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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維憶|世界文學的科幻想象:以“狩獵愉快”的混雜性書寫為例
來源:《中國比較文學》 | 吳維憶  2026年09月11日13:30

一、“邊緣”處的世界文學思想實驗

近20余年來,年輕一代中國作者在國際科幻文學界嶄露頭角,連續獲得雨果獎、星云獎等重量級獎項。據此,宋明煒判斷中國科幻正處在第三次繁榮期,而這一輪新浪潮的出現不僅標志著中國科幻進入了成熟和自覺的新階段,它更是一個世界文學事件:“選擇創作科幻這一自誕生之日就是‘全球’的文類,并在其中注入自己的想象力,這本身就是參與‘世界文學’的行為”(88)。科幻之所以被視為一種全球文類,主要因為其視人類乃至宇宙為一體的囊括性視野。然而歷史表明,科幻自誕生即受到了歐洲人文精神與資本全球擴張這兩股力量的共同驅策,其人類敘事中始終包含著西方中心主義的無意識。直至反文化運動和后結構主義的興起,關于“人”和“人類”的觀念才發生了從普世性到差異性的根本轉變。后殖民理論、女性主義和后人類主義等思潮“在階級、性別、種族、性取向、意識形態取向和自我身份認同等方面拓展延伸了人類形象”,思想文化界才真正“告別歐洲中心論的單一人文主義觀念,開放出后人類色彩紛呈的種種奇觀”(91)。正是在這一全新的時代背景之下,各種科幻新變體開始在歐美以外的全球各地涌現。鑒于此,宋明煒提出了他對全球科幻小說新話語的期望:“什么能比將后人類主義和后殖民主義合二為一的寫法更好地表達新浪潮的烏托邦愿景呢?”這種去人類中心及去西方中心的新寫法是真正顛覆性的,它所書寫的愿景也是全新的,即“后人類時代將有可能建立所有生命平等的希望”(92)。

循著這一思路,宋明煒提出“作為方法的科幻”這一觀點,建議擱置文類的爭議,將焦點轉向“科幻性”(science fictionality)。針對他的這一觀點,我們可以進一步思考:如果科幻正在成為世界文學的生成方式,這是否意味著對全球科幻小說的研究,有望超越西方中心視角、重構世界文學的理論框架?這首先取決于我們如何界定世界文學。倘若僅僅將其視為一種文學現象,乃至于固守精英立場將視野局限于世界級經典的單一向度,那么在這種狹隘的世界文學思考范式之下,作為類型文學的科幻不可能升格為經典,也就無法動搖世界文學的西方中心論調。而如果我們采納弗朗哥·莫萊蒂(Franco Moretti)和王寧的觀點,①將世界文學視為一個問題導向的理論概念,那么這樣的世界文學就可以與“作為方法的科幻”有機結合,為文學經典的建構與重構、文學史的寫作、世界文學的評價標準等議題開辟出新的致思維度,發揮世界文學超越民族、國別文學的方法效用,甚至實現莫雷蒂所期待的“理論的跨越”(Moretti 55)。②

《狩獵愉快》劉宇昆

如何構想一種去西方中心的世界文學?針對這個問題,科幻至少具有兩個方面的方法意義。第一,較之其他文類,具有全球視野和人類整體意識的科幻與文學與世界主義理念更為契合。盡管科幻和世界主義的“世界性”長期被等同于西歐文化的普世性,但我們同樣要清醒地意識到,反本質主義思潮將“世界性”還原為一個歷史概念,其意義并不在于徹底消解世界主義和世界文學的合法性,而是提示人文學者在認清工業社會和全球化發展歷程的同時,在當下的文學批評實踐中堅持普世性與相對性相結合的評價標準,從而規避西方中心和民族主義的雙重陷阱。更重要的是,本質主義批判在終結僵化的普世主義理念的同時,也激活了世界文學的創作和理論實踐,使不同文化語境的文學研究者可以“根據本國/民族文學創作的具體情況,并且參照世界主義的理念,建構出自己的世界文學理念,并可據此對本國/民族的文學作出實事求是的評價”(王寧2014:19)。第二,科幻擅長且專注于處理“我”與他者的關系命題,具有突出的思想實驗性。驚異是科幻小說鮮明的審美特征,但不同于玄幻文學,科幻閱讀的驚異感是一種兼具深沉性和幽暗性的審美體驗,進入作品中異世界的旅程要從可信和認同開始逐步導向未知,而這個引人入勝的過程,也是逐漸拆解讀者在現實世界中可以依賴的理性、道德及文化根基的過程,此即達科·蘇恩文(Darko Ronald Suvin)所指的“認知間異”(cognitive estrangement)。與蘇恩文相似,伊斯塔范·西瑟瑞-羅內(Istvan Csicsery-Ronay)也是從認知的維度,強調一種作為觀念模式的“科幻性”,將科幻視為一種可以將現實經驗處理成科幻小說的意識狀態(a mode of awareness)③。換言之,作為開放性事件(寫作過程)而非封閉文本(寫作結果)的世界文學,是很可能在科幻的創作、閱讀以及接受過程之中生成的,④因為作為科幻文學核心的科幻性在認知層面的作用,開啟了審美經驗與文學行動雙重維度上的創新潛能。

誠然,世界各地以種種新浪潮變體形式涌現的科幻小說,無論在文學地理還是文類等級意義上,都仍處于邊緣地位。而以科幻重寫世界文學的思想實驗也是困難重重:第一,我們如何在去中心后的破碎現實之中重建某種整體性的想象?第二,差異性話語對主體和人類中心的拆解,是否動搖了科幻之驚異感的存在論前提?可見,如果試圖以科幻研究重構世界文學的理論框架,我們就必須著重考察當代科幻寫作對這兩個難題的回應,分析文學對理論反思提供了哪些啟示。下文將以劉宇昆的短篇小說“狩獵愉快”(Good Hunting)為例,通過文本細讀和理論詮釋,嘗試解析這些問題。

二、差異中的混雜性書寫策略

劉宇昆不僅很早就斬獲了科幻界各項重量級獎項,還因為翻譯《三體》和《北京折疊》等作品并推動其海外發行,成為中國科幻新浪潮的重要推手。他的創作以短篇為主,下文要討論的“狩獵愉快”講述了一個機器狐貍精與機械師聯手復仇,化身殖民地暗夜執法者,懲治壓迫者的故事。⑤“變形”是理解人物、情節及其寓意的關鍵:兩個主要人物燕(Yan)和梁(Liang)分別經歷了“狐貍精—娼妓—機器狐貍精”以及“捉妖師—勞工—機械師”的形態及身份轉換。作者以香港為藍本,建構了一個架空的世界。這種以歷史為框架、以技術為比喻,探討人心人情并反思社會議題的寫法是典型的劉宇昆式科幻風格。

(一)世界建構:鄉土與都市內在結構的復雜性

故事開始,梁的父親斬殺了燕的母親,一只狐貍精。不久,西方殖民者帶來了科學技術,舊世界的祛魅使妖術與法術一并衰竭,老梁在困惑和失落中選擇了自殺。小梁為了生存來到香港,歷經5年艱辛,從苦力成長為了一名底層機械師;燕則因為舊魔法的衰減被困在人形中,無法變形狩獵,也只能進入城市,以出賣自己謀生。梁和燕從鄉土世界到都市世界的遷徙,對應了舊魔法與新魔法的秩序更迭。但正如燕對梁并沒有懷恨一樣,獵物和獵手之間的關系,以及鄉土世界(舊秩序)與都市世界(新秩序)之間的關系也遠比二元對立復雜。梁和燕實質是一組鏡像:鄉土世界的獵人和獵物,都處于邊緣和暗處,妖術與法術既對峙又相生。狐貍精對年輕捉妖師的誘惑,既是肉欲的,也是指向傳統社會結構的越軌沖動。父親的自殺暗示著小梁信仰支柱的坍塌。父親強大的法力來自他的念力,當信念動搖時—因為人們不再需要他的幫助—他的生命也失去了意義。老梁的死使小梁突然醒悟,看到了被斬妖除魔的道義所遮蔽的那個鏡像關系:自詡正義的父親與他所狩獵的妖魔并沒有什么不同,當舊世界的秩序土崩瓦解時,法師與妖魔都會隨之消亡。

如果說鄉土世界的內在結構表現為身份邊界的曖昧性,那么都市世界的內在結構則直觀地呈現為呼應階層區分的空間區隔:通向太平山頂的火車軌道仿佛直指天堂—作為新主人的殖民者才能涉足的領域。火車是“狩獵愉快”的一個核心意象,當燕和梁還是鄉土世界的懵懂少年時,火車就已經在滿大人和殖民者的對話中出現了。滿大人向殖民者湯普森報告民眾關于鐵軌破壞風水的抱怨,而湯普森的斥責,道出了殖民主義為自己的辯護:迷信導致中國輸掉了戰爭,精神上的蒙昧是殖民地應當臣服于殖民者的理由。通過湯普森打爛神像的情節,劉宇昆描繪了殖民者信奉的強者邏輯:泥塑的偶像被堅硬的鋼鐵所取代是理所當然的。在暗處目睹這一切的燕和梁也由此確認了內心關于魔法正在消失的懷疑。聰慧的燕告訴梁:世界在改變,一種強大的新魔法已經到來。

火車聯結著異質的物理和歷史時空。梁的見聞告訴讀者,當科技真正到來時,它是如何被迅速接受又從新奇變得尋常的:鐵路很快變成了地方風景的一部分,機車在水稻田中穿行,蒸汽的吞吐就仿佛傳說中的龍行一般;然而當靠近鐵軌的兒童意外被撞身亡之后,火車便不再令人著迷了。如何理解民眾對科技認知的變化?我們可以參考赫爾曼·鮑辛格(Hermann Bausinger)對德語火車兒歌的闡釋。通過分析火車的擬人化形象,鮑辛格揭示了技術世界與民間信仰的交織。他對“巫術與技術”關系的剖析提示我們:首先,巫術和技術都是人類把握外在世界的工具,所謂“祛魅”的現代化進程,實質是尋求巫術與技術之間“功能性相似”的過渡過程;第二,技術和巫術是互嵌的,“技術的征服”這一現代性敘事,是通過策略性的技術解釋話語的傳播而完成的,其間發生的是技術世界被轉譯為生活世界的“自然化”過程:“人們已經習慣了技術。如今,技術展示的恰恰正是單純民眾平常的、習以為常的周圍世界”(鮑辛格50)。

從上述分析可知,“狩獵愉快”前半段的情節隱喻了鄉土世界在面對現代科技入侵時,從震驚到接受的解釋過程,而梁從捉妖師到機械師的身份轉換—對技術的內化和策略性應用,則構成了該過程的重要一環。

(二)人物設定:都市人的身份轉換與模擬

梁的成長,是解讀“狩獵愉快”文本之多重混雜性的一條重要線索。在梁的每一次身份轉換中,燕都發揮了關鍵作用。父親死后,是燕告訴他“學會生存”,因此他來到香港,成為底層勞工。在與機器打交道中,梁逐漸委身于新的機械秩序,似乎忘卻了父親的死和自己的迷茫。5年后,他與燕意外重逢。燕雖墮落為娼妓,仍執著追尋著自己真正的形態,而她的質問:“像飛轉的齒輪一樣活著,你快樂嗎?你的夢想是什么?”再次點醒了梁。故事從失落向反抗的轉調在此埋下伏筆。此后一年即梁30歲生日時,他開始如饑似渴地吸收關于新蒸汽機的知識,終于憑著自己的發明進一步“躍升”,被殖民者接納進入更高階的服務層次。掌握機器的魔力使他感到滿足和驕傲,并未意識到自己正在從順奴變成幫兇。此時燕的介入—以她被粗暴改造的機械身軀,向梁展示了他所服務的殖民權力以及他正在參與的自動化工程所造成的惡果。燕又一次影響了梁的生命走向,她的求助阻止了梁的沉淪,也將他的成長軌跡帶回到最初的分岔口:被壓抑的創傷以及初次狩獵時就埋下的越軌沖動。在幫助燕找到她真正形態的過程中,梁也克服了自身成長的核心矛盾,完成了最后的身份轉換。

“狩獵愉快”以機械狐貍精開啟新的狩獵作為完結,這意味著舊世界里的敵對雙方只有聯手,才能蛻變為“新魔法”的反抗者。這其中蘊含了作者關于各階層的被殖民者如何聯合的思考:一方面,燕和梁之所以從人妖殊途走向并肩作戰,恰恰是因為殖民侵略造成的舊秩序的崩解;另一方面,燕的清醒、堅持和她對梁的引領,又隱晦地表達了作者對知識精英軟弱性的批判。梁的身份轉換一方面印證了巫術與技術之間的“功能性相似”,另一方面也以接受和轉譯“新魔法”的方式,參與到技術解釋話語的編織和播撒之中。“捉妖師/機械師”人設的寓意,揭示了機械改造狐貍精這一核心情節所具有的模擬(mimicry)涵義:

模擬顯示出的是一種差異的再現,這種差異本身就是一種拒絕全盤接受的過程。這樣看來,模擬實際上是一種雙重表述的符號;一種復雜的改良、規約和律令的策略,它在將權力具像化的同時“挪用了”(appropriates)他者。[……]然而,模擬同樣也是不可挪用的符號,是一種差異或桀驁不馴,它與殖民權力的主導性策略的功能相一致,強化了監督機制(surveillance),并且對已經被規范化的”(normalized)知識和學科權力構成了內在的威脅。(Bhabha 86)

根據霍米·巴巴(Homi Bhabha)的觀點,模擬的目的在與產生一種‘他體’既帶有‘被殖民’的痕跡,同時又與本土文化話語糅為一體,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基于被殖民的一方對殖民地宗主國的文化和理論話語的有意識的、并且帶有創造性的誤讀之上”(王寧2002:54)。結合鮑辛格和巴巴的理論來看,后殖民語境下的民間科技敘事,作為一種“策略性的應用”或“創造性誤讀”,具有從內部顛覆殖民權力的功能。由此看來,文本中的機械狐貍精不僅是東方法術對西方科技的模擬,這個意象本身也是作者對源出西方理論的“賽博格”概念的模擬。

(三)文體實驗:科幻、傳奇與志怪的雜糅

2019年,電子期刊Strange Horizons刊登了一篇評論:“比狐貍精更怪異”(stranger than Fox Spirits)。作者Lucia Tang形容“狩獵愉快”“就像是蒸汽朋克的志怪!”⑥這種文體的實驗并非孤例,在“狩獵愉快”發表4年之后,劉宇昆出版了第一部長篇《蒲公英王朝》(the dandelion dynasty),該書被認為是他開創絲綢朋克風格(silk punk)的奠基之作。從長篇小說的準備和寫作周期推測,“狩獵愉快”糅合奇幻、傳奇和志怪的嘗試,很可能是絲綢朋克文體探索階段的小試牛刀。

對于劉宇昆,文體實驗有著形式之外的意義,例如絲綢朋克這樣的實驗結果彰顯了他的技術美學。在闡述絲綢朋克的意義時,他坦陳自己受到復雜系統思想家布萊恩·阿瑟(W.Brian Arther)的影響,視技術為一種語言,而科幻小說作者則是詩人兼工程師(poet-engineer),科幻書寫的目的是轉變現有的語言而使之向著更美的形式演化。⑦這番剖白說明,劉宇昆在不同階段、不同主題的作品中并置、混合各種文體的實驗,實質上是一種有意識的反類型化書寫,目的是圍繞技術和語言這兩個科幻的核心元素,重寫這一類型文學。在科幻文學的歷史上,“類型的焦慮”構成了寫作創新的一個重要驅動力。盡管歷次的科幻新浪潮在不斷挑戰文學閱讀、教育和研究的成見,但科幻的合法性和純粹性始終備受質疑。因此我們經常看到像劉宇昆這樣的“異類”,采取特洛伊木馬式的戰術,混合不同的體裁慣例,利用它們同時顛覆它們,以完成自己的去類型化書寫。當然,劉宇昆的文體實驗并沒有停留在形式上的“拼貼游戲”,它一方面追求達到技術美學的高度,另一方面也傾注了他的政治意圖,即對朋克精神內核—反叛和抵抗權威的認同。在這里,我們又回到了“狩獵愉快”故事的反殖民主題:作為一個科幻文本,劉宇昆在書寫殖民地上的狐仙故事時,寄托了他對科幻世界性內含的西方中心主義無意識的嘲諷,這也使得他這一次反類型化的書寫構成了對全球科幻小說在后殖民語境下的重寫。

如上所述,“狩獵愉快”在短篇的體量內呈現出了多重的混雜性。在“手中紙,心中愛”(The Paper Menagerie)、《蒲公英王朝》等作品中,我們也能發現類似的特質。但混雜性并不僅僅是劉宇昆個人的風格標記,它還是當代作者們在面對上文所揭示的科幻書寫的兩大疑難時,所選擇的一種書寫策略。

三、同時代的理論想象與科幻想象

(一)后現代的想象力:理論與文學的相互激蕩

根據杰西卡·蘭格(Jessica Langer)的觀點,科幻書寫作為后殖民主義的一種文化實踐,產生了解構舊秩序的社會和政治影響。⑧這種解構的效力,即霍米·巴巴所建立的元批評策略的運作效果。該策略以一種介于游戲性和模擬性之間的獨特方式來削弱西方主流話語,“實則通過這種戲擬削弱并破壞了西方的思維和寫作方式的整體性和一貫性”(王寧2002:54)。但在此之外,巴巴并沒有提供一種肯定性的替代方案,這不僅是后殖民理論的弊端,更是所有后現代理論的通病。

在經歷了徹底的去中心和解二元之后,當代西方思想界陷入了差異性的意識形態,對于共識、團結或者任何形式的整體性不僅失去了信心,甚至喪失了想象的能力。對此,詹姆遜(Fredric Jameson)等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將目光轉向了科幻文學,他們的科幻烏托邦研究提示我們:眼下的失敗或不可能性是結構上的必要,因為在后現代的情境下,恰恰需要“通過一種認識論意義上的思想實驗的方式,使我們得以折回和正視當下的情境”(王峰、陳丹78)。難道我們不就活在當下嗎,為什么要折回?理解這一點,需要援引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對“當代性/同時代性”(contemporariness)的界定。在阿甘本看來,我們并未進入當下,因為我們早已被時代的意識形態遮蔽了所有的感官,故而無法審視我們的時代,尤其無法看到那些“未被經歷之物”;而只有與自己的時代建立一種“歧異聯系”,即通過斷裂和錯位,才能回歸到當下——真正感知和把握我們的時代。⑨詹姆遜和阿甘本都通過審視“當代”而重申了文學寫作的本質:寫作是一種存在的方式。對于讀者而言,文學的想象就是能夠帶領我們通向這種存在方式的路徑。今天,科幻文學的想象力正在變得日益重要和主要,這正是它吸引國內外學者高度關注的一個重要原因。

《裸體》吉奧喬·阿甘本 著,黃曉武 譯

如果說,要在日常生活與文學文本中破譯烏托邦精神必須同時借助理論和科幻的想象力,那么當代科幻書寫如何建構一種超越“中心-邊緣“模式的整體性想象,同時又能保持其驚異的文學品質?

(二)有情的驚異:歷史與未來之間的科幻

在本文的案例中,燕的機械狐貍精設定將后殖民主義與后人類主義合二為一,這似乎意味著該文本正是宋明煒構想的全球科幻小說新話語的典型樣本。然而,通過上節的文本細讀可以看出,讀者對燕的生命歷程或內心世界所知甚少,她更像是一個工具性人物,甚至是梁的第二自我(alter ego)。雖然“狩獵愉快”的機械狐貍精在形式上借用了后人類主義與女性主義的元素,但小說對賽博格概念的套用是稍顯生硬的。機械狐貍精作為一個復仇者,是以模擬的語法制造出的殖民體系內部的“他體”,其思想主旨與唐娜·哈拉維(Donna J.Haraway)的理念相去甚遠。哈拉維在最初發表于1985年的“賽博格宣言”中構想的,是一種無性別的、沒有遺傳的、徹底平面化的烏托邦世界,它拆解了所有二元對立的政治經濟基礎,將自身的可能性托付于某種語言—在通信科技和現代生物學中找到的一種共同的語言,通過這一語言,世界被轉化為編碼問題,而女性主義者也可以編碼賽博格式的自我。⑩顯然,在這樣一個被編碼所轉化的烏托邦世界中,對抗或拯救的關系都不復存在,因為“賽博格這種化身是外在于拯救的歷史的”,所以也就不會有“用魔法打敗魔法”的悖論,“所有對作為手段的控制的抵抗都消失了,所有異質因素都可以分解、重組、投資和交換”(趙柔柔89)。

文學對概念的具象化似乎難免落入某種現存秩序的窠臼,但這并不意味著科幻書寫應該對理論亦步亦趨,以觀念的絕對性和激進性為唯一標準。相反,我們要在理論最擅長之處看到理論最致命的缺陷:

經過各種后學流派洗禮的學者們太精通辯證法的力量[……]批評者可以掠過一切歷史經驗素材,用辯證法直接攻擊對手認識論的漏洞,而這樣貌似深刻的辯論既無助于創新理論也無助于理解現實,辯證法仿佛成了一架空轉的機器。[……]在辯證法的盡頭,我們需要真正另類的經驗和話語。(張春曉51)

真正另類的經驗,即根本的他異性(alternity)很可能以片段的、扭曲的形式,隱含在科幻的驚異之中,等待著我們去破譯和闡揚。文學正因為其思辨上的不純粹—與現實世界和歷史經驗的牽連,而始終指向政治和倫理的實踐。倘若簡單地奉“后學”為圭臬,科幻反而會喪失其“驚異”的根基,因為主客關系的消解就意味著書寫他者既不可能也不“正確”。而科幻閱讀的驚異感只有在個體以具體的立場涉身其中才會產生,驚異的倫理意義是“我”勇敢且平等地面對他者,同時重新認識自身。科幻想象就是以這樣有情的思想實驗,將世界性、世界主義和世界文學這些問題帶到我們的眼前,喚醒我們對不可見和不可能之物的欲求,激活對根本他異性的想象。就像阿甘本所形容的同時代人的“不合時宜”,科幻想象這種“有情的思想實驗”也是以錯位和居間的方式發揮作用的:“科幻想象的魅力就在于它給予我們一個超越日常經驗的認知,一種差異性的理解。[……]對抗日常經驗的束縛,使我們進入到差異性的認知或者顛覆性的認知中,從而產生創造力”(江玉琴6)。因此,在后人類的境況下,與其追問“科幻想象如何可能”,不如思考“科幻想象如何被書寫出來”(王峰、陳丹81)。

科幻文學比理論研究更早關注后人類境況,形成了自成一體的延續脈絡,并且在影視改編和大眾傳播的助力下,產生了更普遍的文化影響。科幻文學包括其衍生的動漫、游戲等大眾文化產品,以開放的視野和自由的想象力,描繪了人類從身體到觀念、倫理和文化,全方位地與科技糾纏共生的生存現狀。正是因此,科幻文學吸引了海內外多學科研究者的共同關注,激發了“后人類境況”之下種種新銳的思考。總之,當代的全球科幻書寫必須找到與理論平等對話的有效方式,觀照人類整體、關切“支配世界的‘總體性’事實”,進而在總體性的視野中“對世界進行批判呈現,甚至對世界的未來開展創造性的探索”,才能生產出一種新的世界性、世界主義與世界文學(李廣益69)。

《當代中國科幻小說轉型研究》詹玲

結語

在后現代和后人類的境況下,科幻作者可以選擇混雜性書寫策略以對抗差異性意識形態對總體性和驚異感的損耗。然而在更宏觀的維度上,混雜性則反映了當代科幻文學的政治無意識和歷史無意識。“狩獵快樂”對賽博格女性主義的形式化征引揭示了此類混雜性文本的政治無意識,其中隱含的建構性的烏托邦力量有待于科幻批評者和研究者去解析和闡揚。

認為合二為一的寫法能更好地表達烏托邦愿景的觀點,實質上是期望以一種去中心的、平面化和差異化的書寫方式重新描繪人類的未來。但后殖民主義、后人類主義、女性主義等諸多立場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是混雜性書寫不容回避的問題。除了諸種“后學”之間的差異,它們對于馬克思主義的一致排斥也是值得警醒之處。我們迫切地需要將針對這些新舊問題的討論拉回到政治的論域和行動的范籌之中,通過重建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路徑,突破文化批判的困境。這就要求我們在多重危機的當代語境下,重新審視科幻在歷史與未來之間的居間性,通過詮釋科幻書寫的同時代意義,穿透當代科幻文學的歷史無意識,并且經由這一迂回的路徑突破“非烏托邦的現在”(詹姆遜380-381),重建歷史性和將來性,進而推動烏托邦的希望能量向著變革世界的物質性能動力量轉化。

和烏托邦精神一樣,混雜性書寫的缺陷也是一種結構性的必要。“狩獵快樂”的拼貼寫法是不完美的,甚至是略顯輕浮的,但科幻文學研究恰恰可以通過考察這樣的姿態,破譯作者、讀者和傳播群體與他們所屬時代的糾纏及斡旋關系。從共時的角度而言,科幻書寫的同時代性向著烏托邦開放,從而為世界文學開啟了生成的可能;從歷時的角度而言,不論具體文本的主題、風格或量級差異如何,它們都構成了作為事件的世界文學在生成過程中的痕跡,使文學史的研究得以涵蓋時空的跨度,繪制出世界文學的拓撲結構。

當然,我們也可以進入拓撲結構的內部,聚焦某個歷史階段或某些文本、作者展開具體研究。例如,在晚清知識分子的現代性敘事中,有一條以科幻帶動文體改革、進而啟蒙民眾的線索,其中的分支頭緒亦頗為豐富。不管針對當時的小說文本,還是社會文化場域中科幻問題的提出,敏銳的研究者都可以從中解讀出舊秩序崩解的歷史信息。推而廣之,在更長的歷史時段里不斷積累、演變的科幻文學文本,或許就能以草蛇灰線的方式,為我們連綴成一幅觀念的圖景,反映出中國科幻書寫中蘊含的歷史意識及其變遷。?文學的歷史意識既為歷史之洪流所形塑,又通過文學性的書寫參與到歷史本身的敘述性型構之中,歷史、文學和現實之間存在著互動的關系。從這一意義上講,科幻文學史的編寫和研究就具有了倫理責任和政治意義:無盡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與當下的我們有關。

作者系愛爾蘭國立科克大學博士,南京大學藝術學院準聘副教授( 特聘研究員)

注釋:

① 參見Moretti 54-68;王寧:“作為問題導向的世界文學概念”,《外國文學研究》5(2018):39-47。

② 本文未標譯者的譯文系作者自譯。

③ 參見Istvan Csicsery-Ronay. The Seven Beauties of Science Fiction. Middletown, C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2012。

④ 參見He Chengzhou. “World Literature as Event: Ibsen and Modern Chinese Ficti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1 (2017): 141-160。

⑤ “Good Hunting”于2012年在線上電子期刊Strange Horizons上發表,后來編入《折紙和其他故事》(The Paper Menagerie and Other Stories);中文版“狩獵愉快”發表在《科幻世界》(譯文版)2017年第12期。改編的同名動畫短片收錄在《愛,死亡和機器人》(Love, Death & Robots)第一季中。

⑥ 原文為: “[.] one that remixed tropes from Western science fiction and premodern Chinese supernatural fiction. [.] It is like a steampunk zhiguai!” Lucia Tang. “Stranger than Fox Spirits.” Strange Horizons 22 Aug. 2022. http://strangehorizons.com/non-fiction/stranger-than-fox-spirits/.

⑦ Ken Liu. “What is ‘Silkpunk’ ?”23 Aug. 2022. https://kenliu.name/books/what-is-silkpunk/.

⑧ 參見Jessica Langer. Postcolonialism and Science Fiction.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1。關于科幻文學與殖民主義的關系,還可參考John Rieder. Colonialism and the Emergence of Science Fiction. Middletown, C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2008。這部書主要探討英美科幻與殖民主義的關系,批判性不如Langer的著作那么鮮明。

⑨參見吉奧喬·阿甘本:《裸體》,黃曉武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

⑩Donna J.Haraway. “A Cyborg Manifesto: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 Feminism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Manifestly Haraway. Eds. Donna J. Haraway & Cary Wolfe.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6. 5-9.

? 在這方面,國內一些青年學者的研究已經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參見詹玲:《當代中國科幻小說轉型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2年。

引用文獻【Works Cited】

赫爾曼·鮑辛格:《技術世界中的民間文化》,盧曉輝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

[Bausinger, Hermann. Volkskultur in der technischen Welt (ji shu shi jie zhong de min jian wen hua). Trans. Hu Xiaohui.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4.]

Bhabha, Homi.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Ciscesery-Ronay, Istvan. The Seven Beauties of Science Fiction. Middletown, C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2012.

弗雷德里克·詹姆遜:“烏托邦和實際存在”, 王逢振譯, 《詹姆遜文集》第3卷, 王逢振主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370-391。

[Jameson, Fredric. “Utopia and Actual Existence” (wu tuo bang yu shi ji cu zai). Trans. Wang Fengzhen. A Collection of F. R. Jameson's Writings: Volume 3. Ed. Wang Fengzhen. Beijing: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04. 370-391.]

江玉琴:“科學想象,助推空間觀念變革”,《社會科學報》2022-7-14:6。

[Jiang, Yuqin. “Scientific Imagination, Contributing to Changes in the Concept of Space” (ke xue xiang xiang zhu tui kong jian guan nian bian ge). Social Science Weekly 14 July, 2022: 6.]

李廣益:“作為世界文學的科幻文學”,《文藝理論與批評》4(2021):66-70。

[Li, Guangyi. “Sci- Fi Literature as World Literature” (zuo wei shi jie wen xue de ke huan wen xue). Theory and Criticism of Literature and Art 4 (2021): 66- 70.]

Moretti, Franco. “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 New Left Review 1 Jan.-Feb. (2000): 54-68.

宋明煒:“在‘世界’中的中國科幻小說——科幻作為一種全球文類,及其成為世界文學的可能與問題”,汪曉慧譯,《中國比較文學》2(2022):81-100。

[Song, Mingwei.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in the 'World' Science Fiction as a Global Genre and Its Possibilities and Problems of Becoming World Literature” (zai shi jie zhong de zhong guo ke huan xiao shuo: ke huan zuo wei yi zhong quan qiu wen lei ji qi cheng wei shi jie wen xue de ke neng yu wen ti). Trans. Wang Xiaohui.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hina 2 (2022): 81-100.]

王峰、陳丹:“科幻烏托邦批評的興起:以詹姆遜為中心”,《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10(2021):76-85。

[Wang, Feng and Chen Dan. “The Rise of the Science Fictional Utopia Criticism: Focusing on Frederic Jameson” (ke huan wu tuo bang pi ping de xing qi: yi zhan mu xun wei zhong xin). Fujian Tribune (The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10(2021): 76- 85. ]

王寧:“世界主義、世界文學以及中國文學的世界性”,《中國比較文學》1(2014):11- 26。

[Wang, Ning. “Cosmopolitanism, World Literature and the Cosmopolitan Nature of Chinese Literature” (shi jie zhu yi shi jie wen xue yi ji zhong guo wen xue de shi jie xing).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hina 1 (2014): 11- 26.]

—:“敘述、文化定位和身份認同——霍米·巴巴的后殖民批評理論”,《外國文學》6(2002):48- 55。

[—. “Narrative, Cultural Location and Identity: Homi Bhabha’s Postcolonial Critical Theory” (xu shu wen hua ding wei he shen fen ren tong: huo mi ba ba de hou zhi min pi ping li lun). Foreign Literature 6 (2002): 48- 55.]

張春曉:“從反人文主義到一種狹義的后人類:跨越擬人辯證法”,《文藝理論研究》3(2018):48- 56。

[Zhang, Chunxiao. “From Antihumanism to Posthuman: Beyond Anthropomorphical Dialectics” (cong fan ren wen zhu yi dao yi zhong xia yi de hou ren lei: kua yue ni ren bian zheng fa).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 (2018): 48- 56.]

趙柔柔:“斯芬克斯的覺醒:何為‘后人類主義’”,《讀書》10(2015):82- 90。

[Zhao, Rourou. “Awakening of the Sphinx: What’s ‘Posthumanism”” (si fen ke si de jue xing: he wei hou ren lei zhu yi). Dushu 10 (2015): 82- 90.]

原文發表于《中國比較文學》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