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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與溫情的“幻象” ——小說《往事蹤影迷蒙》簡評
來源:《長城》 | 何同彬  2026年09月10日20:02

一直以來,王嘯峰的小說寫作堅持扎根地方和文化傳統,凝視時代癥候和城市日常,同時為了避免寫作的同質化、自我復制,或陷入庸俗現實主義的窠臼,他始終執著于通過語言、修辭和敘事的當代性,為作品貫注著某種嚴肅文學的密度、氣息和力量,也標記出他作為小說家的獨特的風格和辨識度。他的小說新作《往事蹤影迷蒙》正是這一寫作品質的延續和拓展,對于我們思考當代小說如何處理地方、傳統、記憶、日常和新的情感結構、責任倫理中的個體,這部作品都提供了較具啟發性的路徑和思索。

《往事蹤影迷蒙》寫的是蘇州的國家級非遺劇裝戲具技藝,劇裝即戲衣,俗稱“行頭”,戲具則是劇中人物所用的各類器具,在戲劇表演中,二者缺一不可。明代袁宏道所作的《迎春歌》曾經生動描述過五百多年前蘇州劇裝戲具的盛況:“梨園舊樂三千部,蘇州新譜十三腔。假面胡頭跳如虎,窄衫繡褲槌大鼓。金蟒纏身神鬼妝,白衣合掌觀音舞。”這一題材有點類似陳彥的小說《裝臺》,聚焦的都是戲曲藝術或梨園行衍生出的職業,從這一角度看,《往事蹤影迷蒙》也可簡單地歸類為某種“非遺小說”。在我們越來越多地關注和探討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研究非遺傳承問題的大背景下,這類“非遺小說”一度非常流行,蔚為大觀,乃至逐漸形成了自身具有限定性的敘事和情感套路,比如挽歌式的、覺醒回歸式的、文化振興式的、科技賦能式的,從而陷入某種主題寫作的模式化、模板化的局限。但王嘯峰從一開始就沒有把敘事重點放在非遺這一具有豐富的歷史屬性和知識屬性的技藝之上,而是著力于以非遺為方法,探討新的時代語境下人的文化認同的游移、裂變、重構,乃至情感結構和聯結方式的嬗變。在此之前,王嘯峰就有一篇讓人印象深刻的“非遺小說”《金錢鏢》,其敘事和呈現的重點也并不是傳統技藝,而是由此“誘發”出的職場、官場的規則、欲望和利益博弈,文化傳統不過是這一切的工具或者是讓人感傷的某種背影。

大概與《往事蹤影迷蒙》同時期,蘇州的小說家們都在做著類似路徑的探索,范小青的《江山故宅》、朱文穎的《古法》、房偉的《養生》等,他們沿著陸文夫以降的“蘇味小說”的傳統,在不斷追問著蘇州、江南的地方性、文化屬性如何直面時代的劇變。我在評價其中一部作品的時候,把這種追問描述為“在‘江南’的逃逸線上”。《往事蹤影迷蒙》也生長于“江南”的逃逸線上,這種“逃逸”不是放棄、背離,而是德勒茲意義上的“繪制線路”“越過地平線進入另一種生命”。劇裝戲具,這一非遺技藝,這一江南、蘇州地方性的“載體”,在《往事蹤影迷蒙》中不是敘事的重心,但卻是張廣輝、唐亦如、張成蹊這三個主要人物建立情感關系的媒介,是日常倫理中“溫情”的基礎。王嘯峰是要通過非遺這一具有強烈的文化根性的技藝或記憶,重構小說中人物的“附近”,從而凸顯或重構他們的主體性。人類學家項飆認為傳統意義上的“附近”消失了,我們在沒有“附近”的世界里生活,所以他提出要關注“附近”:“一方面來重構自己的生活,從‘時間的暴政’中解放出來;另一方面在主觀意識上,重新樹立一種理解世界和生活的方式。”而“附近”不是經驗自身,比如不是劇裝戲具這門技藝,而是經驗的結構形態的變化,在《往事蹤影迷蒙》中就是三個人物情感聯結和情感結構的變化。張廣輝與張成蹊的父子關系、張廣輝與唐亦如的師徒關系、張成蹊與唐亦如的“情侶”關系,以及三個人之間的親人和合伙人關系等,這都是圍繞劇裝戲具這一非遺技藝或這一共同的“附近”形成的,此時的“附近”也是一種文化的“共同體”。“共同體”被齊格蒙特·鮑曼描述為“一個‘溫馨’的地方,一個溫暖而又舒適的場所”,但這“意味著的并不是一種我們可以獲得和享受的世界,而是一種我們將熱切希望棲息、重新擁有的世界”,他隨后換了另外一種更易理解的話語表達:“共同體”是“失去的天堂”。所以,在《往事蹤影迷蒙》中,“附近”或“共同體”是在不斷重建又不斷坍塌的,張廣輝和唐亦如為了劇裝戲具技藝和劇裝戲具企業殫精竭慮,在職業選擇和情感上都付出了巨大的犧牲;張成蹊是作品中最復雜的人物,他對劇裝戲具(包括背后的父親張廣輝和前女友唐亦如)欲拒還迎、藕斷絲連的態度,恰恰非常精準地捕捉到當代年輕人與“附近”或“共同體”之間的微妙關系。

齊格蒙特·鮑曼已經準確又殘忍地告訴過我們,為了得到“成為共同體中的一員”的好處,你就要付出代價,這一代價就是“自由”,也可稱之為“自主”“自決權”或“成為自我的權利”。張廣輝、唐亦如為了傳承劇裝戲具這門手藝、行當,以及合作社、股份制時代相應的實體、企業,傾注了全部的心血,某種程度上也失去了很多選擇的“自由”——事業的、情感的;維系他們這樣一種付出的支撐點是另外一種與傳統文化認同有關的情感——他們真的喜歡劇裝戲具這一行當,或者這一文化技藝為他們提供了真正意義上的“確定性”,這種確定性保證他們面對怎樣的挫折都能保持熱情和責任感。張成蹊則相反,在確定性和自由之間,他選擇了自由,選擇了離開劇裝戲具這一行當,這就是所謂的“成為自我的權利”。但吊詭的是,他并沒有實現渴求的自主、成為自我,而是在不斷的選擇、不斷的自我懷疑中迷失了自我。這就是吉爾·利波維茨基所指出的當代青年的個人主義走到末路的癥候——空虛時代:“這是一種全新的虛無,它脫離了虛無主義或世界末日的范疇,由于其悄無聲息地在大城市蔓延,并涉及了你、我的日常生活,從而越發顯得難以理解。這是一種自相矛盾的虛無,既無災難、也無悲傷、也不絢麗奪目……”流行于我們時代的“佛系”“躺平”無不來源于這一虛無,所以張成蹊總是顯得很猶疑,也深陷職業選擇和情感、婚姻選擇的破碎和不確定,他既不想被家族非遺的責任裹挾,又被其散發的魅力和提供的文化共同體的確定性、情感的確定性所吸引,使之不斷回望,流連忘返、藕斷絲連,乃至最后體現出某種回歸的意愿。這是否是一個關于“附近”和“共同體”的圓滿的結局呢?顯然不是,原因齊格蒙特·鮑曼已經給我們做了很好的解釋:“確定性與自由之間的爭執,因而還有共同體與個體之間的爭執,永遠也不可能解決,并因而可能會在將來漫長的時間里長期存在;沒有找到正確的解決辦法,以及因這一已經嘗試的解決辦法所帶來的挫折,并不會促使我們放棄探索——只會促使我們繼續努力。作為人,我們既不能實現希望,也不能不再希望。”

要理解以上這段話,我們不妨再去讀一讀王嘯峰的另外兩篇小說《家宴》和《回到那個初夏》,前者讓我們對家庭及相應的情感共同體失望,后者又似乎讓我們重拾信心,這種矛盾性也隱含在《往事蹤影迷蒙》的深層肌理里:劇裝戲具無論是在非遺文化的繼承上,還是在企業變革求生的探索上,似乎都找到了方向,而那個猶豫不決的逃離者張成蹊似乎也要迷途知返了,無論是文化的“溫情”還是情感的“溫情”都讓我們看到了希望,但加繆在他的手記里很早就指出過這種“溫情的幻象”:我們習慣的互動模式,那些幫助我們往前走的人際關系根本就不牢靠,只要有一天我們的維系關系的“意愿”降低下來,那些關系就會在我們身邊“一一消融”:“我們于是開始去想象在我們所謂的愛情或友誼中,有多少偶然和情境使然的成分時,世界又會重返它的黑暗期,而我們則再度陷入這人間溫情曾一度將我們從中救出來的嚴寒里。”這也就是為什么“往事”是“蹤影迷蒙”的,因為未來同樣是“蹤影迷蒙”的,《往事蹤影迷蒙》呈現的只能是傳統文化及其情感的某種溫情的“幻象”,而不可能是有關“附近”和“共同體”的新的確定性。我們真覺得網絡直播、文創產品、下沉式體驗、研學班、新概念戲衣、潮服能夠拯救劇裝戲具這一非遺文化嗎?或者,我們真的相信張成蹊和唐亦如能夠重新走到一起嗎?王嘯峰在這里無意于提供路徑和答案,他只是通過《往事蹤影迷蒙》啟發我們勇敢面對和認真思索,他在努力呼應著托卡爾丘克對“溫柔講述”的期待:通過溫柔深切關注我們自身,關注我們的“脆弱、獨特和對痛苦及時間的無所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