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的紅飄帶——文學中的紅軍長征”館藏研究手記—— 兩份手稿 一種精神 ——蕭乾筆下的斯諾
編者按:為紀念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90周年,傳承與弘揚偉大長征精神,由中國作家協會主辦、中國現代文學館承辦、中共雅安市委宣傳部協辦的“地球的紅飄帶——文學中的紅軍長征”展覽即將在京啟幕。我們特邀中國現代文學館館員們寫下館藏研究手記,重溫兩萬五千里長征的歷史記憶,講述他們眼中波瀾壯闊的文學字跡背后的故事。
為紀念紅軍長征勝利九十周年,中國現代文學館舉辦了“地球的紅飄帶——文學中的紅軍長征”展覽。展覽中展示蕭乾先生的兩份手稿,一份題為《斯諾精神》;另一份名為《斯諾——卓越的新聞記者,中國人民偉大的朋友》,正式刊發時改題目為《從斯諾的一生看新聞記者的素質》。這兩份手稿成為展現長征傳播史、記者職業追求和中外友誼的重要展品。
如今這兩部手稿并排排列在展柜中,紙頁上的修改痕跡、批注不僅僅是文學的資料,更是一面歷史的鏡子,看見八十多年前,一位外國記者如何冒著風險歷經艱難,將中國的真相告訴世界。

《斯諾——卓越的新聞記者,中國人民偉大的朋友》
兩張手稿雖出自一人,描寫一人,但承載著兩種書寫的心境。篇幅較長的《斯諾——卓越的新聞記者,中國人民偉大的朋友》,寫在人民文學出版社600字的方格稿紙上,作者用楷書書寫,認認真真,一筆一畫都落在格子內,下筆多有琢磨,后用藍色字跡補充了一段文字,揭示文章主題“這里,我想通過斯諾一生的經歷,談談他是怎樣克盡新聞記者的神圣職責的”,分三期發表于1983年的《新聞記者》雜志。文章以記者這個行業為切入口,記錄了斯諾完整的人生軌跡,從初到上海、深入內地、陜北采訪、支援抗戰、晚年三次訪華層層鋪墊,并結合斯諾報道長征、預判中日戰爭、預見中國的發展等,展現了一位優秀的記者應有的遠見、勇氣和良知。蕭乾從斯諾的一生中提煉出新聞記者應有的素質:對于世界事務,他絕不能作壁上觀。他必須認真觀察,并通過表面現象,透視到本質。他必須是俠膽義腸的,堅決站在受欺壓者的一邊,揭露邪惡,反對橫暴。他的職務是報道,他更加神圣的職責是扶持正義,捍衛真理。
《斯諾精神》的創作源于斯諾逝世二十周年紀念學術研討會,蕭乾登臺發言,會后整理成文。文章寫在泛黃的稿紙背面,連筆字書寫,字跡略顯潦草,氣勢上應為一氣呵成,同色黑筆修改后,又用紅色筆跡修改。在此文中,蕭乾站在親歷者的角度上,回憶與斯諾亦師亦友的情誼,文字深情溫潤,飽含蕭乾作為學生對恩師的懷念與敬意。

《斯諾精神》
蕭乾在《斯諾精神》開篇就寫道:“我一生有過幾次幸運和巧遇,其中之一是三十年代當上了斯諾的學生。”要讀懂兩份手稿,先要讀懂蕭乾與斯諾長達近半個世紀的羈絆。1933年,蕭乾從輔仁大學英文系轉入燕京大學新聞系,幸運的是,恰好遇到在燕京大學教學的埃德加·斯諾,兩人的緣分由此而始,這也徹底改寫了蕭乾的寫作理念。蕭乾回憶,當時的燕京大學多的是學院派的刻板教學,主要是向學生灌輸理論。但斯諾不講空洞的理論,鼓勵學生討論,并且主張新聞應該扎根現實,用和學生交朋友的形式促進教學,更是把自家的住宅變成了青年學生的聚集地。
青年蕭乾內心充滿矛盾,他最熱愛的是文學,但為了獲得記者資質而選擇新聞專業,有些課程他完全聽不下去,常逃課去旁聽英文系的文學課。但斯諾一語點醒他:文學與新聞從不對立,優秀記者必須擁有深厚文學修養,才能讓現實記錄擁有打動人心的力量。
真正把師生二人緊緊連在一起的,是一部書:《活的中國》。在三十年代,西方的“中國通”只把中國看作一個老古玩店,看不到中國的發展。魯迅便建議斯諾編選一部中國現代短篇小說集,向西方介紹“五四”以來的新文學。斯諾對蕭乾說過:“魯迅是教我懂得中國的一把鑰匙。”這個選集的上輯,斯諾在上海時已經在魯迅的關懷和姚克的協助下編好,其中選擇了魯迅的七篇小說和斯諾寫的關于魯迅的印象記。斯諾邀請蕭乾和楊剛參與編譯,除魯迅的幾篇由姚莘農翻譯外,其余各篇大抵先由蕭乾、楊剛譯成初稿,再由斯諾逐字逐句修改、潤色、定稿。蕭乾曾寫道:“他不要文字漂亮的——當時《現代》雜志上頗登了一些描寫大都會生活的‘流線型’作品,他一概不感興趣;文字粗糙點沒關系,他要的是那些揭露性的,譴責性的,描述中國社會現實的作品。”
斯諾還邀請蕭乾和楊剛各寫一篇文章。蕭乾翻譯了自己的小說《皈依》,故事描寫了“救世軍”在北京貧民窟的故事。和書中選入作品的大家相比,當時的蕭乾還只是一個學生,但斯諾覺得這篇作品表現出了當時所謂的“西方文明”對中國的精神荼毒,執意要選入文集。
作為學生的蕭乾在和斯諾的合作中終身受益,斯諾對于文字的要求近乎嚴苛,他對冗長散漫的文句進行刪減,講究準確緊湊,力求向西方讀者傳達真實的信息,蕭乾回憶說,正是在刪減之中,他懂得了“文字經濟學”。在翻譯中遇到西方讀者不了解的中國風土人情,斯諾一定要調查個水落石出才落筆,行文一定要嚴謹。為了《活的中國》,斯諾前前后后大概用了五年的時間,他編譯這部小說,就是為了徹底了解中國知識分子對現實的不滿,“以第一手資料來證明存在著一種在廣泛范圍內實現社會主義的要求。在中國歷史上,這是第一次承認了‘普通人’的重要性”。
書成之前,斯諾分給蕭乾不菲稿費。那時蕭乾雖然貧窮,卻堅決不收,他認為自己的收獲遠遠大于付出。1935 年 7 月蕭乾畢業時,斯諾夫婦又送給他滿滿一皮箱英文書,可惜這箱書毀于戰火。
1935年12月9日,北平發生學生運動,當時的蕭乾已經從燕京大學畢業,在《大公報》工作。在“一二·九”那天,斯諾和夫人海倫參加游行,并且和士兵進行搏斗。蕭乾聞訊從天津趕回,陪斯諾看望了受傷的學生。當時政府不允許報道這場學生運動,但是斯諾約著其他外國記者將運動的消息傳達到國外。
1944年,身為美軍隨軍記者的蕭乾在巴黎偶然遇到了斯諾。斯諾當時是蘇聯準許在東線采訪的六位美國記者之一。老友相逢,在酒吧間暢聊。在這次最后的會面中,斯諾談到了蕭乾的小說《皈依》,這種中西方間的文化沖突受到了美國讀者的重視。斯諾還談到他在中國的歲月是他一生最難忘,也是最重要的一段日子。他因為結識了魯迅先生和宋慶齡女士而感到幸運,他是在他們的指引下認識中國的。
斯諾去世后,按照他的遺囑“我愛中國,我愿在死后把我的一部分留在那里,就像我活著時那樣”,1973年10月19日,他的一部分骨灰被安葬在?北京大學未名湖畔?(原燕京大學校址),這里正是他曾經教書、會友、寫作和幫助青年學生的地方。
1937年,斯諾用筆讓世界看見了長征,看見了中國;如今,蕭乾的手稿讓我們更加了解斯諾。如今兩份手稿靜靜地放置在展柜之中,一份寫于八十年代,借恩師經歷闡釋新聞立場;一份寫于歷經滄桑的暮年,以“精神”二字總結兩人友誼。一筆一畫都是一個中國記者對一個美國記者跨越半個多世紀的銘記,也是兩顆熾熱的心在紙頁上的重逢。

青年蕭乾
蕭乾一生,經歷起落,他青年時受到斯諾的啟發,踐行新聞寫作的文學性;二戰時期奔赴歐洲戰場,寫下了大量的戰地通訊;晚年梳理斯諾事跡,留存下這段往事。這同樣也是蕭乾對于自己職業初心的寫照:無論身處何種境遇,不放棄對真相的追尋,不丟失對正義的堅守。當下,信息繁雜、觀點多元,蕭乾手稿中記錄的斯諾精神,依舊是文字工作者、歷史觀察者的行為標尺:不追逐流量熱點,不盲從片面言論,愿意走進現場、傾聽普通人聲音,保有獨立思考與人文關懷,客觀、全面、公允地看待世界與歷史。

作者簡介:賀同越,就職于中國現代文學館,從事策展工作,北京作協會員,出版《火鑄文心——王火傳》,文章見《山西文學》《山東文學》《青年作家》《解放軍報》《文藝報》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