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燃一支煙與被共享的空氣——我們如何共同呼吸?
我在大學的電影社團看過一部當年入圍ume某活動的實驗片。片子是黑白像素的,點燃一支煙,煙霧不斷釋放出來,細碎地向四周彌漫,沙沙的女聲旁白響起。到今年,我已經忘記了它的名字,但仍記得它給我被連接的感覺。
煙究竟是什么?它不像一張桌子,有清晰的邊界。它有點像聲音,只存在于感覺的終點。它從一個人的動作中產生,而后成為整個空間的一部分,隨機地進入每一具身體。
小時候的我喜歡煙味。坐在返回縣城的中巴車上,車上有人吸煙時,或者秋天,農民點燃野火,焚燒秸稈的煙,讓我從暈車的狀態中恢復清醒。 隔壁奶奶一直抽煙至壽終,吸香煙、卷煙,也抽煙鍋子。我們常在一起玩,她聽我這樣說,認為我在未來可能也會選擇吸煙。但最近開始,我也討厭起了香煙的味道。
這變化未必是因為我早知道二手煙有害健康。煙和煙并不相同。焚香、篝火、秸稈焚燒產生的煙霧,在與氛圍的互動中,成為某個地方的氣味記憶。香煙則作為持續發生的個人消費行為,燃燒產生的氣溶膠本身具有明確的健康風險。對于不吸煙的人來說,目前的爭端主要圍繞在一個人的選擇產生的風險,為什么要由另一個人的身體承擔這一問題上。也許正因為如此,今天人們對公共吸煙的厭惡,才會比單純對一種氣味的厭惡強烈得多。香煙帶來的污染和健康風險,在非自愿暴露與這個時代強烈隆起的個人意識形成的對抗中,以及越來越明確的公共空間規則疊加在一起,讓吸食香煙從私人習慣變成了公共事件。
空氣的現代是滯后的現代,空氣沒有主人,所以成為我們必須共同決定的公德。
當下的禁煙運動或許可以被理解為人類某種遲滯的羞惱。那么先放下它,讓我們嘗試理解空氣。為什么這樣一種從來沒有真正屬于任何人的東西,如今卻越來越被我們理解為一種我的東西?它為什么會進入現代人的權利意識?
電影《感謝你抽煙》中,主角尼克(左,艾倫?艾克哈特 Aaron Eckhart 飾)是煙草集團的說客。
從你的粘膜到我的粘膜
空氣是一種奇怪的存在。我們很少意識到它,正因為我們始終生活在其中。空氣沒有輪廓,幾乎無法被真正占有,不斷流動,從室外進入室內,一個人呼出的氣體,很快就被他人吸入。正因過分的熟悉,空氣很長時間都像是一個不存在的背景。
人并不是一開始就把空氣理解為一種公共資源。空氣首先只是自然。直到工業化、城市化加之現代醫學的發展,人類發現空氣可以攜帶疾病和毒物,它才逐漸從背景中顯現出來,成為需要被治理的對象。瑪麗·道格拉斯認為,所謂污穢往往是處于不適當位置的物質,物質本身不具備骯臟屬性。比如泥土在田野里不是污物,出現在餐桌上卻是,潔凈與污染的分異背后是一套關于事物應該處在什么位置的分類系統。
煙也是如此。抽煙斗或卷煙,黃煙地里的火災,寺廟香火,或者制墨的松煙,都具有不同的意義。煙本身并沒有一個永恒不變的骯臟或者神圣屬性,不斷變化的是它與空間的關系。
一支香煙在吸煙者手里,似乎是屬于他的私生活;可一旦煙霧擴散至旁人的鼻腔,性質就改變了。它不再只是我的東西,而是成為進入你的空間的東西。所以,禁煙實際上是一個關于什么東西可以進入什么空間的問題。
我們習慣于使用相當實在的物,比如墻,來劃分私人和公共:屋子里面是私人空間,屋子外面是公共空間。但煙霧可以穿過縫隙,聲音、燈光也都可以見證邊界的模糊或失去,這時候它們都成為了污染。現代人所謂的個人邊界,從來不只是皮膚、粘膜這一層薄薄的界線,它是一個區間,一段不斷向外延伸的環境。
在城市里,人們每天都與大量陌生人近距離接觸。幾乎每一個公共場合都要求我們與陌生人共享空間,卻又不能把這種共享變成相互干擾。
戈夫曼有一個很有名的概念:civil inattention,通常譯作文明性疏忽或禮貌性忽視。它指的是公共空間里的陌生人彼此意識到對方的存在,卻不持續關注、不打擾對方。比如擦肩而過的人會短暫地看見彼此,一般不會盯著對方看,很快就會移開目光;乘坐公共交通時也是如此,知道旁邊有人,但不會不斷觀察對方。我承認你的存在,同時承認你不需要被我持續介入,這是人類在公共空間共處時習慣的品德。
公共空間并不是大家都可以做自己的事情的地方。恰恰相反,它要求每個人都對自己的行為設置某種限制,因為你的自由總是在別人的身體附近發生。而煙的特殊性就在于,它無法被文明性疏忽輕易忽略。你總不能閉上鼻子,不能簡單地把自己的肺從空氣里撤出。
被二手煙打擾的經歷讓人思考,一支煙把公共空間里原本抽象的規則變得具體:你知道我存在,我也知道你存在,而你的身體行為正在進入我的身體。
這比公德心三個字復雜得多。
電影《咖啡與香煙》劇照
空氣如何成為一種權利
人類很早就知道空氣與身體相關。古希臘自然哲學把空氣視為構成世界的基本元素,古代醫學也已經注意到居住地的氣、水與健康之間的關系。但在很長時間里,人所意識到的只是空氣會影響我,而不是我有權要求某種空氣,這兩者之間隔著一段漫長的現代化史。
工業化和城市化真正改變了這種關系:當人口被壓縮進密集的城市,煤煙、工廠排放、垃圾和污水開始共同塑造城市環境時,空氣不再只是自然給予人的生存條件,而逐漸成為公共衛生的問題。
19世紀的衛生改革者開始討論通風、人口密度、住宅和城市規劃,空氣由此進入政府治理的視野。這里發生的第一個重要轉變是:空氣從自然條件變成了公共事務。工業革命又使這個問題進一步復雜化。污染不再只是自然環境本身的狀況,而越來越可能是某些人的生產活動制造出來的東西。工廠從煙囪中排出的煙,對生產者而言是生產過程的副產品,對附近居民而言卻可能是必須吸入的空氣。于是,一個此前并不存在的問題出現了:如果一種人的私人或經濟活動,會持續改變另一群人的生存環境,那么這種行為究竟應該被理解為自由,還是應該受到限制?
這里其實已經觸及現代自由觀念中的一個重要矛盾。按照以賽亞·伯林對自由的經典區分,消極自由意味著一個人免受他人干涉的自由,積極自由則關乎一個人能否真正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在當時,是嚴重的工業污染讓區別變得具體:工廠排煙可以被理解為生產者行使經營自由的一部分,但附近居民要求不被迫吸入污染物,同樣是在要求一種免受他人侵擾的自由。當兩種自由發生沖突時,問題就具體到了一個人的自由究竟可以把他的影響延伸到多遠,而無關乎公權力的限制了。
空氣讓這個邊界變得難以回避,也顯露出它的政治性質。你的自由可以發生在自己的廠房里,卻可能以我的身體承擔后果為代價。它無法像土地一樣被明確劃界,卻可以承載一個人的行動后果,并把這種后果傳遞給別人。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生產及其自然代價有這樣的分析:生產活動能夠把一部分成本排除在商品價格和生產者自身之外,而由環境和其他人承擔。空氣污染因此不僅是環境問題,也是一個關于責任和分配的問題:誰可以決定空氣是什么樣的,誰又必須承受這種決定?
20世紀以后,科學技術進一步改變了人們理解空氣的方式。空氣污染逐漸從一種模糊的感受變成可以測量、統計和比較的對象。倫敦煙霧等嚴重污染事件使人們看到,空氣污染并不是單純的不舒服,而可能造成大規模的疾病與死亡;流行病學、毒理學和環境科學則進一步建立了污染物與健康風險之間的關系。空氣于是經歷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轉變:它從我覺得這里空氣不好,變成了可以通過濃度、標準和風險加以描述的公共事實。現代社會因此獲得了一種過去沒有的能力:不僅能夠呼吸空氣,也能夠測量空氣。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現代科學實際上擴大了人的感官,使原本不可見的空氣變得可見。當一種污染可以被測量,當一種風險可以被證明,個人對空氣的抱怨也就有可能從私人感受轉化為公共訴求。
20世紀60、70年代的環境運動進一步完成了從公共事務到權利的轉換,環境主義運動提出人應該擁有生活在清潔、健康環境中的權利。1962年《寂靜的春天》所推動的環境意識的形成,以及美國1960—70年代形成的環境立法,都標志著這種語言的變化。此時,潔凈空氣已經不只是政府應該提供的公共服務,而越來越被理解為個人應當享有、政府必須保護的一種基本利益。空氣由此獲得了一種新的政治屬性:污染不再只是治理失敗,它也可以被理解為對人的權利的侵犯。隨后,環境正義運動又把這個問題進一步推進:既然空氣是一種共同的生存條件,那么誰住在污染最嚴重的地方、誰從污染中獲利、誰承擔污染的代價,就成為了正義和人道的問題。
而到了今天,這種權利意識發生了尺度上的變化。早期的空氣權主要針對工業、汽車和城市污染,關注的是大環境;現在則越來越關注日常生活中微小空間。擁有清潔空氣的權利成為一種更私人化的語言:我有權不吸入你制造的東西。 這也是為什么吸煙會成為一個如此具有對抗性的公共問題,人們實際上爭奪的是對共同空氣的處置權。
空氣權利經歷了一條漫長的轉化路徑,這個變化實際上記錄了現代社會公共性的擴張,目前在人類社會對公共空間這一概念的共識中,其邊界已擴散為我們共同暴露、共同承受的物質世界。
進入空氣時代
彼得·斯洛特戴克在《空氣震顫》中討論現代戰爭時發現,現代暴力開始直接針對人的呼吸環境。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毒氣的大規模使用,使空氣第一次明確成為戰場的一部分:空氣不再只是承載戰爭的背景,而成為可以被武器化、可以直接殺死人的環境。斯洛特戴克由此把現代性的一部分理解為環境意識的誕生:人開始意識到,自己的生存發生在一個必須被維持、也可能被破壞的環境中,它并不是中性的。
但這種環境意識并不只產生于戰爭。它同樣發生在現代社會日常生活的組織之中。諾貝特·埃利亞斯在《文明的進程》中考察歐洲社會飲食、排泄、身體暴露、攻擊行為等習慣的長期變化時發現,許多今天看來理所當然的行為規范,恰恰是在社會關系越來越密集、相互依賴越來越深的過程中形成的。人們越來越需要預先考慮自己的行為會給別人造成什么影響,于是越來越多原本屬于外部社會的約束,逐漸轉化為對自身身體的控制。
文明化意味著人不得不越來越多地管理自己的身體。不能隨地吐痰,不能隨地排泄,不能在公共場所大聲喧嘩,不能在擁擠的空間里隨意觸碰別人,也不能把自己的身體氣味毫無顧忌地釋放到別人身邊。吸煙只是這個漫長過程中的一個新節點。我們很難簡單地說,這是現代人變得更有“公德心”了。更準確的說法是:現代人的生活越來越相互依賴,因此個人行為越來越難以被理解為純粹的個人行為。
這也解釋了為什么現代個人主義并沒有把人變成彼此隔絕的原子。恰恰相反,當個人對自己的身體擁有越來越明確的權利時,身體之間的邊界也變得更加重要。如果我有權支配自己的身體,那么我是否也有權決定別人不能把什么東西施加到我的身體上?在二手煙的問題上,“我的身體屬于我自己”最終會轉化成“你的煙不能進入我的身體”。個人主義由此制造出更細密的相互要求:我們越承認個人擁有和控制自己的身體,就越需要共同管理身體之間的邊界。
空氣使這種邊界變得格外復雜。因為空氣本身無法像土地、房屋或者其他物品一樣被清楚地劃分。一個人的呼吸會進入另一個人的呼吸環境,一支香煙釋放的煙霧會跨越身體之間原本想象中的界線。于是,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依賴不再只是社會關系意義上的依賴,也表現為一種物質性的相互暴露:我們不得不共享同一片空氣,也不得不共同承擔空氣的后果。
現代治理則進一步把這種日常經驗制度化。空氣質量指數、排污標準、職業暴露標準、無煙區、公共衛生政策等制度的出現,意味著空氣開始從一種幾乎不可見的背景,轉變為可以測量、計算和治理的對象。福柯在《安全、領土與人口》中討論現代治理時,特別關注人口、環境與流通的問題。現代治理并不只是通過法律直接禁止某種行為,也越來越通過統計、風險、概率以及對環境的調節,使人口能夠在特定空間中以某種方式流動和生活。
這對于理解空氣尤其重要。空氣治理只能將原本連續流動的自然環境局部地轉化為制度可以識別和管理的對象。空氣因此擁有了質量,并進一步擁有了與身體權利相關的政治意義。我們開始說自己有權呼吸清潔空氣,有權不吸二手煙,有權在無煙環境中工作和生活。公共空間也因此發生了變化:它不再只是法律意義上屬于所有人的地方,而逐漸被理解為所有人的身體必須共同承受的環境。
從這個意義上說,禁煙并不只是現代治理變得更加專制的一個例子。它當然會產生規訓,產生過度管制,但這就是亟需回應的現代問題的表現之一:當人口密集到一定程度,僅依靠個人自覺不足以維持共同生活。公共空間必須被設計、規定和維護,這種設計最終管理的是身體之間不可避免的物質交換。
這個過程也可以從戰爭年代一直延伸到今天。
當我們開始看見室內空氣質量,關心病毒如何在空氣中傳播,或者霧霾、甲醛、二手煙時,過去那個幾乎不可見的背景越來越成為生活本身的對象。我們對空間的認識也正在發生變化:空間是一段不斷穿過身體、進入身體并參與身體生成的物質條件。
人不是先作為一個完整的個體存在,然后進入一個已經存在的空間的。人從一開始就被空氣、溫度、濕度、聲音、氣味、建筑材料各種元素以及其他的身體包圍著,環境并不是人的外部。環境不斷進入人,人也不斷向環境釋放。我們吸入氧氣,呼出二氧化碳;身體散發氣味,皮膚脫落細胞;汽車釋放尾氣,工廠排放污染物;一支香煙產生氣溶膠。人與環境之間從來不存在一條絕對清晰的線。
因此,公共空間最終也不是一塊供所有人共同使用的空地,它是一個不同身體不得不共同參與其中的物質系統。現代社會真正進入的,或許正是這樣一個“空氣時代”:我們越來越意識到,共同生活并不只是共享道路、建筑、土地和制度,它更意味著我們要共享著持續進入身體的環境。空氣由此從背景變成對象,從自然條件變成公共問題,也從一種無人擁有的東西,逐漸成為所有人都必須共同維護的東西。
電視劇《廣告狂人》劇照
我們如何共同呼吸
如果這樣回頭看今天的禁煙爭論,問題就變得復雜了。一方面,反對吸煙的人確實越來越意識到自己的權利。他們不愿意再接受“別人抽煙是他的自由,我躲開就是了”這種說法。因為他們逐漸意識到,空氣不是可以隨意繞開的東西。另一方面,某些反對吸煙的表達又確實走得太遠了。當請不要在這里抽煙變成抽煙的人就是沒有素質的人,當對一種行為的限制變成對一類人的羞辱,公共道德就開始發生另外一種變化。它不再只是劃定行為邊界,而開始劃定人格邊界。這恰恰是公共道德危險的地方。
現代社會需要越來越多的共同規則,因為人與人之間越來越密集;但規則越細密,人也越容易把對規則的遵守變成對他人的道德審判。于是,不要把煙吹到我這里逐漸變成你不應該成為這樣的人。這兩個判斷之間,其實隔著一整套現代社會最復雜的問題。前者要求一個人的行為有所限制;后者則要求一個人的身份受到否定。
如果說禁煙真正值得我們思考的是什么,也許恰恰是這個邊界:一個越來越重視公共性的社會,如何避免公共道德變成一種新的相互羞辱?我們沒有必要回到過去那個誰抽煙誰自由的世界,也沒有必要把所有吸煙者都塑造成現代文明的敵人。真正需要改變的,也許是我們理解公共的方式。
公共并不是要求所有人擁有相同的生活方式,也不是要求陌生人彼此喜歡。它只是要求我們承認:當我們共享同一種空氣時,一個人的自由不可能完全停留在自己的身體之內。而這可能就是現代公共空間最深的悖論。
我們越強調個人,就越需要承認彼此的邊界;我們越強調自己的權利,就越需要限制自己對他人環境的影響;我們越意識到自己是一個獨立的身體,就越會發現,這個身體從來沒有真正獨立過。
因為二手煙而產生的對立讓一件平時難以察覺的事實突然變得可見:我們從來不是分別呼吸的。空氣讓我們彼此進入。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真正開始理解公共空間究竟是什么。
也許人面對的本就不再只是禁不禁煙的問題,而是一個更古老、也更困難的問題:一群互不認識的人,究竟應該怎樣共同生活在同一個世界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