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峰之上讀黃堯
作家黃堯走了。
2026年4月11日,這位新時期云南文學的代表性作家,因病在京逝世,享年80歲。消息傳來,云南的山水仿佛靜默了一瞬——那些他寫過的邊地、走過的小路、守過的茶花,似乎都在那一剎那間,又看到了他的背影。
我與黃堯的交往,始于1986年的麗江。那時我大學畢業分到云南省作協一年多,他還在北京大學中文系作家班讀書,未曾謀面。他從瀘沽湖返回,我們在玉龍雪山下相遇。說來也奇怪,雖從未見過,我們卻一見如故。在此后的幾十年里,我們成了相處最好的同事、朋友、兄弟。黃堯于1987年畢業返回云南后,曾任中國作協全委會委員、云南省作協主席、云南文學院院長。那些年,我們一起走過云南的許多地方——大理、麗江、迪慶,參加滇西文學筆會,組織文學活動。他擔任云南省作協主席時,我任副主席兼秘書長;后來云南省報告文學學會成立,他任會長,我仍任副會長兼秘書長。工作上是搭檔,生活中是朋友——幾十年如此,從未變過。
黃堯是個什么樣的人?有人說他“傲氣”。第一次見他的人,往往會覺得這個人不好接近——白發飛雪,衣著挺括,坐在那里,氣場強大到讓人不敢輕易開口。有人向他敬酒,他談興正濃時也不過把杯子略舉。但我知道,那不是傲慢,是一個文人骨子里的真性情。他對基層作者極好,對少數民族作者也是天生的親切。那種親切不是因為工作的熱情,而是生命里長出來的東西——他曾在德宏山區插隊務農多年,對少數民族有很深的情誼。
他選上云南省作協主席沒幾個月就退休了,由我主持作協工作,我們配合默契。大事我們一起商量,他一般不會將自己的意志強加給我。但有時工作被上級領導批評了,他都主動去承擔責任。他就是作協的一棵大樹,我們大樹底下好乘涼。后來到了報告文學學會,也是如此。特別是丹增同志到云南后,在省政府、省委宣傳部的支持下,云南文學發展迅猛,有多人獲魯迅文學獎、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等。
我們共同推動了湄公河流域六國主辦的湄公河文學獎在云南省落地,舉辦了多屆東南亞南亞文學論壇;申請專項文學創作資金,多數項目資金至今仍在沿用;創立云南省作家聘用制度,制定云南省作家職稱評審條例……我們研討昭通文學現象,建立少數民族作家創作基地,創立滇東、滇西文學獎,舉辦西南五省一市魯迅文學院作家培訓班,推動五省區創作筆會的重啟,爭取到各項重要文學會議和獎項到云南舉辦。那些年我們努力做,但從不聲張。
而作為一個作家,黃堯則是邊地當之無愧的歌者。
1981年,35歲的黃堯在《邊疆文藝》發表了《蠻牛的新寨》。那一年,新時期文學的大幕正在揭開,而黃堯的作品呈現的是鮮活生動的邊地生活。《小說月報》的編輯的目光越過千山萬水,注意到了這個來自云南的聲音。此后,黃堯筆下的《黑蛙谷》《納多》《江心島》《荒火》等一一問世。他的小說具有一種獨特的氣質——崇尚原始本真,謳歌人的生命力。有學者評價他是“文化型作家”,這話不錯。他的文學是扎在云南土地里的文學,是從邊地的風、雪山的水、村寨的火塘里長出來的文學。
而他的散文則另有一番風景。那年端午應約去他處。先品過橋米線,又喝他的陳年普洱,看他新作的書畫,聊家常,談古今,一坐就到大半夜。黃兄拿出幾篇書寫的隨性小作,讓我們欣賞。他腹中的錦繡與才氣是按不住的,噴涌而出。書寫的句子字字經得起推敲,端端正正用小楷筆謄在宣紙上,看著很是享受。他寫的是記憶里的那些好時光——春日里的山茶花,冬夜的青鋼炭,山野間的火把果,夏日里盛開的喇叭花。火把節年年過,賣花聲歲歲聞,那些曾經尋常的日子,在他筆下全成了畫。那一晚我們說了很多話,夜深了還不想散。黃兄的散文真是寶貝,比之他的小說,我以為是不可忽視的。可惜重視其散文的評述不多。
而他的古詩詞又是另外的韻味。他寫給為他做手術的醫生的“大道健行借山景,野徑覓幽憐弱花。真香一壺存冰玉,碧葉寸陰待丹霞”,把醫者仁心寫得入木三分。詩中的“大道健行”四字被唐似亮用作書寫楊善洲事跡的長篇報告文學的題目——這部作品后獲得“五個一工程”獎。
而他寫給我的五言絕句更是精妙地寫出了我當年的心境及工作生活上的窘態:“落葉喜樹歌,夜半數蛙鼓。難得眠春曉,晨昏廢讀書。窗前有細柳,硯底殘墨枯。翠湖舊小橋,荷影夢留露。”我當時的居所與翠湖僅一墻之隔。這數句詩里既有翠湖荷景,又有失眠之苦,還有與文學相守的心情,讓人唏噓不已。
去年看照片,在他北京住所的案頭,文房四寶依舊整齊地擺著。他的手不抖,思路也清晰。在那個時空交錯的季節,想起他那些寫云南風物的文字,忽然就冒出幾句以應和他:“春日山茶鋪滿街,夏日喇叭叫喳喳。秋日火把紅遍野,冬日青鋼笑哈哈。”應和的都是他寫過的以及我們共同見過的昆明景致。
他這一生,寫了云南的許多草木山水,也幫了許多寫云南的人。那些文字和人都還在。
說到黃堯的文學,不能不提一個人——納都。
第一次去麗江,是在1986年的暮春,結束了大理劍川縣的增百致富工作隊的幫扶工作之后。在劍川的一個多月時間里,只要天氣晴朗,站在劍湖邊上就能望見玉龍雪山。當時大家約定,幫扶告一段落后,爭取去麗江一睹玉龍雪山的芳容。彼時去麗江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它確實離昆明太遙遠了。
坐落在麗江玉龍雪山南麓的玉峰寺,是麗江五大佛寺之一。寺不大,一院而已。西北埡口,可覽玉龍側峰。這里風景優美,一股清泉從寺后流過。小寺名傳,皆因寺中有一株茶花,名“萬朵山茶”,已有幾百年歷史。“有茶花的寺院很多,獨此稱奇,是因為有一位護花人納都。”
這是我與黃堯第一次到玉峰寺。正是茶花盛季,萬朵壓枝,燦如云霞。一個喇嘛身量不高,話語不多,一身猩紅長衲,腰間勒玄黃帶子,在寺門前迎接我們,這就是納都了。那年他已六十有余。在茶花映照下,面如古銅。而透著太陽暖色的淺笑,讓人心生歡喜。黃堯與其相熟,納都話漸多。那些年到玉峰寺的人不多。老朋友相見,他有問必答,在花樹下,邊喝他的雪茶,邊聽他講茶花的逸事。
以后去麗江,只要有空,都會去看看,也不都是茶花季節,也不只為看花,就看樹好不好、人好不好。那時,黃堯根據納都的經歷寫了個短篇小說《納多》。他嫌“都”音不如“多”音清亮,改了。小說收在他的第一個集子《荒火》里。他寫納多4歲被送到寺里做小和尚,寫他背雪伺花——小小年紀背起高過頭頂的紅漆木桶,“爬過五百多蹬歪斜的石級”去取雪。以后他常年背雪,“十年之后的一個初冬,這株連理而生的茶花樹突然爆出了3000多個花蕾”。黃堯寫納多,其實是在寫一種精神——一個人用一生守護一樣東西的精神。納多畢生侍奉那株茶花,從孩童到老者,從青絲到白頭。
1997年秋,黃堯攜女兒上玉峰寺再訪納都。納都佝僂著身子,翻出漬的蘿卜蜜餞、種的葵花子和核桃讓他帶走,臨別又讓他帶走一罐冬蜜。女兒問:“爸爸,這樣的朋友你有多少?”黃堯心下出一禪語:“‘茶花仰面看’,止一人。”
2011年10月,我因參加滇西文學筆會來到麗江。結束后,黃堯和我在木祥陪同下又上玉峰寺。進得山門,舊寺依然,茶花樹已在望,只是恰逢深秋,茶樹少了一些青翠。寺院里干干凈凈的,有清掃過后的幽靜。這時,看到走廊下一排花花綠綠的海報。正中有納都尺幅僧裝彩照,下方寫著“麗江市政府及相關部門為納都九十五壽辰舉行賀典”。我們愕然:“納都還在?”一個女孩接過話頭:“他就在那里!”
后來,黃堯再寫納都的《一峰一花一指》便到了我手中。這篇散文寫的既是納都,又何嘗不是黃堯自己?納都守著一株茶花守了一輩子,黃堯守著一方文學也守了一輩子。他們都是那種“不衰不竭,與時光相競”的人。
而后幾年,再到玉峰寺,納都已經走了,享年99歲。如今,黃堯也走了!
黃堯一生出版五卷本文集,創作涉及小說、報告文學、影視劇、文化研究、文藝評論諸多領域。他的《生命的近似值》獲全國優秀報告文學獎,《世紀木鼓》獲“五個一工程”獎和“國家圖書獎”,電視劇本多次獲飛天獎。他始終扎根云嶺大地,深情書寫邊疆民族文化與時代精神。他為云南文學做的事情太多了——培養作家、組織活動、推動交流,樁樁件件,都是扎扎實實的。
但他留給我的,更多的是那些具體的、微小的、溫暖的瞬間。1986年暮春在麗江的第一次見面,此后幾十年里一起走過的山路、喝過的酒、談過的文學,永遠令我難忘。
納都守茶花守到99歲,茶花還在,人走了。黃堯守文學守了近五十載,作品還在,人也走了。但有些東西是走不了的——就像玉龍雪山還在那里,萬朵山茶還在那里。在云南的山水之間,在那些黃堯寫過的文字里,在那些他幫助過的作者心中,黃堯一直都在。就像納都與那株茶花——樹在,人就在;文在,精神就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