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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王璐琪《我從小鎮來》:把名字還給具體的人
來源:文藝報 | 舒輝波  2026年09月09日11:32

每個時代,都在不斷制造新的概念。今天,我們早已熟悉“小鎮做題家”“留守兒童”“寒門學子”這樣的名詞。它們幫助我們迅速辨認一種群體,也幫助社會更有效地理解現實。這種概念的抽象,把無數不同的人歸入了同一種敘述。

于是,我們越來越容易談論某種群體,卻越來越少想起一個個具體的人。

把抽象的“概念”寫成具體的“人”

第一次讀王璐琪的兒童小說《我從小鎮來》,我幾乎也是沿著這樣的路徑進入作品的。劉長明、賀蘭、馬紅河三個孩子,來自被叫作“高考工廠”的陵坦鎮中學。那里沒有捷徑,也沒有“主角光環”。他們只能在日復一日的低頭書寫中,為自己悄悄種下一個夠得著的遠方。

讀完這本書,我想到的是高考、教育,是城鄉差異、階層流動,也是這些年不斷出現在公共輿論中的“小鎮青年”。它們構成了小說的重要現實背景,也構成了許多人理解這部作品的方式。可是,當小說讀完以后,讓我難忘的是一個一頓要吃三碗米飯的少年,卻因為嬸子好心給他碗底放了個咸鴨蛋黃而換了一家飯館。如果換一種寫法,作者完全可以告訴我們:“劉長明自尊心極強?!币痪湓?,人物便完成了??墒?,王璐琪并沒有這樣做。社會學總希望解釋一個人為什么如此,它需要概括;文學卻愿意先安靜地注視一個人怎樣生活。因為,一個動作有時候比一個概念更誠實。

劉長明冬天穿著露出腳踝的舊鞋,腳趾因為長期擠壓而變形。班主任送來一雙加棉的運動鞋,他沒有立刻穿上,而是先把舊鞋悄悄藏起來,不愿意讓老師看見。父親出事,他一度動了偷錢的念頭。從那以后,他總覺得袖口沾滿了羊毛,于是一遍又一遍地拍打自己的衣袖。小說沒有寫他的自卑和良知的掙扎,只是從側面寫了這些微小的細節。

《我從小鎮來》真正可貴之處,并不在于它給出了一套關于高考的解讀,而在于它始終克制著不去給人物下定義。人永遠比概念復雜,也遠比各類解釋更加豐富。這些細碎的行為,比任何標簽都更貼近一個人的本真。

我很喜歡《我從小鎮來》的寫法,作家始終克制替人物解釋自己的沖動:當一個孩子變得沉默,我們下意識地會尋找他的成長經歷;當一個少年表現得敏感,我們會想要分析他的家庭環境。解釋當然重要,它幫助我們理解世界。可是,文學有時候愿意停在解釋之前。相信人物能夠自己說話,也相信讀者能夠自己理解,這恰是作家最大的克制與信任?!段覐男℃倎怼冯m然討論的是高考,是城鄉之間巨大的落差,是家境貧寒的少男少女如何成長,卻始終沒有變成一本關于這些問題的“說明書”。因為作者真正關心的是具體的、血肉豐滿的人。

我想起美國學者漢娜·阿倫特曾在《人的境況》中談及關于“Who”與“What”的區分。現代社會越來越擅長回答一個人“是什么”:學生、教師、貧困生、留守兒童。這些身份幫助社會管理,也幫助公共討論迅速建立起共同語言??墒牵鼈兘K究回答不了另一個問題:他是誰?阿倫特曾經提醒我們,一個人是“誰”,并不能由身份決定,只能在他的行動、選擇和故事中慢慢顯現。

《我從小鎮來》中的重要細節,都在回答一個人“是誰”的問題:劉長明從來不等同于“貧困生”這個標簽,他是會為了一枚鴨蛋黃調換座位吃飯的少年,是會把舊鞋悄悄藏起來的人,也是反復拍打袖口,最終站在拘留所外喊出“我走”的人。賀蘭也不是“高考移民”,而是一個喜歡讀書、喜歡籃球,也不斷尋找自己位置的少年。馬紅河不是“寒門女孩”,小說寫了那口“補鐵”用的大鐵鍋,寫了她在下冰雹時沖向母親的餛飩攤,寫她剪掉長發陪妹妹頂著蘑菇頭,是這些細節,一點一點地組成了她。

文學不反對概念,真正值得警惕的是,當概念代替了一個人的時候,文學便開始沉默了。王璐琪始終在做另一件事情,她不斷讓概念停下來,讓一個個具體的人,慢慢走到我們面前。

文學守護的,是不可替代的人

與其說《我從小鎮來》的可貴之處在于塑造了令人難忘的人物群像,不如說,作品沒有讓人物退回到概念里。他們的生命,已經擺脫了標簽,重新擁有了自己的重量。于是,我們不再說貧困生、高考移民、寒門女孩,當一個個名字出現的時候,一個個人也就鮮活起來了。

法國哲學家保羅·利科認為,人的身份并不是一個固定的事實,而是在講述中不斷形成的。真正讓他們成為自己的,是那些無可替代、無法復制的人生經歷。文學講述的不只是一種命運,而是這一種命運,為什么只屬于這個人。

寫到這里,我又想起了法國哲學家西蒙娜·薇依關于“注意”(attention)的看法。她認為,真正的“注意”,不是居高臨下地理解別人,而是把自己的目光安靜地停留在另一個生命身上,讓對方按照自己的樣子慢慢顯現。過去,我更多地把它理解成一種倫理學;今天,我更愿意把它理解成一種文學。小說家為什么總要寫那些看似無關緊要的細節?為什么總要停留在一句沒有說完的話、一個細微的動作、一段漫長的沉默?因為真正的書寫,并不急于概括一個人,而是愿意陪伴一個人,陪他沉默、遲疑、犯錯,也讓他慢慢成為自己。這種陪伴,是文學最大的善意。

《我從小鎮來》抵抗的不僅是貧窮、城鄉差異和教育的不平等,它真正抵抗的是另一種更容易被忽略的東西:遺忘。不是記憶中的遺忘,而是概念造成的遺忘——當一個人被貼上標簽的時候,他身上的無數細節就會隨之消失。文學讓我們重新記住,每一個統計數字里面,都藏著一段無法復制的人生。希望每一個概念,都能夠重新回到一個人的故事。也只有在那里,一個人的名字,才真正擁有意義。

《我從小鎮來》沒有否認現實。小說里的高考壓力、城鄉差異、家庭困境,都是真實存在的。它們共同構成了人物生活的背景,也塑造了人物必須面對的人生處境。小說沒有回避時代,卻始終把目光停留在人身上。這種寫法,讓我想起現實主義文學傳統。真正的現實主義,不是不斷擴大時代的聲音,而是在時代最喧嘩的時候,依然能夠聽見一個人的聲音;不是不斷強調社會結構如何塑造個人,而是在一切結構之中,仍然堅持一個人不可替代的存在。因此,現實主義不僅是一種題材、一種立場,它首先是一種目光,一種始終愿意凝視具體生命的目光。

魯迅筆下的孔乙己、祥林嫂之所以令人難忘,因為他們代表了一個時代、一個階層的命運,也因為魯迅沒有把他們寫成“這一類人”。他們作為一個個具體的人存在,才能真正成為時代的典型。我認為,《我從小鎮來》也延續了這樣的現實主義寫作傳統。作品沒有創造驚心動魄的傳奇,只是認真地陪伴幾個少年長大。這些細小的瞬間,看似普通,卻構成了一個人真正的生命紋理。

文學不會代替社會學解釋世界,也不會代替新聞記錄時代。它做的是另一件更緩慢也更艱難的事情。它不斷把那些即將被概念覆蓋的人,重新帶回我們眼前。每個人的人生,都值得被完整地講述。由此,“把名字還給他們”也獲得了更深一層的意義。劉長明,一個來自西北的“逃兵”;賀蘭,一個把自卑收進沉默里的復讀學生;馬紅河,一個靠母親一碗碗餛飩供養的女孩……他們的名字是一種稱謂,也意味著不可被替代的獨特性。文學守護的就是這些名字背后的面孔、聲音與選擇,是那些無法被統計、被歸類,也無法被宏大敘事完全統攝的生命經驗。

這是《我從小鎮來》留給我們的啟示,也是文學留給我們的啟示。

(作者系湖北省作協副主席,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新聞與文化傳播學院教授)