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為高頻關鍵詞,魯迅曾用文言翻譯外國小說
回望魯迅從周樹人到魯迅的蛻變,為什么說《狂人日記》的出現有跡可循?重讀魯迅,如何窺見一代知識分子精神求索圖景?近日,“關于魯迅”系列講座在上海中版書房收官。多位學者在東方讀書會現場帶讀者細讀文本,探尋“大先生”文學世界。
《狂人日記》背后的漢語“四重奏”
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文貴良教授、鳳媛教授圍繞“魯迅晚清民初的漢語實踐與重回文學道路”主題對談,回溯魯迅豐富復雜的語言實踐,探尋其白話文學創作的來路。
魯迅1909年自日本回國之后,經歷長達近十年的文學沉默期,直至1918年發表《狂人日記》重返文壇。長久以來,不少解讀將《狂人日記》視作橫空出世的文學奇跡。文貴良將這一階段紛繁的語言活動概括為漢語實踐“四重奏”——以《月界旅行》《地底旅行》為代表的準白話譯述;跟隨章太炎研習《說文解字》、翻譯《域外小說集》的文言翻譯實踐;文言短篇小說《懷舊》的創作;古籍、碑刻的整理輯錄與考訂。四重實踐彼此交織,共同鋪就魯迅通向白話小說創作的道路。
文貴良通過文本詞頻統計發現,早期譯稿中“的”“是”“了”等白話常用虛詞出現頻率甚高,體現出向書面白話靠攏的努力。但隨著翻譯推進,文稿文言色彩不斷加重。這背后是時代轉型期寫作者的真實困境:自幼浸潤文言體系的魯迅,駕馭文言文遠比白話更得心應手。翻譯過程中他直面漢語歐化難題,體會到兩種語言體系轉換的艱難。
1908-1909年,魯迅在日本聆聽章太炎講授《說文解字》,章太炎高度推崇漢字與中國歷史的價值,重視古文字源流,受此熏陶他轉向用古奧文言來完成《域外小說集》翻譯。文言小說《懷舊》是這一時期重要的文學試筆,以文言為基底,卻夾雜唯一一處白話,化用孔子文言原話,用以模擬面向孩童的通俗解說。《懷舊》大量運用第一人稱敘事,有意識使用標點符號傳遞人物語氣心理,魯迅也因此成為中國最早自覺運用標點符號的作家之一。
面對碑刻風化帶來的脫字、異文、版本錯訛,魯迅反復甄別、補錄文本,這套校勘實踐投射到《狂人日記》文本結構:小說設置狂人日記“原本”與敘述人“余”整理的“錄本”兩層文本,正是源自魯迅古籍整理經驗;文中“徐錫‘林’”的用字訛寫,也呼應他對待文本錯訛的獨特態度——事實本身重于文字符號的絕對正確。
在鳳媛看來,魯迅的語言選擇,不能脫離晚清民初整體文化語境。“文言文并非鐵板一塊,內部存在清晰分層:林紓翻譯取用靈活通俗、富于彈性的淺近文言,而《域外小說集》則選用艱深古奧的古文,二者之別,正體現文言內部豐富的層次差異。”
青年魯迅筆下高頻關鍵詞“文明”
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孫堯天、國際漢語文化學院副教授黃銳杰圍繞“青年魯迅的文明之思”主題梳理魯迅1907-1909年創作翻譯的一批文本。棄醫從文之后,魯迅于《河南》雜志刊發五篇重要文言論文《人之歷史》《科學史教篇》《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破惡聲論》,同時翻譯《謾》《默》《四日》,輯成《域外小說集》。這一批文字構成了“原魯迅”的核心思想礦藏。
“文明”是在青年魯迅筆下反復出現的核心關鍵詞。孫堯天介紹,統計顯示魯迅早期文言論文中“文明”一詞出現四十余次,與之相對的“野蠻”也多次登場。“對進化論的接受,構成魯迅審視文明的思想底色,他熟讀《天演論》,在日本留學時期通過丘淺次郎的《進化論講話》,加深對進化論的理解。”他談到,魯迅承認人類社會遵循進化鐵律,卻并不簡單認同“越現代就越文明”的線性判斷。對19世紀西方文明的考察,魯迅體現出歷史批判精神。《科學史教篇》梳理自古希臘羅馬以來的科學發展脈絡,打破晚清知識界對現代自然科學的盲目崇拜,指出科學無法覆蓋文明的全部內涵。《摩羅詩力說》《文化偏至論》一再表達對文明議題的復雜認識。
《狂人日記》既對“真的人”“救救孩子”發出真誠的吶喊,又保留著巨大的不確定性。《故事新編》的《起死》中,被莊子復活的漢子,擁有原始強健力量,它和莊子代表的知識分子、巡士代表的權勢者扭打撕扯,逼迫他們束手無策。與《狂人日記》相似,故事結尾是一連串問號和省略號,同樣缺少確定的答案。“這個故事呼應了魯迅早年對農人、大眾野性力量的探尋,在生命最后關頭,魯迅既延續這一脈絡,也通過《起死》中漢子的開放性結局,表達不確定態度。”回望魯迅的文明之思,他后來小說、雜文里諸多命題,在他青年時代思考中就埋下種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