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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炎武《廣師》中的師道觀
來源:學習時報 | 陳建林  2026年09月11日11:30

“獨學無友,則孤陋而難成”,這是顧炎武處世和治學的獨特經驗,也是他最終成為大思想家的重要因素之一。《廣師》一文成于1678年,雖然文本只有300來字,但內涵極其豐富,它系統闡述了顧炎武的師道觀,深刻展現了顧炎武兼收并蓄和經世致用的治學態度,至今仍具有深刻的啟示價值。

顧炎武喜歡讀天下書,也喜歡交天下友。據史料證實,顧炎武一生所交朋友眾多,有250位左右。他善于發現朋友的優點,并積極學習友人的長處,幫助自己更好地成就正在做的事情。

《廣師》一文成于顧炎武晚年。顧炎武寫作此文的直接動因,是友人汪苕文寫了一篇《與人論師道書》,其中盛贊顧炎武和另一位學者李因篤在經學修明方面為當世典范,顧炎武認為這種贊譽過高,自己深感不安,于是提筆撰文以明心志。他寫道:“同學之士,有苕文所未知者,不可以遺也,輒就所見評之。夫學究天人,確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讀書為己,探賾洞微,吾不如楊雪臣;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稷若;蕭然物外,自得天機,吾不如傅青主;堅苦力學,無師而成,吾不如李中孚;險阻備嘗,與時屈伸,吾不如路安卿;博聞強記,群書之府,吾不如吳任臣;文章爾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錫鬯;好學不倦,篤于朋友,吾不如王山史;精心六書,信而好古,吾不如張力臣。至于達而在位,其可稱述者,亦多有之,然非布衣之所得議也。”

《廣師》篇見于《亭林文集》卷六,原題為《與友人書》,后人常單獨引用并冠以《廣師》之名。寫此文時的顧炎武學術思想已較為成熟,學問頗為學界推崇,但他絲毫沒有驕矜之態,而是客觀看待自己學問的不足,對同時代其他著名學者的長處予以高度評價。

《廣師》系統闡述了顧炎武的師道觀,體現了他對前輩師道主張的繼承和創新。在顧炎武之前,有四種觀點尤具代表性。第一,孔子提出“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這種打破師生固定身份,強調任何人皆可為師的主張,其本質是以善為標準賦予師道極大的開放性與反思性,從而奠定了師道的基礎。第二,荀子首倡尊師重道為國家根基。“國將興,必貴師而重傅;貴師而重傅,則法度存。”“師者,所以正禮也。無禮,何以正身?無師,吾安知禮之為是也?”將尊師提升至國家興衰的高度,認為師是禮的權威詮釋者。第三,《學記》提出了教學相長的命題,用知教之興廢來定義教師的專業性與教育規律,指出“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后可以為人師也”。第四,韓愈推導出“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的觀點。這個論斷以聞道先后、術業專攻的辯證認知,徹底顛覆了士大夫以位尊、官盛論師道的陳腐邏輯,使師道理論上升到了一個新高度。上述四種主張,相互依存補充,為中國古代傳統的師道觀奠定了基礎,為顧炎武撰寫《廣師》提供了靈感和智慧源泉,他將此文命名為《廣師》,即有廣師說之意。

《廣師》列舉的十位友人,雖然他們的學術專長有異,但都是該專業的佼佼者。顧炎武用“吾不如”的句式,盛贊他們在某一方面的長處,而自謙不如。這種坦誠的“不如”,是建立在真知灼見和寬廣胸懷基礎上的客觀判斷,體現了顧炎武虛懷若谷、博采眾長的學術氣度。這種“廣師”,還蘊含著更為深刻的命題,即凡有益于長知識做學問共砥礪的朋友,都是值得尊重的良師益友。顧炎武在傳承傳統師道中所展現的坦蕩胸懷,體現了大學問家的思想境界。

第一,遺民精神,畢生堅守。《廣師》所列的十個人,皆是志同道合之士,存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擔當意識。顧炎武生活在明末清初的鼎革之際,親身經歷了亡國之痛,始終堅持不與清政權合作的政治立場。在當時背景下,許多明遺民學者轉而致力于學術研究,試圖通過弘揚儒學正統、考據經世實學來保存文化命脈,表達對故國的懷念和對新朝的疏離。《廣師》中列舉的學者,如傅青主、李中孚等,也多具有類似的遺民身份或堅守氣節的特征。這篇文章因而也隱含了相互砥礪氣節、在學術中安身立命的深層意味。

康熙十七年(1678年),清廷開博學鴻儒科,并征召名士修《明史》。朝中大臣力薦顧炎武赴京應考。此時,楊雪臣去信詢問顧炎武應對征召之事,顧炎武便寫下《與楊雪臣》一信回復。信中系統闡述了他的學術思想,并表達了拒絕征召之意。據史料記載,顧炎武與楊雪臣的友誼深厚,多有書信往來。他們討論過《日知錄》的寫作,楊雪臣稱贊顧炎武對歷史的個人評價,也指出一些錯誤之處,顧炎武一一虛心接受。兩人的交往可謂推心置腹。

第二,博學于文,轉益多師。顧炎武的學問極其淵博,涵蓋經學、史學、音韻、訓詁、金石、地理、軍事、農政等眾多領域。他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就,與他廣泛學習、以一切善者為師的態度密不可分。在他看來,師可以是任何在某一方面有長處的人,求師的范圍應無比廣闊。這正是他踐行自己提倡的博學于文的具體表現。

比如張力臣,通經博古,世其家學,專心六書,尤嗜金石文字,畢生致力于金石文字的搜集、整理與研究。為求得第一手資料,張力臣往往不避艱險,多次親赴古跡遺址考察。顧炎武對他十分尊重,兩人經常書信往來,交流思想與學術。康熙六年(1667年),顧炎武將其重要著作《音學五書》托付張力臣校勘并刊刻。張力臣精心校讎,改正一二百處。顧炎武對此極為感動,贊嘆道“篤信好古,專精六書,吾不如張力臣”。

第三,經世致用,求真務實。顧炎武治學絕非為了空談或獵奇,而是具有強烈的經世致用目的。他總結明朝滅亡的教訓,認為宋明理學空談心、理、性、命等是導致誤國的重要原因之一,因而極力提倡實學,關注與社會民生息息相關的具體學問。在《廣師》中所推舉的學者,如精于天文歷算的王寅旭、深研三禮的張稷若、博聞強記的吳任臣等,他們做學問大多具有實事求是、注重考據、講求實際的特點。這反映了顧炎武希望結交這些務實之學人,共同探求有益于天下的學術追求。

張稷若與顧炎武的學術交往比較密切。據載,顧炎武在濟南聽到張稷若講授《儀禮》,對其見解極為欽佩,次日便登門拜訪,相談甚歡結為好友。此后多年,他們一直保持書信往來,互尊為師。顧炎武不僅為張稷若的《儀禮鄭注句讀》作序,更由衷贊嘆:“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稷若。”

第四,篤于友誼,砥礪氣節。《廣師》中所列舉的學者,大多是顧炎武在北游過程中結識的志趣相投的朋友,如關中的李中孚、王山史等。他們不僅在學術上相互切磋,更在精神上相互支持,共同堅守著遺民學者的政治操守和文化理想。從1677年始,在王山史幫助下,顧炎武在華山下安頓下來。兩人朝夕相處,一同論學,探討明學術、正人心、撥亂世、興太平之道。王山史為顧炎武在華陰提供住所,協助其搬運藏書,并曾助其營建廬舍、購置水田,給顧炎武提供了一個相對安定的著述環境。顧炎武在華陰期間完成了《日知錄》的增訂等重要工作。兩人共同研究經學、理學、金石學等,詩詞唱和。

顧炎武《廣師》一文,以其謙遜博采的胸襟和深邃的學術眼光,為后世學者所推崇。清代學者全祖望雖然沒有直接評價《廣師》,但他在《鮚埼亭集》中對顧炎武耿介絕俗、不與人茍同的品格進行了描述。陳康祺在其《郎潛紀聞初筆》中,錄入《廣師》原文并進行考據,他將顧炎武的這種謙遜態度與當時那些淺薄學子相比,盛贊了顧炎武的虛懷若谷。而另外一位學者平步青,則在《霞外捃屑》卷七中設有《廣師》專條。他追溯了“吾不如”這種句式的源頭,認為顧炎武的《廣師》在句式和精神上是對古代賢達謙遜舉賢傳統的繼承和發揚。近現代學者梁啟超對顧炎武極為推崇,稱其為“清學開山之祖”。他雖然未直接點評《廣師》一文,但他盛贊顧炎武“不但是經師,而且是人師”。

《廣師》所蘊含的師道觀主要體現于四點:師之資歷,從關注身份轉向聚焦長處;學之路徑,從被動接受轉向主動發現;學之態度,自信自強與坦蕩謙遜相融合;學之格局,博采眾長與融會貫通相結合。其核心是一種平等、開放和持續進取的精神,雖歷經300余年,對今日仍具有豐富的借鑒和啟迪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