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大眾文藝視閾中新津派文學的生成與發(fā)展
在新大眾文藝的時代語境中,在大文學觀的映照下,津沽大地上的津味文脈依然生生不息,不再像奔騰的長江、黃河一樣氣勢澎湃,而是化為涓涓細流,潤物無聲地滋養(yǎng)和守護著這方獨特的文學地理圖景。
與此同時,在近年來天津作家群的小說創(chuàng)作中,一種共通的審美力量在生成與匯聚。它既承襲了傳統(tǒng)“津味小說”的市井煙火氣,又展現(xiàn)出更為開闊的敘事視野和更為深刻的現(xiàn)代性追求,悄然完成了從“津味小說”的地域美學到“新津派文學”的體系化建構的轉型。林希的《沽上紀聞》《梧桐庭院》在清末民初的敘事場域中,以城觀照蕓蕓眾生,寫出了在城市現(xiàn)代化進程中共通的心靈困境;馮驥才的《俗世奇人新篇》、蔣子龍的《人間世筆記》汲取筆記小說的敘事精華,以白描手法書寫形色津人與津事;王松的《橘紅》《金蟾》在“市井”這一敘事場域中捕捉人的生命亮點;龍一的《洋河or雙溝》深入新社會普通市民日常生活肌理,貫穿起天津的民俗風情;肖克凡的《父親和雕像》《工廠文學簡報》、武歆的《趕路》《天津師傅》延續(xù)了天津工業(yè)工廠工人文學的余脈,聚焦普通工人與城市、與時代的緊密命運關聯(lián);尹學蕓的《太和》《無事之城》通過“罕村”和“塤城”,刻畫冀東土地上的蕓蕓眾生相;張楚的《云落》《與永莉有關的七個名詞》從縣城切入當代中國社會,構建了“縣城宇宙詩學”;李治邦的《刑警老鬼》《流觴》、狄青的《白事會》《天真漢》書寫當代社會的津味人生百態(tài);秦嶺的《辟提艾斯蒂》、李曉重的《駐站》呈現(xiàn)出了逆境中人性的溫暖。
另一方面,天津的科幻、網(wǎng)絡文學創(chuàng)作力量和青年新生力量以及職工作家創(chuàng)作群同樣不容忽視。天津的青年科幻作家任青頻繁在《科幻世界》《科幻立方》發(fā)表科幻小說,曾入圍雨果獎,并獲得過銀河獎和百花文學獎。青年作家章元的《我親愛的》、高云天的《一家》《奶茶》、王晨曦的《津沽》《煎餅楊》、鄭皓文的《腥湯》《關于〈草綠色的斜坡〉》、周子妮的《月牙兒彎彎》、程偉的《海的盡頭有歌聲》、唐菘的《凱旋俱樂部》等小說,以及以于俊杰的《車間主任》、王學志的《一條大河波浪寬》、安揚的《暖春》等為代表的“天津市職工作家創(chuàng)作文叢”,此外,還有李子勝的海洋文學敘事、霍君的女性書寫,陳曦、孫施等的兒童小說創(chuàng)作,西子情、歷史系之狼、曉月、千筆文登、琉天璽等的網(wǎng)絡小說創(chuàng)作,陳麗偉等的報告文學開拓,王彥明等的詩歌創(chuàng)作、韓云的長篇《花落了》,與傳統(tǒng)的津派寫作共同構成了豐富立體的天津文學新格局。
基于此,新津派文學的概念應運而生,一方面是為這種文學新氣象明確一個可供討論與深化研究的學理導向,另一方面也是對從新南方寫作到新東北敘事再到新北京作家群等地域文學再次引爆時代話題的回應。新津派文學,根本目的在于以地域性、現(xiàn)代性、科幻性為方法系統(tǒng)地觀照以天津為代表的廣大北方地域及其人民在現(xiàn)代化進程中的精神嬗變。
一、新津派文學的內涵:開放性與現(xiàn)代性共生
新津派文學并非津味小說的簡單翻版,而是新時代天津文學敘事美學邊界的有效拓展。新津派文學的核心定位,應以天津作家群作品為主體,以開放包容、兼收并蓄為旗幟,以世俗性的全人類共通情感為紐帶,以現(xiàn)代性追求為指歸,并展現(xiàn)出未來觀照。
作為中國現(xiàn)代話劇奠基人之一的張彭春就曾說:“個人有時致力于教育,有時從事外交,有時也研究戲劇。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所務太廣,其實一切活動,都有一貫的中心興趣。個人三十年來,時時縈繞在腦際的中心問題,就是現(xiàn)代化,也就是中國怎么樣才能夠現(xiàn)代化。”[1]這是20世紀初期天津知識精英們的共同文化追求,這種文化追求同樣映照于新津派文學。
新津派文學的精神譜系一方面來源于延安、晉察冀等解放區(qū)文脈,另一方面則是延續(xù)民國北派通俗小說,新中國成立后的工人文學,新時期的工業(yè)題材、津味小說等傳統(tǒng)。這些譜系來源共同凝聚成了新津派文學的開放性、包容性和世俗性的基本特征,但統(tǒng)攝于現(xiàn)代性的精神內核。孫犁、梁斌、方紀、楊潤身、柳溪、鮑昌、王昌定、曾秀倉、阿鳳、蔣子龍、馮驥才、林希、航鷹、吳若增、王家斌、湯吉夫、趙玫、肖克凡、楊顯惠、王松、龍一、武歆、李治邦、秦嶺、狄青、尹學蕓、張楚、李曉重等幾代作家共同構成了天津作家群的基本主體,譜寫了津派文學的輝煌。
二、新津派文學的外延:五重敘事維度
新津派文學的創(chuàng)作視野早已突破了單一的“人與城市”關系,進而囊括了“人與時代”“人與鄉(xiāng)村/縣城”“人與歷史”“人與科技/未來”等敘事維度。
(一)人與城市:津味美學的現(xiàn)代性升華
津味小說是新津派文學中獨具一格地域性文學的審美表達,關涉人與城市這一重要敘事維度,堪稱新津派文學的基石。從歷史發(fā)展演變來看,津味小說屬于城市小說的范疇,具有市民性與世俗性交織而成市井生活氣息的題材優(yōu)勢,以及津沽大地上孕育出的兼具說唱藝術特色的幽默感話語表達體系。幽默感話語表達體系凝聚著天津人對世俗生活的無比熱愛,愛生活就是人間最大的愛。這種世俗性文化傳承,是人間最為基本的情感價值訴求,具有廣泛性和群眾性,甚至全球的共通性。津味小說在敘事篇幅上天然地傾向短篇和中篇,但并不影響它的文學影響力以及文學地位。天津因為有了津味小說的全國性讀者基礎,實現(xiàn)了文化意義上的飛躍,成為永久的精神敘事資源。馮驥才和林希的作品是典型代表。
馮驥才的“俗世奇人”系列小說影響深遠,許多外地人都是最先從他的小說中了解天津人的性格特征以及民風民俗的。從這個角度而言,馮驥才對津味文脈、對天津城市的文化形象有著巨大的貢獻。馮驥才曾在《天津文化地圖》一書的序言中寫道:“你曾經(jīng)來過這座城市嗎?你是否知道它是中國唯一有生日的城市?它是國家的中心城市,首批開放的沿海名城,北方最大的港口,工業(yè)重鎮(zhèn)、研發(fā)基地、交通和物流樞紐。中國歷史和當代很多‘第一’在這里,中國第一所現(xiàn)代大學就在這里誕生。能夠誕生第一所大學的地方,一定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你不想問一問深藏在這塊土地里雄厚歷史中非凡的秘密?”[2]
2024年,天津文學界、學術界、出版界聯(lián)合舉辦了“津派文學的靈韻與魅力暨林希小說集《沽上紀聞》首發(fā)式”,正式掀起了新津派文學創(chuàng)作、研究與出版的浪潮。《沽上紀聞》是林希近年來最新創(chuàng)作的津味小說的集大成者,聚焦清末及民國這一風云際會的歷史階段,以明顯進入現(xiàn)代化進程的天津為敘事場域,聚焦普通人物的生存狀態(tài)與命運沉浮的微觀生活史,以此映射人與城的審美對照關系的現(xiàn)代化命題。林希還通過語義系統(tǒng)、飲食文化、性格特征、精神世界四個層面,予以細密構建天津獨特的文化品格,并塑造出了南苑大學教授、玉蘭阿姨等具備現(xiàn)代性的理想型人物。這類理想型人物對傳統(tǒng)津味小說中人物譜系的精神文化品格提升有很大助力,他們不再是一群俗人,而是具有獨立文化人格與堅守的、現(xiàn)代意義上中西文化熏染下的人文知識分子的典型。伴隨著天津的城市現(xiàn)代化進程,他們沒有固守,也沒有冒進,而是在堅守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基礎上進行創(chuàng)造性轉化,從而實現(xiàn)了人的真正意義上的現(xiàn)代性。這種獨立性人格與自由性思想的追求,關乎一個文學命題——現(xiàn)代意義上的人的敘事覺醒。
王松的作品中也呈現(xiàn)出鮮明的人與城的審美對照關系。這些作品,以天津城為敘事場域,在市井的煙火氣息當中,使民俗風情及五行八作皆躍然于紙上,塑造了形形色色的邊緣小人物,比如變魔術的、算命的、唱戲的等,并善于捕捉他們的生命蛻變與升華的每一個瞬間。天津這座老城在王松的筆下重新煥出了新顏。王松的長篇《煙火》《橘紅》、中篇《春景》《梨花樓》等,皆具有鮮明的天津特色。《金蟾》將敘事時空設置于民國天津的南市,在啼笑皆非的傳奇故事推進中,展現(xiàn)了平凡市井人生的生命亮光。《彩騾》同樣聚焦民國天津,鉤沉亂世中彩門藝人騾子和藥鋪蘭大姑等人物的尊嚴守望。《拜月記》在歷史與現(xiàn)實的交叉敘事中,書寫梨園的傳奇及人性的貪婪與自私。評論家黃桂元高度評價《煙火》,他說:“長期以來,天津地域文化給外地人的普遍印象趨于世俗……這與一些不明就里的創(chuàng)作者誤解天津文化有關。《煙火》是對這類誤區(qū)與偏見的反駁,從某種意義上說,起到了為天津正名的作用。”[3]
肖克凡擅寫天津城中的當代普通人,他們身上皆有歲月風塵打磨出的金子般的亮光,那是物理時光積淀成的永恒包漿,亦是人性中豁達、幽默、澄明的良善之光。“在以津味小說反映當代社會現(xiàn)實這一點上,肖克凡的津味小說更勝一籌”[4]。《時光從未遙遠》聚焦父子關系,探向家庭的隱秘往事。此篇與2024年的《父親和雕像》共同構成了“父親敘事”系列,并與前幾年的“媽媽敘事”系列遙相呼應。
(二)人與時代:工業(yè)文脈的精神豐碑
工業(yè)工廠工人題材文學是新津派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蔣子龍、肖克凡、武歆是典型代表,曾達到了與時代同頻共振的高度,并形成了獨特審美范式。這與天津的現(xiàn)代化進程及社會變革緊密關聯(lián)。
新中國成立后,孫犁以他主持的《天津日報·文藝周刊》、天津市工人文學社、百花文藝出版社、《新港》為園地,扶持了萬國儒、阿鳳、張知行等大批工人作家。1957年,王昌定出版了長篇小說《海河春濃》。這些作家作品形成了天津工業(yè)工廠工人題材文學的第一次高潮。新時期以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為代表的改革文學掀起了天津工業(yè)工廠工人題材文學的第二次高潮。正如閆立飛所指出的,“就天津城市來說,工廠出身的著名作家蔣子龍以短篇小說《喬廠長上任記》而轟動全國,不僅引導了新時期以來的‘改革文學’潮流,而且也塑造了天津城市的大工業(yè)品格和形象,使得天津曾以現(xiàn)代化大工業(yè)城市和工業(yè)改革的引領者形象存留在人們的印象與記憶中,并影響至今”[5]。新世紀初,肖克凡的《機器》等“泛工業(yè)題材”探索,掀起了天津工業(yè)工廠工人題材文學第三次高潮。近些年來,肖克凡的《父親和雕像》,武歆的《趕路》《師傅》《飛虹》等“社會工業(yè)題材”敘事,著力于工業(yè)文化精神與城市文化品格的重塑,天津工業(yè)工廠工人題材文學迎來了第四次高潮。
肖克凡的《父親和雕像》《同在藍天下》《窗外的鑰匙》延續(xù)了天津工業(yè)工廠工人文學的余脈,亦有津味小說的風韻,聚焦天津的普通工人與城市、與時代的緊密命運關聯(lián)——他們曾是戰(zhàn)天斗地的工人階級老大哥,在時代巨輪轟隆前行的裹挾下,在城市日新月異變革的腳步下,雖脫節(jié),但仍然保持著“戰(zhàn)斗”的姿態(tài),難掩曾經(jīng)的工廠情懷。《父親和雕像》是近些年來涌現(xiàn)出的最佳工業(yè)工廠工人文學作品。它在幽默詼諧的“說唱”敘事推進中,將以老工人李玉福為代表的天津工人群體和華北電機廠的前塵往事一一呈現(xiàn),書寫了工人群體的偉大理想主義情懷——這種情懷正是我們當下所缺失的,顯得彌足珍貴。肖克凡曾說:“我覺得一個作家的寫作是分階段的。第一個階段的寫作肯定是寫你最熟悉的東西,因此在八十年代初期,我剛進入中國文壇,就有幸被譽為工業(yè)題材的作家,當時我是寫工人生活與工廠生活的。到了九十年代,進入第二個階段,由于我是土生土長的天津人,我又轉向了寫天津題材的津味小說。第三個階段,就應了俄國詩人葉賽寧的那句話,‘找到故鄉(xiāng)就是勝利’。我對這個深有體會,我非常真心地跟大家講我的感受:我突然又發(fā)現(xiàn),我對我第一個階段寫作的題材又有了新的認識,我非常想念那段生活。……這段生活在我早期很幼稚的時候就寫得差不多了,寫得近乎窮盡了,我才又轉到了天津的津味小說。現(xiàn)在我回歸了之后,我才覺得它如此豐富。”[6]
武歆近幾年來重返工業(yè)工廠工人敘事,在報告文學、長篇小說、中短篇小說、散文等體裁上都有所斬獲。他致力于為對天津現(xiàn)代化做出貢獻的工人師傅們樹碑立傳,為我們找回了久違的集體主義精神的溫暖。《天津師傅》尤為具有代表性,它聚焦退休工人李寶順的晚年生活,在濃郁的天津市井文化氛圍中,塑造了重情重義、視職業(yè)榮譽為生命的天津工人形象。《請寶發(fā)哥哥回家》書寫了家族隱痛與親情撕裂,其中鉚工大舅以正直善良的工人本色,直面妹妹與外甥之間的情感裂痕,溫馨感人。正在創(chuàng)作中的長篇《飛虹》,超越了傳統(tǒng)工業(yè)文學常見的生產(chǎn)敘事與集體英雄塑造,轉而深入時代轉型中個體的抉擇、代價與尊嚴,實現(xiàn)了工業(yè)題材與心靈史詩的深度融合,已入選中國作協(xié)“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7]。
工業(yè)工廠工人題材文學創(chuàng)作的現(xiàn)代性傳承問題,不得不引起我們的重視。作為傳統(tǒng)工業(yè)中心城市的天津和以沈陽為代表的東三省(如李鐵等作家的創(chuàng)作),在新時代后繼有人,并不斷地被賦予新的時代內涵,但這種創(chuàng)作現(xiàn)象僅限于東北、天津,未在全國范圍內產(chǎn)生。
(三)人與鄉(xiāng)村/縣城:北方經(jīng)驗的敘事版圖
當下的天津文學創(chuàng)作格局發(fā)生了很大變化,并且是在持續(xù)動態(tài)之中的。若還用津味或者天津城的故事等傳統(tǒng)概念,就無法全部呈現(xiàn)當下天津文學的新成果。人與縣城、人與鄉(xiāng)村,則將新津派文學從人與城市、人與時代、人與歷史的敘事維度上擴展開來,面向更為廣泛的縣城與鄉(xiāng)村。張楚和尹學蕓是典型代表,做出了很大貢獻。
張楚擅長從縣城切入當代中國社會,以縣城為勾連點敘事,既可上達城市,又能下接鄉(xiāng)村,構建了獨屬于自己的“縣城宇宙詩學”。其作品多聚焦人性救贖,通過“輕、小”的故事情節(jié)與“重、大”的情感關系的矛盾處理,揭示出波瀾不驚的日常生活表面下的暗流洶涌。這對新津派文學創(chuàng)作具有一定的示范價值與意義。在《與永莉有關的七個名詞》中,讓郭永莉從桃源縣出逃,去經(jīng)山歷海地見世面,并聚焦身份互換、靈魂救贖等主題。長篇小說《云落》對于提升新津派文學在全國文學界的影響力具有重大推動作用。新津派文學在中短篇小說領域一直是處于全國中上游水準,但是近幾年長篇小說的板塊明顯不足,《云落》明顯彌補了這一弱項。《云落》是對新時期以來文學中的靈魂救贖情感的傳承與超越。主人公萬櫻就是中國新時期文學經(jīng)典中的地母形象。對一切苦難的包容,對男性的救贖——萬櫻對問題青年常云澤的救贖,對少年喪父、現(xiàn)在成功的商人羅小軍的救贖,對曾離家出走、置換身份而困擾的歸來復仇者天青的救贖,還有對植物人丈夫的救贖等——在這部長篇中得到了傳承與新生。令人欣喜的是,張楚跳脫出了新時期經(jīng)典文學中單純是女性對男性救贖的書寫模式,而是將救贖泛化了、精神化了。萬櫻同樣是女性的救贖者,如萬櫻對兩位老閨蜜來素云和蔣明芳的救贖,還有對患癌癥欲跳河的老太太的救贖等。萬櫻這個人物,令人體驗到了文學中久違的暖意,她身上凝聚著中國社會最美好、最純真與最樸素的情感寄托。正是這種最質樸的情感,映照出無數(shù)中國人的喜怒哀樂、悲歡離合等情緒情感的深刻體驗與共鳴。它和腳下大地、人民大眾、時代脈動深切關聯(lián),從而構成普通民眾改革開放以來的微觀情感史。此外,張楚的創(chuàng)作觀中帶有鮮明的宇宙意識,這一點非常難能可貴。他將蕓蕓眾生中的普通人與廣闊無垠的宇宙時空關聯(lián)起來,筆下的人物既是及物和世俗的,又是飛翔和哲思的。他曾指出:“相對于城市,縣城就是一個獨立的小宇宙,如果將縣政府比作恒星,星羅棋布的村莊就是圍繞它運行的行星,它們各自又有自己的衛(wèi)星,那些連綴其間的田野、樹木、果園、河流、風、野狗、野兔、孤魂野鬼,可能就是散布在宇宙中的黑矮星、白矮星、黑洞甚至暗物質。”[8]
尹學蕓通過“罕村”和“塤城”,建立了屬于自己的文學版圖,呈現(xiàn)那片土地上生活著的蕓蕓眾生相,他們的一舉一動、一顰一笑皆躍然紙上。尹學蕓將新津派文學中關于世相人生與世道人心的描摹與刻畫提高到了新的敘事高度,這對新津派文學創(chuàng)作的新敘事路徑的開拓具有重要價值。《神的孩子》書寫香丫和喜奎的愛情故事,用人性中美好與堅守的光照亮了罕村的夜空。《無事之城》書寫塤城的四大閨蜜故事,百合、紫薇、芙蓉、西番蓮分屬于不同社會階層,在表面相扶相持的親昵關系中暗藏著算計、爭斗等小心思,將歲月流轉中的世道人心予以細膩刻畫與緩慢呈現(xiàn)。《狗的眼神》在非常有限的篇幅之內,呈現(xiàn)出了縣鄉(xiāng)基層的政治邏輯以及人性的猶疑與嬗變。那條因縣長喜好而被殺的十七歲老狗,它的眼神猶如人性的探照燈,直抵人心。《天邊外》將敘事場域由罕村延伸至天津城,在城市與鄉(xiāng)村的相互映照中,呈現(xiàn)出了一代人的精神成長史。這是尹學蕓文學敘事版圖上的一次長征,也有可能是她帶有自傳色彩的一次人生回望。《那年的事》聚焦女獄警和女囚犯的關系,挖掘事件背后的真相,直擊人的靈魂深處。《歲月風塵》書寫東方女性,從民國時期陳、李兩家的愛恨興衰展開敘事,塑造了眾多個性鮮明的人物形象,尤其是兩位性格截然相反的姐妹李勛和李荃,極大豐富了新時代文學的人物形象畫廊。作品關涉民國軍閥混戰(zhàn)、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新中國成立后等重大歷史階段。在如此宏闊的歷史背景中,作品沒有回避對歷史的反思與對歷史真相的探求,既有舍得一身剮的革命熱血激情,也有真愛與背叛、守護與舍棄的情迷意亂,還有與日軍血戰(zhàn)到底的民族同仇敵愾,更有為國為家執(zhí)著守望的人性光輝呈現(xiàn)。《太和》是一部北方尤其是冀東地區(qū)的普通勞動婦女的百年命運史。一說到史,一般都認為是為大人物立傳的,只有大人物才能入史,但是尹學蕓就是要為冀東地區(qū)千千萬萬被侮辱、被損害的普通勞動婦女立史,不是為潘美榮一個人,而是為那一代普通勞動婦女。潘美榮八歲就做了童養(yǎng)媳,經(jīng)歷了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人民公社直至疫情時期等漫長歲月,她的一生就是北方千萬勞動婦女的真實人生寫照。
(四)人與歷史:現(xiàn)代視角的重述與對話
在新津派文學敘事維度中,“人與歷史”維度具有樞紐性的價值與意義,并非復原歷史,而是將鮮明的現(xiàn)代意識注入對歷史的重述、解構與對話中,關注個體在宏大歷史中的存在困境,從而勘探歷史經(jīng)驗對當代人精神結構的無形塑造。趙玫的“唐宮女性三部曲”和龍一的《潛伏》《借槍》是經(jīng)典作品。龍一曾說:“我個人一直有一個‘文學天津’的理想,希望通過我的小說使其他地方的人們,或者后人能夠真實地了解天津的地域文化、地域性格,特別是天津這座城市在歷史上的價值和在今天的價值。”[9]龍一這句話道出了天津作家們的共同心聲,在今天聽來仍然振聾發(fā)聵。
在當代“新津派文學”的創(chuàng)作版圖中,武歆一方面拓展“社會工業(yè)題材”敘事,另一方面聚焦“人與歷史”的審美對照關系,為紅色諜戰(zhàn)傳奇持續(xù)注入了新的活力。短篇《海光》講述了天津女烈士的整個人生經(jīng)歷,尤其是她在延安歲月的往事,以及她在前往東北執(zhí)行秘密任務時和丈夫一起懷抱兩歲孩子與密碼本從遭受炮擊的商船上跳海犧牲的故事。《海光》沒有平鋪直敘地講女烈士的一生,而是巧妙地通過天津當下尋訪者“我”與老楊、老馬的交談,將塵封的歷史真相逐步揭開,從而打破了傳統(tǒng)革命歷史線性敘事的時間結構,讓歷史可以被當代人不斷追問和辨別,在敘事上實現(xiàn)了“當代人與歷史”的對話,這正是新津派文學的核心維度之一。此外,小說沒有將秘密工作的步步驚心予以渲染,而是注重開掘女烈士的信仰與抉擇的張力空間。這使得女烈士的故事,超越了單純的個體英雄的傳奇意義,成為與天津這座城市的紅色文化血脈相連的精神標志。中篇《隆泰里》則在平緩的關涉天津市民的日常生活敘事中,以一場爆炸案將天津普通民眾的忠勇愛國、反抗日軍壓迫的民族精神予以生動形象地展現(xiàn),塑造了天津市井眾生相。熱愛俗世生活的天津人在歷史進程中的關鍵時刻總能勇敢地站出來,承擔起國家和民族所賦予的歷史使命,這就是可敬可愛可親的天津人。
肖克凡的“媽媽敘事”系列,饒有深意,既關涉女性成長,又聚焦革命歷史。《媽媽不告訴我》從兒子探尋母親的污點歷史展開敘事,在現(xiàn)實與歷史交叉推進中,逐步還原了戰(zhàn)爭年代地下革命工作的嚴酷現(xiàn)場,并揭開了被歲月遮蔽的革命真相,從而向無數(shù)像“媽媽”那樣的無名革命英烈致敬。《媽媽為什么要講故事》同樣屬于向“媽媽”致敬之作,在現(xiàn)實與歷史、講述與魔術的多維關系中演繹中華兒女的抗日故事。
“天津革命史中,發(fā)生在各條戰(zhàn)線的火種傳播、理想傳遞和浴血前行的故事,皆可進入敘事視野。年輕作家要做的是,賡續(xù)天津紅色文脈,通過回望崢嶸歲月,接通現(xiàn)在,打開未來”[3]。這是評論家黃桂元對于天津紅色敘事的殷切希望。
(五)人與科技/未來:天津科幻的敘事動能
科幻創(chuàng)作為新津派文學引入了“人與科技”“人與未來”的敘事維度。任青、王晨曦、羅亦丹、不二殼男、朱小雨、沈塏泓、楊冰等天津科幻作家,以科幻為方法,將新津派文學的敘事邊界從歷史與當下拓展至未來。這不僅為新津派文學帶來敘事理念的變革與敘事類型的豐富,更使新津派文學具備了能夠與全球對話的視野。
天津科幻熱絕不是簡單的“題材跟風”。一方面,它與當下天津科技的高速發(fā)展密切關聯(lián)。天津既有以“三條石”為代表的“華北地區(qū)民族工業(yè)搖籃”的時代回響,又有國家超級計算天津中心和空客大飛機總裝廠,在腦機接口、具身智能等方面更是走在全國前列。正如艾翔所說,我們既有世俗的天津,又有洋氣的天津,還應該有一個科幻的天津、未來的天津。另一方面,它與天津的科幻歷史土壤密切關聯(lián)。天津20世紀80年代有《智慧樹》雜志,曾與《科幻世界》的前身《科學文藝》聯(lián)合舉辦了首屆銀河獎征文。21世紀以來,深植于百花文藝出版社《小說月報》《散文》等文學期刊矩陣的《科幻立方》,秉持“彰顯科幻動能與人文沉思的交互影響”這一辦刊理念,立足天津,輻射全國,積極構建兼具深度與廣度的科幻文藝現(xiàn)場。龍一的長篇科幻《地球省》是天津傳統(tǒng)小說家中首部科幻之作,張楚的短篇《木星夜談》中具有很多科幻元素,這些都為新津派文學的科幻發(fā)展打下了扎實的基礎。傳統(tǒng)小說家的科幻創(chuàng)作,是一種現(xiàn)實主義與科幻動能有效交融的敘事形態(tài),既有純文學的嫻熟敘事手法、立體化人物形象的塑造、細膩細節(jié)的呈現(xiàn)、典雅語言的靈動,又有科幻文學中科技奇點的設定、未來時空的呈現(xiàn)、人類終極命運的關注、科技倫理與情感困境的矛盾等。更為重要的是,科幻在文本中不是一種題材類型,而是被作為文學創(chuàng)作的敘事手法。科幻的敘事方法正在被越來越多的天津青年作家運用,如薄童方的《南極朱雀》、沈塏泓的《沉默虛光》《傀戲·牡丹亭》、朱小雨的《索菲的禮物》,這將持續(xù)為當下文學創(chuàng)作帶來更高的哲學思辨性和更豐富的敘事形態(tài)及更強的文化原創(chuàng)力。
任青的《還魂》入圍第81屆雨果獎,在戰(zhàn)爭與科技的雙重視角下審視人類情感本身的價值與意義。《海河合唱團》以天津海河為敘事場域,關涉天津之眼、棉三創(chuàng)意街區(qū)、富民橋、解放橋、永樂橋等天津地理空間標志,以音流學和共振影響大腦神經(jīng)為實驗設定,講述了海河合唱團成員治愈自我的艱難困境。王晨曦的《星之眼》探索地外生命,塑造了遙遠星球上前所未有的巨大單細胞生物的生命形態(tài),從而預警人類在與宇宙生命共生共鳴之中可能潛藏著巨大的危機。楊冰的《穿梭·地月之吻》通篇彌漫著愛的情感,既有對東方人倫的愛,如對父母的愛,對中國的愛,又有對科技的愛,對探索宇宙的愛,對地球的愛,對整個太陽系的愛。這些普通的情感雖樸素,但也是最為深沉的能夠打動人心之處,具有人文沉思的深度。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若脫離了人文沉思,一切科幻敘事都會成為空中樓閣。此外,該篇塑造了拯救宇宙的中國英雄形象,既有居住于地球上的中國人,又有居住于其他星球上的中國人。宇宙的救世主再也不是西方的孤膽英雄,而是中華兒女,這既是對東方與宇宙這一文學審美對照關系的全方位探索與呈現(xiàn),更是中國文化自信的文學化形象表達。
三、新津派文學之新:創(chuàng)作主體的擴大與文學生態(tài)的重塑
新津派文學之新,在于將這些傳統(tǒng)置于“現(xiàn)代性”的統(tǒng)攝下,使人民性有宏大歷史關懷的同時更具體溫,使世俗性上升為全球人類共通生存境遇的哲學觀照,使地域性具備了面向科技和未來的全球視野。這一切指向的是高揚人的主體性價值,以實現(xiàn)人的現(xiàn)代化為價值指歸。新津派文學之新,不僅在于前面提到的主題與美學藝術等方面,更重要的是創(chuàng)作主體的擴大與文學生態(tài)的重塑。
首先是青年新生力量,如章元、高云天、王晨曦、鄭皓文、周子妮、程偉等人的涌現(xiàn)。他們的創(chuàng)作直接切入時代的肌理,書寫當下鮮活的生活。這既是新津派文學保持“活力性”與“新生性”的關鍵,同時也是新津派文學的一個重要發(fā)力點。高云天將天津當下鮮活日常經(jīng)驗快速且有效地轉化為文學敘事的資源,在《奶茶》中塑造了盤頭大姨、跳水隊大爺?shù)热宋铮M一步豐富了新津派文學的形象畫廊。王晨曦的長篇《津沽》書寫天津改革開放以來的微觀平民生活史,短篇《煎餅楊》在網(wǎng)紅經(jīng)濟觀照下,書寫煎餅果子傳統(tǒng)技藝的當代傳承問題。章元的小說創(chuàng)作具有鮮明的時代感,短篇《我親愛的》關注當下生活中的網(wǎng)絡暴力現(xiàn)象以及被網(wǎng)暴主人公的心靈困境。長篇《海的盡頭有歌聲》是一部關于80后的精神成長的小說,是程偉獻給所有80后的靈魂深處的淺吟低唱,大部分80后可以在這部長篇中找到曾經(jīng)的時代變遷所投射下的身影。
其次是網(wǎng)絡文學與兒童文學創(chuàng)作的興起。西子情、歷史系之狼、曉月、千筆文登、琉天璽等的網(wǎng)絡小說,以及陳曦、孫施的兒童文學,進一步激活了新津派文學的民間敘事并極大拓展了傳播渠道。
再次,任青、王晨曦、羅亦丹、不二殼男、朱小雨、沈塏泓、楊冰等的科幻創(chuàng)作,為新津派文學注入新的動能。他們既是承載新質生產(chǎn)力的重要載體,同時又是文學上的“新質生產(chǎn)力”,正在參與和塑造著當下天津的文化圖景。
最后,團結在天津市總工會的職工作家群,于俊杰、王學志、安揚、李曉楠、李恩玲、穆繼文、普凡等,構成了新津派文學人民性底色的“大眾基底”。他們來自各行各業(yè),既有國企職工、機關工作人員,又有民警、街道辦工作人員,還有民企職工、社區(qū)工作者等。職工作家群創(chuàng)作的“天津市職工作家創(chuàng)作文叢”(《車間主任》《一條大河波浪寬》《暖春》《追光》《新生代》《堅不可摧》《肺活貼》等)以及韓云的長篇《花落了》,就是新時代新大眾文藝天津實踐的生動代表。
以上四股文學創(chuàng)作力量,與蔣子龍、馮驥才、林希、肖克凡、王松、龍一、武歆、李治邦、秦嶺、狄青、尹學蕓、張楚等作家,共同組成了一支兼具經(jīng)典品質與人民性傳統(tǒng)及未來視野的文學津軍。
四、結語
在新大眾文藝的廣闊視域中,新津派文學的生成與發(fā)展,具有重要價值與意義。首先,新津派文學以獨特的地域知識、開放的敘事方式、多元的創(chuàng)作主體與自覺的現(xiàn)代性追求,為當代中國地域文學發(fā)展提供了可以借鑒的范式。其次,新津派文學提供了一條如何生動講述“中國式現(xiàn)代化”的敘事路徑,將現(xiàn)代化進程中的輝煌與陣痛、進步與代價呈現(xiàn)出來。再次,新津派文學從不同維度構建了一座“文學的天津”,并間接參與了天津城市精神的建構與傳承。綜上,新津派文學正依托經(jīng)典作家、科幻新銳、網(wǎng)絡作者、青年寫手、職工作者構成的多元創(chuàng)作生態(tài),在現(xiàn)代性的燭照下,煥發(fā)出新的生命力。
參考文獻
[1] 張彭春:《什么是現(xiàn)代化》,《公能報》(重慶南開中學),1946年11月。
[2] 馮驥才:《熱愛你求學的城市——寫給在天津求學的大學生》,《天津大學校報》2021年8月29日,第4版。
[3] 黃桂元編著:《沽水升鄉(xiāng)愁》,百花文藝出版社,2022年版。
[4] 王之望、閆立飛主編:《天津文學史·新時期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5] 閆立飛:《城市的文學書寫:天津文學與都市文化》,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6年版。
[6] 肖克凡:《文學是非常厚道的一種存在》,小說月報微信公眾號,2026年2月9日。
[7] 《中國作家協(xié)會“新時代山鄉(xiāng)巨變創(chuàng)作計劃”“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公告》,http://www.plccw.com/n1/2025/0723/c403937-40527951.html。
[8] 北京大學文學講習所:《小說家講堂·張楚演講:小說細節(jié)與縣城宇宙》,載北京大學文學教習所網(wǎng)站,2025年4月26日發(fā)布,網(wǎng)址:https://wxjxs.pku.edu.cn/jx/kcbd/22f8bdb39282461f8ee873447edde5c2.htm,訪問日期:2026年5月27日。
[9] 龍一:《我的文學天津理想》,《今晚報》2006年8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