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文學版)2026年第9期|胡世宗:無敵的鐵流——憶兩次重走長征路(選讀)
兩次重走長征路——此生最榮耀的經歷
紅軍長征——這個震撼世界的人間奇跡,轉眼之間已過去整整 90 年了!
90年的光陰,足以磨平山川的棱角,也足以讓青絲熬成白發。當年踏上征途的紅軍隊伍里,曾有過一群稚氣未脫的小兵——他們不過10歲出頭的年紀,背著和自己身高差不多的步槍,跟著大部隊翻雪山、過草地,啃過難以下咽的草根,喝過冰碴子硌牙的雪水,在槍林彈雨里跌跌撞撞地長大。倘若這些孩子還健在,倘若當時他們恰好是10歲的孩子,如今正好是百歲老人了。
90年,差10年,就是整整一個世紀,那些在草地上掙扎的身影,那些在鐵索橋上吶喊的聲音,那些饑腸轆轆卻不肯割舍戰馬的堅守,好像真的隨著歲月的風,飄得越來越遠了。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黨領導紅軍,以非凡的智慧和大無畏的英雄氣概,戰勝千難萬險,付出巨大犧牲,勝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冊的長征,實現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事業從挫折走向勝利的偉大轉折。”
在我人生和寫作的道路上,最值得回味、珍視和驕傲的,就是曾經兩次重走了中國工農紅軍當年走過的長征路。
1975年,我曾以《人民日報》實習記者和編輯的身份,跟著資深報人、著名作家和詩人袁鷹先生到云貴高原去初探那些散落在大山里紅軍的遺跡;1986年,我作為當年人民解放軍原總政治部解放軍文藝出版社組織的“長征筆會”七人中的一員,作為陸海空各一個詩人的軍旅詩人小隊的陸軍詩人兼領隊,沿著中央紅軍走過的二萬五千里長途的全程,去深探長征精神的內核。今天,在我人生的夕照回眸,才真真切切地發現,那段閃閃發光的歷史從未走遠!
在云南祿勸皎平渡老船工的皺紋里,藏著紅軍渡江時的槳聲與夜空里的星光;在湖南新晃侗鄉老紅軍江文生的口述里,有一匹戰馬在草地泥沼里的最后掙扎;在四川紅原的晚風中,我仿佛真的看見了天邊那片馬血樣鮮淋淋的晚霞,紅得那樣悲壯,那樣刺眼!
我總說,重走長征路,于我而言,從來不是一次懷舊的旅行,而是一場沉重的“打撈”。打撈那些被時光沖淡的細節,打撈那些被宏大敘事遮蔽的人性光芒,打撈那些能照亮當下、指引未來的殊為寶貴的精神火種。
半個世紀以來,我一直用各種文體的文字,努力書寫長征故事和長征精神。在這段歷史經過了90年后的今天,我仍繼續奮力撰寫我兩走長征路的文字,不是為了重復一段早已被人們熟知的歷史,而是想告訴每一位當下的和后來的讀者,特別是青少年朋友:紅軍前輩的長征,從來不是塵封在博物館里的檔案史料,它是流淌在我們民族血脈里永遠不會泯滅、不會消減的力量。那些當年的小兵用腳步丈量過的道路,那些英雄用生命守護過的信仰,像運動場上的接力棒一樣,正傳遞到我們和后輩的手中,去開拓屬于嶄新時代的嶄新征程。
1975年,我跟隨袁鷹去尋找紅軍的腳印
那是1975年,紀念紅軍長征勝利40周年,《人民日報》組織對紅軍長征路進行采訪。當時我在人民日報社文藝部做實習編輯,時任報社領導小組成員的潘非,安排曾任文藝部主任的袁鷹先生帶著我奔赴云貴高原采訪。袁鷹看我是從部隊來的,曾多次在《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發大塊文章,兩年前即1973年出版了詩集《北國兵歌》,提出讓我跟他一起奔赴長征路。這個提議得到了上級的批準。
袁鷹1952年從上海《解放日報》調到《人民日報》的文藝部工作(最初時稱文藝組),他不僅是資深編輯,而且是知名作家和詩人。我們倆赴長征路時,他已經創作出版《篝火燃燒的時候》《丁丁游歷北京城》《寄到湯姆斯河去的詩》《保衛紅領巾》等18部著作了。我念書時就在語文課本里讀過他的那篇散文《井岡翠竹》,我當新兵時曾在吉林省東豐縣的新華書店里買過他的散文集《風帆》。能和這樣一位我崇敬的長者——其實那時他也剛剛年過半百——同赴長征路采訪,我內心深感是極大的幸運。
袁鷹從潘非那里受領任務回來向我傳達,說1975年的長征宣傳規模較大,《人民日報》要發一個社論,或轉發《解放軍報》的社論,要發毛主席《長征》詩的手書和長征的照片。要宣傳長征的意義,采寫長征路新的面貌。政文部發兩個版老紅軍回憶、紀念文章,發兩個畫刊,歷史和現實各一個,發綜合通訊。文藝部發話劇《萬水千山》劇評,對總政一臺長征歌舞晚會發點評論。一個重要和艱巨的任務,是組織記者到長征路上走,情況不熟,時間緊迫,事先無準備。這個大通訊,最遲在10月17日、18日就要發表出來,事在必成,限期完成,重大主題,人手不夠。要倒計時,按文章發表日期,我們10月13日、14日就要交稿,還要送審,在外采訪工作最遲要在10月12日回到北京,要帶回初步素材,要理出個東西。這個通訊是文藝性的,不是虛構的散文,文學色彩要濃一點,要反映長征路上新的面貌和新的氣象。要在短時間內搜集到大量材料。長征沿途各省、市、地、縣新華社記者站、人民日報記者站及寫作組會全力配合。已經下發通知。采訪組兩人一路。北路是陜甘寧邊區,隴東,會寧縣;中路是雪山、草地、阿壩藏族自治州、毛兒蓋;南路是貴州的遵義、烏江、赤水河、婁山關,云南的金沙江,四川的會理等。遵義會議不僅扭轉了長征的航向,也扭轉了全黨全軍的航程,確立了毛主席的領導地位。不是寫一般的長征路新貌,而是在繼承紅軍傳統、發揚長征精神上下功夫。用今天的眼光看長征這個“宣言書”“宣傳隊”“播種機”。文章不能成段地寫一個人,要多用材料,不拒絕任何細小有用的素材。有些能用上一句話也好,面要寬,要概括。一個版能“吃”六七千字。袁鷹負責統籌三個組分工,南路就袁鷹和我兩個人。
那個年月,以中央紅軍南渡于都河離開江西的1934年10月17日算起開始長征,以毛主席1935年10月19日到達陜北為長征勝利。后來強調紅軍大團結,以1936年10月22日三大主力紅軍會師為長征勝利。
兩次重走長征路,我確實有太多值得回憶的故事……
彩云之南交新友
我們第一站就是從北京到昆明,直飛。這是我此生第一次乘坐飛機,乘坐的是CA149航班。出發前,我們就查閱了要去的長征路上新的資訊,包括上海某醫療隊沿紅軍長征路線為群眾看病治病;烏江渡口建起了電站;延安有個“豐足”火柴廠;烏江和金沙江邊當年給紅軍撐船的人都健在;思南縣有了造船廠;遵義人民印刷廠有一個王師傅,當年印過遵義會議的傳單;赤水河畔茅臺酒廠,有一位釀酒大師親見了紅軍四渡赤水在茅臺渡口……我還搜集到一些紅軍歌謠。
袁鷹是知名作家,又負責人民日報文藝部工作,長年編副刊的稿子,所以他人脈廣泛。剛到昆明,就有部隊和地方相關人員登門看望,如昆明軍區政治部宣傳部副部長徐懷中,云南省作家曉雪、張昆華、李鑒堯、張長,云南省新華分社社長于明,曾在人民日報社工作過的記者周倩萍等。
就說徐懷中吧,他那時曾創作中篇小說《地上的長虹》、長篇小說《我們播種愛情》、電影文學劇本《無情的情人》,還有我喜歡的印象深刻的短篇小說《四月花泛》,感覺他有一支神筆,寫什么都會成功。他在我們到達昆明和離開時都做了禮貌的迎送。他對我們說:紅軍長征時,中央紅軍與紅二、六軍團先后轉戰云南,在威信、曲靖、宣威、石鼓多地都留下了過往的記錄。我們從昆明去貴陽,在火車站上,我對為我們送行的徐懷中部長說,希望看到他新的力作。他卻和我說,他已經“洗手”不干了。他的東山再起,是在社會和文學都有了新的轉機之后開始的,他的短篇小說《西線軼事》成了我國改革開放時期軍事文學的開山之作,他在90歲之后創作的長篇小說《牽風記》獲得了茅盾文學獎。他始終關懷我的長征題材寫作。我與他的緣分很深、很重,11年后,他在總政文化部任副部長時,組織和籌辦了我參加的“長征筆會”。
白族作家、詩人曉雪,原名楊文翰,生于云南大理。早在武漢大學中文系畢業寫的論文《生活的牧歌——論艾青的詩》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單行本,成為國內第一部系統研究艾青的專著。畢業后他扎根云南少數民族蒼山、洱海這片神奇的土地,出版《祖國的春天》《采花節》多部詩集。他給我們講述了紅二、六軍團到達中甸(現香格里拉)后,當地藏族群眾因聽信國民黨謠言而紛紛躲進山里。紅軍嚴守紀律,寧可露宿街頭也決不擾民,特別是尊重藏族的宗教信仰。賀龍還主動與寺中的僧人接觸,講解紅軍宗旨與民族政策,贏得藏民和僧人的信賴和尊重。寺廟以最高禮節迎接賀龍,歡迎紅軍的到來,還破例舉行“跳神”儀式。賀龍向寺廟贈送了寫有“興盛番族”的紅布錦幛,寺廟則幫助紅軍在短短兩天里籌集到20萬斤糧食。這個故事成為漢藏團結的一段佳話。因長征之緣,在以后的數十年間,我與曉雪都有親密的聯系,他曾在《光明日報》發文評論我的長征詩集《沉馬》。
我和袁鷹曾到曉雪家拜訪,還在曉雪的陪同下,到李鑒堯家看望。李鑒堯當時是云南省創作辦公室負責人之一。那首由他作詞、由生茂作曲、馬玉濤首唱的歌曲《馬兒啊,你慢些走》,傳遍了大江南北。李鑒堯還曾與《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的作曲鄭律成合作過《體育進行曲》和《紅色祖國奮勇前進》等歌曲,他與人合作過較有影響的電影《景頗姑娘》,他寫過景頗族、傣族、彝族題材的多部作品。他跟我們說,紅軍過云南時,特別尊重少數民族的生活習慣,這在云南人民群眾中產生了特別好的影響。
我們在李鑒堯家還見到兩位作家劉綺和楊蘇。楊蘇是李鑒堯《景頗姑娘》的合作者,劉綺曾整理出版兩部重要作品,一是撒尼族敘事長詩《阿詩瑪》,一是傣族長詩《召樹屯》,在現當代文學史上留下深痕。劉綺和楊蘇給我們提供了一些關于長征的民間傳說和民謠。幾十年后,劉綺這位年長我13歲的才女大姐曾到東北我家訪問,她老公是著名軍旅畫家梅肖青,1983年曾以我的詩《椰子樹像什么》的詩意畫了一幅中國畫贈我。
另兩位云南的作家張長和張昆華也都十分知名。張長是白族作家,他擅長散文,如影響較大的《紫色的山谷》。他的小說《空谷蘭》和詩歌《鳳尾竹的夢》,都是我喜歡的。我和張長談到長征路在今天的時代應該怎么寫的話題。張昆華在云南日報社當副刊編輯,他有22年從軍的經歷,所以我們一見如故,無話不說。他的長征題材散文作品,還原了紅軍在云南境內行軍相關的歷史場景。
長征路上的紅軍標語
我們在云南省博物館里看到紅軍過云南時留下的痕跡,特別是紅軍當年寫下的標語,讓我對“長征是宣傳隊”這句名言記憶深刻。
1934年11月25日,《紅星》報轉載《戰士》報《太行連隊寫標語競賽》的報道:“為著把我們一切標語口號更深入到群眾中去,發動群眾的斗爭,因此我們號召各連隊寫標語競賽。”1935年2月27日,紅軍總政治部《關于各部隊立即動員編寫標語的命令》要求:“各部隊立即動員自己各部隊中凡能寫字的,用木炭,用毛筆,用大字,用小字,在屋檐上,在門板上,編寫下列材料十二條,做到每人每天至少寫一條。從連隊到軍團干部以身作則自己動手寫,寫滿整個宿營地。”1935年3月10日,《紅星》報再次發表《寫標語》的文章:“在所有的墻上、窗、房內、屋外,到處寫滿。寫的時候,不當僅用粉筆,要用各種顏料,寫得清楚醒目,不易抹去。”看,“不易抹去”都特別強調了。要求號召“大家學習寫標語的模范連隊,赤直屬隊3天內寫了對白軍士兵標語600余條,其中團司令部寫了200余條,保衛局也寫了100多條”。在各部隊開展的寫標語競賽的積極鼓動下,紅軍戰士寫標語的積極性被調動起來,每個戰士都是寫標語的能手。當時還有宣傳班,他們走到哪兒總是帶著一桶油漆,凡是能寫字的地方,顯眼的地方,都有他們留下的標語。
當時還出現過一些石刻的紅軍標語。石刻標語大都是由軍、師政治部擬出來,先在石碑、石坊、石坎、石橋上寫出來,再請當地的石匠鐫刻,經檢查驗收,符合要求的付給工錢。在行軍途中或駐地,用墨、油漆把標語寫在大戶人家的墻壁上、院墻上,或寫在路旁、溝邊。我在原沈陽軍區政治部文化部工作時,我的老部長張云曉就是一個12歲參軍的老紅軍。他講他們用標語宣傳群眾,也教育自己,請木工刨平小小木板,行軍時放在前面戰友的背包上面,木板上寫著紅軍的主張和簡短的標語,一邊走,一邊默念,一邊在心里記下,等于邊行軍邊學政治、學文化了。有時還砍些竹子,劃成竹片,在上面寫些標語口號,然后把它們放到河里,讓河水把它們沖到國民黨轄區去,被人拾起,一傳十,十傳百。
那時的標語都很實用,令人一目了然,比如:“紅軍一到,百姓歡笑!”
1935年4月,中央紅軍到尋甸柯渡鎮時,有戰士不慎違背回族習俗,朱德總司令當即帶著戰士道歉,并安排宣傳員用紫土在清真寺墻壁上寫下“紅軍絕對保護回家工農群眾利益”的標語。“回家”就是“回族”。這條標語歷經多年仍保存完好,成為紅軍尊重民族習俗、維護群眾利益的有力證明。紅軍在元謀龍街村留下標語:“不當挨餓挨打的白軍,大家當紅軍去!”“組織抗捐軍,反對苛捐雜稅!”“官兵平等,反對白軍官長打罵士兵!”“不替賣國賊軍閥打仗,當紅軍打日本去!”這些標語動員了群眾,也揭露了敵人的弊端。紅軍在嵩明東村龍王廟廂房墻壁上寫下“農民起來實行土地革命”的標語。在威信苗族聚居區,寫下“一切民族平等,都是骨肉兄弟”“苗民是受壓迫的弱小民族,要擁護蘇維埃加入紅軍”等標語。好多標語,后來都被列為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當年許多紅軍部隊還規定:每人每天要寫三條標語。
在那嚴酷的戰爭年月,紅軍標語盡管比較簡單、粗糙,但它來源于生活,反映著當地人民群眾的利益訴求。黨和紅軍把群眾的訴求轉變為自己的政治主張和革命行動,通過寫標語這種形式,傳播到沿途的群眾中,啟發群眾覺悟,引導群眾斗爭,同時也影響著廣大群眾對黨和紅軍的認識和態度。
這就是毛主席比喻得特別精彩的,說紅軍長征是“宣傳隊”“宣言書”“播種機”。
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在延安曾采訪過毛主席的美國進步作家斯諾說:“你知道在某種意義上你也可以把整個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史看成是一個成套的巡回宣傳演出,與其說是為了保衛某種思想的絕對正確,不如說是為了保衛這種思想的存在權利。我現在也很難說,但是這可能是紅軍最有永久價值的貢獻。即使他們最終遭到失敗和打垮,已有千百萬年輕的農民聽到了這些嘴上無毛的青年所宣傳的馬克思主義福音,即使這些青年已有成千上萬的人如今已經犧牲了,對這些農民來說,中國古舊文化的禁忌束縛是決不會再那樣有效了。不論命運使這些紅軍顛沛流離到什么想象不到的地方,他們都有力地要求進行深入的社會改革——對此,農民是不可能用其他方法知道的——而且他們給窮人和受壓迫者帶來了必須行動起來的新信念。”
我跟隨袁鷹先生第一次到達云南,在很短的時間里,就接觸到當時在全云南省甚至在國內都很知名的作家、詩人、文藝界領導人物,就紅軍長征的主題進行卓有成效的交談,讓我們此次長征路上的采訪和寫作,開了一個好頭。長征路上,紅軍寫標語這件事給了我極為深刻的印象,這是長征中我們黨和紅軍政治自信、文化自信的鮮明表達。
正是這些鮮活的見聞,化作了我的《紅軍標語》一詩,發表在1975年10月19日《人民日報》上。這是我此生歌頌紅軍長征的第一首詩,也是我此后數十年紅色題材創作的起點。
金沙江上的老船工:當年渡紅軍今天渡我們
奔赴金沙江畔,尋訪當年擺渡紅軍過江的老船工。那片承載著紅軍生死突圍記憶的江水,連同老船工們布滿滄桑的臉龐與鏗鏘有力的號子聲,成為我心中永遠鮮活的印記。
此次尋訪由云南省祿勸縣人民武裝部的彝族科長楊開喜和干事彭瑞池擔任向導。汽車一路顛簸,最終停在了名為“杉樂”的地方。遠遠望去,一棵古老高大的杉樂樹枝繁葉茂,像一位滄桑的老者矗立在路旁。楊開喜科長指著大樹輕聲說道:“長征時,毛主席和周總理曾在這棵樹下拴過馬。”指尖撫過粗糙的樹干,仿佛能觸摸到那段崢嶸歲月的余溫。
從杉樂村往江邊走的路,遠比想象中難行。所謂路,實則是布滿大小碎石的山道,下山路段尤為險峻。起初還有落日的余暉灑在石階上,為我們照亮前行的方向,可沒過多久,夜色便像墨汁般暈染開來,很快就黑得伸手不見五指。四周是蒼蒼茫茫的崇山峻嶺,只聽得見腳下碎石滾動的聲響、山間淙淙的流水聲,偶爾還夾雜著幾聲田雞的鳴唱,在寂靜的夜色中格外清晰。楊開喜科長見狀,順手從路邊砍了一根粗壯的竹子,用刀簡單削去枝丫,再劈成兩截,下半截遞給袁鷹,上半截塞到我手里,“這山路滑,用它當拐杖穩當些。”我們便借著手電微弱的光柱,一步一挪地在山路上摸索前行。
沿途盡是立陡的懸崖和深不見底的溝壑,有些路段狹窄得僅能容一只腳站穩,這確確實實就是當年紅軍戰士們用雙腳踩出來的求生之路。
我清楚地記得金沙江之行,我們下山走了6個小時,上山走了9個小時。那時還沒通車啊!
我們頂著烈日穿過了一處名為“鸚鵡嘴”的山崖——單聽名字便可知其形態,那山崖果真像鸚鵡的嘴一般尖利陡峭。剛拐過鸚鵡嘴,一陣雄渾壯闊的喧囂便從遠處傳來,順著聲音望去,向往已久的金沙江終于出現在眼前!江水奔騰不息,像萬馬奔騰般沖擊著礁石,激起漫天水霧,氣勢磅礴得令人心潮澎湃!
穿過一道山谷,再拐一個山彎,便抵達了上平子小村莊。在楊開喜科長的指引下,我們找到了張朝滿大爹的家。屋子陳設極為簡陋,除了鋪蓋和墻上掛著的幾件舊衣服,還有一張小方桌、幾袋米和堆放的柴草外,幾乎再無他物。我們在張大爹住的閣樓里稍作歇息,推開狹小的木窗,江對岸四川境內雄偉的大山與壯闊的金沙江盡收眼底。
張大爹坐在一旁,指著對岸向我們介紹:“對面山頂上那三塊直立的巨石,叫作‘將軍石’;我們這邊的山叫‘元寶山’,你看這輪廓,像不像一個倒扣的元寶?”順著他手指的方向望去,果真如其所言。他還一一指出了四川境內的馬騰子山和大甸子山,言語間滿是對這片山水的熟悉與喜愛。目光收回,我注意到云南這側的山坡上,有明顯的泥石流沖刷的痕跡,想來這里的自然環境向來險峻。
必須鄭重地提及,這位看似普通的張朝滿大爹,正是當年擺渡毛澤東主席過江的老船工!這份榮耀與傳奇,讓我們對老人更添幾分敬重。后來我才知道,11年后,解放軍出版社翻譯出版的美國作家哈里森·索爾茲伯里所著《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一書中,卷首的重要圖片里,除了作者本人,唯一的一張單獨的被采訪者大照片,便是手拄拐杖的張朝滿大爹。能在國際知名的長征著作中占據如此重要的位置,足見這位老人的經歷何等不凡。
我們在張朝滿大爹家足足采訪了兩個半小時。老人思路清晰,談起當年的情景,仿佛就發生在昨天。采訪結束后,張朝滿大爹又約來了李正芳、陳月清兩位大爹,三位老人領著我們一同走向江邊。
江風陣陣,帶著江水的濕氣撲面而來,岸邊纜樁上拴著一只大木船,隨著江水的起伏上下顛簸,像一匹不肯馴服的野馬。當我們駐足眺望金沙江寬闊的江面時,才明白三位老人的盛情——他們竟決定像當年擺渡紅軍戰士那樣,用這只老木船把我們擺渡到對岸,重現當年與金沙江激流搏戰、瞬息萬變的渡江情景。三位老人都已年過花甲,再不是當年的青壯,我們實在不忍心讓他們再冒此風險、受此勞累,再三勸阻,卻始終攔不住。盛情難卻,我們只好小心翼翼地登上了木船。
坐穩之后,只見三位老人合力將大船逆流沿岸推了一段路,這段路約有300米,直到繞過一塊巨大的龍頭石——楊開喜科長輕聲告知我,這塊龍頭石,正是當年紅軍過江前,劉伯承總參謀長站著作動員講話的地方。隨后,三位老人迅速掉轉船頭,張朝滿大爹和李正芳大爹在船頭奮力撐篙,竹篙插入江底的礁石,發出沉悶的撞擊聲;陳月清大爹則在船尾穩穩搖櫓,身體隨著櫓的擺動有節奏地晃動。三人配合默契,重現當年之勇,木船順著水流斜向對岸沖去。金沙江的水流湍急如箭,江面看似平靜如綢,實則暗流涌動,船身在浪濤中劇烈顛簸,眨眼間,不過幾分鐘的時間,便已抵達對岸。那種與激流搏擊的驚心動魄,親身經歷后方知其艱險,也更能體會當年紅軍將士渡江的不易。
在返程途中,楊開喜科長為我們補充了一段鮮為人知的往事:1935年4月27日,軍委縱隊前梯隊的偵察人員在云南曲靖關下村,截獲了云南軍閥龍云準備送給追剿軍前敵總指揮薛岳的大批軍用物資。其中最為寶貴的,是20份萬分之一的云南軍用地圖,此外還有1000包云南白藥。經審訊俘虜得知,這批物資原打算用飛機送往貴陽,后因飛機機械師生病,改用汽車運送,卻不料機緣巧合“送”到了紅軍手中。正是這份及時的軍用地圖,為紅軍精準趕往皎平渡、順利渡過金沙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1935年4月,紅軍佯攻昆明,成功調動國民黨軍回防,為北上川西北撕開了一道缺口。4月29日,中革軍委發出速渡金沙江的指示,中央紅軍兵分三路向金沙江進發,一場與時間的賽跑就此展開。5月2日,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率領中央縱隊干部團,以一晝夜急行軍百余公里的驚人速度,率先抵達皎平渡。我順著楊科長手指的方向望去,洞外的金沙江奔騰不息,江水從海拔五六千米的昆侖山南麓奔涌而下,水流湍急如奔馬。即便在幾十年后的今天,依然能感受到它的磅礴氣勢,也難怪當年紅軍想架浮橋的嘗試最終落空。
最初,紅軍僅依靠渡口南岸的兩只木船渡江,劉伯承親自指揮,戰士們秩序井然地登船。大船上乘坐60人,小船乘坐40人。隨行的騾馬被卸下鐵鞍,戰士們在船里緊緊拉住韁繩,讓騾馬順著船身兩側游向對岸,馬蹄擊水的聲音與江水的咆哮聲交織在一起。當時敵機時常前來偵察,渡江部隊特意安排了警戒哨,一旦發現敵機蹤影,便立刻吹響軍號,船工們聞聲迅速將船劃到岸邊的隱蔽處,用蘆葦和樹枝遮蓋,一次次躲過了敵人的搜查。
1935年5月3日晚,毛澤東主席率領的軍委縱隊抵達皎平渡,順利登上了擺渡的木船。每條船都配有幾位船工,毛主席乘坐的船也不例外。當大船穩穩靠上金沙江對岸時,船上一位負責干部緊緊握住船工張朝滿的手,興奮地說道:“領路人過來了!謝謝你!”楊科長說,過了很久,船工們才知道“領路人”就是毛主席的代稱。毛主席上岸后,立刻與等候在岸邊的周恩來、劉伯承等首長一一握手,隨后便在北岸的巖洞里成立了渡江指揮部。當時全軍的渡江任務僅靠7只木船承擔,形勢萬分緊迫。
劉伯承向毛主席詳細匯報了渡江面臨的困境:船只稀少、渡江速度緩慢,難以在敵人趕來前完成全軍渡江。毛主席當即指示,一方面派兵攻占通安州和會理縣城,確保渡口安全;另一方面妥善對待俘虜,通過教育改造吸納他們加入紅軍。更為令人動容的是,毛主席格外關心協助渡江的船工,特意叮囑后勤人員殺豬宰羊慰勞,給船工多發工錢。當時紅軍戰士一天只吃兩頓飯,船工們卻能一天吃6頓;戰士們難得見一次肉,船工們每頓飯都有肉;每天還給每位船工發5塊大洋工錢。渡江結束后,考慮到銷毀船只會影響船工生計,又額外給每位船工補發了30塊大洋。這份細致入微的關懷,讓船工們深受感動,也讓他們全力協助紅軍。每只船上都配有一名紅軍戰士,幫忙整理船具、傳遞物資,確保船只全天候運轉,極大地提升了擺渡效率。
在金沙江的急流中,木船往返一次需要40分鐘,按照這個速度,全軍過江至少需要一個月,而敵人的追兵隨時可能趕到,情況危急到了極點。為了加快渡江速度,船工們自發實行“歇人不歇船”的輪班制,日夜不停地擺渡。夜里,紅軍戰士在渡口兩岸點燃火把,熊熊火光將江面映照得通紅,江面上的船只往來穿梭,雖忙碌卻井然有序。楊科長告訴我們,當年毛主席就住在江北渡口岸邊的這個巖洞里,他把兩只文件箱拼在一起當作辦公桌,就在這簡陋的環境中,對著地圖徹夜分析軍情,指揮后續部隊渡江,直到大部分紅軍順利過江,才帶領指揮部繼續前進。
正是在這樣高效的指揮與深厚的軍民協作下,中央紅軍主力于5月9日全部渡過金沙江。而敵人的先頭部隊兩天后才趕到江邊,敵人大部隊更是晚了整整7天。楊科長還跟我們講了一個有趣又解氣的細節:紅軍當年還編了一出活報劇,劇中敵人追到江邊時,連紅軍的影子都沒見到,只在沙灘上撿到一只草鞋,最后只能拿著這只草鞋回去向上司報功請賞。這看似詼諧的情節背后,是紅軍機動作戰的偉大勝利。渡過金沙江,中央紅軍徹底擺脫了數十萬國民黨追兵的圍追堵截,實現了戰略轉移的關鍵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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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見《中國作家》(文學版)2026年第9期
【作者簡介:胡世宗,軍旅作家、詩人。1943年出生在遼寧沈陽。1962年加入中國人民解放軍。196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原沈陽軍區政治部文化處處長、沈陽軍區政治部創作室副主任。1958年開始發表作品。1965年出席全國青年業余文學創作積極分子大會,受到周恩來、朱德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1980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現為遼寧省作家協會顧問。創作出版詩集、散文集、報告文學集、評論集《北國兵歌》《鳥兒們的歌》《沉馬》《鐵血洪流·漫談長征精神》《最后十九小時》《洪流放歌·我寫雷鋒60年》《永不止步——我的成長之路》《胡世宗日記》等各類文學藝術專著81部,主編和編選文學作品集《新詩絕句》《致敬雷鋒·詩選100首》等46部。有作品收入中小學課本。作詞的歌曲《我把太陽迎進祖國》獲2001年中宣部頒發的全國五個一工程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