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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花亂墜說《天邊》——談張者《天邊》的敘事藝術
來源:《當代文壇》 | 張生  2026年09月10日20:00

摘 要

張者的長篇小說《天邊》以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為背景,通過“兵二代”的成長故事,展現半個多世紀以來兵團人屯墾戍邊的厚重歷史。小說采用獨特的雙重敘事結構,少年敘事以頑皮天真的視角呈現成長之趣,成人敘事則以幽默豁達的筆調描繪拓荒之樂,二者交織使作品輕重相宜、趣味盎然。作者既如趕“生活巴扎”般熱忱描摹綠洲的風物人情與多元語言,又適時以冷靜的“畫外音”引入歷史縱深,將個人命運與兵團發展、新疆共同體成長及國家變遷緊密關聯。在人物塑造上,以“鄉下人”為代表的傳統美德堅守者與以“上海青年”為代表的現代文明傳播者形成對照,彰顯了兵團精神的開放與包容。小說秉持“詩學正義”,以精妙的敘事藝術、跌宕的情節與鮮明的人物群像,使其成為一部兼具歷史厚度與人文溫度的兵團敘事力作。

關鍵詞

張者;《天邊》;兵團書寫;敘事藝術

談到新疆或西域,總是給人一種神秘之感,天山,大漠,綠洲,胡楊,蘆葦,紅柳,這些迥異于中原的奇崛壯麗的自然風光,還有多民族共處而相濡以沫的別樣深致的人情,因地處亞歐大陸腹地而形成的五彩斑斕的悠久的文化和異域色彩,無不令人神往。而從盛唐時期豪邁的邊塞詩到新時代的新疆的共同體敘事,更是給這片土地添上了迷人的風情。尤其是小說這種體裁,賦予新疆這片浩瀚的土地和生活在這里的多姿多彩的人們以更為豐富的表現和深厚的理解。而一代代曾在這里駐足的作家們也都沒有辜負這片土地的滋養,從前輩作家王蒙的《在伊犁》,到張賢亮的《肖爾布拉克》等都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60后”作家里,近年來更是佳作迭出,從邱華棟的《空城計》的西域名城敘事,思接千載,鑿通古今,再到張者的《天邊》的新疆兵團敘事,熱血青春,屯墾戍邊,都一再讓人動容。

幾乎每個作家都會在某個時刻回到自己的少年時代,來講述自己的成長故事。這不僅是一種對已經流逝的時間的追憶,也是一種對生命所綻放的光芒的禮贊,因為生命的本質就是時間的交叉往復和人們對此的緬懷。而這段被作家激活的時間不僅屬于自己,它還屬于與自己邂逅的同時代人。因此,追憶這已經消逝的時光,就是回憶同時代人的特有的生活以及那個時代獨有的精神。這個時刻當然是動人的時刻。布魯姆在談到普魯斯特的《追憶逝水年華》時,就對其在小說里經常描述的那種穿越時間的迷霧而回到過去的清新動人的一刻贊賞不已,而他接下來又引用了很多作家對這一刻的描述,如喬伊斯稱其為“頓悟”(epiphanies),沃爾特·佩特稱其為“奪目一瞬”(privileged moments of vision),羅杰·夏特克稱其為“快樂的時刻”(moments bienheureux)等。正是這一刻如此珍貴,如此讓人愉快,所以,幾乎每個作家在自己的創作生涯中,都會有一種回到少年時代的沖動,也都會寫下屬于自己的《追憶逝水年華》,以徹悟自己所經歷的人生和曾感受到的時代情緒,并表現出自身所領悟到的那個時代獨有的精神。

而《天邊》這部四十余萬字的既厚重又輕盈的小說可以說就是張者的《追憶逝水年華》,這既是他對逝去歲月的“頓悟”,也是他所追憶的少年時代經歷的“奪目的一瞬”,更是他懷念同時代的父母一輩屯墾戍邊精神的“快樂的時刻”。因此這部小說不僅有著趣味橫生的兵團少年們的成長記憶,還充滿著兵團父母們難忘的戰天斗地的拓荒精神,也因此這部小說始終洋溢著一種風趣歡快的氛圍和剛健樂觀的色彩。

一 快樂敘事:少年之趣與成人之樂

盡管張者的《天邊》講述的是在阿克蘇一碗泉兵團三十八連的“兵二代”的故事,也即1960年代出生的姚遠,黃建疆,李軍墾等人從懵懂無知的兵團少年到當家作主的兵團中堅的成長故事,但他所矚意的卻是半個多世紀以來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從無到有、從有到強的厚重的歷史。而為了彌合這“輕”與“重”的反差,將個人的微觀的成長與宏觀的大歷史予以妥帖的互動,他有意采用了少年敘事與成人敘事的結合,因此也形成了這部小說雙重敘事的特點,既通過“兵二代”的少年敘事講述了他們自身的成長故事,也通過“兵一代”也即他們的父母一輩的成人敘事描述了更為宏闊的兵團扎根新疆戍邊屯墾的大歷史。而這種雙重敘事互相補充,既有少年視角的頑皮天真之趣,也有成人視角的昂揚勁健且苦中作樂的樂天精神,這使得這部小說“輕”“重”相宜,不僅變得更為立體和豐富,而且也變得更為趣味盎然。

小說開始就介紹了十歲的“八分”也即少年姚遠何以在1974年一個初冬的早晨獨自出門遠行的原因。而他之所以小小年紀就從河南駐馬店鄉下不遠萬里到新疆阿克蘇去,為的就是去投奔在那里的兵團三十八連工作的父親姚桂喜和母親趙秀英。正是因為渴望見到自己滿月后就再未見過的遠在天邊的父母,他才勇敢地帶著一堆自己喜歡的小畫書,還背著一塊姥爺帶給母親的腌制的板油,孤身一人坐了五天五夜的火車到吐魯番的大河沿火車站,這也是當年“口里”也即內地到新疆的蘭新鐵路的盡頭,然后他從這里又乘了四天的汽車才到了目的地阿克蘇。而在這段奠定小說敘事基調的文字里,既有從姚遠這個十歲孩子的視角出發對遠在天邊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充滿童稚的想象;也有從成人視角講述姚遠的舅舅黃世云1959年從河南去新疆“自流求食”的曲折經歷,黃世云也正是在大河沿火車站被正在籌建三十八連的馬富貴連長和姚桂喜排長招募正式成為兵團人的。而他后來投桃報李,將自己的表妹趙秀英介紹給了姚桂喜,這才有了小說開始姚遠從河南來到天邊千里尋親的故事。從這種雙重敘事的風格里,可以看到少年敘事頑皮,天真,充滿童趣,成人敘事則潑辣,直爽,現實且幽默,而整部作品就在少年敘事和成人敘事的雙重變奏中展開。

在講述姚遠,黃建疆和李軍墾等人的成長時,作者多使用少年敘事,這也使得他們的成長故事充滿了那個年代特有的樂趣。他們像過節一樣看露天電影,因男同學彭新軍搶了姚遠的軍帽打群架,姚遠在初中情竇初開給漂亮的女同學李晴曌寫情書,在四十八菜地偷菜時和看菜園子的人斗智斗勇,還有中學運動會激動人心的4×400米接力賽等。尤其有意思的是姚遠為了可以從連隊的衛生員上海青年王文民那里借《紅樓夢》來看,他偷了家里的雞蛋和其交換。而后來因為黃建疆在上課時看從王文民那里借來的《青春之歌》被校長吳之森發現沒收,為了賠償王文民的損失,姚遠只能偷了家里的一只蘆花雞奉上,但沒想到這個蘆花雞卻在被王文民養了幾天后自行回家,這讓他們歡欣鼓舞,于是再后來他們就干脆用這只蘆花雞作為還書的誘餌來“騙”上海青年的書看。而這個讓人啼笑皆非的故事不僅生動地表現了他們對知識的渴望,也把那種少年的狡黠生動地描繪了出來,讓人忍俊不禁。

而當作者換了一種成年人幽默的眼光來講述那些兵團的成年人的故事時,不僅給予他們艱苦的生活以苦中作樂的描寫,也賦予了他們的故事以一種傳奇的色彩。像小說開始黃世云和兒子黃建疆一起去大河沿接姚遠未接到人后,因為囊中羞澀,父子倆只好一路爬順路的汽車流浪了一個月才回到阿克蘇就頗讓人感到驚訝。而流浪期間他們在一輛拉副食品的汽車上因吃巧克力過多拉肚子被迫下車,兩人又在一個小飯店吃白食設法脫身而去等,都給人一種既幽默又不可思議的傳奇感。而他們的日常生活也一樣充滿了這種讓人哭笑不得的趣事,比如姚桂喜因為抽莫合煙,可卷煙的報紙不夠用,他忽然發現兒子姚遠的語文課本卷煙很好,就以檢查其背誦為名,將其背會的課文撕一頁下來卷煙;還有那個衛生員王文民為了報復王建疆他們用蘆花雞“騙”自己的書看,假裝可以通過抽耳光來物理治療黃建疆的眼睛斜視問題,讓黃建疆心甘情愿地被他白白打了十天耳光等。而這種成年的幽默敘事在姚遠他們長大成人后也延續了下來,像后來做了塔克拉瑪干沙漠勞改農場管教的黃建疆智擒車道遠就是一例。當黃建疆知道正在農場服刑的車道遠越獄后,不僅沒有緊張反而穩坐釣魚臺,等著車道遠自投羅網。因為他算死了貪生怕死的車道遠逃跑后會很快在沙漠里缺水少糧,為了活命車道遠一定會心甘情愿地跑回來,后來果然如其所料,有意思的是車道遠還倒打一耙,反過來責備他們沒有及時追逃自己,讓自己差點死于非命,不禁讓人啞然失笑。

而少年敘事和成年敘事的巧妙自然的融合,使得這部小說既給人一種少年的眼光所看到的童稚的世界的風趣,又給人一種成年人洞察生活后所油然而生的豁達和樂天精神,從而也使得那些兵團人昔日艱苦的屯墾戍邊的生活也因之變得樂觀而風趣。

二 綠洲之歌:熱鬧的“生活巴扎”與 冷靜的“畫外音”

《天邊》通過少年敘事和成人敘事繪聲繪色地描畫出了一幅兵團人半個多世紀的生活長卷。而在小說里,作者在談到當年在綠洲之上的兵團生活的各種場景時,總是如數家珍,不管是那個時代的特有風物,還是當地的獨特風情,都津津樂道,猶如熱鬧的“生活巴扎”,讓人為之深深著迷。其中或有因時間的濾鏡使得作者在追憶當時的生活時產生了溫情,但更多的卻是出于對那個時代的兵團人視為尋常的艱辛而樂觀的屯墾戍邊生活的肯定。而與之同時,他也沒忘記在對這些生活場景進行深描時適度拉開距離,對與其緊密相關的宏闊的歷史進程進行呈現,猶如冷靜的“畫外音”,在小中見大的同時,也以大見小,從而將兵團乃至新疆的歷史以及他們的精神風貌豐富而生動地表現出來。

小說對于兵團生活場景的描繪可謂細致入微。因為兵團三十八連駐扎在阿克蘇這個龜茲故地,塔克拉瑪干沙漠的酷熱的風沙,塔里木河的冰涼的河水,還有多民族文化的融匯,也使得小說所描繪的各種生活的場景更顯得特別而迷人,讓人宛如進入了一個熱鬧非凡又五彩斑斕的生活巴扎。其中首先就是對當地的人們所使用的豐富多彩的語言的呈現,因為兵團里的人來自祖國四面八方,操著各種方言,不僅有河南話,四川話,山東話,上海話,還有“維語”和“維普”等其他民族的方言,為了讓人對其有所了解,作者不時對這些方言進行解釋,像“皮恰克”就是匕首,“阿克蘇”就是白水河,“塔里木”就是“無韁之馬”的意思,還有“達里雅布依”就是“大河沿岸”的意思等。而這多彩的語言,不僅是小說人物的“口頭語”,也是小說敘述的“書面語”,而且不避雅俗,潑辣生動,有很強的生活氣息。像小說寫到連長馬富貴在罵人時“南腔北調”的“二轉子話”就可以體現出其中的特色,其中既有河南話“鱉孫”,山東話“熊孩子”,陜西話“野得很呢”,維吾爾語“恰塔克”等,不一而足,其聲色可聞,如在眼前,讓人似乎到當地的“語言巴扎”上去走了一趟,也讓人感覺到兵團和新疆的語言的斑斕多彩,而這部小說的語言也像多聲部的交響樂一樣,雖眾聲喧嘩,卻和諧如一。

其次,就是對當地的風土人情的活色生香的描繪,從兵團人住的簡陋的地窩子,到熱鬧的巴扎,再到姚遠的同學阿布拉弟弟買買提的“遜奈提托儀”即割禮儀式上嗩吶和手鼓的音樂,熱烈的舞蹈,羊肉抓飯的香味,到阿迪力做“庫麥琪”的手法,都一一呈現在人們眼前。再次,就是對當地風物不無象征意味的描述,鉆天的白楊樹,開花時香氣彌漫的沙棗樹,生命力頑強的紅柳樹和蘆葦叢構成的防風林;還有對農事活動有條不紊地展現,從水渠的開通,條田的建設,還有春耕放水澆地,到采摘棉花等,都要言不繁的予以老道的描繪。而從這些生活的場景的描繪里,可以看出那個時代的兵團人對他們的生活的熱愛。黑格爾在談到17世紀荷蘭的繪畫喜歡繪制日常生活的場景,不管是城市風光,自然風景,食物,餐具,衣物,還是看書,倒牛奶等不起眼的舉動等,都盡收畫底,這是因為他們不僅對自己的日常生活有著“透徹認識”,還希望在繪畫中欣賞和肯定自己的生活:“這個聰明的具有藝術資稟的民族也要在繪畫中欣賞這種強旺而正直的安逸的殷實生活,要在一切可能的情境里從圖畫中再度享受他們的城市,房屋和家庭器皿的清潔,家庭生活的安康,妻子和女兒的漂亮裝飾,城市政治宴會的富麗輝煌的排場……荷蘭畫師們也正是把這種對正當愉快生活的審美感帶到對自然題材的描繪里去。”而雖然兵團的生活不僅不富足,甚至可以說是異常的艱難困苦,但當年人們屯墾戍邊時的樂觀堅強的精神,克服艱辛生活的勇氣和智慧,讓作者得以通過對兵團人生活場景的描繪表現出他們對兵團的愛意和深情,而同樣也可以看出作者本人對所表現的兵團生活的熱愛和肯定。

除了對兵團生活場景的再現,小說還有意采用了一種間離式的敘事。作者在描畫熱鬧的生活場景時,經常宕開一筆展開對與其有關的兵團乃至更久遠的歷史予以回顧,或者對其時的有關的政策進行精煉的說明,猶如冷靜的“畫外音”一般起到提示和深化作用。這種間離敘事在讓那些生活場景變得更加厚重的同時,也讓人得以歷史的眼光來客觀審視當時所發生的故事,給予理解的同情。如在《一碗泉》中通過馬富貴連長在大田里給學農的姚遠等小學生們上政治課的機會回顧了一碗泉的歷史并帶出三五九旅入疆的歷史以及其后的兵團的歷史。而在《苦泉水》中,又從兵團命名為四十四的礦區講到溝通天山南北的最著名的夏塔古道,接著解釋了“夏塔”這個從蒙古語“夏圖阿滿”轉音而來詞意為“階梯”“臺階”的意思后,又講到漢唐時期至今歷史上曾穿越這條古道的先輩們,張騫、班超、玄奘、林則徐、劉錦棠、左宗棠等,給人以一種歷史的縱深感。而在《胡一桂歸來》中談到胡一桂連長和俄羅斯族的阿依古麗結婚的事情時,同時也回顧了當年新疆限制兵團職工的漢族和少數民族通婚的原因,也談到了如今法律保護不同民族和宗教信仰的人通婚的法律文件,讓人解開了疑團,理解了為何當初胡一桂要和阿依古麗離開兵團的一個原因。在《曲音》中先介紹兵團改革以連隊為核心的集體土地承包政策,又介紹了隨后的1990年代的“成本包干,責任到人”的方法等。在《綠洲傳呼》中引用兵團志來介紹兵團從2002年9月第一師在阿拉爾建市之后的新發展等。而在《糖心蘋果》中則談到了河南話成為新疆的“貼著戈壁灘蔓延的方言”的原因,從左宗棠率以河南人為主體的“嵩武軍”,到抗日戰爭時期河南災民西遷,再到1949年王震十萬大軍挺進新疆的河南戰士,再到1950、1960年代的河南支邊青年,還有1980年代來打工的人,源源不斷,所以才成為河南話蔓延為“綠洲方言”的原因。而這語言的歷史,就是人的歷史,同時也是河南新疆人的歷史。

而不管是對兵團生活場景的熱烈描繪,還是利用“畫外音”對與其相關的大歷史的冷靜的說明,都讓人認識到這部小說立意的高遠,因為它所要展示的不僅是兵團三代人的個人的成長,還有與之相關的兵團的發展,更要展現出新疆這個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成長,以及共和國的歷史的變遷。因此,這部小說的敘事才會既有微觀的個體的生活,又有宏觀的時代背景的介紹。而“畫內音”與“畫外音”的有機結合,讓人可以從小說的跌宕起伏的情節中時時抬起頭來,用一種更為廣闊和歷史的眼光來觀察這段波瀾壯闊的歷史。

三 “鄉下人”與“上海人”:傳統美德的堅守與現代文明的召喚

《天邊》猶如一曲兵團人墾荒戍邊的贊歌,所講述的三十八連兵團三代人前仆后繼屯墾戍邊的歷史可謂蕩氣回腸。同時《天邊》也是一曲兵團人命運的強音,大半個世紀以來,他們在大漠邊緣的綠洲胼手胝足,戰風斗沙,堅韌不拔地為個人的生存而奮斗,為兵團的發展而奉獻,而他們艱苦卓絕的努力得到了最好的回報,這就是那首著名的《新疆好》歌曲所唱到的“戈壁沙灘變良田,積雪融化灌農莊”的動人情景。而《天邊》所塑造的形形色色個性鮮明的人物,尤其是“兵一代”的吃苦耐勞,勇于開拓,還有“兵二代”的頑強生長,開放進取,都無不讓人印象深刻。而他們身上所傳遞的堅強的生活態度,堅韌不拔的精神姿態,也給人以無盡的思索。其中,作者除了對那些來自河南,四川等地的“鄉下人”傾注了無盡的愛意,也對來自上海的“城里人”傾注了深情。

如果說三十八連是個以“鄉下人”為主體的連隊,應不為過。因為不僅最初的“締造者”馬富貴連長和姚桂喜排長,拐子劉明德等人,都是河南,四川的“鄉下人”。他們當年跟著部隊解放蘭州后一路挺進到了新疆,可是在去和田剿匪途中卻因傷病掉隊,因此才留下來開荒墾殖,并受命建立了一碗泉農場,而且,他們后來在大河沿所招聘的絕大多數兵團人也都是來自各地的鄉下人。所以,他們有著鄉下人吃苦耐勞的特點,他們堅強,質樸,又有著隨遇而安,樂天知命的豁達現實的人生態度,還有著強悍的生命力。馬富貴連長身為連隊負責人,他性格直爽,坦誠,做事講原則而又善于變通,為人善良,又富于智慧。他因為排長姚桂喜讓黃世云去大河沿接自己的兒子姚遠逾期十來天未歸,以為黃世云失蹤了,就毫不猶豫地把違反紀律的老戰友姚桂喜送到團部關了禁閉,當黃世云終于流浪回來后,姚桂喜找到他要他改正錯誤,他立即承認了自己的錯誤,表示可以在全連大會上當眾說明他是冤枉的。但同時,他又將戰友胡一桂留下的“野種”李軍墾托付給姚桂喜撫養,作為自己犯錯后對他的“補償”,可謂一舉兩得。馬富貴還膽識過人,當連里有人舉報小學老師據說曾做過重慶“中美合作所”翻譯的吳之淼是國民黨反動派,他教英語就是在培養特務時,馬富貴對其一陣“臭罵”,說吳老師教孩子們學英語都是按照北京的課本教的,這是在培養打入反動派內部的地下黨,以后“用得著”。而同為“兵一代”的因骨折變成瘸腿的“拐子”劉明德是個“身殘”志堅的人,他有勇有謀,敢于擔當,所以馬富貴總是讓他承擔一些棘手的工作,他也因此當了矛盾不斷的四十四營地的賣水負責人,并且敢于與那些破壞規矩的人斗智斗勇。而他同樣善良,在賣水時有意照顧已經成為寡婦的吳之淼的妻子馮瑞蘭。他的善良還有對于愛情的渴望,也感動了馮瑞蘭,最終兩人走到了一起。而“兵二代”黃世云的兒子“斜眼”黃建疆也繼承了他們的這些特點。他因為生在地窩子導致“斜眼”,后來又因斜眼在高考時被監考老師誤會逐出考場,喪失了離開兵團去深造的機會。但他的性格卻像他的父輩們一樣強悍,聰明,也一樣善良,但同時他還有一種鄉下人的狡黠,因此被人稱為“黃老邪”。他的命運幾起幾伏,頗具戲劇性。他在做奶牛場場長時,為了掙快錢把普通奶牛染成黑白花的荷斯坦奶牛,可惜后來露餡,被時任連長的拐子劉明德一擼到底,重新回到大田里種地。而他對這樣的命運的劇烈起伏早已習以為常,因此也并未消沉,他積極生活,最后不僅靠發現所承包的與一碗泉相通的地下暗河的取之不竭的淡水過上了富裕的生活,還勇敢地和碰到的兩個恐怖分子搏斗,再次展現了他的不屈的生命力和強悍的性格。而在他們這些“鄉下人”身上,更多體現的是國人的那種傳統美德和他們對傳統美德的堅守。

與之形成明顯對照的,就是在“鄉下人”為主的三十八連里的為數不多的“城里人”。他們有文化,有識見,領略過“鄉下人”所未曾了解的現代文明,因而在兵團里既顯得有點“鶴立雞群”,又多少顯得有點像是“另類”的存在。這些城里人中既有被認為是曾給美蔣特務做過翻譯的小學校長吳之淼等,更多的卻是那些從事“技術”或“文化”方面工作的來支邊的“上海青年”,像衛生員王文民,小學老師楊滬生等,都是來自上海的城里人。正是因為兵團有了他們這些城里人的存在,使得遠在天邊的兵團人并不閉塞,反而有一種本應罕見的寬廣和開闊。

而當年有高達十萬的上海青年加入了兵團,才給沙漠邊緣的綠洲帶來了現代的城市文明,也正是他們在兵團的工作和生活,給孩子們打開了一扇望向同樣遠在天邊的上海的現代城市文明的窗口。所以,他們才會把上海看成是可望不可及但卻讓人向往的海市蜃樓,“海市蜃樓就是對上海的第一印象。這印象太深刻了,它象征著現代,美好,高級——那是同學們努力的方向,那是大家向往的天堂。”因為上海青年不僅帶來了現代的日用品牙膏等現代的生活方式,還帶來了各種各樣的書,有世界名著,還有“禁書”。而這些書就像現代文明的“渠水”一樣滋養著綠洲的大人和孩子。他們這些人同樣善良,聰明,勤勞,但他們還有著強烈的對自己的人格的尊嚴的重視,同時有的人在面對當時嚴酷的生活時也多少有些脆弱。如吳之淼因為被學生李晴曌誤會偷窺上廁所而被剝奪教職后,他痛不欲生,試圖跳水自殺。楊滬生因為被上海女朋友拋棄而在看電影《五朵金花》時因女朋友像“金花”而引發精神失常等。而深受他們影響和滋養的“兵二代”姚遠可以說是一個精神上的“上海之子”,他雖然和同齡人也是“三兄弟”的黃建疆、李軍墾一樣成長,可從小喜歡讀書寫作的他卻從中脫穎而出。他跟著吳之淼學英語,跟著楊滬生學寫作文,對外面的世界充滿了向往。而他的成長也寄托了他們的希望,他五年級時吳老師從那里借來《紅巖》《苦菜花》《西游記》《紅樓夢》等書,楊滬生則把他的作文推薦給上海的報紙發表等,他還想方設法以雞蛋換書,從上海青年衛生員王文運等人那里借來《少年維特之煩惱》等。而他在后來考上了大學的生物系,從而走上了另外一條道路,成為“兵二代”里有文化的技術專家,并因之走上了兵團的領導和管理崗位。正是因他既有著父輩的勤勞務實又因接受了大學的現代教育,他才在大學畢業回到兵團后屢建奇功,如他任三十八連代理副連長時改革摘棉花的分配制度,順利完成采摘棉花的任務;他在擔任團生產科長后,通過查找資料找到治沙方法,利用洪水闖田,又放豬到淤泥里生活,把生土變成熟土,讓豬拱地去尋覓之前埋在地里的沙棗,以便于播種,從而完成治沙的任務。而他之所以從住在土窩子里的兵團少年成長為兵團的棟梁和優秀的管理者,就是因為他接受了城里人尤其是那些上海青年的啟蒙,使得他對現代的文明向往不已,也才因此成為日后的大學生和“兵二代”的杰出代表。

或許正因此,作者特地安排姚遠這些“兵二代”的啟蒙老師楊滬生在1982年治好病又重新回到三十八連。他因為被女友背叛而傷心,不愿意繼續生活在上海,因此才在上海支青紛紛返回上海時逆流而行。他當初曾勉勵考上大學的姚遠以后做個作家,而姚遠雖然沒有成為作家卻因他的歸來感到高興:“姚遠希望新疆兵團多少能留下一些上海青年,因為他們是兵二代的啟蒙老師。如果都走了,讓我們怎么報答他們呢。姚遠想到了這里,不由得動了情,有淚沁出眼眶。”而姚遠的淚也沒有白流,楊滬生最后成為畜牧排的排長,而且從一個不吃羊的上海人變成了一個吃羊高手,一個不折不扣的“本地人”。

結 語

從《天邊》人物的結局也可以看出,作者對筆下的人物都愛之彌深,所以秉持了一種“詩學正義”,基本上給予了每個人以圓滿的結局,讓善良的他們都得償所愿,不僅讓他們變得健康,富裕,還讓“有情人終成眷屬”。因此讓這部小說有了一種中國人喜歡的“大團圓”的歡快色彩。先說“兵一代”的人物。作者不僅讓拐子劉明德在與車道遠沖突腿被撞斷后因禍得福,讓醫生妙手回春,治好了他的多年前因條件限制接錯骨頭的腿,甩掉了“拐子”的綽號,還讓他和吳之淼的遺孀四川老鄉馮瑞蘭喜結連理,并且,喜上加喜的是還讓他之后在老連長馬富貴的推薦下擔任了三十八連的連長。至于回城的上海青年連隊衛生員王文民則和同樣去了上海的李晴曌結婚,并且,在王文民的努力下,李晴曌的“斜眼”也被上海醫生校正而獲得新生,成為真正美目盼兮巧笑倩兮的女企業家,后來她還回到三十八連投資建了一個名為“白云朵朵”的軋花廠,以造福桑梓。再說“兵二代”的代表“三兄弟”。姚遠雖然因暗戀吳之淼的女兒吳珍不成,但卻意外得到了大學校友曲音的愛情,而曲音畢業后不久就前來兵團和他完婚,成為新的兵團人。李軍墾在中專畢業后也回到三十八連,并與吳珍結婚,他們后來在林帶公路邊開了個農家樂“天邊客棧”,招待南來北往的司機,并且因為發現和田玉而致富。至于命運多舛的黃建疆雖然被李晴曌不明不白地拋棄,但卻和前來采棉花的母親的遠房親戚李幺妹產生感情,并迅速完婚。而且他也同樣因禍得福,不僅承包的一碗泉的泉水因與地下水庫相連而讓其大發其財,他在與恐怖分子搏斗負傷后到醫院被醫生順手治療好了后天形成的“斜眼”,成為健康富足的人。

可謂皆大歡喜。不過,也許作者太過熱愛小說里的人物,有些處理難免讓人有點忍俊不禁。比如姚遠大學畢業回到兵團后幾乎無所不能,有時甚至成為講解和實踐各種兵團改革政策的“化身”,多少讓人覺得有點“出戲”;還有就是因為作者可能太想讓小說的人物和時代的變化相始終,所以有時多少有點失之簡單,像講馬支前到巴基斯坦修路開車出事故被截去左腿,又借孟慶新之口講述“中巴公路”的戰略意義等。至于作者可能是因為有追求團圓的善良美好的心靈使然,讓每個人都有所歸屬,所以有時不惜“拉郎配”,來個“千里姻緣一線牽”。比如讓李幺妹采摘完棉花后迫不及待地對黃建疆不惜言語挑逗,以身相許,還讓李幺妹因此在摘了三個多月的棉花后退去回重慶的飛機票,不再及時回家探望父母,而是留在兵團直接與黃建疆成婚等,難免讓人為養了這么個有了老公就忘了娘的女兒的父母傷心。當然,相對于這部小說高超的敘事藝術,高潮迭起的故事情節,個性鮮明的人物,這些都是《天邊》這部小說可以理解的也是可以讓人莞爾一笑的瑕疵而已。

(作者單位:同濟大學中文系。原載《當代文壇》2026年第5期。注釋從略,詳見紙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