與情感得以進入敘事的中心。
在《大地幻影》中,鄞珊以自身記憶為敘事錨點,通過對潮汕童年經驗、日常經歷與生命、自我感悟洞察等片段的平靜還原,構建出一個充滿主觀質感與情感溫度的世界。其以街巷小民為書寫對象,取材于日常生活,注重心靈的勘探,呈現出鮮明的微觀敘事特征,書寫形式具有典型性。其微觀敘事策略具體體現在敘事空間的內化、民間視角的選取、心理呈現的“未修飾性”,使讀者得以在文本的細微處,獲得回腸的情感共鳴。

《大地幻影》作者: 鄞珊
出版年: 2023年
一、 “大地”的微縮:敘事空間的內化
在文學傳統中,“大地”這一意象承載著深厚的文化意蘊。其往往象征著鄉土的廣袤空間、民族歷史的厚重載體與自然生命的孕育者——從沈從文筆下的湘西邊城,到莫言敘述的高密東北鄉村,大地始終是孕育集體記憶與民族寓言的宏大場域。而《大地幻影》雖以大地入題,但并未將所寫之事置于一個宏大的場域,其敘事空間上的“大地”被收縮為作者記憶中的微觀場域,是潮汕街巷、長大后身邊的城市空間,是日常生活的方寸之地,是生活的現場,透露出其敘事空間已“內化”。這種空間書寫的內向轉化,是《大地幻影》微觀敘事最直觀的體現,它使得文章中的物理空間成為承載、激發與組織情感記憶的核心容器。
(一)從鄉土符號到記憶單元:微觀空間的敘事轉型
龍迪勇在《空間敘事學》中明確指出,敘事空間并非單純的“故事發生的物理場所”,而是貫穿敘事活動全流程、與時間維度深度綁定、具有多重屬性與功能的核心敘事維度,其本質是“敘事與空間的融合形態”,且屬于蘇珊·朗格所說的“抽象空間、知覺空間、虛幻空間”——這種空間需依賴讀者對文本細節的整合與感知,才能在意識中完整呈現。[1]在《大地幻影》中,空間與“記憶時間”形成了深度的綁定關系。“家匯街”“魚鋪”這些物理場所之所以能升華為敘事空間,是因為它們承載了作者過往的情感與知覺。在《大地幻影》的文本中,它們不再是公共的、客觀的地理存在,而是私密的、主觀的心理構造物。當作者在當下的時空回望,這些空間便被激活,成為通往過去的隧道和情感涌流的泉眼。這種從客觀存在到個人記憶載體的轉型,是微觀敘事得以展開的基礎,它為宏大而抽象的情感找到了一個可供讀者進入和觸摸的精確坐標。
(二)地志空間:微觀敘事的整合功能
本書的敘事空間高度集中在作者生命經驗的“方寸之地”。其中尤為典型的是作為地理核心與情感坐標的“家匯街”——作者童年時期的故鄉生活場域。“家匯街”在《大地之上》《竹探》《魚鋪的海》《打鹵》等多篇書寫故鄉的散文中作為故事背景出現,構成文本的核心“地志空間”。
所謂地志空間,加布里爾·佐倫在《走向敘事空間理論》一文中指出其為敘事中“獨立于時間順序、承載故事發生的靜態物理環境與人物存在的整體框架”。構成包含兩部分:一是“靜態物理環境”,包括具體地點、環境特征與空間內的物品等,二是“空間中的人物”,其作為動態元素融入環境,賦予空間情感意義[2]。“家匯街”既是包括具體地點與環境特征的靜態物理環境,也包括了身處其間形形色色動態的人物。
在第一輯“大地之上”中,《大地之上》《竹探》《打鹵》等篇章,雖然在情節線上呈現發散特性,串聯起不同的人物與故事,在時間維度上也穿梭于過往與當下之間,但其空間錨點卻穩固地維系于“家匯街”這一具體而微的空間坐標。正是這種空間上的聚焦,以及帶有共同特征的物象線索,使得那些看似碎片化的人物故事與記憶段落,得以形成一個回環往復的和諧整體。地志空間往往能夠充當敘事碎片的“粘合劑”,穩定的地志空間可以維系敘事的整體性。程錫麟指出,地志空間的“聚焦功能”可使碎片化敘事形成有機整體。[3] 以《魚鋪的海》為例,文章由家匯街的魚鋪切入,細數各類魚鋪的工作場景、“爺爺”與“我”買魚丟錢的故事,又轉至在當下視角對海味的味覺記憶,并就水族箱里工業化生產的魚慨嘆,最終以對鎮上魚鋪的懷念收束全文。[4] 故事由家匯街的魚鋪出發,又以其收束,形成閉環。以“家匯街”這一地志空間為軸心的微觀書寫,不僅構筑了記憶的地理坐標,更使這一空間成為情感回溯的精神原點。空間的凝練使得思鄉懷念的情感愈發濃稠。
(三)異托邦:微觀空間的批判性升華
在《大地幻影》中,部分空間超越“故事背景”的功能,成為福柯理論意義上的“異托邦”——即真實存在卻打破常規時空秩序、充滿矛盾與異化、映射社會與心理困境的“另類空間”。福柯在《不同空間的正文與上下文》中明確異托邦的核心特征:真實存在性、另類秩序性、對照批判性。[5]真實存在性將異托邦與烏托邦相區別,另類秩序性指異托邦的內部獨立于常規社會的規則,對照批判性則指通過與“正常空間”的反差暴露現實矛盾。其中尤為典型的是《東司》與《蛆》兩篇文章。《東司》與《蛆》中的空間,正是典型的“異托邦”,通過微觀敘事的視角,聚焦生活角落與個體經歷,卻又分別承載著社會文化困境與個體精神異化的內容。
1. 《東司》:承載文化矛盾的異托邦
“東司”指廁所,是作為古漢語遺留的潮汕話。作為真實存在于生活當中的物理場所,其符合“異托邦”的真實存在性,但作者筆下的東司,內部卻存在多重矛盾,形成區別于常規社會規則的另類秩序性,對現實生活有對照批判的意義。
東司透露出其在性別上的功能矛盾。文中提到東司是形而下的“五谷輪回之地”[6],鎮上的東司穿插在各個角落,是為了方便鎮里的居民,但實際上卻“大多都指向是性別上的‘偏門’,基本都是男人的廁所”[7]。即便是新社會建起來的女東司,文中也是這樣的描述,“但這個僅有的女東司半抱琵琶半掩面地兜兜轉轉,它羞答答地,轉彎抹角設置在九曲十八彎的小巷中”[8]。而后作者還寫到“東司也是剛出生的女嬰的歸宿”[9],寫下“阿豐伯趁夜黑風高之際,把嬰兒直接丟進東司里”的故事。[10]東司在作者筆下還帶有生命終結的意義。一方面是面向公眾的便民場所,另一方面卻映射出在性別上的文化歧視,作者透過這一矛盾,借助東司這一微觀角落的功能寫出了一個帶有隱性秩序的異托邦,在文章最后,作者提及現代化公眾場所廁所的發展與母嬰室等“細致入微的人性化”[11],發出“時間的熔爐將過往的落后融化”,“那些燠熱和惡臭味道,已被大地和時間所吸食”[12]的感慨。作者既從微觀的角度切入呈現矛盾沖突,同時又不局限于微觀的局部沖突,而是在結尾將其放置于時間長河之中沖刷淡化矛盾。龍迪勇在《試論作為空間敘事的主題——并置敘事》中提到,異托邦的價值在于“以空間顯異化”,《東司》正是通過“東司”這一承載了污穢與溫情、生命與死亡的矛盾的空間,讓讀者直觀感知傳統地域文化中的復雜與殘酷,映射出潮汕傳統社會的文化困境。
2.《蛆》:精神異化的異托邦
異托邦常常是人物心理的鏡像。在《大地幻影》中,空間不僅是故事發生的背景,更可以是人物心理的外化表征。在《蛆》這一特別的篇章中,異托邦被引向了心理層面。文中的飯局包廂是真實的社交空間,但其內部秩序卻充滿了虛偽與欲望的異化。生活意義上的真實被聊齋般的荒誕色彩瓦解,都市空間與飯局場景呈現出令人不安的異化感,承載著“她”與西門丁間腐敗糜爛的欲望與精神困境。本應是日常、溫馨的飯桌,卻變成“在燈火和酒席中有一條蛆蟲袒露著”[13]的壓抑場景。飯局包廂的壓抑氛圍,正是西門丁與“她”之間腐敗糜爛的欲望與精神困境的空間外化。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不再是正常的交流,而是欲望的啃噬。
這里的異托邦,不再僅僅指向外部社會文化,而是借助生活中的微觀具體的空間展開極具象征性的故事,直指現代人內心的荒蕪與扭曲。
(四)小結
通過對敘事空間的微縮與內化處理,鄞珊將街巷市井等物理場所,成功轉化為情感與記憶的容器。它們為飄忽的心理活動提供了堅實的依附點,使抽象的內心世界得以被讀者感知和觸摸。尤為深刻的是,當讀者合上書卷,回味“大地幻影”這一標題時,“大地”意象所具有的宏大感,使得一種超越具體街巷的遼闊的心理空間被豁然開拓,使人恍覺所有親歷的人事,在這大地之上不過如“幻影”般過眼云煙,不過是曾經存在過罷了,以“大地”之宏大,揭示人事之微渺與時間之奧妙。但也正因其短暫與微渺,那些被文字定格的、充滿情感的微觀空間,才更顯其珍貴與永恒。空間的內化,最終升華于對時間與存在之思考。
二、平凡的星光:民間視角的選取
微觀敘事不僅關乎“寫什么”,更關乎“誰在看”以及“如何看”。鄞珊將敘事視角沉降到民間,使得《大地幻影》的微觀敘事整體建立在一個鮮明的民間立場之上,極大地決定了作品觀察、理解與呈現世界的基本方式,使《大地幻影》的微觀敘事帶有一種生活性、真誠性與文化性。
陳思和在《理想主義與民間立場》中明確,民間視角的核心是“遠離國家權力的規訓與精英文化的俯視,以自在、自為的姿態呈現普通人的生存實態”:它拒絕將小人物符號化為苦難載體,也不借小人物佐證宏大主題,而是讓小人物成為敘事的主角,按自身生活邏輯存在;同時要求“知識分子把自身隱蔽到民眾中間,用‘敘述一個老百姓的故事’的認知態度,表現對時代真相的認識”,即作家需放棄作為“啟蒙者”的優越感。[14]謝友祥在《“民間”的現代品格——對陳思和“民間”話語的理解》中進一步補充,現代民間視角需兼具對個體尊嚴的尊重與對生活本真的堅守,既要看見小人物某方面的“殘缺”,更要看見殘缺背后對尊嚴、對生活的“完整”,而非簡化為“被同情的對象”[15]。
《大地幻影》的民間視角正體現在其以非官方、非精英化的視角去觀察、理解并呈現社會生活,尤其是普通民眾的生存狀態、價值觀念與情感世界。簡言之,這是一種“為小人物寫作”,并“作為小人物寫作”的敘事姿態。
(一)民間視角的生活性:日常細節的生命化書寫
民間視角的核心魅力,在于其對“生活性”的靠攏——它摒棄了戲劇性沖突的刻意營造,轉而將瑣碎的日常轉化為承載生命邏輯的敘事載體,聚焦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尋常片段,從細節中挖掘人物的性格與情感,最終實現民間生存本真質地的呈現。這種“生活性”主要通過寫作對象的選擇與敘事姿態的堅守兩個維度展開。
1.寫作對象:聚焦生活普通人
在寫作對象上,微觀敘事天然地傾向邊緣與殘缺,偏愛那些被宏觀所掩蓋的角落聲音,拒絕概括于標簽,執著于對個體生命軌跡的細膩追蹤。鄞珊始終聚焦于生活中身邊的普通人,甚至是帶有殘缺的人。《竹探》一文中提到,“我發覺自己文學的啟蒙便是從現實中的殘缺來的,我們必須為現實的不公和遺憾作修補,需要用文字重新構建我們精神的城堡”[16]。正是基于這樣的創作自覺,我們看到作者筆下面部長有肉瘤的“象人”、那個手指粗大的小女孩、龜腰的阿金等被生活刻下特殊印記的邊緣者。他們常被主流的宏大敘事聲淹沒,但在鄞珊的筆下,他們有著豐滿的血肉、內在的尊嚴與生命光亮。以《大地之上》中的阿金為例,他有著“龜腰、雞胸、說話不清晰”[17]的身體與生理特征,承受著“來自身體上失衡的沉重”[18];而在小鎮的鄉俗認知中,“身體如許的殘疾自然應該受欺侮”[19],這種隱性的偏見如同無形的枷鎖,試圖將他框定在“弱勢”的標簽里。但阿金始終以自身的方式堅守著尊嚴:他憑借出眾的工作技術躋身眾多工人之中,以專業能力贏得基本尊重,使其“被恥笑的機會越來越少”[20],精神上得以昂首挺胸;當他與廠里的女工阿葉談戀愛,遭遇“誰也沒有想到一個羅鍋可以談戀愛”的孤立與議論時[21],自尊的他沒有在唾沫中委曲求全,而是義憤填膺地回擊周遭的議論,堅決守衛自己生命中的愛情與尊嚴。鄞珊并未將阿金的生命置于戲劇化的高臺之上,讓他悲號命運的不公;而是將其融入日常瑣碎當中,他的堅守與反抗都源于平凡生活的真實訴求,這種融入日常的刻畫,恰恰讓阿金的生命光亮顯得愈發真實可感:即便身有缺憾,他依然擁有與普通人同等的對尊嚴、愛情與美好生活的追求,而這份追求本身,正是平凡生命最動人的韌性。
2.敘事姿態:平視與真誠
民間視角的“生活性”之所以具有真實的感染力,離不開作者所堅守的平視與真誠的敘事姿態。與精英敘事中常見的“俯視式批判”或“憐憫式同情”不同,鄞珊既不以上位者的姿態審視筆下人物的境遇,也不刻意美化或拔高其行為;而是以“在場者”的身份沉浸于敘事之中,用平等的目光觀察、用真誠的筆觸記錄,讓生活的本真不加修飾地流淌,字里行間自然流露著對生命的善良、包容與關懷。
在《大地之上》的《他》這一篇的末尾,她寫道:“我忽略了那個長著肉瘤的人,也是說著正常的話語。如我們。”“我們正常的日常,在某些人群看來卻是遙不可及的……”[22]這句自省式的感慨,不帶絲毫的道德優越感,反而帶著“將心比心”的共情——它承認了主流視野或者說作者此前對邊緣者的“忽略”,更打破了“正常人群”與“異常人群”的絕對界限,揭示出二者在擁有作為人的日常訴求等本質層面的共性。這種反思恰恰印證了陳思和對民間視角的核心判斷:“民間的關懷不是居高臨下的施舍,而是‘看見彼此的脆弱’,”而平視正是實現這種“看見”的前提。
《竹探》一文寫了關于作者對于潮劇以及竹器社的童年回憶。面對飾演“陳世美”的演員要不到飯,作者談到“弱小的我一直對戲服后面的‘陳世美’充滿了憐憫和擔憂”,其會自己給陳世美安排一個較好的結局:同樣演戲的秦香蓮會分點飯給他吃[23]。這份童年時期的憐憫與補全的愿望,并非成年人的理性批判,而是源于“在場者”最直接的情感共鳴——作者以孩童純粹的善意,共情于角色背后真實個體的委屈與艱難。
這種敘事姿態,讓民間視角下的微觀敘事不再是一種單純的技術選擇,而成為一種帶著溫度的價值立場,讓讀者能夠在這種真誠的共情中,真正走進民間世界的生命肌理。
(二)民間視角的文化性:微觀視角下的潮汕故鄉書寫
謝友祥指出,“民間視角必然承載地域文化,成為文化記憶的載體”[24]。民間視角的真正力量,不僅在于它呈現了誰的生活,更在于它如何呈現孕育這種生活的整個文化肌體。在《大地幻影》中,潮汕元素占有非常大的比重。作為帶有深刻潮汕烙印的潮汕作家,鄞珊通過微觀敘事,從自身經歷與記憶出發,以民間的微觀視角,將宏大的“潮汕文化”這一整體性概念,細膩地溶解于無數具體而微的個人經驗、生活細節之中,將潮汕文化借由受其熏陶的人物還原,通過人物行動、情感與思維的內在邏輯本身,由內而外地、更具生命質感地建構出潮汕文化記憶。
潮汕文化元素在《大地幻影》中不是浮于表面的裝飾點綴,而往往成為串聯故事的敘事符號,成為書寫、回憶故鄉生活的有力支點。《打鹵》一文以潮汕鹵味這一地域特色美食切入,并由此引進一系列潮汕節慶風俗描寫,以及大姨與“我”家之間的往來故事。[25]《依然銅鏡》中對于潮劇《荔鏡記》的運用,展現了更為精巧的敘事編織能力。作者并非簡單地將潮劇作為文化背景提及,而是讓戲曲內部的情節線與外部的現實記憶形成深刻的互文與對話。當書寫到《荔鏡記》中五娘懷疑丫鬟益春與陳三有私情時,筆鋒隨即轉向記憶中學校里楊老師哭訴丈夫外遇的真實事件;在描繪完童年觀看潮劇的鮮活場面后,敘事又巧妙地回歸至《荔鏡記》的悲歡結局。這種虛實交織、戲里戲外環環相扣的敘述方式,使得潮劇不再是被靜觀的藝術對象,而是與個人的成長記憶、情感認知乃至地方的人情世態緊密融合的經驗載體。[26]《甮丸》一文則聚焦作者年少時的潮汕飲食記憶,精準地錨定了“學生時代”這一特定的生命階段,從粿條與丸子出發,使得對故鄉與學生時代的懷念有了具體的依托。[27]
這些文本共同表明,鄞珊筆下的潮汕文化,是一種“活”的文化。《大地幻影》以其民間視角,通過無數這樣的微觀細節,書寫滲透在日常生活、價值觀念與情感結構中潮汕文化與作者心中的潮汕故土。
(三)小結
綜上所述,民間視角的選取使得《大地幻影》的微觀敘事得以具有一種帶著體溫的價值立場。鄞珊不僅書寫小人物,更重要的是,她秉持著一種身處其中的姿態去書寫小人物。這種基于平等的深刻共情,是《大地幻影》的微觀敘事能夠打動人心、將平凡的光亮發掘出來的根本原因。
三、心靈的本真:心理呈現的“未修飾性”
正如周建江所指出的,鄞珊擅長“將日常細節轉化為生命體驗的載體”[28],而這一轉化在心理細節的呈現上尤為突出。《大地幻影》的微觀敘事不僅體現在外在的空間上,也體現在其敘述的內在化,聚焦個體心理的呈現,勇敢地呈現內心的矛盾、幽暗與不確定性,拒絕任何形式的美化,對原始心理細節進行不帶修飾痕跡的誠實呈現。如果說對空間、人物、視角的微觀處理是《大地幻影》敘事的骨骼與血肉,那么其對原始心理細節的忠實呈現則是其流淌的血液。
《障礙》一文便是詮釋的典范。文章記述了作者為一位流浪漢送飯并提供幫助的經過,但敘事的重心并非落在“我”善行的本身,而是落在其未加過濾的心理上。文章穿插著大量未加粉飾的心理活動:既有真誠的同情,也有對自身行為的猶疑與顧慮等。不同于追求情感升華與道德圓滿的傳統敘事,這種書寫并未將自身的行為粉飾為高高在上的美好施舍,而是坦誠呈現了助人過程中復雜的心理波動,還原了生活與人性本來的粗糙質地,將一個善舉背后復雜的心理博弈全景式地袒露出來。幫助的結局不算完美,在“我”因病多日未送食物而再次見到流浪漢時,“他的神色里有某種莫名的憤怒,他的眼神有點恐怖莫測”,行善的“我”反倒“感覺自己灰溜溜的”[29]。這并非否定善意,而是要還原踐行善意過程中的真實形態——它并非純粹而強大,卻是在與自身的怯懦、算計的不斷纏斗中,依然選擇向前的那一步,正如文章結尾所說“我盡力了,并不完美,但大地蒼茫,我究竟有留下轍印”[30]。鄞珊敘述過程中這種對心理原始、混沌的本真的堅守,使得其微觀敘事穿透了社會行為的表象,不停留于單一固定的道德評判,而是直抵人性深處共通的脆弱與復雜。
這種心理描寫的“未修飾性”原則,在《芬太尼》中則展現為對記憶本身可靠性的深刻質疑,展開了類似考古挖掘的心理探索。文章聚焦作者模糊的記憶,借助與心理醫生、妹妹的對話,細致入微地探討作者記憶里家中失竊的印象是真是假。然而,鄞珊的目的并非偵破一樁歷史懸案,而是要真實記錄下這場記憶考古本身的無果與困惑。作者沒有在一個是真是假的肯定答案上落腳,而是細致地呈現心路歷程。她最終坦誠“我對自己的大腦一無所知”[31],“我的記憶已成為篩斗,承接之后又被篩得所剩無幾”[32]。這種不尋求確定的答案,而是坦然呈現記憶的模糊性、建構性與脆弱性,解剖心路歷程的追求,是鄞珊對“真實”的更深層理解。《大地幻影》放棄了對過往經驗在宏觀上的統一建構與確證,轉而忠實于那些斷裂、矛盾的微觀記憶碎片,而這恰恰構成了個體認知自我的最本真狀態。
而在《血界》中,心理的微觀敘事則呈現出一種現場直播般的直接性與爆發力,從親歷事件中直接呈現心理細節。文章一開始從流鼻血這一突發事件切入。文章以一種直播式的敘述展開,讓讀者身臨其境地感受“我”在現場的細節和生理體感。文章開頭寫道:“一股液流已經在我腦門里涌過,自上而下快速流出鼻孔,我的身體成為它的通道,每個細小的部位即時感受著它的碾壓:人中、上唇、嘴角……”[33]緊接著,不加修飾的內心獨白迸發:“流出的不是鼻水,是鼻血!”[34];在面對女兒不合時宜的拍照要求,瞬間的煩躁也不加修飾地呈現:“這孩子這么大了也真不懂事,我哪有閑工夫拍照?吐血還能立此存照……鮮血難道可以留在那里?她以為像她每次吃飯前拍照曬照炫耀一番?”[35]此外,還有心理感受的具象化描寫,如“惶恐如一只蜘蛛張開的腿,慌亂、顧此失彼”[36]。這是一種源于生理體驗的、近乎本能的聯想,精準地捕捉了危機時刻注意力無法聚焦、四下蔓延的失控感。期間各種圍繞著“血”的回憶插敘也與人在意識流動中跳躍式聯想極為相似。例如,當“我”做出流血的處理動作時,文章插敘了與之相關的作者二十年前處理學生流鼻血的記憶。《血界》的微觀敘事,鮮明地體現了《大地幻影》讓心理時間與物理時間無限趨近,讓文本的敘述節奏與內心的意識流動同頻共振的特色,從而創造出一種令讀者身臨其境的、不容置疑的心理真實。
綜上所述,通過《障礙》中對善意行為的客觀記錄、《芬太尼》中對記憶疑云的追問以及《血界》中對身體危機的現場記錄,我們得以窺見《大地幻影》中心理層面的“未修飾性”。這種“未修飾性”絕非僅存在于這幾篇文章當中,而是貫穿整部散文集,成為《大地幻影》鮮明的特色。鄞珊勇敢地開放了內心的不確定性、矛盾性與私密性,從而得以在微觀層面切入,在文本中建構起一個無比堅實、可信的內心世界,對個體生命的本真性進行深刻的文學呈現。
四、結 語
在今天,當代文學的宏觀敘事或已令人疲勞,鄞珊的《大地幻影》以其獨特的微觀敘事實踐,為讀者提供了一種重新認識文學與現實關系的可能。面對經驗同質化的時代困境與宏大話語的層層包圍,我們或許也會追問:究竟該如何保存個體的獨特?該如何守護生活的本真?
《大地幻影》通過其敘事空間的微縮與內化、民間視角的沉降與共情、心理真實的坦誠與“未修飾性”,給出了一份答案。我們仍可通過真誠的文字謙卑地直面內心,去照亮那些獨特的個體記憶與情感。或許我們的生命體驗恰如一面破碎的鏡子,《大地幻影》的啟示就在于:我們無須執著于拼湊完整的鏡像,而是應該誠實地撿起碎片,珍視每一碎片中映出的屬于我們內心的獨特光芒。文學的使命未必是構建宏大的體系,而還可以在于真誠地記錄那些大地之上個體“深的淺的腳印,真的幻的印象”。
注 釋
[1]龍迪勇:《空間敘事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版,第41頁。
[2] Zoran G.“Towards a Theory of Space in Narrative”,Poetics Today,1984,5(2).
[3]程錫麟:《論〈了不起的蓋茨比〉的空間敘事》,《外國文學研究》,2007年第4期。
[4]鄞珊:《大地幻影》,中國文史出版社2023年版,第28—44頁。
[5]福柯:《不同空間的正文與上下文》,載包亞明編:《后現代與地理學的政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8—28頁。
[6][7][8][9][10][11][12]鄞珊:《大地幻影》,中國文史出版社2023年版,第174頁、第176頁、第177頁、第182頁、第182頁、第187頁、第188頁。
[13]鄞珊:《大地幻影》,中國文史出版社2023年版,第310頁。
[14]陳思和、何清:《理想主義與民間立場》,《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5期。
[15]謝友祥:《“民間”的現代品格——對陳思和“民間”話語的理解》,《學術月刊》,2000第6期。
[16][17][18][19][20][21][22][23]鄞珊:《大地幻影》,中國文史出版社2023年版,第21頁、第10頁、第10頁、第10頁、第10頁、第12頁、第5頁、第21頁。
[24]謝友祥:《“民間”的現代品格——對陳思和“民間”話語的理解》,《學術月刊》,2000年第6期。
[25][26][27]鄞珊:《大地幻影》,中國文史出版社2023年版,第58—71頁、第45—57頁、第207—216頁。
[28]周建江:《生活的生命化書寫——鄞珊散文集〈塵扉〉的文學性研究》,《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3期。
[29][30][31][32][33][34][35][36]鄞珊:《大地幻影》,中國文史出版社2023年版,第272頁、第272頁、第88頁、第88頁、第189頁、第190頁、第198頁、第190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