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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的紅飄帶——文學中的紅軍長征”館藏研究手記—— 鐵索上的詩史 ——戈壁舟《瀘定橋頭》手稿中的長征書寫與歷史意識
來源:中國作家網 | 趙雨佳  2026年09月11日11:36

編者按:為紀念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90周年,傳承與弘揚偉大長征精神,由中國作家協會主辦、中國現代文學館承辦、中共雅安市委宣傳部協辦的“地球的紅飄帶——文學中的紅軍長征”展覽即將在京啟幕。我們特邀中國現代文學館的同道寫下館藏研究手記,重溫兩萬五千里長征的歷史記憶,講述他們眼中波瀾壯闊的文學字跡背后的故事。

1961年4月4日,詩人戈壁舟在“四川文聯”稿紙上寫下《瀘定橋頭》。十日后,又寫下《二郎山頭展望》。兩首詩一同發表于《詩刊》1961年第4期,總題為《瀘定橋頭(二首)》。兩份手稿一共3頁,字跡清晰,保存完好,四周略有折角,由《詩刊》社捐贈至中國現代文學館。這兩份手稿不僅是珍貴的作家手跡與文物史料,更是理解長征記憶傳承、長征如何被書寫的重要文本。

戈壁舟并未參加過長征,在“缺席”的情況下,如何書寫長征?當長征從一場具體的軍事征戰,沉淀為民族永續傳承的精神遺產,后人如何完成對長征的想象、重構與銘記?戈壁舟的組詩給出了清晰答案:長征從未局限于親歷者的個體記憶,而是成為被代代傳承的文化記憶,在歲月流轉中不斷生發新的精神內涵。

一、未親歷者如何書寫長征

戈壁舟,原名廖信泉,四川成都人。1936年至1939年間,他三次出川奔赴延安,其間遭遇土匪、被拉壯丁、打過零工、甚至一度靠乞討為生。直到1939年,他才終于抵達延安,先后入安吳堡戰時青年訓練班、延安澤東青年干校學習,1941年考入魯迅藝術文學院文學系。這種“雖九死其猶未悔”的執著,與長征精神中“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念遙相呼應。然而,他不是長征的親歷者——在長征的隊伍已經走過萬水千山之后,他才踏上那條通往革命的道路。時間上的錯位,決定了他的長征書寫必然不同于親歷者的回憶錄。它并不來自記憶,而來自想象與認同。

1947年,戈壁舟調任新華社前進分社記者,隨軍參加延安保衛戰,一手拿槍、一手拿筆,在炮火中寫下《掃雷兵》《電話員》《巷戰》等詩作。這樣的戰地經驗,雖然無法替代長征路上的真實感受,卻為他理解革命與犧牲提供了一種“類比”的情感結構。當他日后書寫“二十二位英雄渡河”時,浮現于筆端的不僅有長征的歷史記載,更有他自己親歷的戰場經驗。1958年,戈壁舟調回家鄉四川工作,任四川省文聯黨組副書記。對于一個沒有親歷長征的詩人而言,置身于長征重大事件的發生地,大渡河、瀘定橋就在眼前,帶有強烈的情感召喚。地理上的親臨彌補了時間上的缺席,這恰與古代詠史懷古詩的傳統相通:詩人來到歷史現場,面對山河遺跡,以想象接通過往。加之1961年恰逢長征勝利25周年,長征題材文藝創作熱潮涌起,江碧波的版畫《飛奪瀘定橋》、袁吉中的版畫《巧渡金沙江》等經典作品均誕生于此年。戈壁舟的《瀘定橋頭(二首)》正是這一時代浪潮在詩歌領域的回應——一個從未踏足長征路的詩人,借著歷史現場和時代召喚,完成了對長征的文學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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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壁舟照片

二、鐵索上的詩學

飛奪瀘定橋是長征中關乎紅軍生死存亡的關鍵一役。1935年5月,紅軍主力抵達大渡河畔,前有天險,后有追兵。瀘定橋是當時大渡河上唯一的橋梁,紅四團一晝夜急行軍240里,二十二位勇士攀著十三根鐵索強渡成功,為紅軍北上打開了唯一生路。這一“奇絕驚險”的勝利,讓瀘定鐵索成為長征精神最凝練、最鮮明的符號之一。

到了1960年代,“鐵索”已然脫離單純的地理物象,成為長征文學的核心審美意象。毛澤東《七律·長征》中“大渡橋橫鐵索寒”寫盡天險的凜冽,蕭華《長征組歌·飛越大渡河》中“鐵索橋上顯威風”贊美紅軍的英雄氣概。“鐵索”已從一個具體的軍事細節,上升為文學符號。戈壁舟的《瀘定橋頭》開篇即以“十三根鐵索”為核心意象,三次反復詠嘆:

十三根鐵索

橫在高空

絞得高山吐著白云

十三根鐵索

懸在江面

趕得浪濤日夜翻滾

這里,戈壁舟賦予鐵索近乎人格化的力量,有蓬勃的生命力:它們“橫”“懸”于天地之間,攪得云山吐霧、江浪奔涌,靜物被動態化,鐵索成為了連接天、地、人的樞紐。

寫完天險,詩人筆鋒一轉,插入了一段歷史,讓整首詩的意境更加宏大:

笑武侯

在這里祭過瀘水

嘆翼王

沒能夠跨過瀘定

四行詩,串聯諸葛亮南征祭瀘水的歷史傳說與石達開大渡河兵敗的千古憾事,武侯的“祭”是對自然偉力的妥協,翼王的“嘆”是歷史宿命的悲鳴。千年來,大渡河一直是“不可逾越之天險”,直至1935年紅軍到來,徹底改寫這段歷史。

十三根鐵索

風卷、云涌

長征英雄飛騰

“笑”與“嘆”之后,被“飛騰”打破。這個極具力量的動詞,既呼應“飛奪瀘定橋”的神速與果敢,又將軍事層面的突圍勝利,升華為精神層面的歷史超越。前人的千年困局,恰好反襯出紅軍突破天險的非凡意義,讓長征壯舉跳出單一戰事敘事,擁有了貫通古今的史詩分量。

值得一提的是,手稿中還有一處細節修改:“后面跟著六億人民”一句修訂為“后面跟著全國人民”。“六億”是1960年前后的人口數量,帶著鮮明的時代標記;“全國”則消除了這一時代特征,指向一個更抽象也更恒久的政治共同體。這一處修改,讓詩歌敘事跳出一時一地的時代局限,彰顯出長征精神的感召力:書寫長征不只局限于某一個年代,它是跨越時間的記憶。

《瀘定橋頭》手稿,中國現代文學館藏

三、從“渡河”到“開山”

如果說《瀘定橋頭》是后來者對長征歷史的一次回望,那么與它并置的《二郎山頭展望》則將視野投向當代山河,書寫長征精神跨越時空的生命力。

兩首詩在空間處理上形成互補。《瀘定橋頭》的視野聚焦于瀘定橋,視野由江面到高空,書寫崇高英雄事跡;《二郎山頭展望》立足二郎山遠眺,從山間近景延伸至雪山滄海,是一種“向外的水平延展”,在遼闊感中寫出了長征精神的重要意義。詩中寫道:

山溝里風吹細柳

半山上雪壓黑杉

風雪滿山頭

藍色冰柱巖上掛

白天開燈

汽車成串

云里霧里上下

霎時云開

抬頭見雪山貢嘎

轉眼霧散

埋頭瞧川西平壩

東望大海

西望喜馬拉亞

“白天開燈 / 汽車成串 / 云里霧里上下”一句,嵌入深山雪域的自然景致,昔日偏遠閉塞、歷經戰火的長征古道,煥發社會主義建設的全新生機。長征不再是一段歷史,而轉變為一種精神,成為改造山河、推動時代發展的現實力量。

《二郎山頭展望》的結尾,更是將這種影響的自覺擴大化:

紅軍踏路我們開

萬里名山大川

正邁著雄壯步伐

“紅軍踏路我們開”——長征英雄在前開辟道路,而“我們”這一代人繼續開拓。這是后人從長征精神中汲取力量的時代宣言。如果說《瀘定橋頭》中“二十二位英雄渡河/后面跟著全國人民”重在縱向的歷史追隨與歸屬,那么“紅軍踏路我們開”則重在橫向的時代賡續與行動。兩首詩一首向歷史縱深處挖掘,一首向當代橫闊處延展;一首讓詩人在歷史符號中完成了對長征精神的體認,一首則讓詩人在時代坐標中宣示了長征精神的當代回響。

《二郎山頭展望》手稿,中國現代文學館藏

結語:被書寫的長征

戈壁舟并未親身參與長征,他依托瀘定橋、大渡河的實地場景體驗,結合時代語境完成《瀘定橋頭(二首)》的創作。這一創作實踐,充分體現出長征精神強大的傳播與輻射能力。作為一種超越具體戰事的精神文化符號,長征能夠突破時間阻隔,在未曾親歷歷史的創作者心中喚起深刻的精神共鳴。

品讀詩作中反復呈現的鐵索意象、開闊的山河視野,以及手稿中字句修訂的細微痕跡,不難發現瀘定鐵索已從單純的歷史建筑與地理風物,轉變為串聯長征史實、當代社會認知與精神認同的重要載體。《瀘定橋頭(二首)》也成為反映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長征題材詩歌創作整體特征與時代價值的代表之一。

長征題材文學的建構,除了親歷者的紀實書寫,后世創作者的接續創作同樣是長征文化與紅色記憶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長征精神在歷史長河中持續傳承、不斷深化的重要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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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趙雨佳,中國現代文學館館員,主要從事策展工作,文章見《中國檔案》《文藝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