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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東 | 一代人的精神跋涉與自我救贖
來源:《百家評論》 | 妥東  2026年09月09日17:23

引言

作為江蘇“60后”作家的優秀代表,朱輝在其寫作中始終保持著對轉型時代的中國社會與知識分子內心變化這一辯證關系的反思意識,其最新長篇《萬川歸》甫一推出,即在評論界引發廣泛討論。畢飛宇指出,《萬川歸》是朱輝“耳順之年”的重要收獲[1];南帆則將其視作“靜水深流”的現實主義力作,并強調其在平緩的敘述表層之下所蘊含的時代張力與精神深度[2];張德強指出,《萬川歸》創造性地運用全知敘述與內視角交錯的方式,并以一種類DNA雙螺旋式的結構,將不同人物的命運線索彼此嵌套,由此呈現個體生命從“充盈”走向“剝落”的過程[3];周新民在《萬川歸》所設置的四組人物的對照關系中,看到了《萬川歸》在藝術上的獨特性[4];劉志權則以“暮年敘事”的視角,發現了小說在虛實之間生發出的藝術辯證[5];蘇笑嫣從時代敘事與生命敘事“疊影”的角度,指出作品在宏大敘事與微觀日常之間反復切換,使“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歷史軌跡沉積為人物內心的漣漪與暗流[6];李徽昭聚焦于《萬川歸》對物的敘事,揭示出《萬川歸》對感性的人的召喚以及以“物”為審美對象的敘事學轉向[7]。

以上討論已從小說結構、敘事、人物關系等各個層面對《萬川歸》作了較為客觀的分析,然而,相較于敘事學意義上的敘事細節、結構分析,“一代人”究竟在何種意義上被《萬川歸》“寫出”,他們的精神跋涉與“自我救贖”究竟呈現出怎樣的內在邏輯與情感軌跡,其實仍有進一步細化的討論空間。值得注意的是,朱輝在創作談中明確指出,《萬川歸》是由“寫他們”轉向“寫我”的一次實踐——“它是我自己的歌。我理想中的這本書是一封信,一封三十萬字的長信,這封信沒有明確的投遞地址,我希望在茫茫人海中,在某些散落的點,能閃起共鳴呼應的火焰。”(《男人也是水做的——〈萬川歸〉創作談》)這一自我定位使《萬川歸》不再局限于對一代人的外部觀察,而是以作者自身的經驗為引線,完成了對身處時代洪流中的一代人的精神成長與思想轉變的一次自我凝視與經驗清理。

在這個層面上,如果將《萬川歸》置于“代際書寫”與“生命敘事”的交叉視野下,便不難看到三個方面的新問題。一是作品如何在“時代—個體”的雙重維度上建構出一代人“精神跋涉”的敘事圖景;二是疾病書寫、器官移植敘事等修辭形式、敘事策略,如何在生命個體的倫理意義上折射出一代知識分子的價值裂變與精神困境;三是以萬風和、丁恩川、歸霞為代表的一代人,如何在遭遇人生挫敗與精神困頓之后完成其各自在不同人生路徑上的生命選擇與“自我救贖”。

一、一代人的精神跋涉

《萬川歸》無疑是一部具有深刻哲學思考與精湛藝術技巧的長篇小說。作品以三位主人公——萬風和、歸霞、丁恩川的人生軌跡為主線,構建了一幅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的浮世繪。小說的標題取三位主人公名字中的各一字而成“萬川歸”,既暗示了人物命運的最終歸宿,也隱喻了“百川歸海”的生命哲學。讀《萬川歸》,閃現在心頭的第一印象無疑是《莊子·秋水》中的那個浩渺之問:

“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莊子·秋水》)

這個關于歲月不居、時光如流的深刻追問,被朱輝巧妙地拈來,化作其長篇小說《萬川歸》的題眼,體現出一種河流隱喻下的生命“歸整”的復雜意涵。一方面,“萬川歸”這三個彼此獨立卻又意蘊深厚的字,分別對應著小說中的萬風和、丁恩川、歸霞這三個人物形象的名字;另一方面,“萬川歸”也在很大程度上隱喻著一代人在漫長的生命歷程中不斷豐富、積累的人生經驗與生命體悟。更有意思的是,由于《萬川歸》中的不少故事情節與朱輝的許多短篇小說文本之間存在互文性敘事,“故而《萬川歸》也是他諸多小說文本實踐的一次‘萬川歸’”[8]。

在《萬川歸》中,萬風和關于生活與成長的體悟和感受,以一種極簡的筆法而被濃縮在小說結尾處:在茫茫無際的長江邊為歸霞舉行完“江葬”的萬風和,突然回想起童年的一次旅程。年少的萬風和,同父親坐船去看海,路過長江、太湖,便以為看到了自己曾經日思夜想的大海。然而,“多年以后他來到太湖,這才知道當時看到的其實是湖。”[9]這個少年時代的人生錯覺,是拮據的父親為少年萬風和守護了一生的夢。它成了少年萬風和內心最柔軟的部分。直至多年以后,當萬風和再一次置身于長江之畔,才再一次在記憶中回到他的童年。于是,他終于了悟了這個關于生命、關于成長的人生真諦:人生的旅程,其實就是從“看山是山”走向“看山不是山”的回歸過程。就像萬風和少年時代的“看湖就是海”與暮年時的“看海不是海”一般,這段歷程會在經歷漫長的歲月風浪之后,逐漸走向平靜與豐盈。而生命的回歸也恰如萬川(河流)奔涌向前,每個人最終都會以不同的形式歸向生命的大海,重新回到最本真的生命狀態當中。

這種情節上的收束,道出了小說的核心題旨,也將一代人各自的成長路徑濃縮于其中。在小說中,丁恩川、萬風和、歸霞這一代知識分子分別從各自的青春源頭出發,在時間的河道中歷經曲折、碰撞、分岔,最終一同匯入時代的浪潮并在艱難的跋涉中找尋到各自的人生意義,這種關于個體生命尋找其自在價值與意義的成長敘事,本身就形成了一條從容不迫、靜水深流的大河。從整體上來看,《萬川歸》雖然在人物關系與故事結構上并未設置強烈的戲劇沖突,而是將鏡頭聚焦于萬風和及其周遭的一群知識分子在人到中年之后所遭遇的種種困境與難題,但在這些精神困境背后,往往又折射著他們所立足的日常生活與時代劇變。

萬風和、歸霞、丁恩川三位主人公,實際上分別代表了身處時代洪流中的知識分子的三種人生選擇與價值取向。以萬風和為例,一方面,萬風和從鄉村到城市的成長過程,本身即映射著中國社會自改革開放以來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的結構性裂變。萬風和的成功更多源于其在時代浪潮中的“順勢而為”。作為同步于時代的“在場者”,萬風和的人生軌跡幾乎踩中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重要機遇期的所有關鍵節點,從“恢復高考”到“下海潮”再到金融危機、房地產熱,他的人生選擇雖然也有不同程度的“嗆水”遭遇[10],但他的每一次成功其實都不同程度地分享了時代轉型中的機遇與紅利。從另一方面來看,這種所謂的成功顯然是具有雙重意義的,在各種機遇中不斷積累財富的萬風和,也被這種財富積累所改變。在事業上,萬風和雖有不小的成就,但生活中卻遭遇妻子背叛,最終家庭破碎,成為一個典型的“空心人”。小說開篇寫萬風和因身體機能的損耗,而陷入巨大的失憶危機之中。這種危機某種程度上正預示了他所遭遇的精神困境:

“找不到任何標志物。公路,田野,熱風。太陽懸掛在西邊的天際上,東面有幾點孤星在云中出沒。一架飛機剪影似的在天幕上滑動,閃著航燈,很慢,沒有聲音。萬風和想不起自己這是在哪里,他為什么來到這里,他這是要往哪里去。他似乎還在飛機上,看著站在公路邊的自己。

身邊的車熟悉而又陌生。連車牌都是陌生的。車窗上有自己的影子,自己的面容,他知道這是他自己。可是他問:我是誰?”[11]

對萬風和而言,病理性的失憶顯然具有一種莫名的震撼與恐懼。在這里,記憶的缺席與其說是經驗主體單純的不在場,不如說是一種被動的、甚至強制的經驗斷裂。這是因為,失憶一方面意味著一種日常秩序的崩解,另一方面也意味著他無法依靠自己的經驗對周圍的一切形成判斷,意味著與他熟悉的一切切斷聯系。從隱喻性的層面來看,這場危機某種意義上也對應著行為主體在權力與技術織就的現代性網絡中,難以幸免的精神分裂。然而,對于縛身于各種瑣碎中的萬風和而言,失憶其實也是一種契機,因為它同時賦予了萬風和不斷回歸、“追憶”的合法性,而這無疑讓他獲得了重新整理經驗的可能[12]。萬風和接受心臟移植手術之后,在家庭、生命中遭遇一系列挫敗經驗并重新找回生命的意義與價值,這些遭遇和成長實際上都不同程度地勾連著這次“失憶”危機。

相較于萬風和,歸霞的人生選擇則始終以“安穩”為軸心。從放棄自己的專業投身機關并逐步成長為受人尊敬的“歸處”,到選擇安穩卻缺乏激情的婚姻,她的生命之路雖然處處波瀾不驚,但也顯得毫無生機。長久的物質的富足與精神空虛,終究造成了巨大的情緒溝壑,令她難以平靜地自處。直到生命最后,她依然因為病痛而苦苦掙扎。相較于萬風和與歸霞,丁恩川顯然純粹得多。朱輝對丁恩川人生經歷的描摹,在小說中雖然著墨相對較少,但丁恩川身上所具有的那種理想主義的人生狀態,卻讓這個人物不斷散發出獨特的人格魅力。在與他同代的歸霞、萬風和等人的心目中,“這個丁恩川,屬于我們這代人里最明亮的星星。”[13]他一輩子只做一件事,而且做成了大事。他的成功,是個人價值與社會價值的統一。

從時間維度看,《萬川歸》所描繪的正是“60”一代人在改革開放以來的成長路線。小說所聚焦的社會發展線索是萬風和、歸霞、丁恩川這一代人從1980年代大學校園的生命激情與文化啟蒙出發,經由1990年代以來的市場經濟改革、城市化以及城市中產生活的擴展,一直延伸至新世紀以來社會生活的結構性變遷。總體而言,朱輝并未把這一代人簡化為政治或經濟意義上的“受益者”,而是將目光落在他們如何在快速變動的制度與話語環境中,處理理想、專業、情感與身體的復雜關系上。這種書寫方式,讓《萬川歸》帶有鮮明的精神史敘事特征。這就意味著,萬風和這一代人的命運,看似有著各自的流向或分型,但實際上,他們之間的生命經驗與生活軌跡彼此并不孤立,而是在有限的生命經驗中共享著某種共同的情感、精神連接。這些情感與精神的連接,正如同一條條命運之河的支流,不斷因緣際會地匯聚到一起,最終變成了一條象征著一代人生命跋涉的生命徑流。

二、器官移植與精神裂縫的隱喻

巴赫金曾指出,在成長小說中,主人公的性格變化一方面具有情節意義,另一方面,由其性格變化而得以重新建構或生成的情節,也使得小說內部諸多要素出現了新的變化,獲得了新的意義。在這里,“時間進入人的內部,進入人物形象本身,極大地改變了人物命運及生活中一切因素所具有的意義。”[14]

從敘事視角的維度來看,時間在《萬川歸》中被賦予了另一層含義。它既是一種關于生命的隱喻,同時也蘊含著敘事方法與節奏等層面的豐富性。在敘事視角上,《萬川歸》整體采取的是“后視視角”(即有論者所稱的“暮年敘事”)。在《萬川歸》中,故事起始的時刻,三位主人公均已邁入中年。蹉跎起伏的生命“跋涉”之路,已然進入知天命的后半程。因此,對他們而言,人生轉折處所折射的生命經驗不再是東張西望,也不再是隨心所欲,興致盎然,而是博觀約取,厚積薄發。這里的“成長”之于他們而言,也不再是奔向某個確定的目標,而是走出某種現有或既成的生活狀態,尋求新的突破的過程。這種“后視性”敘事,使小說敘事的基調從一開始就帶有某種“精神疲憊”的底色。

小說開篇寫道:“萬風和突然覺得有點累”[15]。這種困倦的情緒和感受,一方面映射著自身的生活狀態,既是對主人公身體狀況的說明,也是一種姿態性的自我表白。這種姿態雖被敘述者刻意地維持在一種平淡的敘述中,卻也為萬風和在其后遭遇的一系列精神危機埋下伏筆;另一方面,這種倦怠和疲憊經由敘述者而提煉出來,顯然也透露著一種對日常生活與個人情感的深層隱喻。從更深的層面來看,也未嘗不是對一種被日常化、被自然化了的倦怠狀態的提煉和象征:當“累”或“倦怠”成為日常生活的基本狀態時,它已在某種程度上預示了主體在整理、回應現實時所遭遇的某種無力感[16]。這種提煉和象征,同時構成了這部小說精神氣候的先聲或基調。

當然,對于朱輝而言,以回顧性的視角展開其基本的敘事,也未嘗不是一份對個人創作的總結。與此同時,小說因“回顧”視角而更多轉向對個體內心世界的探尋,也在某種程度上拓展了《萬川歸》的藝術表現形式。在小說中,敘述者身上所閃現的那種“懷舊”姿態,不僅使其成為反思社會劇變的“當代英雄”,而且,那些發生在個人生命經歷當中依次出現的問題、破綻,也由此變成一個個足以跳脫出現實的隱喻窗口,這些窗口使得小說家朱輝得以通過敘事節奏的調配而不斷強化個體經驗與世俗日常的復雜關系,進而將個體對時代的認知、感悟引向一個個具體而實在的人。從這個層面來看,萬風和、歸霞等人在挫敗中回歸本真的生命狀態的過程,便不再只是一種被敘述者丟進一個個事件當中去遭遇命運或宿命的考驗,而是變成了一個在“成功/失敗”“高尚/庸常”“激情/倦怠”等對立范疇之間不斷搖擺,不斷尋找自己的出路的過程。也就是說,作為生命主體的大寫的人,在這里已經不再是被動地適應一個已成型的世界,而是在不斷成長的同時,始終同步于這個世界的劇變過程,而這個“變”,其實正體現著“世道”與“人心”的雙重意涵。在這個意義上,《萬川歸》也切近了巴赫金關于“人的成長小說”的定義。此外,通過這一設定,《萬川歸》也由此引出了關于我們如何在劇變、流動的生活(時空)當中穩妥地安放自己這一問題的思考。

值得注意的是,《萬川歸》在整體上并不是從宏大敘事的角度直接切入與當代社會生活密切相關的制度、結構,而是通過萬風和、丁恩川、歸霞等人的細微情感經驗——他們的羞恥、恐懼、驕傲、厭倦與渴望——來呈現社會生活的變遷如何通過一個個在時代浪潮中掙扎的生命個體的情緒與身體而進入其日常生活的。在這一設置中,器官移植的敘事恰好成為這一敘事結構的關鍵節點。其中,身體作為一種特殊的媒介,其內在或外在的失控與修復,某種意義正將那些難以言說的結構性壓力(“時代問題”),轉換為可感知的個體經驗(如痛苦、羞怯、感傷),并在身體上留下印記。某種程度上,《萬川歸》的敘事結構所迎來的關鍵性轉折,實際上正發生在底層青年李弘毅因車禍意外身亡而依其遺囑捐獻全身器官這一情節之后。它由此揭開的是此前多條看似彼此孤立的命運支流之間,彼此纏繞、相互交織的“隱秘聯結”。

在很大程度上,這種隱秘聯結同樣將一個醫學問題或醫療敘事轉化為一種關于生命個體日常的、切身的生命經驗的“倫理敘事”。對于萬風和、歸霞等人而言,器官移植顯然打破了傳統上的“身體—自我”之間自然同一的設定。這是因為,首先,疾病是對正常生活秩序的打斷,它迫使人物從日常慣性中脫離出來,不得不重新打量個體自身與外在環境以及所謂他者之間的關系。其次,器官移植后受移植的身體的排異反應以及對供體身份的追索,也使“我是誰”這一問題呈現出一種日常的、持續的緊迫性。與抽象的哲學反思不同,這種追問更多來源于疼痛、疲憊、藥物依賴等切身體驗,因而,其關于身體經驗、自我認同的倫理思考不再只是簡單停留在一種抽象的概念層面,而是不斷嵌入、深化到生命個體日常生活的細枝末節,促使其思考生命相關的經驗與意義。

從萬風和、歸霞這一代人的視角來看,器官移植實際上也為他們提供了一種新的關于生命、關于倫理、關于自我與他者的理解。一方面,身體器官的移植意味著生命狀態或意義的延續,也即社會的大他者(器官捐獻者李弘毅)的生命形態未曾在死亡的意義上被終結,而是以一種新的方式,在新的身體、新的情境中重獲可能;另一方面,身體器官對外來的新器官的排異,也使其得以重新審視自我與他者的邊界,重新理解個體生命間紛繁復雜的倫理關系。而這里的關鍵則在于,他們是否愿意承認這種重新獲得的倫理前提——犧牲他者,成全自我,并由此調整自我與他人、自我與社會的關系。某種意義上,這正是受移植者真正走向“自我救贖”的起點。

三、“自我救贖”的可能

正是在這種經由“器官移植”而產生的連續不斷的自我追問中,萬風和、歸霞們的“精神跋涉”獲得了通向“自我救贖”的可能。當然,這種救贖并不簡單地意味著可以消除一切創傷和矛盾,而是承認傷口與矛盾的存在,并在與他者的生命聯結中找尋有意義地活下去的理由與方式。在《萬川歸》中,三位主人公以各自的生命實踐,走出了三條互相照映又彼此差異的自救路徑。

如前所述,萬風和是小說中最具世俗意義的典型的“成功者”,他的救贖路徑主要表現為一種緩慢的“倫理轉向”。在經歷家庭、親情、突然的失憶以及心臟病突發并接受李弘毅的心臟移植后,萬風和對于生活、生命的理解逐漸發生轉變。萬風和賴以生存的器官,來自一個被社會邊緣化的底層青年,而他的生命得以延續,卻以對方的死亡為代價。在這一意義上,萬風和所迎接的“第二次生命”,從一開始就帶著沉重的倫理負擔。不過,萬風和是在漫長的康復期與日常生活的細枝末節中,才逐漸意識到他那所謂的“成功”以及他為其所付出的代價的。在對過往的生命經驗的清理中,他開始意識到自己在家庭關系中所缺失的責任和義務,并在一次回鄉的生命經歷中,逐步清理了自己在家庭、在親情關系之間所遭遇的種種焦慮、不安。在一系列的挫敗體驗中,他逐漸意識到,那些曾經看似與自己的生活毫無關聯的他者與世界,其實并不是一種可供利用的資源或“機會”,而是一種美好的贈與。他的身體在“排拒”李弘毅非親的身體器官的同時,也讓萬風和意識到非親的血緣關系與家庭親情、社會責任之間的意義連接。于是,他承認并接納了這份“他救”,并在此基礎上重新確立了自己的責任結構。一方面,他通過非親的血緣倫理意義上的和解,接受了與萬杜松的非血緣的父子關系,重建了基于情感認同而非親緣關系基礎的家庭倫理;另一方面,在事業獲得成功之后,萬風和也逐漸意識到自己所應擔負的社會責任,并開始尋求一種超越純粹利益考量的人生價值。

與萬風和相比,歸霞的救贖則充斥著一種悲劇色彩。綁架事件、丈夫出軌以及腎功能衰竭——三件接踵而至的事件改變了她的人生軌跡,打破了她“安穩人生”的幻象。幾乎在一瞬間,人身安全、婚姻忠誠以及身體健康這三重人生意義的支柱同時崩塌,使她不得不直面那個長期以來被自己忽視、回避的風險與不確定性。正是在這一人生谷底期,她接受了腎臟移植手術,并在與丁恩川的交流中逐漸意識到自己過去所理解的“體面”“成功”“安全”,很大程度上不過是結構性的庇護下的一種安穩、空虛的幻象。從這個角度來看,歸霞的自救更多源于一種對時間、情感與身體的重新安排,比如主動退出部分制度性的游戲,在有限空間內爭取更大的自我決策權,并在對身體疾病與康復歷程的持續回望中,建立起一種與自己和解的新型關系,等等。雖然她的精神覺醒來得太遲,這導致這種救贖本身已無法真正改變生活的軌跡,然而,她在生命隕落之后選擇以江葬的形式回歸自然,某種意義也可以將其視為一種終極的自主行為。

歸霞的悲劇與自我救贖,從反面證實了生命意義不在于外在的安穩而在于內心的充實與創造,而這個“反面”,在小說中則完整體現在丁恩川這一角色身上。丁恩川的“成功”(區別于萬風和世俗意義的“成功”)不是外在力量的恩賜,而是通過把自己交給一生熱愛的事業實現的。他選擇以專業主義取代個人利益的功利計算,將個體生命嵌入一種長時段的公共事業之中。這種“以技入道”的人生路徑,一方面延續了中國現代文學中“感時憂國”的敘事傳統;另一方面,其根脈又深置于當代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中。因而,其在世俗意義上的“成功”以及典型意義,不言自明。但丁恩川卻并不將自己視為英雄,他只是默默承認,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將有限生命投注于一個相對確定的、長期的專業實踐,是他能夠找到的最可靠的精神支點。換言之,在丁恩川這里,“成功”是以持續行動而非語言宣誓的方式發生的。在這個過程中,他的追求和努力既沒有空泛的自白,也缺少戲劇化的頓悟場景,但卻在持久、重復、甚至有些乏味的勞動過程中,一點一滴地把自身從世俗生活的虛無和無意義的空轉、內耗中拉了回來。

萬風和、歸霞、丁恩川各自走出了三種不同意義、維度的人生可能,同時也成就了三種不同層面的自我救贖。在《萬川歸》中,如果說這幾個人物的命運與成長主題構成了其意義結構的“顯在層”,那么多線交織的敘事結構與空間意象則構成其敘事的“潛在層”。有論者將這種結構概括為“雙螺旋結構”[17]。一方面,萬風和、歸霞、丁恩川三位主人公的成長經歷與情感糾葛構成小說故事顯在的敘事線,而以李弘毅、周雨田、齊紅艷、李璟然等人為輔助關系,小說同樣構建出一套與之相互交織、彼此并行的敘事線索。這種敘事結構的妙處在于,它既通過萬風和、歸霞等人的人生遭遇呈現出個體命運的獨立性,又通過李弘毅的器官捐獻,將幾個看似平行的命運軌跡聯結為一個有機整體。如前所述,李弘毅的器官捐贈,一方面成為連接故事主線的“暗扣”,另一方面,小說中幾個主要人物之間的草蛇灰線的聯系,正是通過李弘毅而形成了一種隱性關聯。更重要的是,這種“移植”也使得“器官受體”獲得了重新審視、反思自我的契機。對萬風和、歸霞、老孔等人而言,李弘毅的器官捐贈雖然與他們構成生物學、倫理學意義上的循環與延續,卻也潛在地暗示出個體通過與他者的關聯繼而實現超越自身局限的可能性。萬風和在心臟移植后,雖未能彌合事業成功與家庭破碎的精神裂痕,卻也因器官移植的“異質介入”而被迫進入一種新的倫理關系之中,繼而得以重新審視自我與他者的邊界;歸霞在接受腎移植手術后,雖因異質的器官無法與身體和諧共存而飽受折磨,但她也在這一過程中獲得了新的人生體悟,并全身心投入那本寄寓著一代人的精神成長的生命之書的寫作中。兩相對照不難發現,小說在敘事結構與人物精神成長之間彼此互動之關聯上所設置的精巧機杼。

回過頭來看,如果我們不再將萬風和、歸霞們的問題僅僅局限于特定的歷史時段,而是投射到更廣闊的世俗日常生活中,那么萬風和、歸霞們在情感挫敗的“暮年變法”中重新尋得生命主體性與精神坐標的過程,又何嘗不是另一種關于人生價值與生命意義的超越性反思呢?正如那個關于如何從各自的源頭出發以及如何在奔流中迷失、重塑自我的成長過程,我們每個人都會在時間長河中如期遭遇一樣,每一代人都會在成長中遇到不一樣的精神困境和難題,而當這些難題以問題的形式擺在我們面前時,作為生命主體的“我們”又將以何種姿態匯入那一片名為歸宿的、廣闊而沉默的海,又將如何在激流奔涌的生命之河里以一種超越性的姿態去獲得獨屬于自己的平靜與從容呢?這些都是《萬川歸》為我們帶來的思考。

當然,對于這些問題,朱輝并未給予我們一個明確的答案。而是通過小說里那些未經擴展的“留白”、那些關于人生關系的深層隱喻,為我們提供了另一種啟示。小說中,關于李弘毅的亡靈修辭、萬風和前妻杜衡的出軌以及璟然的不辭而別等情節,雖因敘述的“留白”而更多呈現出某種“擱置”或“未完成”的狀態,但從本質上看,這種敘事上的“留白”也暗示了敘事者對生命偶然性的獨特理解。一方面,“現實生活中本就充滿無解之謎,人與人之間永遠存在著無法完全溝通的隔閡。試圖解釋一切、揭示一切的寫作,反而會失去生活的真實質感。”[18]另一方面,對朱輝而言,這里的“留白”同樣意味著敘述者對偶然性與未知性的坦然接受。換言之,在敘述者這里意欲呈現的一個基本的認知是,承認并非所有河流都能找到確切的源頭,也并非所有故事都需要一個清晰的結局。而從另一個層面來看,在《萬川歸》中,這種“未完成感”也未嘗不是對像萬風和這樣的經歷了“暮年變法”的知識分子返璞歸真的思想、情感狀態的真實寫照。即便生活本身充滿了解釋不清的遺憾與懸而未決的疑問,但對生活有所反思的生命個體卻依然可以選擇回歸到一種日常的、內心的、自然的、童年的生命本真狀態之中,且勇敢地與之共存。

結語

《萬川歸》在當代現實主義傳統內部完成了一次頗具自覺的“向內轉”。它一方面通過多線并進、雙螺旋結構、全知與內視角交替等敘事手法,盡可能全面地呈現一代知識分子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的命運沉浮;另一方面又通過疾病書寫、器官移植等敘事、修辭策略,將時代之重與生命沉疴轉化為生命個體精神成長史的隱秘暗流,使一代人的“精神跋涉”與“自我救贖”,不再簡單停留于特定的經驗與倫理層面,而是成為其必須一一面對的具體生活與人生問題。《萬川歸》的題旨顯然并不局限于為某一個體立傳,而是要為改革開放中成長的一代知識分子群體畫像。更關鍵的是,《萬川歸》并未將一代人的成長史放置在被觀察的位置上,而是通過作者自我經驗的深度介入,完成了從“對象化”的一代人到“自我凝視”的一代人的轉向,因而,它在某種意義上,帶有很強的自我清理與經驗總結的意義。所以,在這一前提下,所謂一代人的精神跋涉,便不再只是局限于對外部的社會制度、經濟結構、社會流動的線性再現,而是被轉化為一代人共同成長的生命反思與內心求索。經此,《萬川歸》最終得以確認的核心經驗,乃是“60”一代人在時代變革、在情感洪流、在人生抉擇中艱難跋涉的成長之路。

在敘事方法上,《萬川歸》延續了經典現實主義的書寫路徑,然而在具體敘事實踐中,它又通過代際成長的精神史、身體書寫與結構創新這三者的合力,顯著拓展了經典現實主義的藝術邊界。一方面,它將“60”一代知識分子的精神跋涉置于改革開放以來社會轉型的宏大背景之中,把鏡頭對準個體在漫長日常中的猶疑、疲憊與反思,繼而呈現出一種對日常敘事的反思性視角;另一方面,通過器官移植這一極具張力的敘事裝置,《萬川歸》也得以將生命個體的“自我救贖”轉化為與切實的身體經驗、倫理關系等深度交織的日常敘事。這種日常性的書寫,極大地拓展了現實主義敘事的思想深度,豐富了一代人的精神成長所具有的世俗精神與日常意義。由此,《萬川歸》所呈現的自我救贖便不僅僅是人物自發的、內在的自我覺醒的結果,也是富有張力的故事內核在敘事形態所制造的空隙中逐漸生成的經驗與感受,它揭示的是一代人在生命成長中所應抵達的精神高度。

原刊于《百家評論》2026年第2期

注釋

[1]在朱輝小說《萬川歸》的研討會中,畢飛宇說,“對于一個作家而言,到了一定的歲數,對所有這些東西他很自然地就有一個宏觀感,朱輝的《萬川歸》如果說有什么創作動機的話,是60年的宏觀感幫助他決定去寫這樣一本書。”詳見《文匯報》關于朱輝研討會題為《把望遠鏡對準了我們這代人四十年的背影》的報道。

[2]南帆:《靜水深流萬川歸——讀朱輝長篇小說〈萬川歸〉》,《文匯報》2023年5月17日,第10版。

[3]張德強:《雙螺旋結構與百合心剝落——〈萬川歸〉敘事風格探析》,《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4年第3期。

[4]周新民:《參差對照與精神光譜的描繪——論〈萬川歸〉》,《揚子江文學評論》2025年第4期。

[5]劉志權:《人世幻相、生命實在與神性賦格——論朱輝長篇小說〈萬川歸〉對世俗人生的穿透》,《南方文壇》2024年第5期。

[6]蘇笑嫣:《時代敘事與生命敘事的“疊影”書寫——讀朱輝小說〈萬川歸〉》,《當代文壇》2023年第4期。

[7]李徽昭:《物的敘事學:以朱輝〈萬川歸〉為例》,《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評論》2024年第1期。

[8]王文勝:《由薛定諤的貓想到——評朱輝的長篇小說〈萬川歸〉》,《揚子江文學評論》2023年第3期。

[9]朱輝:《萬川歸》,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25年版,第478頁。

[10]朱輝在《實話實說》一文中說,“丁恩川和歸霞都是學水利的。萬風和學的是俄語。學俄語成了男一號萬風和人生的重要轉折。因為他留校工作后,蘇聯變成了‘前蘇聯’,俄語冷了,他不得不辭職改行。這是萬風和在時代大潮中的第一次嗆水。”朱輝:《實話實說》,《當代作家評論》2025年第6期。

[11]朱輝:《萬川歸》,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十月文藝出版社2025年版,第6頁。

[12]劉志權:《人世幻相、生命實在與神性賦格——論朱輝長篇小說〈萬川歸〉對世俗人生的穿透》,《南方文壇》2024年第5期。

[13]朱輝:《萬川歸》,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十月文藝出版社2025年版,第431頁。

[14][俄]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三卷),白春仁、曉河譯,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30頁。

[15]朱輝:《萬川歸》,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25年版,第3頁。

[16]韓炳哲在討論“倦怠社會”這個概念時曾指出,倦怠社會中的主體,一方面被信息與任務淹沒,另一方面卻難以將這些碎片經驗整合為有意義的整體。自由主體的人由此成為了一種“功績主體”,而其所遭遇的諸如此類的難題,同樣使這些功績主體帶有嚴重的抑郁傾向。“通過這種方式,原本個體和他者之間的矛盾被內化了,轉化成和自我的沖突關系,從而導致自我的困窘和自我攻擊。當今的功績主體患有抑郁癥,患病的前提條件卻不是消失的個體和他者間的沖突關系。其中并不存在他者的層面。導致抑郁癥和最終精力枯竭的原因在于,過度緊張的、過量的、自戀式自我指涉,這種自我關注帶有自我毀滅的性質。疲憊的、抑郁的功績主體在不斷地消耗自我。在同自身的戰斗中,他因為自身而困苦不堪。現代功績主體沒有能力從自身中抽離,無法抵達外在和他者,無法進入世界,只能沉湎于自身之中,卻導致了矛盾的結果——自我的瓦解和空虛。”韓炳哲:《倦怠社會》,王一力譯,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74頁。小說開篇寫“萬風和突然覺得有點累”,正可以被理解為這種狀態的敘事表現。在即將展開的情節之前,人物已經先一步宣告了對自己也是對世界的“失能”。這種疲累指向了一種自我瓦解的危機,它同時意味著,人物的倦怠并非只是單純的身體疲乏,而是牽連著記憶、敘事以及自我同一性的全面松動,它在某種程度上也成為萬風和遭遇身體、精神危機的敘事前奏。

[17]參見張德強:《雙螺旋結構與百合心剝落——〈萬川歸〉敘事風格探析》,《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4年第3期。

[18]馬兵:《深層敘事中的精神回響——論作為情感社會學樣本的〈萬川歸〉》,《文學報》2025年8月1日,第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