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的紅飄帶——文學中的紅軍長征”館藏研究手記—— 一部小說要經歷多少才能走到讀者面前 ——李心田手稿《閃閃的紅星》的說明
編者按:為紀念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90周年,傳承與弘揚偉大長征精神,由中國作家協會主辦、中國現代文學館承辦、中共雅安市委宣傳部協辦的“地球的紅飄帶——文學中的紅軍長征”展覽即將在京啟幕。我們特邀中國現代文學館的同道寫下館藏研究手記,重溫兩萬五千里長征的歷史記憶,講述他們眼中波瀾壯闊的文學字跡背后的故事。
如果不是看到這份手稿,很難想象《閃閃的紅星》這部被讀者熟悉的作品,最初并不叫這個名字。

《關于〈閃閃的紅星〉手稿的說明》手稿 現藏于中國現代文學館

李心田《閃閃的紅星》初版本,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李心田
《閃閃的紅星》最初并不是要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作者李心田在采訪中談到:“1965年,‘文革’前夕,正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時候,我那時在文工團當創作員,怕遭到批判,連寫了兩封信給中國少兒社,要求把《戰斗的童年》稿子退還我。”“文革沒結束,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編輯謝永旺(后來曾任《文藝報》主編)來約稿,我把劫后余生的《戰斗的童年》交給了他。他看完后對我說:‘我覺得行,拿回去再研究。’”
稿子被人文社要走再到出版,期間也經過了一波三折。今天,從李心田在2005年捐贈給中國現代文學館的手稿《關于〈閃閃的紅星〉的說明》中,我們不難看到最開始的原稿名為《戰斗的童年》,后謝永旺建議改成《閃閃的紅五星》,出版社主持審閱工作的編輯王致遠又把“五”字去掉,最后定為《閃閃的紅星》。
但是當我們仔細閱讀這份手稿可以發現,從《戰斗的童年》到《閃閃的紅星》,期間變化的遠不止一個書名。李心田留下的這份手稿,是一份說明外加三封信,里面寫著《閃閃的紅星》出版前經歷的一次次退稿,一遍遍修改,以及幾個編輯和一個作者在稿紙上的反復周旋。
這份說明手稿讓這部早已成為文學記憶的作品,重新露出了“寫出來”和“出版”之間那些不容易被看見的痕跡。
“稿子還可以,但可出可不出”
這份手稿的開頭,李心田先說明了材料的來歷:“這是在修改《閃閃的紅星》過程中作者與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的三封信。”
在他的記述中,修改也不是一次完成的。編輯部曾由幾位編輯共同商談修改意見,作者把稿子帶回去修改(改稿會)。一個多月里,李心田改了三遍。改完寄回去,過不了幾天,稿子又被寄了回來。隨后,稿子在編輯部會上又遭到否定,他再次修改。謝永旺把稿子拿去上會,仍然受到批評。這時候稿件面對的已經不只是文學意義上的修改意見了。因為當時軍代表已成為出版社實際上的主要掌權者,對作品的評價具有很大的決定作用。既然意見不統一,便請了社外的權威人士李希凡來審稿,對于這部稿子,李希凡的評價相對溫和:“稿子還可以,但可出可不出。”
但軍代表給出的結論則更加直接:“這本稿子不能出版。”稿子就這樣被壓了下來。對于作者來說,一部辛辛苦苦寫出來的小說突然面臨“不能出版”的結局,意味著此前所有的心血都可能付諸東流。
李心田在手稿中寫道:“一篇辛辛苦苦寫成的稿子,也可以作廢了。它讓我陷入了沉思。”
但真正讓他難以取舍的,是要“改成什么樣”。
冬子媽媽,要不要變得“更堅強”
在修改中,有一個人物始終被反復提起——冬子媽媽。李心田寫道,軍代表認為冬子媽媽的人生觀念太軟弱,經不起一點挫折,思想覺悟太低,需要改寫。李希凡也對稿子提出了修改意見,可見冬子媽媽的內心世界尤其受到各方面的關注。她原本坦率、細膩的內心活動,對丈夫的依戀和牽掛、紅軍走后的失落感以及對白軍的恐懼都被要求刪掉。
李心田則認為,這不是刪掉幾句話那么簡單。原本他筆下的冬子媽媽是一個鄉村普通婦女,不大可能也不應該是一個沒有猶疑、沒有恐懼、沒有生活負擔的符號,而是一個有真實情感的人。可是,在當時的修改要求下,這樣的復雜性很難保留下來。李心田寫道:“先是把冬子媽媽內心軟弱的段落全部刪掉,再補寫上很多拔高的句子。”緊接著,他寫下自己的感受:自己所寫的人物是鄉村普通婦女,有樸素的認知,有軟弱也有剛強,而“真實的人性,在當時的環境里,是不被允許的”。李心田并沒有說“作品被改壞了”,而是表示“一根木頭可以做條凳,也可以做椅子”。小說一旦失去了這些“中間人物”,可能變得整齊,卻也可能失去生活本來的紋理。李心田顯然意識到了這一點,但他也知道,稿子要出版他需要在兩者之間尋找可能性。
這份手稿里,有一個人物的名字反復被提及——謝永旺。但如果只看最后出版的成品,讀者不會知道在它走到書架之前,有一位編輯曾經怎樣反復在作者和出版社之間奔走。修改工作由謝永旺接手后,他提出,要把冬子媽媽寫得更加堅強,遇事不動搖,要有堅定不移的革命信念。李心田認為這種看法有片面性,但囿于當時的環境,“只能順著改”。
刪掉原有的段落,再補寫新的內容;改完交上去,又被退回來;謝永旺再打電話勸說,作者再修改。李心田寫道:“改了又改,稿子在辦公室來回翻動。”一部小說在出版社的辦公室里,被一次次打開、翻閱、標記、修改,再重新送回作者手中。小說的命運,也就在這樣的往返中一點點發生變化。謝永旺把稿子反復謄抄,努力幫他一點一點周旋,“盡力把原文保留下更多”。有一天晚上,謝永旺打電話來,語氣很無奈,告訴他稿子再不修改,這本書就不能面世了。
還有許多地方都在修改時面臨著取舍的選擇。小說原來的結局是父子相見,王致遠提出,不要讓他們直接見面,而是用一封信來交代。王致遠認為這樣在藝術上會更含蓄、更美,更具有可讀性,要避免大團圓式的俗套寫法。李心田聽從了這個意見。多年以后,他甚至寫道:“現在我自己也比較喜歡這種結尾了。”
顯然,這部小說的修改,并不能簡單地被理解成“被迫修改”和“強行修改”這樣兩種力量的對立。雖然李心田一再表示“第一個挑擔子的人,已經在他的終點停下了,可是……對他說終點不在這兒,你再向前挑。于是他只能挑起來,又向前走去……于是就產生了一種疲憊的感覺……與其那樣,我寧可以不寫。”
“如果沒有王致遠,這本小說永遠無法問世”
后來,稿子終于交付,但等待它的又是一段漫長的時間。書到底能不能出版,誰也沒有把握。手稿中李心田這樣寫道:“王致遠頂住壓力,堅決要把這本書推出來。”王致遠堅持認為,這部作品可以出版。稿子因此又有了轉機。“在那個年代,如果沒有王致遠,這本小說永遠無法問世。”
今天,我們研讀這份說明手稿,才明白一本出版的書里,留下了多少沒有寫進書里的東西,也許2005年寫下“說明”的李心田,再回頭看這部小說,已經能夠清楚地意識到,當年那些反復修改給作品帶來的變化。他說,有些修改使原本鮮活的人物變得僵硬刻板;有些地方改得生硬造作,失去了原本寫作時的情感;“每一個被修改的句子,已經不再是生活里本來的樣子,只是空洞的口號”。“現在回過頭看,對稿子當中那些生硬拔高的內容,我內心是愧疚的”。
但這些作者、編輯和時代共同留下的修改痕跡,正是文學檔案的意義。檔案無分對錯,只是保存,它保存的并不只是已經完成的作品,還保存作品沒有完成時的樣子;不只是最后的文字,還保存文字曾經怎樣被寫下、刪去、改動,又怎樣重新留下。
李心田在手稿開頭說,這是一份“比較珍貴的資料”,因為“可以看到一部作品產生之難”。
書名需要確定,文字需要修改,人物需要斟酌,結尾需要重新考慮;稿子可能被退回來,也可能暫時被壓下;作者需要堅持,也需要妥協;編輯需要傳達意見,也需要在能夠周旋的地方盡力周旋。
而那些沒有進入最終書頁的文字,并沒有因此完全消失。這或許就是一份文學檔案最動人的地方。
于是,一份2005年的手稿,又把我們帶回了一部小說誕生的現場。當我們重新打開它時,那些被劃掉、改寫、留下的文字,又一次開始說話。

作者簡介:趙伯仁,男,滿族。1989年2月出生于北京。中國現代文學館副研究館員,中國少數民族作家學會會員。散文、詩歌、文學評論與檔案研究文章發表于《人民日報》《文藝報》《中華讀書報》《中國藝術報》《蘭臺內外》《中國作家》等報刊雜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