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完成”的合作:淞滬抗戰中的上海文化界
1932年1月28日晚,舊歷新年將至,日本海軍陸戰隊突然對上海閘北發起進攻。駐防上海的十九路軍奮起反擊,但終因援兵遲遲未到等原因無奈撤退至第二道防線,并于5月5日在英美等國的調停下,簽訂了屈辱的《淞滬停戰協定》。
不同于長期處于奉系控制之下的東北,上海作為彼時中國經濟、文化的中心,其被侵略,對當時的國民政府及普通民眾而言都是極大的刺激。國民政府判斷日軍進犯上海后,下一步即將“占領南京、控制長江流域”,“國亡即在 目前”。[1] 而十九路軍的反擊也迅速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支持。同時,得益于現代出版業的發展,在淞滬抗戰中,文化界人士不僅親歷戰爭,更親身參與到了抗日的文化活動中。
在以往涉及“一·二八”與文學相關的研究中,受到較多關注的是報告文學。 [2] 本文則以淞滬抗戰中左翼文學及上海文化界的反應為對象,討論中共在抗戰初期的統一戰線策略對左翼文學的影響,以及由此產生的淞滬抗戰中文化界的合作與分歧。
一 、突如其來的戰爭與民眾的戰時生活
“1932年初,日本為了轉移國際社會對其侵略中國東北和策劃成立偽滿洲國 的視線,并打擊上海的抗日活動”,“在上海挑起戰爭”。[3]1月19日,日方假借“日僧事件”向上海市政府提出抗議,后縱火焚燒三友實業社工廠,并于21日上午向上海市長吳鐵城提出四項要求。除市長道歉、對“加害者”處罰、撫慰所謂的“被害者”之外,還要求“關于排侮日之非法之越軌行動,一概予以取締,爾其應將上海各界抗日救國會以及各種抗日團體及時解散之”。[4]在此后的幾天里,日方不斷擴大事態、挑起事端、增派兵力,向中國政府施壓。并于27日發出最后通牒,要求上海市政府于24小時內(28日下午6時前)答復,“否則日陸戰隊將采取其所認為必要的手段,以實現其要求”[5]。最終,1月28日下午1時45分,吳鐵城表示全盤接受日方的四項要求。然而站在日本當局的角度,發動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并不會因為中國政府答應了其條件就妥協。
“一·二八”事變對日方而言是蓄謀已久的,但對部分生活在上海的普通 市民來說,卻是突如其來的。有不少回憶都提到,當時人們認為,既然政府已全盤接受日方要求,就不會爆發軍事沖突。[6]對此,王禮錫解釋說,這是因為“九一八”以來,面對日本的步步進逼,“政府雖處處宣言收復失地”,但實際上“并沒有絲毫對外的行跡可尋。無論自己和敵人,都在默契中了解此次中國將接受日本的任何侵占與侮辱”。[7]包括此次“一·二八”事變前夕,上海政府也全盤接受了日方的要求。而“事實和預期不符的原因,完全的在十九路軍”[8]。
相較而言,居住在戰區附近的人更早感知到危險,有條件的則已在開戰前先行搬離。陶晶孫回憶,1月28日下午,“從四時起。租界戒嚴了,不能進去,日本兵在北四川路將發動”[9]。李季回憶說,當時有位鄰居“在日本一個機關中做事已經有好幾年了。是日午刻回來說:‘東洋人不管市政府答應他們的要求不答應,陸戰隊今晚要動手。大家最好搬一搬。’”[10]于是當日下午便看到這樣的景象:
滿街是搬場汽車,普通汽車,馬車,黃包車,小車,夾在如山如海的人群中往來馳騁。不獨中國人搬家,東洋人也搬家。不獨東洋人搬家,西洋人也搬家。不獨富人搬家,窮人也搬家。不獨住戶搬家,商店也搬家。......許多人臉部的表情就和上殺場一樣,令人見了,心中萬分難過。[11]
此后,搬家、逃難的狀況隨著戰事的發展不斷擴大。戰爭爆發后,“從閘北逃到租界來的難民不可以數計!乘輪或由滬杭路離滬的也很多。輪船碼頭與南車站,(北車站已被焚,京滬車不通)擠滿了人,地上堆積著行李”[12] 。錢君匋回憶,逃難的民眾聚集在車站,“擠得像牙簽罐中的沙田魚一般”,而車廂內則更為擁擠,自己從車窗中擠進去后,“腳不能踏著車廂的底板”,整個人是被“擠扎在空中”[13]的。
躲避戰火、逃難、搬家的生活,對文化人而言也是一樣。例如住在四川北路的魯迅為躲避日軍對中國便衣隊的搜查,攜家帶口前往內山書店避難。不滿三歲的海嬰在流徙之際染上麻疹。也有人逃到租界,借住在友人家中。曾今可在文章中提到,“錢(即錢君匋——筆者注)本住塘山路,索菲則住在寶山路也。巴金也住在寶山路,他已往南京,大概他底書籍衣物作了戰爭底犧牲品了。楊昌溪也住在寶山路,張資平,顧仲彝住真茹,李青崖住江灣,章衣萍,吳曙天住施高塔路,我為他們擔心,不知他們脫險沒有”[14] 。而后張資平逃往蘇州。章衣萍“原住在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戰事發生,狼狽逃出,他又正病著肚瀉,不能動彈,乃由其夫人吳曙天女士扶持著逃到法租界”[15]。趙景深則攜全家借住在法租界友人家中。[16]
戰爭中,除了個人的逃難,出版業也受到巨大沖擊。例如,位于閘北的商務印書館被轟炸。1月29日“上午10時許,日機向寶山路上的商務印書館總館廠投擲6枚炸彈,炸毀印刷所、制造總廠、棧房以及尚公小學”[17]。“因總廠紙類堆積甚多,延燒更易。廠中各種印刷機器全部燒毀。焚余紙灰飛達十數里外,是日下午三時許全廠盡毀,唯火勢至五時許猶未全熄。”[18]2月1日,鄰近的東方圖書館也被焚,“紙灰飛揚,10里開外的法租界也飄落下焦黃的《辭源》《廿四史》等書籍的殘頁”[19]。而零星的小刊物、雜志的出版發行也受到影響。例如,《北斗》2卷2期延遲至5月出版,丁玲在編后記中解釋說,“一·二八”期間,“先是本刊的同人和撰稿者,逃難的逃難,參加抗日運動的參加抗日運動,無暇寫作本刊上適用的這類文字;其次是市面停頓,書業尤其零落,直到現在才能印行雜志刊物”[20]。
不過 ,比起日軍的侵略 ,更讓民眾意外的是十九路軍的反擊與勝利。周樂山回憶,事發后第二天打開報紙,看到“閘北開火 吾軍勝利”,“八個大紅字。這刺目的紅字,在我心上閃了一閃!電車中的乘客,都面部緊張地談論著閘北的戰事,大家同時覺得‘中華民族抬頭的日子到了!’”[21]“九一八”事變后,國民黨“攘外必先安內”的策略引起了民眾的不滿,并激起了廣泛的抗日情緒 。也正因為如此 ,十九路軍的反擊對民眾而言是巨大的鼓舞,因而也迅速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支持。工人罷工、商人罷市;民眾、工商界、海外僑胞紛紛捐款;文化界組織前線慰勞;紅十字會、婦女界組織救護隊;學生、民反等組織成立義勇軍......其中也不乏何香凝等著名人士的參與。陳望道在《對于上海事變的感想》中說,“此次十九路軍抵抗日帝國主義的侵略,實有重大的價值。在這個年頭,有的連打倒帝國主義這個口號也不敢喊了,而十九路軍竟毅然決然地從事武力的反抗”[22]。
不同于“九一八”,“一·二八”事變讓生活在上海的文化界人士親歷戰火,也近距離接觸到了十九路軍及民眾高漲的抗日情緒,并且借助現代出版業的發展,迅速參與到抗戰的宣傳工作中。
二 、“下層統一戰線”影響下的左翼文學
“一·二八”事變發生后,左翼文藝也積極組織和參與抗戰活動。據夏衍回憶,“一·二八”后的“民族愛國運動,其勢之猛,動員面之廣,許多人都認為遠遠超過了‘五卅’當時的情況。‘左聯’‘劇聯’‘社聯’‘美聯’都組織了前線服務隊和慰勞隊,田漢還帶了一批話劇演員和音樂工作者,不止一次到前方去慰問傷兵,用活報劇、歌唱等文藝武器,去鼓舞士氣”[23]。具體到左翼文學方面,當時錢杏邨、樓適夷、丁玲、白薇等人都寫過戰地通訊。《文藝新聞》則出版戰時特刊《烽火》,關于戰況的報道多見于此。此外《北斗》也刊載了相關文學創作。
左翼文藝在淞滬抗戰中的觀點和傾向,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共的影響。“九一八”事變后,中共在《中央關于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滿洲事變的決議》中提出“革命的民族戰爭”,后發展為“民族革命戰爭”[24]的概念。這一提法同時包含反對帝國主義與反對國民黨兩個方面,即所謂“抗日反蔣”。
受其影響,左聯執委會在1931年10月發表的《告無產階級作家革命作家及一切愛好文藝的青年》中,對于“九一八”之后國民黨的民族主義文藝及“文藝界救國抗日的大團結”等口號也進行了批評,強調“現在中國的兵士,只有反對著自己民族的政府,掉過槍來殺死自己民族的軍閥,而去打日本的以及一切的帝國主義”,“這戰爭同時就是真正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的民族戰爭”。[25]瞿秋白在《上海戰爭和戰爭文學》中也使用了“革命的民族戰爭”這一概念。[26]此外,馮雪峰在《民族革命戰爭的五月》中也提出:“民族的革命戰爭,必須是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必須是反對地主資產階級的戰爭。”“民族的革命戰爭文學,必須是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地主資產階級的文學。”[27]
“民族革命戰爭”中包含的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地主資產階級兩個方面, 具體到統一戰線中,則表現為“下層統一戰線”的策略和要求。
提起“下層統一戰線”,通常會上溯至蘇聯的影響。例如,楊奎松在文章中談到,“下層統一戰線”主要指“資本主義暫時穩定,社會民主黨的改良主義影響擴大,工人運動內部機會主義派別逐漸發展,而提出的一項旨在爭取歐美廣大工人群眾識破第二國際真實面目,團結到第三國際及其各支部周圍的斗爭策略”。而“這個策略的發展,就是不加分析地把上層和下層、長官和士兵 統統對立起來,提出打倒上層、打倒長官的錯誤口號,從而變成一種關門主義的‘為淵驅魚、為叢驅雀’的孤家寡人策略”。因而,“把這樣一種策略照搬 到中國來勢必要把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及其派別也視為‘最危險的敵人’”。[28]
“一·二八”事變前夕,圍繞“下層統一戰線”,共產國際認為,中共“應作為絕對獨立的力量出現”[29],“在可能的地方,革命軍事委員會應該逮捕國民黨軍隊的投降的高級軍官及‘賣國賊’。用一切力量來最高限度武裝工人,組織義勇軍在我們的領導之下,與派堅強的工人的隊伍到軍隊去爭取軍 隊”[30]。中共《中央緊急通知》也強調,要讓“士兵與革命的民眾一起進行武裝保衛上海的勞苦群眾與革命運動,反對自己的軍官,反對不抵抗主義與退讓”[31]。“一·二八”事變后,中共認為“國民黨軍閥們的領導作戰,不是為了要使這一戰爭得到澈底的勝利,而是為了要在‘抗日’的招牌之下,利用兵 士與民眾的反日斗爭,欺騙革命的士兵與革命的民眾,造成馬占山那樣‘民族英雄’的美名,來侵吞民眾的捐款,來向帝國主義投降出賣,使革命戰爭失去領導而失敗。這也就是目前反日戰爭中最大的危險!”[32]繼而呼吁“十九路軍士兵立刻不顧一切長官的命令,追擊日軍到租界內,消滅日軍的根據地,堅決反對‘退卻’‘停戰’,把上海交給任何帝國主義”[33]。
對于“下層統一戰線”的論述也并非對蘇聯模式的簡單照搬,而是受到“九一八”以來國民政府消極抗日的影響。有研究指出,在淞滬抗戰中,十九路軍與國民政府方面實際上存在分歧。彼時南京政府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針,“在南京政府看來,抵抗只是求和的一種特殊手段”[34],本質上仍然是“以戰求和”的姿態,并且寄希望于所謂“國際社會”的支持與幫助。 因此在具體戰斗的過程中也有諸多消極的表現。例如,兩軍最初交戰時從人數的比例上講十九路軍其實是占優勢的,但后續在日本的援軍到來之后,國民黨方面卻遲遲不肯增援。3月總退卻的直接原因也是兩軍實力的懸殊。
不過,受到“下層統一戰線”的影響,對戰況的批評容易直接聚焦在將領身上。例如,瞿秋白以司馬今為筆名撰寫的雜文《新英雄》,就是針對大阪 《朝日新聞》的評價“此次上海事變,中國之新英雄蔡廷鍇,恰與北方英雄馬占山遙遙相對,實為不可多得之將才”[35]而發。文章針對解散“‘非法’義勇軍和反日會”、禁止“示威,游行,罷工,集會”[36]、在戰爭的關鍵節點休戰、不允許軍隊進入租界、總退卻的時間與范圍等問題,質疑蔡廷鍇。
文中提到的,與蔡廷鍇“遙遙相對”的“北方英雄”馬占山,是“九一八”事變后的抗日將領。受國民黨“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影響,“九一八”事變后東北地區迅速淪陷。而在此背景下,1931年11月,日軍在進犯黑龍江時卻遭到了馬占山率領的部隊的奮起抵抗,日軍一個步兵聯隊和一個騎兵隊被殲滅,即“嫩江橋抗戰”。馬占山的抗日行動在當時極大地振奮了人心,“國民黨四全大會通過提案,‘以大會名義電慰馬占山及黑龍江駐軍將士’;‘令張副司令就近速調大軍馳援黑省,抗拒侵略’”37[]。另有在此基礎上創作的章回體小說《馬占山演義》。然而1932年3月1日,所謂的“滿蒙獨立國”(即偽滿洲國)成立時,馬占山也是“發起者”之一。因此,瞿秋白在《從馬占山到蔡廷鍇》一文中認為,“千萬不要再相信地主資本家的軍閥之中有什么‘愛國英雄’,千萬不要相信國民黨的將軍之中有什么能夠真心反抗帝國主義的人”。“解決一切問題的力量......在我們自己”[38],在于勞動民眾和兵士群眾的聯合。
除了對蔡廷鍇、馬占山等抗日將領的批評,左翼文學中也有強調基層士兵和長官之間矛盾的創作。例如葛琴的小說《總退卻》。
所謂總退卻,指的是淞滬抗戰中的重要轉折點——大撤退。2月底,日軍在增援到達上海后開始全線總攻。而十九路軍方面,則在兵力懸殊,防守戰線長、戰斗時間長,人員、武器損耗嚴重、補給無望、傷亡極大的情況下,于3月 1日晚由總指揮蔣光鼐下達總退卻令:“本路軍為避免與敵決戰,擬本日午后十一時,將主力向黃渡、方泰鎮、嘉定、太倉之線撤退,待機轉移攻勢。”[39]
然而小說雖以“總退卻”為題,對于大撤退的直接描寫卻相對有限。主要篇幅放在了戰場及傷兵醫院里基層士兵對長官的不滿上。例如,對于老百姓送來的慰問品,長官分得更多,引起戰士的不滿。“長官一個人,就要吃十聽雞肉松,又吃牛奶橘子......他們吃也來不及吃,老子們拼死命的打,就應該吃這樣少的!你想氣不氣呀!?”[40]又比如在傷兵醫院中,戰士們面臨看護人員嚴重短缺,環境惡劣的狀況,而長官卻得到優質的照護,“一個長官,要專用一個特別護士”[41]。
小說《總退卻》在處理上層軍官與普通將士矛盾的方法上,顯然受到了“下層統一戰線”的影響。不過,這種處理也是相對表面化的。馮雪峰在評論文章中認為,作者“沒有真正的深刻的表現出兵士的轉變,同時他們在總退卻時的憤懣和失望,也是概念的,薄弱的,表面的了”[42]。
在淞滬抗戰中,左翼文藝除單獨組織抗戰活動外,也與其他群眾性抗戰團體有所合作。然而,受到“抗日反蔣”“下層統一戰線”等策略的影響,這些合作中也存在矛盾和分歧。
三 、“抗日反帝”中的領導權問題與“關門主義”
上文談到,相比于“邊地”東北,日軍對閘北的侵略對生活在上海的民眾而言,是更為切身的刺激。也正因為如此,十九路軍的抵抗也得到了社會各階層的廣泛支持。《生活》載,“日在東北的暴行,我們也許以路遠而無親切的感覺。這幾天暴日在閘北一帶對于我國無辜人民婦孺之慘殺凄楚,已為我們所目擊,可見我們民族倘不獲救,全國均為戰區,決無避免慘死酷遇之可能......十九軍愛國軍士人人為國效死,我們民眾也應人人存著為國效死的精神,共同起來為國家民族努力”[43]。
在此背景下,左翼除了單獨組織抗戰活動,也融入了全民抗戰的洪流中。 值得注意的是,在與其他抗日團體的合作里,左翼文學原本“抗日反蔣”的主張在宣傳策略上有所調整,往往更側重“抗日反帝”的一面。
例如,“九一八”之后,鑒于諸多刊物如《東方雜志》《小說月報》《中學生》《讀書月刊》《文藝新聞》《北斗》等都“都不謀而合的登載反日宣傳的文字了,可是在文化界上還沒有統一步伐的組織,而且各著作家本身也缺少一個抗日團體的組織”[44],上海文化界組織成立了“文化界反帝抗日聯盟”。成立大會于1931年12月19日在青年會召開,鄧初民、姚蓬子、丁玲、鄭伯奇、 穆木天、郁達夫、胡愈之、傅東華、張天翼、周建人等二十余人參會,并推舉姚蓬子為主席。[45]
“文化界反帝抗日聯盟”共有七條綱領,包括:反對帝國主義、反對依附帝國主義的勢力及其對抗日運動的壓迫、廢除不平等條約、反對帝國主義的國際聯盟、反對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陰謀、反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 “發揚反帝國主義文化,爭取關于反帝抗日的一切自由”[46]。相比于上文談到的左翼文學在“九一八”之后反帝與反國民黨的雙重性,在“文化界反帝抗日聯盟”的綱領中,反國民黨的一面,特別是從階級性出發反對國民黨的一面顯然被弱化了。
“一·二八”事變后成立的“著作者抗日會”也有類似的特點。2月8日, 著作者抗日會成立。陳望道被推選為書記,樂嗣炳和樊仲云為組織部部長,王禮錫和施伏量為宣傳部部長,戈公振、汪馥泉任總務部部長。其中,組織部下設的民眾運動委員會為抗日會的活動中心,丁玲任主任。成立后不久,著作者抗日會即組織前線慰勞。鄭伯奇在前線采訪時,有士兵談到“從前的仗火完全是自家殺自家、這回才是真正打仗、我們很高興干的”[47]。
關于著作者抗日會成立的原因,樂嗣炳回憶說,“一·二八”事變后的“第二天,陳望道同胡秋原到我家里來,談到日本帝國主義侵犯上海的暴行,無不義憤填膺。陳望道建議上海文化界組織一個著作者抗日會,以便更好地投入抗日救國活動,我當即贊同”[48]。
因而,著作者抗日會中不僅有丁玲、周揚、白薇、錢杏邨等左翼作家,陳望道、樂嗣炳等文學研究會的會員,同時也包含籌建者胡秋原所代表的神州國光社《讀書雜志》,以及《新生命》雜志派、中華職業教育社的代表等。其中,“神州國光社與國民黨京滬衛戍司令陳銘樞有很密切的關系,十九路軍是陳銘樞的嫡系部隊,所以王禮錫他們雖然知道在著作者抗日會內有黨團員和左翼作家在活動,但為了爭取文化界廣大愛國知識分子支持十九路軍抗日,他們也積極參加抗日會的活動”[49]。
值得注意的是,在由胡秋原起草的《中國著作者為日軍進攻上海屠殺民眾宣言》中,雖然包含“無恥的中國當局依然始終貫徹其亡國滅種的無抵抗政策,始而承認日本的無理條件,繼而坐視十九路軍士兵的孤軍抗戰!”“反對慘無人道的日帝國主義之屠殺,反對背叛民族利益的無抵抗的當局”“反對一 切妥協無抵抗政策!”[50]等內容,但更主要的呼吁還是在于反對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戰爭。且這些論述并非從階級性角度反對國民黨,而是從民族利益出發反對國民黨的不抵抗。
不過,在宣言起草過程中,左翼與“讀書雜志派”其實存在分歧。胡秋原回憶:“我們主張一致對外,他們則仍勇于對內,口頭辯論多次,他們都失敗。二月十日,這集會以絕大多數通過我起草的《中國著作者為日軍進攻上海屠殺民眾宣言》,否決了左派的異議和修正,他們也終于只好簽名。”[51]
關于分歧產生的原因,霍賀在研究中提到,“讀書雜志派”在“一·二八” 期間與左翼在神州印刷所罷工事件上有過沖突和矛盾。“一·二八”期間,“受 ‘左’傾錯誤影響的‘左聯’在上海鼓動罷工”,而與“讀書雜志派”密切相關 的“神州印刷所不贊同罷工并要求工人正常上班,為印刷出版抗日宣傳和報道提 供保障”。[52]后來在著作者抗日會中,左翼作家因此事 “與胡秋原王禮錫等人心存芥蒂,因此并不十分支持”其主張,并因“誤會神州國光社是社會民主黨的組織,不愿意由神州同仁‘領導’”。[53]
左翼作家與“讀書雜志派”在著作者抗日會中的矛盾和沖突本質上是由于理念不同帶來的領導權的爭奪。即雖然在合作中、在共同宣傳的表述里,更強調“反帝抗日”的一面,但左翼文藝并沒有因此放棄“抗日反蔣”的訴求。這也就是胡秋原所說的“一致對外”與“勇于對內”的區別。
類似的沖突也不僅發生在著作者抗日會中。例如,丁玲回憶,“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后,美國記者史沫特萊告訴我,上海各階層正在醞釀成立上海抗日救國會,成立大會將在南市公共體育場召開。......國民黨召開這次大會的本意是:抓住抗日這面旗幟,欺騙群眾,平息上海人民抗日反蔣的怒火。結果會場卻被共產黨人所左右,把會議開成了反蔣抗日的動員大會,所以反動派大為惱火,立即派出大批武裝警察上臺抓人、打人,迫使會議只開了半小時就宣布結束”[54]。
實際上,領導權的爭奪問題不限于文化團體方面。例如《中央致上海反帝大同盟黨團的一封信》中就對上海反帝大同盟的工作方式做了具體的指導。信中指出:“許多反日反帝反國民黨的工作——罷工罷課,游行示威,絕交抵抗,民眾自動武裝抵抗等各種重要運動的領導權,都沒有真正拿到你們手上來。”并且要求上海反帝大同盟黨團“創造并加入民眾反日救國會以及其他各種各式更公開更廣泛的群眾組織,以便經過這些組織吸引群眾加入反帝同盟和擴大反日反帝反國民黨運動”。[55]
“民反”即“上海民眾反日救國聯合會”,是“九一八”事變后成立的民眾抗日團體。據吳馳湘回憶,“九一八”之后,日本進攻錦州、發動天津事變等一系列行為激起民眾的抗日怒潮。而彼時“我黨領導的反帝大同盟已經太紅了,國民黨把它視為洪水猛獸,一發現反帝大同盟活動就要抓人,使許多群眾不敢與它接近,反帝大同盟已不能再進行公開活動了。黨為了加強對群眾抗日救國運動的領導,決定另成立一個全市性的民眾抗日救國團體”[56]。可見, “民反”成立的初衷即與糾正反帝大同盟的問題、擴大反日運動陣線有關。
正如著作者抗日會中出現的爭端一樣,彼時中共領導下的抗日團體,一面有著擴大抗日陣線的要求,一面也強調領導權的爭奪問題。而在此過程中,既要反對“公開主義”,也要警惕“關門主義”。
譬如《中央為上海事變給各地黨部的信》中談到,“我們黨的任務,不是抵制這一戰爭,而是積極的加入這一戰爭,奪取這一戰爭的領導,在戰爭中加緊反帝國主義與反國民黨的宣傳鼓動,大規模的組織群眾與武裝群眾,來推翻國民黨,建立民眾的蘇維埃政權,以取得民族革命戰爭的勝利”[57]。但另一方面又強調,不能容許兩種極端,即“完全的關門主義,不參加任何反日運動;或者是所謂完全的 ‘公開主義’,變為國民黨的俘虜”[58]。
這種既要反對“公開主義”,也要警惕“關門主義”的傾向,同樣體現在文化戰線中,例如張聞天《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一文。關于這篇文章與統一戰線間的關系,已有研究指出,“1932年底面世的《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不是中共中央專門在文藝戰線上提出反對關門主義。在此前后,在各條戰線上,中共中央都在反對關門主義”[59]。
《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一文寫于1932年10月31日,而就在此前不久,10 月7日,在《中央關于李頓調查團的報告及加強反帝群眾斗爭的決議》中,就有對“關門主義”的表述。決議認為,“缺乏廣大的反帝的下層統一戰線,是上海戰爭黨的工作的結果的薄弱,及‘九一八’周年示威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這其中包含“兩種危險”,一是機會主義,二是關門主義。并將關門主義解釋為: “將一切不能完全接受我們的綱領與擁護蘇維埃的群眾,當做不能夠同我們在一定的事件與我們一起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與國民黨;不曾能將反革命的改良主義的領袖與他們的無產階級,半無產階級的追從者分別開來,常常稱這些追從者為帝國主義國民黨的走狗,而不去用同志的態度根據他們的經驗,以一定的具體的證明與說話來說服他們,吸收他們參加積極的爭斗。”[60]其中對于如何認識和對待“不能完全接受我們的綱領與擁護蘇維埃的群眾”的論述,與張聞天在談到文藝問題時所說的“罵倒這些文學家,說他們是資產階級的走狗,這實際上就是拋棄文藝界上革命的統一戰線,使幼稚到萬分的無產階級文學處于孤立,削弱了同真正擁護地主資產階級的反動文學做堅決斗爭的力量”[61]的態度是相似的。
綜上,淞滬抗戰期間,左翼文藝一方面參與到了全民族抗日的洪流中,另一方面,受到抗戰初期中共“抗日反蔣”及“下層統一戰線”等策略的影響, 左翼文藝在與其他抗日團體的合作中仍然存在領導權爭奪等分歧。不過,即便是“下層統一戰線”的策略,其界限和范疇也在廣泛發動群眾的要求中不斷調整,例如《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一文中對“關門主義”的批評。然而,隨著上海戰事的平息,國民黨方面重又加緊了對蘇區的“圍剿”及對左翼文藝的審查。因而,受到“一·二八”事變的刺激,上海文化界在抗戰領域展開的合作,仍然是“未完成”的。
注釋:
1. 金再及:《南京國民政府對“一二八”事變的方針》,《歷史研究》1992年第3期。
2. 如吳曉東《“一·二八”事變與戰爭文學熱》、冷川《“一·二八”抗戰的戰地報道與文學反思》、吳堯《“一·二八”淞滬抗戰與“非虛構”戰爭文學書寫熱潮》等。
3. 李新總編:《中華民國史》第8卷(上),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1頁。
4. 李新總編:《中華民國史》第8卷(上),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8頁。
5. 李新總編:《中華民國史》第8卷(上),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10頁。
6. 如鏡園《滬戰中生活之回憶》、郁達夫《滬戰中的生活》、王禮錫《戰時日記》等。
7. 王禮錫:《戰時日記》,《讀書雜志》第2卷第4期,1932年。
8. 王禮錫:《戰時日記》,《讀書雜志》第2卷第4期,1932年。
9. 陶晶孫:《在炸彈下三日間》,《文學月報》第1卷第2期,1932年。
10. 李季:《暴日侵滬期中一個文字勞動者脫險的經過與感想》,《讀書雜志》第2卷第4期,1932年。
11. 李季:《暴日侵滬期中一個文字勞動者脫險的經過與感想》,《讀書雜志》第2卷第4期,1932年。
12. 曾今可:《在戰亂中》,《讀書雜志》第2卷第4期,1932年。
13. 錢君匋:《反日民族戰的交響詩》,《讀書雜志》第2卷第4期,1932年。
14. 曾今可:《在戰亂中》,《讀書雜志》第2卷第4期,1932年。
15. 周樂山:《饑餓與恐怖》,《讀書雜志》第2卷第4期,1932年。
16. 周樂山:《饑餓與恐怖》,《讀書雜志》第2卷第4期,1932年。
17. 郭太風:《日本的“文化侵略”與中國出版業的命運——以商務印書館為例》,《史林》2004年第6期。
18. 何炳松:《商務印書館被毀紀略》,《東方雜志》第29卷第4期,1932年。
19. 郭太風:《日本的“文化侵略”與中國出版業的命運——以商務印書館為例》,《史林》2004年第6期。
20. “編后”,《北斗》第2卷第2期,1932年。
21. 周樂山:《饑餓與恐怖》,《讀書雜志》第2卷第4期,1932年。
22. 陳望道:《對于上海事變的感想》,《讀書雜志》第2卷第4期,1932年。
23. 夏衍:《懶尋舊夢錄》,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年版,第148頁。
24. 張皓:《從內戰到抗戰:中共關于民族革命戰爭的提出、發展和發動》,《蘇區研究》2025年第4期。
25. 左翼作家聯盟執行委員會:《告無產階級作家革命作家及一切愛好文藝的青年》,《文學導報》第1卷 第6/7期,1931年。
26. 同人:《上海戰爭和戰爭文學》,《文學》第1卷第1期,1932年。
27. 丹仁:《民族革命戰爭的五月》,《北斗》第2卷第2期,1932年。
28. 楊奎松:《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形成與共產國際》,《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4期。
29.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給中共中央的電報(1932年1月31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31—1937),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08頁。
30.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給中共中央的電報(不晚于1932年2月12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31—1937),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13頁。
31. 《中央緊急通知》(1932年1月27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8冊(1932),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91頁。
32. 《請看!!!反日戰爭如何能夠得到勝利?》(1932年2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8冊(1932),第142頁。
33. 《請看!!!反日戰爭如何能夠得到勝利?》(1932年2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8冊(1932),第144頁。
34. 金再及:《南京國民政府對“一二八”事變的方針》,《歷史研究》1992年第3期。
35. 司馬今:《新英雄》,《北斗》第2卷第2期,1932年。
36. 司馬今:《新英雄》,《北斗》第2卷第2期,1932年。
37. 李新總編:《中華民國史》第7卷,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537頁。
38. 瞿秋白:《從馬占山到蔡廷鍇》(1932年3月11日),《瞿秋白文集 政治理論編》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13頁。
39. 李新總編:《中華民國史》第8卷(上),第41頁。
40. 葛琴:《總退卻》,《北斗》第2卷第2期,1932年。
41. 葛琴:《總退卻》,《北斗》第2卷第2期,1932年。
42. 丹仁:《關于〈總退卻〉和〈豆腐阿姐〉》,《北斗》第2卷第2期,1932年。
43. 韜奮:《幾個緊急建議》,《生活》緊急臨時增刊(第二號),1932年。
44. 《文化界反帝抗日聯盟成立會》,《讀書月刊》第3卷第1/2期,1932年。
45. 《文化界反帝抗日聯盟成立會》,《讀書月刊》第3卷第1/2期,1932年。
46. 《反帝!!!抗日!!!在侵略加緊中在外交屈辱中文化人的大聯盟》,《文藝新聞》第42期,1931年。
47. 鄭伯奇:《前線一瞥》,《文藝新聞戰時特刊·烽火》第10期,1932年。
48. 樂嗣炳:《著作者抗日會在“一·二八”事變中的抗日活動》,《“九·一八”—“一·二八”上海軍民抗日運動史料》,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493頁。
49. 樂嗣炳:《著作者抗日會在“一·二八”事變中的抗日活動》,《“九·一八”—“一·二八”上海軍民抗日運動史料》,第494頁。
50. 王禮錫:《戰時日記》,《讀書雜志》第2卷第4期,1932年。
51. 胡秋原:《關于一九三二年文藝自由論辯》,《魯迅研究動態》1988年第12期。
52. 霍賀:《“讀書雜志派”民族主義思想研究(1931—1945)》,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25年版,第73頁。
53. 霍賀:《“讀書雜志派”民族主義思想研究(1931—1945)》,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25年版,第76頁。
54. 丁玲:《“九·一八”和“一·二八”期間我在上海參加的幾次抗日救亡活動》,《黨史資料叢刊》 1983年第3輯。
55. 《中央致上海反帝大同盟黨團的一封信》(1932年2月11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8冊(1932),第106~107頁。
56. 吳馳湘:《關于上海民眾反日救國聯合會的成立和活動》,《“九·一八”—“一·二八”上海軍民抗日運動史料》,第458頁。
57. 《中央為上海事變給各地黨部的信》(1932年2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8冊(1932),第114頁。
58. 《中央為上海事變給各地黨部的信》(1932年2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8冊(1932),第114頁。
59. 郭帥:《歷史性文獻的歷史性誤讀——〈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的正本清源》,《現代中國文化與文學》2021年第3期。
60. 《中央關于李頓調查團的報告及加強反帝群眾斗爭的決議》(1932年10月7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 第8冊(1932),第507~508頁。
61. 歌特:《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新文學史料》198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