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大家鄧曉芒推出150萬字巨著《走向語言學之后》 這是一個做學問的最好時代
“我把這本書看作我這一輩子的交代,其余的計劃都是順帶的了。” 華中科技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德國哲學研究中心名譽主任鄧曉芒日前攜其重磅新作《走向語言學之后——當代形而上學的重建》,在北京先知書店、涵芬樓書店與讀者見面。

中西形而上學經歷了兩千多年的發展,在各自構筑了恢宏的思想體系后,卻又都面臨著解體、衰落的困境。三大卷,150萬字,從正式寫作到出版歷時7年。深耕中西哲學數十載的當代哲學大家鄧曉芒,將重建當代形而上學的學術理想與理論抱負,都凝聚在這部學術巨著之中。
這部“三卷本”到底講了些什么
第一卷是對西方形而上學的檢討,從亞里士多德、康德、黑格爾到海德格爾,展示了西方形而上學圍繞本體論建立起了一種科學主義和理性主義的世界觀,但在其晚期卻日益顯示出片面性的弊端。
第二卷是對中國形而上學的反思,從先秦道家哲學、魏晉玄學到三教合流中的宋明儒學,揭示了中國立足于“貴無論”的形而上學的形成、修正、圓熟以至衰落的理論走向。
第三卷是重中之重,在對中西形而上學完成檢討與反思之后,以自否定哲學為基點,構建起“語言學之后”的當代形而上學體系。
該書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一經推出,便在學界和讀者中引起廣泛反響和熱烈討論。
捍衛現代漢語的純潔性
中國古代漢語具有的優點無可比擬,那種詩意的、隱喻性的類比等修辭非常豐富。
1964年,16歲的鄧曉芒來到湖南農村勞動,一待就是10年。1974年回城后,他又當了5年搬運工。“當搬運工,我覺得這是一種非常完美的安排。勞動后出一身汗,洗個澡坐下來看書,這是最愜意的。”正是那15年的生活,構成了鄧曉芒后來所有哲學思考的經驗地基。

“我接觸了大量的老百姓,知道他們要什么,知道他們怎么想的。”在接受北京晚報記者獨家采訪時,鄧曉芒說,通過學習西方哲學,他也知道了西方人是怎么想的,這中間有一個巨大的張力。這種巨大張力不是從書齋里推演出來的,而是從身體里長出來的。正是因為鄧曉芒當年每天扛貨包、拉板車,多年后演變成他哲學體系中的一個關鍵意象:攜帶工具。
“攜帶工具”是《走向語言學之后》一書的核心論點之一。在鄧曉芒看來,人區別于動物的關鍵,不僅在于制造和使用工具,更在于“攜帶工具”。猴子用完工具就扔了,黑猩猩也扔,只有人用完了還舍不得丟,帶在身上,把它變成身體的一部分。“攜帶工具具有語言性。”他說,一個攜帶工具的人站在面前,他向別人表示了某種意思,它是一種語言,人類產生語言就是從這里開始的。
按照鄧曉芒的講述,“走向語言學之后”的形而上學,主要體現為以三種句法建構起的語氣的形而上學。鄧曉芒創造性地將人類的語氣展示為一個具有“正、反、合”的內在辯證規律的體系。他按照語言的求真、求善和求美的三大要素,把全部語言劃分為三種句型,即陳述句、使動句和感嘆句。“ 陳述、命令、感嘆——分別對應人與世界的三種基本關系,它們從知、意、情三個不同角度體現出說話人的自由意向。”在鄧曉芒看來,西方哲學長于陳述邏輯,中國哲學長于感嘆意境,兩者互補可構成新的形而上學框架。
鄧曉芒進一步延展著話題,中國古代漢語看起來是已經過時了的語言,但是它所具有的優點無可比擬。那種詩意的、隱喻性的類比等修辭非常豐富,“如果要把這些漢語優勢跟西方語言的邏輯、理性的優勢融合起來,成為一個雜交的新漢語,就太強了。”鄧曉芒因此感謝像傅雷那樣的老一代優秀翻譯家。他認為,那些具有古典文學素養、兼具西學背景的老一代翻譯家,創造了具有中西雜交的現代漢語,它們成為現代漢語的“骨干”。
寫這部書,或許還可以看作鄧曉芒以一種獨特的方式捍衛現代漢語的純潔性。“我對于糟蹋現代漢語,感到非常氣憤。”鄧曉芒直指,網絡時代,現代漢語受到了極大沖擊,故意夾雜的英語詞匯、錯別字,以及故意賣萌、裝傻等等,在網上非常普遍。那些正兒八經說漢語的,反而會被認為書卷氣太重,流量也不高。
要把一生變成一個體系
哲學最終要回應的是普通人的困惑,而不只是學院派的概念游戲。
鄧曉芒身上有一種罕見的統一性。他不只是“研究”體系,他是把生命本身活成了一個體系。
直到現在,鄧曉芒每天的時間表也定得非常嚴格,雖然沒有寫出來貼在墻上,但是他心里是有計劃有步驟的。“這就是我一開始提倡的那種體系的思想——要把一生變成一個體系,每一步每個環節都是安排好的,不能浪費每一分鐘。”
這種自律近乎苦行。鄧曉芒每天堅持做俯臥撐,堅持鍛煉八段錦。寫作時間曾經每天七八個小時甚至十個小時。現在78歲高齡,效率降到巔峰期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但每天仍保持兩三個小時的寫作。
這樣的自律保證了他持續的創造力、寫作力。談及《走向語言學之后》的分量,鄧曉芒坦言:“如果現在我就走了,死而無憾。”其實,1992年他的第一本學術專著《思辨的張力:黑格爾辯證法新探》出版時,他也有過同樣的感覺。但沒想到后面還能搞出這么多,包括10卷本500萬字的《黑格爾<精神現象學>句讀》——逐句解讀黑格爾,只為了讓那些“想讀又讀不懂”的哲學愛好者有一把入門的鑰匙。
在鄧曉芒看來,哲學最終要回應的是普通人的困惑,而不只是學院派的概念游戲。所以他做康德句讀、黑格爾句讀,正是希望讓“沒上過大學的,或者學工科的,對哲學有愛好”的人,也能走進來。
鄧曉芒說:“我們這個時代對做學問來說是歷史上最好的時代,盡管有的觀點說出來還遭到很多人的誤解和批評,但沒關系。”他認為,先秦時期的“百家爭鳴”,遠遠不能跟現在相比,“現在不但能說,而且有人聽。”所以他心懷珍惜感——這一輩子要珍惜,這機會不是每個人、每個時代都能得到的。“要干出我們這個時代所能干出的最多的事情。”鄧曉芒說。
自學的東西才是屬于自己的
真正的創造,是從生命的困頓、迷茫、疼痛和狂喜中長出來的東西。
“我的深刻體會是,自學的東西才是我自己的東西,那才能算是你的真正學習效果。”不過,鄧曉芒坦言,他這套經驗后來越來越不適應時代了。但令他慶幸的是,獲得2026年菲爾茲獎的王虹、鄧煜是他這一觀點的印證,“他們學自己感興趣的東西,這是最好的成才之路。”
“我跟別人不同的地方,我除了是文學青年,我還對哲學感興趣。” 鄧曉芒回憶,當年出了一大批哲學經典原著,出版社出一本,他就買一本,啃這些書靠的全是自學,“我每一本書要看五六遍,還做筆記,有的還會縮寫成一段或一句話。”正是通過自己獨創的鉆研方式,鄧曉芒逐漸覺得那些高深的理論也不是那么可怕了。31歲那年,他以初中學歷考入武漢大學哲學系碩士研究生,并通過不懈努力,一步步成為國內研究康德、黑格爾的權威專家。
“人生在世,總要干點活出來。”鄧曉芒一直倡導,活著就是干活,干活就是創造。“但真正的創造,從來不只是信息的重新排列。”最后,當談及人工智能時,鄧曉芒的態度務實而清醒。
“人工智能是一個好事,人類的進化又到了一個新階段。”在鄧曉芒看來,人工智能可以取代大量重復性勞動,讓人從繁瑣中解放出來。他自己寫作時也常用網絡搜索替代跑圖書館,“以前老先生們一箱一箱的卡片,現在全作廢了,太方便了”。
但他的判斷很明確:“人工智能只能當工具,它本身不具有創造性。”AI能寫詩,合轍押韻,用典精準,行家看了都自嘆不如。但是,“它不是創造出來的,它是通過熟讀名家的詩詞,從里面吸取典故、音韻、格律,再來寫一首詩。它不能跟李白相比,也不能跟辛棄疾相比。懂行的一看,這就是李白講的那句話嘛,辛棄疾講的那首詞嘛——你能算創造嗎?”
在鄧曉芒眼中,真正的創造,是從生命的困頓、迷茫、疼痛和狂喜中長出來的東西。李白寫“仰天大笑出門去”,辛棄疾寫“可憐白發生”,那些句子背后站著一個人全部的命運。
崔家寧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