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古城時期的鄭天挺與北大 ——《鄭天挺北大日記》讀后

《鄭天挺北大日記》中華書局2026年出版。記錄時間為1922年、1924—1936年、1951—1952年,主要記錄全面抗戰之前的北大校務、學人交游、讀書治學以及新中國成立初期北大歷史系教學科研情況。
《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中華書局2018年出版。記錄時間為1938年1月—1946年7月,幾乎與西南聯大相始終,主要記錄了戰時校務運轉與戰時知識分子教育救國的精神及艱難生存的實況。
1928年6月,北洋政府垮臺,北京更名北平。但這座古城,學府林立,名流薈萃,依然是當時中國的文化中心。鄧云鄉先生曾寫過一本書,題作《文化古城舊事》。所謂“文化古城”,指的是1928年6月至1937年7月之間的北平。在新近出版的《鄭天挺北大日記》中,主體篇幅記錄的是1926年到1936年間的見聞行止,與鄧云鄉筆下的“文化古城”時期重疊。在日記中,鄭天挺先生以史家謹嚴的筆觸記錄了一個大學的學術肌理如何生長。我們無比慶幸百年后能閱讀到這部日記,欽敬鄭天挺先生后嗣守護先人手澤之恪謹,也深感于俞國林先生整理日記手稿所付出的心力——那些在原稿中暈染的手書字跡、隱晦稱謂與濃淡墨色,經過一一辨識、考訂、串聯,才得以最終成為今日案頭這部兼具個人史、北大校史與近現代學術史價值的珍貴文獻。這批日記,俞國林先生“努力了十來年”方才征得出版授權,在紙弊墨渝的手稿中,百年前的北大校園得以重筑形制,那些散佚的學人心史終有枝可依。
“一步一步‘拱’出來的一片新式校園”
學者鮑寧在《老北大校園簡史:現代校園空間的拓建》前言中有這樣的話:“老北大的校園并非一次規劃建設成形,反而可以說是在老城內一步一步‘拱’出來的一片新式校園。”除卻空間意義上的推進,老北大的三大建筑在鄭天挺的日記中也以逐日推進的方式,一天一天“拱”了出來。
1933年12月6日,鄭天挺“危難受命”,出任北京大學秘書長。此前一個月,北大發生了浴室坍塌事件,學生一死兩傷,“全校震駭”。鄭天挺對建筑工程“向所未習”,但他上任后的第一項重大任務,就是主持修建圖書館、地質館及灰樓(學生宿舍)三大建筑。據《胡適來往書信選》錄蔣夢麟為北大募捐事致何東云:“敝校……為全國創設最早之大學,設備之周,規模之巨,為全國人士所稱許……惟是全校校舍雖有千數百間,大多歲月悠久,不能適用。就職以后,竭力籌劃,先后落成圖書館、地質館兩所,費用銀二三十余萬元。又學生宿舍一座,費銀十余萬元。”時任校長的蔣夢麟,全力籌劃經費;具體的落地實施,則由鄭天挺總攬,可想而知“事務異常繁忙”。從1934年4月11日與公興順木廠簽約后,鄭天挺的日記開始反復出現同一句話:
晨至學校,視工程一周。(4月12日)
視工程一周。(4月13日)
晨至學校,視工程一周。(4月14日)
到了4月16日,鄭天挺又在日記中寫下了一句極為坦誠的話:“晨至學校,視工程一周,此事向所未習,不能有所指正,聊以督察表率而已。”他的“督察表率”,可謂誠愨盡瘁。直到本年的11月24日,鄭天挺在日記中寫道:“校中圖書館土木工以今日竣。”寥寥一筆,萬千辛勞皆隱于只字片語之間。不過,土木竣工只是階段性的完結,之后的時間,他還去圖書館視察、驗收、舉行落成茶話會,“招待中外人士,到者三百余人”。
圖書館投入使用后,地質館和灰樓又同步推進。地質館由梁思成設計,是中國最早引進西方現代主義建筑風格的作品之一,“外形完全服從內部功能”。灰樓同樣由梁思成、林徽因主持設計,這座現代主義風格的集合住宅,僅用五個月便從圖紙變成了現實,最終助力北大完成了“三院五齋”的空間布局。
在鄭天挺的日記中,圖書館、地質館、灰樓,三座北大的地標性建筑就這樣在古老的北平城里,一寸一寸地“拱”了出來。1952年,北京大學的校址整體遷往燕園,老北大的校園逐漸退出教學一線,而這些建筑超越了實用功能本身,成為一份北大記憶乃至近代歷史記憶。
“卅年讀書,廿年養氣,正為此耳”
鄭天挺的日記,記錄了在民族危機日益深重的“文化古城”時期,以鄭天挺為代表的一代知識分子的“井中心史”,以及他們如何將家國情懷融入日常教學與公共事務之中。
1928年5月,日軍制造濟南慘案。鄭天挺詳細記述事件經過,沉痛之余更有沉思:“吾人于此,不應徒憤恨,而應自己覺悟警厲;不應徒思報復,而應思所以振拔。”1935年的華北,正處在民族危亡的緊要關頭。鄭天挺以近乎逐日實錄的方式關注華北形勢的進展,包括胡適對日方圖謀的分析、宋哲元部下蕭振瀛告知教育界“苦撐”、北大校長蔣夢麟聯合清華校長梅貽琦等平津學界名流致電敦請南京政府明確對日方針,等等。司馬遷曾在《太史公自序》中轉述孔子的話:“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鄭天挺深諳此義,他以驚人的冷靜部署保全校產,囑將賬據分置、“略存鈔票于校”;文書方面“學生名冊、成績最要”分別存放;又至圖書館囑“略選善本裝箱,備萬一”。面對友人對其安全的憂慮,他笑而作答:“有一語可相告,即此身絕不從賊耳!”鄭天挺當日的種種準備,為后來的“南渡”做了預演,展現了一位學者型行政官員在危局中的定力與擔當,正如他自勉之言曰:“卅年讀書,廿年養氣,正為此耳。”
在日記中,鄭天挺念茲在茲的重要群體是學生,這既是作為教師的天職,也可看出師道尊嚴背后的溫度。
1926年3月18日,女師大學生劉和珍在“三一八”慘案中犧牲。鄭天挺了解到劉和珍“家極貧,有母及弟,一衰一幼”之后,便在日記中記下:“余意與其開會追悼,徒發憤激慷慨之詞,何若醵資,使其老者活,少者立,以慰死者于萬一耶。”后來,他提出“醵集賻金以恤死者家屬”的倡議,頗得響應,而他本人也捐助二十銀圓。
如果說對劉和珍親屬的募捐是特殊事件中的義舉,那么八年后對白寶瑾的幫助則是日常中的溫情。1934年4月26日,史學系學生白寶瑾來訪,談及家鄉察哈爾赤城被土匪劉桂堂占據,“十室十空,厥狀極慘”,并示照片。鄭天挺記下“白,人甚恂謹,有志之士也”,當即決定“月助以五圓”。在當時,這筆錢相當于一個大學生近一個月的生活費,而對于一位需要養家的教授而言,是一份持續而實在的負擔。
北大濟濟多士,鄭天挺的北大日記中,一個常出現的人便是“孟鄰師”——蔣夢麟。作為一校之長,蔣夢麟在主持北大校務的同時,同樣憂心時局,勇于自任。1935年10月25日,蔣夢麟告知鄭天挺,他與胡適、傅斯年聯名致函汪精衛,主張“不可退出國際聯盟”,國聯討論意阿戰爭時應“投票請制裁意大利國”,并電召顏惠慶大使回日內瓦與會。同年11月29日,兩名日本憲兵入校約談蔣夢麟,鄭天挺在日記中詳細記載了蔣夢麟與日方對峙全過程:日方指責蔣氏撰文反日,蔣夢麟坦然辯駁;日方質問反自治宣言是否出自北大,他凜然回應“此乃內政問題,外人何得干涉”;日方脅迫其前往滿洲,蔣夢麟斷然拒絕。這段記錄,成為北大學人不懼外侮、捍衛國家尊嚴的珍貴史料。
“創造學術的時代”
1922年12月17日,《北京大學二十五周年紀念刊》出版,載錄有胡適《回顧與反省》一文。胡適說:“祝北大早早脫離裨販學術的時代,而早早進入創造學術的時代。”這是胡適對當時中國學術尚未建立獨立體系的深刻反省。1928年,隨著時局變化,“理想北大”在“文化古城”時期迎來了初步實現的可能。
1937年之前,盡管時局雷聲殷殷,但北平的教授們尚得以保有一定的學術活力。打開《鄭天挺北大日記》,我們會看到:1934年4月15日,蔣夢麟夫婦約鄭天挺夫婦及章廷謙夫婦游西山;1935年5月12日,鄭天挺在中山公園來今雨軒商議《讀書周刊》的創辦,“約子水主撰,孟真、頡剛、莘田、膺中、賓四、從吾、逮曾、斐云、俊升、胡適之先生及余分別撰稿”;1936年4月19日,鄭天挺與友人“同往大覺寺看杏花,各攜食物野餐”,“沿途杏花密列,光明燦爛,大觀也”。這些看似休閑的活動,實則是在“閑暇”的狀態下陶冶學術、碰撞思想。當后人回望“文化古城”時期的學術生態,如果沒有后來日本侵華戰爭,當會深信這“開創學術的時代”會留下更多的學術遺產。
“文化古城”時期的北大,與國際前沿學術的交流也未嘗中輟。鄭天挺的日記中便有這樣的場景:1935年5月18日,北大傅斯年、清華陳寅恪做東,宴請最后一次訪華的伯希和,“八時,傅孟真、陳寅恪宴伯希和Paul Pelliot于歐美同學會,約往陪,同座皆北大史學、文學系同人及清華大學、輔仁大學、北平研究院、北平圖書館之專究史學者”。這場會聚北平各高校與研究機構文史學者的宴會,不僅是國際漢學與中國本土學術的一次深度對話,更是民族危亡的暗影下中國學界自信、開放與堅守的剪影。
將鏡頭從北平聚焦到北大,我們也能感受到北大在“創造學術的時代”中的蓄力。蔣夢麟自1930年起長期執掌北大,鄭天挺擔任秘書長輔佐校務,學校在人事安排、課程設置等方面堅持學術自主。在辦學層面,蔣夢麟非常重視學術人才,1934年4月18日,鄭天挺在日記中記載蔣夢麟處理國文系人事變動時的態度:“師謂在大學一日,必不使幼漁先生他去,授課多少悉聽幼漁先生意,外間如有異議,師自當之。”優厚的薪資待遇,是大學延攬人才的誠意所在。在1934年6月30日的日記中,鄭天挺記載:“重要職員、院長、系主任、課業長薪俸均極優,不應再在校外兼職”,并附具體的數據:“院長、系主任、課業長,多可五百元,少則四百元,秘書長三百元”,以當時物價水平衡量,如此薪水屬于極高的收入水平。當時的北大也特別重視為各個學科配置研究設備,維持高標準的研究資源。在鄭天挺的日記中也頻繁記錄學校添置圖書、儀器的情況,如1934年5月1日記載校中出版組“影印西文科學書八種”;1935年4月28日記載校中購得趙一清《三國志注補》,這是他“尋求數年未獲”的資料,等等。
“文化古城”時期的北大,有著在古城中一步步“拱”出校園的堅韌。那座“拱”出來的校園雖曾遷往他處,但那份精神與韌性,卻從未離開。
(作者:侯倩,系北京理工大學教育學院助理教授)
(本文圖片由中華書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